丁堡骏 ：论《资本论》俄国化与中国化（完整版）

点击：  作者：丁堡骏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发布时间:2018-06-19 10:31:55

 

【摘要】本文分别研究了《资本论》俄国化和《资本论》中国化。关于《资本论》俄国化，我们分析了马克思对于《资本论》俄国化的亲自指导、分析了列宁根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开创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分析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战略退步、分析了斯大林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勇气和理论气魄领导苏联人民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关于《资本论》中国化，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走列宁所开创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析了邓小平同志在面对苏东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失败危机，提出用新经济政策的办法实行战略退步、分析了习近平同志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析表明，这是一条反对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不在于将《资本论》中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理论，不加分析地随便套用于半农奴制、半封建的旧俄国，也不能将其不加分析地套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首先最重要的是要运用《资本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分析俄国和中国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环境，得出结论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其次，在《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确定俄国和中国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以后，那么很自然的结论就是，《资本论》中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理论不能俄国化和中国化。《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大有作为的是《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俄国化和中国化。和这个经济基础建设相适应的，要加强上层建筑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以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需要。《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取得巨大成就，就在于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资本论》俄国化出现曲折和失败，也在于没有很好地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因此，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要继续坚持《资本论》中国化，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

 

 

 

今年是《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出版150周年，同时也是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150周年的《资本论》传播过程，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对其进行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的过程。在《资本论》出版、传播以及《资本论》被创造性地运用于人类社会改造的过程中，特别是在100周年前，列宁创造性地《资本论》运用于俄国并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既有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繁荣昌盛的景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在地球上占领土面积四分之一和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一还多的国家里建立起来了并获得迅速发展;也有西风压倒东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悲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局势惊涛骇浪的剧烈变化中仍然巍然屹立，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建设成就，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忘初心继续前行，还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敌对势力却用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的反面典型，借题发挥出各种错误理论用于摧毁我们的自信。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没能冲破“早产儿”必然夭折的魔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能否最后冲破这种魔咒呢?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才能真正走稳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战胜各种困难、继续前行并取得最终胜利，还必须要在理论上证明社会生产力处于较低水平的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可能性、现实性和正义性。本文试图从《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的视角来证明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从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新跃进。

 

一、马克思主义俄国化：马克思亲自指导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论》运用于俄国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

 

19世纪60年代，俄国一部分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围绕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途问题积极发表不同的理论观点。据马克思的考证，俄国文学家赫尔岑是从德国历史学家奥•哈克斯特豪森的《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中了解到俄国的农村公社的。赫尔岑认为，俄国可以在公社的基础上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自由派经济学家则主张俄国只能走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即“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1872 年《资本论》俄文版在彼得格勒出版，《资本论》提升了俄国理论界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水平，但是，同时也引起了俄国各派学者之间关于如何运用《资本论》的理论解决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发展道路的严重认识分歧。俄国思想理论界的争论引发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未来发展道路问题的理论思考和阐述。

 

1.马克思1877年关于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

 

1877年，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的法庭上》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米海洛夫斯基针对茹科夫斯基等人的批评(即批评马克思把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强制推广应用到俄国)，而为马克思辩护。但是，米海洛夫斯基的辩护在马克思看来却暴露了他对《资本论》误读。为了纠正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有关内容的误读，特别是为了回应茹科夫斯基的批评意见，马克思于1877年11月写下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将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问题归结为：“俄国应当向他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1]马克思明确表示自己和许多俄国民粹派学者一样，赞成俄国选择后面的这条道路。与民粹派学者不一样,马克思的结论是基于自己的认真学习和研究工作而得出的结论。马克思说：“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们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2]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还进一步耐心细致地向俄国读者解释了《资本论》中“原始积累”一章的本意。首先，马克思强调《资本论》“原始积累”一章所揭示的剥夺农民，然后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仅限于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不适合用于解释俄国公社未来发展道路。其次，马克思又进一步强调：如果硬要把“原始积累”一章拿来解释俄国公社的未来发展，那么，它能够应用到俄国的东西是很有限的。这种有限的东西就是，“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3]。换言之，马克思这里仅仅是说，如果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俄国必须解体农业公社。但是，马克思强调，俄国公社并非只有一条私有化进而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为了阐述这一道理，马克思分析了古罗马土地所有制解体，而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例子。古代罗马平民起初拥有自己小块土地，后来他们被剥夺了，不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且还被剥夺了生活资料。这一被剥夺的过程，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这些被剥夺的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什么也没有。而且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这一剥夺过程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剥夺过程很相似，但是，罗马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罗马走上了奴隶制社会的道路。从这个例子中，马克思得出结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4]

 

由此，马克思强烈反对俄国马克思者将《资本论》中“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公式化、教条化，并错误地运用到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俄国。马克思谴责他的批评家，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是超历史的”[5]，因而也是不科学的。由此，马克思强调要对俄国公社的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总的来说，马克思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总基调，是积极支持俄国民粹派思想家为自己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道路的新的发展道路。

 

2.马克思1881年关于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写完以后，马克思考虑到当时俄国局势不利于发表此文，并没有把它寄给《祖国纪事》杂志。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发现了这封信，恩格斯又把它寄给了查苏利奇，一直到1885年才在彼得堡出版。因此，自1872年《资本论》俄文版出版，截止到1885年，俄国理论界并不知道马克思对于《资本论》，特别是对“原始积累”一章内容在俄国运用的这种否定态度。当然了，我们也无法断定：如果马克思的这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在当时的俄国能够及时面世，俄国还能不能有“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为瓦解俄国农业公社进行辩护?无论如何，在1872年以后的俄国，还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理论为瓦解俄国农业公社进行鼓动。出于对于这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怀疑，查苏利奇于1881年2月16日给马克思写信，向马克思求教有关理论问题。她希望马克思能够就《资本论》在俄国的运用和俄国公社的未来发展前途问题，给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解答。为答复查苏利奇来信所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写了四个草稿和一份正式稿的复信。

 

在1881年3月8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开篇就重复了他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观点。他强调《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一章内容，仅限于解释西欧的资本主义起源，而不适合于解释俄国公社的解体。关于如何认识俄国公社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马克思首先坚持认为，“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6]。其次，马克思又郑重地声明：“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7]。在这样一段简短的文字中，马克思不仅宣布了“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而且还进一步强调俄国应该怎么做。马克思说，要使俄国公社发挥这种积极的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8]

 

可见，在1881年《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仍然坚持了他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报编辑部的信》中同样的观点。只不过，马克思1881年的态度与1877年相比更加明确了，对俄国公社走正确的发展道路又给出了更加具有可操作的办法。

 

如上所述，在正式复信中马克思强调“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比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9]。那么，马克思究竟进行了哪些专门研究呢?在复信的初稿、第二稿和第三稿中，马克思详细论证了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指出：“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10]从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这里特殊强调俄国公社和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特别强调俄国公社不是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生存的。那么，这里紧跟着的问题就也就来了：为什么俄国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它就可以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用到马克思在1845年写成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思想：一个民族为本民族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个民族为全人类所做的事情。马克思说：“正象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象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1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在英法工业革命之后，俄国生产机器可以直接继承英法工业革命的成就，而没有必要使俄国再重新经历一次独立的俄国的工业革命。在哲学领域，在德国古典哲学诞生之后，俄国的哲学也可以直接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而没有必要再重新孕育产生一个俄国的黑格尔和俄国的费尔巴哈。

 

按照马克思的这一重要原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就，是属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但同时也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全人类的，当然也可以是属于俄国的。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俄国公社是与西欧资本主义是同时代的东西的意义了。它的意义就在于，西欧资本主义的时代性使俄国公社与古希腊或者古罗马的原始公社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第二草稿中，马克思说：“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着重点为引者所加的——引者注)。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我顺便指出，俄国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类型的最现代的形式，而后者又经历过系列的进化)。”[12]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第三草稿中，马克思又进一步详细地比较了俄国农业公社与古代公社的区别于联系，强调俄国农业公社是与古代公社不同的“新型公社”[13]。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得出结论：俄国公社完全不必重走西欧资本原始积累以及在原始积累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的老路，俄国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径直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针对俄国自由派经济学家主张俄国必须沿着欧洲国家走过的道路，即先走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马克思批评道：“如果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否认这种结合的可能性(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引者注)，那末，就请他们来证明：要在俄国使用机器，它必须先经过机器生产的孕育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可说是在几天之内就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在俄国建立起来呢?”[14]从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按照马克思的逻辑，主张俄国必须要先走完整的不折不扣的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是荒谬的，其荒谬程度就如同我们今天在俄国使用汽车，我们还必须要不折不扣地沿着当年英国和法国的蒸汽机发明、蒸汽机由外燃机到内燃机的每一个进化过程再爬行过来一样。同样，在马克思看来，主张俄国必须要先走完整的不折不扣的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是荒谬的，其荒谬程度就如同我们今天各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在俄国建立一个银行或者建立一个股份公司，还要像欧美国家那样要经历一二百年的时间再去重新摸索如何建立银行制度和股份公司制度一样。事实上，俄国今天生产机器，完全可以从现代科学技术出发进行生产，而不必去重复英国和法国漫长的机器发明和机器进化的探索过程。市场经济的银行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建设也完全不必一步一趋地爬行一二百年的市场经济道路。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为什么马克思不能容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用《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剥夺农民的逻辑，去论证如何用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去解体俄国农业公社。为什么马克思积极支持俄国民粹派思想家探讨使俄国社会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崭新道路了。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草稿(包括初稿、第二稿和第三稿)中，马克思还较详细地论述了俄国公社所具有的二重性：兼有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的二重特征。俄国农村公社的这种二重性，一方面可以成为它具有强大生命力，跨越资本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又可以成为它逐渐解体，私有化而走向资本主义。究竟哪一方面能够成为主流，完全取决于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

 

马克思特别强调要注意消除俄国社会使其瓦解的因素。马克思说：“把一切多少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撇开不谈，那也用不着向您说明，目前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存的危险来自一致反对它的那些强有力的利害关系者。某种在国家帮助下靠牺牲农民哺育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同公社对立的;它所关心的是公社的毁灭。并且为了地主的利益，创造出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而把贫苦农民即农民大众变为普通的雇佣工人，也就是说，要保证自己获得廉价的劳动。公社受国家勒索的压制、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剥削和高利贷者从内部的破坏，那它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呢！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15]马克思在这里清晰地指出了，从利益关系上来看，威胁俄国公社安全的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国家压迫和新生资产阶级的剥削。

 

马克思不仅坚信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且还指出了跨越的方向。马克思说：“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16]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第一，俄国公社集体占有土地的自然基础;第二，俄国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的历史环境;第三，俄国土地天然地势;这三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总路径是，使用机器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目前面临的任务是，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总结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四份草稿和一份正式稿，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马克思充分肯定俄国公社存在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第二，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俄国公社能够跨越的条件及其如何创造条件已实现跨越;第三，马克思指明了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具体方向是，使用机器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

 

二、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恩格斯的错误以及马克思对他的纠正

 

1.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论

 

恩格斯于1874年5月至1875年4月为《人民国家报》写了一组文章，其总题目为“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讨论欧洲民主运动、工人运动和俄国问题。其中讨论俄国问题的第三篇文章在《人民国家报》发表以后，彼得•特卡乔夫写了一篇《致1874年度〈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在苏黎世《哨兵报》发表。马克思看到这本小册子以后在书皮上写了一段话以后转给恩格斯。这段话是，“你写点东西出来，不过要用讥讽的笔调。这愚蠢透了，甚至连巴古宁也能插一手。彼得•特卡乔夫首先想向读者表明，你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因此他臆造出各式各样不存在的争论点来。”[17]在马克思的这一建议下，恩格斯写出了“流亡者文献”中的第四篇和第五篇文章。第五篇文章后来又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出版了单行本。

 

从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中这两篇关于俄国问题的论文内容来看，在第四篇文章中，恩格斯似乎已经完成了马克思交给他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基本上澄清了特卡乔夫对自己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和污蔑，也否定了特卡乔夫为巴古宁主义者对待俄国态度的辩护。而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恩格斯似乎要谈一些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特卡乔夫认为俄国公社比欧洲更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他讲俄国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也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俄国工人阶级仅仅和俄国国家政权作斗争，由此他断定俄国工人阶级更容易夺得政权。针特卡乔夫对的观点，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有革命者——无产阶级，而且还要有被革命的对象——现代资产阶级。在俄国农村原始共产主义公社之中，既没有现代工人阶级，也没有现代资产阶级。由此，在俄国农村原始共产主义公社中怎么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呢?恩格斯讥讽特卡乔夫不懂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常识。

 

特卡乔夫否认俄罗斯国家与封建地主阶级、与新生资产阶级的内在联系。对此，恩格斯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恩格斯承认俄国面临社会革命，但是恩格斯极力否认这种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恩格斯写道：“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社会形式——而且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是零星出现并且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状态下来实现！”[18]恩格斯用讥讽的语调写道：“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俄国人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选民，而且他们还有劳动组合和土地公社所有制”[19]这里恩格斯的意思是，在俄国既不能有无产阶级，更不能有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

 

俄国人是“社会主义的选民”，恩格斯的贬义是不言自明的。对于特卡乔夫所谓的俄国人有劳动组合和土地公有制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恩格斯又逐一进行了反驳。恩格斯强调俄国公社的劳动组合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消失了的和正在消失的原始共产主义劳动组合没有任何区别。对于俄国农业公社，恩格斯认为它的命运只能是，在不断地被瓦解的过程中走上先是私有化，然后再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恩格斯写道：“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2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恩格斯相信俄国公社的正常发展道路是“趋于解体”。第二，恩格斯为了严谨，才提到不排除俄国公社有一条跨越发展的道路。但是其条件是，西欧“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第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这就是1875年恩格斯研究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未来发展前途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在1894年撰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时，恩格斯又重复了这一研究结论。恩格斯说：“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需要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要想从这种公社保全点什么东西下来，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世界 、他们的宇宙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到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21]在这里，恩格斯虽然也提到“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世界 、他们的宇宙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到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但是，恩格斯更强调的是，“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是说，恩格斯的着眼点还是俄国革命引起西欧革命。恩格斯更强调的是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给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与援助。

 

2.恩格斯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上的错误以及马克思对他的纠正

 

一般读者会疑惑：为什么你们非要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跨越理论进行对比?为什么你们非要这样残酷地在两位伟人的理论观点之间进行取舍和选择?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人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之间的差异或者它们之间的不和谐之处?其实，我们选择做这样的工作，绝不是我们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恩格斯的跨越条件理论，是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事实相矛盾的。这种理论矛盾，在苏东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向前发展的时候，人们也许还可以忽略它的存在。但是，当苏东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失败以后，人们必须要清楚地回答苏东社会主义事业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主义一直受到国际垄断资本和国际反动势力的“颜色革命”的颠覆威胁。目前，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以苏联、中国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借口否定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今天中国的理论界，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空想成分;还有人跟在第二国际理论界的身后，讲所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主义是“早产儿”;还有人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搞早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搞急了;甚至有人公开以恩格斯的西欧社会主义先胜的条件论未能满足，来否定苏联曾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22]。在种人看来，苏联东欧国家，也包括中国是在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共产党蛮干的结果。因此，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或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夭折，或者是尽快改弦更张，走变相的资本主义道路。近年来我们看到吴敬琏等人又跟在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后面污蔑中国共产党的许诺建立地上天堂，到头来却是落到了建立人间地狱的结果[23]。这些人进行“理论论证”就是为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看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唤起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是没有困难的。这种困难就在于，中国现实劳动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共产党能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吗?国内外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学者、政界人士对这个问题做否定的回答。他们所依据都是恩格斯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要事先胜利的条件论。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继续向前发展，在理论上我们就必须对于恩格斯的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先行胜利的条件论做出取舍。理论的坚定性来源于理论的彻底性，“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24]

 

（1）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比较

 

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做一比较，我们发现两位经典作家在跨越理论上既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我们先来谈两位经典作家在跨越理论上的相同之处。第一，恩格斯1875年出版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是在马克思的建议下完成的。因此，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许多观点的阐述，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体现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例如，澄清特卡乔夫对于恩格斯的一些无端的指摘，批判特卡乔夫的巴古宁主义倾向等等;

 

第二，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署名《〈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在这篇序言里写道：“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解体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5]由于这个序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署名的，当然可以认为这里的观点是马克思认同的。

 

从上述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认为，俄国这个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的国家存在着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道路的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两位亲密战友在跨越理论上的不同之处。首先，在跨越理论文献中，马克思形成于1875年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之后的著作中，没有引证和肯定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的观点。如前所述，当时是马克思向恩格斯建议：“你写点东西出来，不过要用讥讽的笔调”，于是恩格斯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批判特卡乔夫。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于1875年完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于1877年写作《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明确知道此前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对有关俄国公社发展道路问题有过研究。但是，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并没有援引恩格斯的观点予以肯定。另外，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各个草稿中，也仍然没有一处在很具体的理论层面上肯定恩格斯的上述成果。这绝不是马克思的疏忽！马克思对待科学的严肃认真态度、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伟大友谊，没有那一方面能够允许马克思埋没恩格斯的研究成果。上述这些事实就足以使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是不是不赞成恩格斯1875年完成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主要观点?

 

其次，从跨越结论和实现跨越的条件方面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原则上差别。马克思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俄国民粹派和俄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支持他们为俄国公社探索走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全新道路。这是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全新的道路，即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又继承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成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坚信在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公社面前，存在着这样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主要障碍：主要是新兴资本力量的影响。根据这些分析马克思给出了实现跨越的办法和路径：首先，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最后，公社将走向大规模采用机器进行生产的集体化道路。然而，从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及其《序言》和《跋》来看，对于俄国公社的未来发展道路，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判断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恩格斯是相信俄国公社趋向解体;其次，虽然在理论上仍然还承认俄国公社存在着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但是恩格斯却又从给出俄国公社跨越条件的角度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如上所述，恩格斯给出的条件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26]要知道，西欧“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条件是相当苛刻的。不仅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是20世纪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胜利、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在上述国家也仍然不具备这个条件。

 

再次，从对跨越的含义来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也有较大的不同。关于跨越的含义，恩格斯对问题的表述：“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27]在这里恩格斯把俄国公社跨越发展的时间起点定位在，“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在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前，东方国家是不可能跨越的。这就是说，恩格斯只承认前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有“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避免的灾难到底是什么?是开辟资本主义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痛苦和斗争，还是西欧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常情况下也要经历的痛苦与斗争?如上所述，马克思一直主张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就是，马克思一直主张，俄国公社既不要经受资本主义由于其发展经验的不足而走曲折道路所带来的苦难，也不要经受资本主义正常发展而不可避免的痛苦。而恩格斯则只强调，俄国公社可以避免“西欧资本主义开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痛苦。因此，恩格斯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认识，限于减轻资本主义发展由于经验不足而带来的痛苦。恩格斯不是明确主张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正常发展阶段。事实上，马克思是强调前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走向作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和趋势的那个社会主义。“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或者像一位美国作家(这位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a revival)”[28]马克思显然是主张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径直走向资本主义所趋向的那种社会形态，也就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或者走向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2）恩格斯的理论错误以及马克思对恩格斯错误的纠正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上的重大差别还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如此，马克思在恩格斯的著作出版以后，还默默地试图对恩格斯理论错误进行纠正。这是一个应该引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给予重视，而事实上并没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足够重视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及时而有效地加以澄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思想混乱以至于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必须要对其予以澄清。

 

首先，马克思纠正了恩格斯对于俄国公社性质的片面认识。恩格斯把俄国公社的孤立性和封闭性看得很重，把它看做是和古希腊古罗马原始共产主义公社没有区别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得出俄国农村公社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的结论。正是这种思想倾向，使恩格斯看不到俄国公社光明的前途。事实上，恩格斯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俄国公社能直接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积极成果而获得新生的可能性的。而马克思则对俄国公社的性质做了完全不同的分析。马克思承认：“…公社受到诅咒的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不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能有任何历史创举吗?”[29]但是，如前所述马克思更看重俄国公社是与西欧资本主义同时代的。这种时代性就足以使俄国公社能够获得新生。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第二特别是在第三稿中，具体分析了俄国公社作为现代的农业公社与历史上的各种公社的本质区别：第一，马克思指出俄国“农业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第二，在俄国农业公社中房屋及房屋所附属的园地，是农民私有的。第三，耕地是公共财产，定期在农民中间重新轮流使用。马克思把俄国农业公社概括为二重性：兼有公有和私有的性质[30]。马克思坚持俄国公社有两种前途：或者私有成分占了上风，走瓦解的道路;或者公有成分占了上风，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而恩格斯是坚持认为俄国公社只有一种前途，即瓦解的前途。

 

其次，对俄国人习惯的劳动组合，恩格斯否定其对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积极作用，而马克思却给予积极的肯定。特卡乔夫用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来论证俄国公社能够有新生。恩格斯对此予以彻底否定。恩格斯说：“总之，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完全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要劳动组合本身能够向前发展，抛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替资本家服务比替工人服务还要多的形式，并且它还必须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31]在恩格斯的心目中，俄国劳动组合的发展水平永远也达不到西欧资本主义劳动组合的水平。总之，恩格斯否定俄国公社的劳动组合会有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观点。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第三稿中说：“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这特别便于他们从小土地劳动到合作劳动，并且他们在草地的割草、以及像排积水等公社的作业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合作劳动。…这种直到今天还在俄国公社里实行的制度，毫无疑问是和农艺学的要求矛盾的。除其他种种不便外，这种制度也造成人力和时间的浪费。可是，这种制度虽然乍看起来似乎和集体耕种相矛盾，但它的确有助于向集体耕种的过渡。”[32]可见，马克思对于俄国公社的劳动组合有利于向共产主义集体生产过渡的观点是积极肯定的。

 

再次，对于土地公有制，马克思认为它已经经历了许多变革而顽强地保留下来了，它有利于俄国公社实现向共产主义跨越是显然的。

 

从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些纠正和补充来看，恩格斯的主要错误在于，他在佟特卡乔夫论战时，不知不觉地将俄国公社孤立化，使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总联系。这样俄国公社就成了没有任何升级和希望的过时了的东西。这样恩格斯也就看不到俄国革命的新高潮与新机遇。总之，马克思坚持辩证法，恩格斯却不知不觉地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3）马克思对恩格斯错误的纠正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以至于恩格斯的错误影响到他对俄国革命形势的判断

 

马克思是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和合作伙伴，当然马克思不会像对待其他论敌那样通过公开论战来解决认识分歧。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我们能够看出马克思晚年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马克思写到：“最近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是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承蒙您向我提出问题，但很遗憾，我却不能给您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说明。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就同一题目写一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疑问。”[33]在这种身体状况下，马克思只能默默地纠正恩格斯的错误，而不能采取更加积极和有效的方式纠正恩格斯的错误。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理论错误所进行的这些纠正，并未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以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事件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首先，恩格斯由于这种理论错误，必然会是恩格斯低估俄国的革命力量。他说：“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中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当俄国公社已经不再在公有制的原则上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呢?”[34]恩格斯继续说：“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公社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整整5000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35]恩格斯这里否定俄国革命力量的存在。当然，恩格斯也就看不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日益逼近。

 

其次，恩格斯对俄国革命形势的误判：俄国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恩格斯曾批评特卡乔夫说：“至于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从属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 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特卡乔夫先生说，它将是社会革命。这纯粹是一种赘言。任何一个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居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在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形态——而且是在不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还不是到处都碰得见并且都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这种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据说是因为俄国人具有劳动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可以说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36]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以及其高超的论战手法对待特卡乔夫。恩格斯首先抓住特卡乔夫把即将发生的俄国革命成为“社会革命”，将其否定为“这纯粹是一种赘言”。其次恩格斯推断出特卡乔夫想说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怕被别人误会，恩格斯还特别界定为是“它将在我们在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形态”。恩格斯断然否定俄国发生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跋》中说：“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需要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要想从这种公社保全点什么东西下来，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世界 、他们的宇宙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到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们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37]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否定1882年自己和马克思的观点，即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是，恩格斯更加强调西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对俄国公社跨越的作用。恩格斯相信俄国也许会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恩格斯甚至也相信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能给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以推动，但是恩格斯仍然坚信没有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先行胜利，俄国是不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见，恩格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俄国可以先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那么，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事实又如何呢?

 

三、《资本论》俄国化：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1、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及以后俄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前所述，恩格斯断言：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可能先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列宁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恰恰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明显低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俄国，而且还获得了胜利！恩格斯曾经用“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否定俄国人民和俄国革命。现在问题已经不在于俄国人民是否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问题在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恰恰用事实证明了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并获得胜利。无可辩驳的事实是1917年的俄国接连发生了两次大的革命：首先，发生了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统治俄罗斯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领导的临时政府。其次，紧接着又爆发了十月革命。刚刚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还没来得及喘息一口气，就被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推翻。工业无产阶级联合农民阶级形成了全新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历史，无情地证伪了恩格斯的欧洲事先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给俄国公社以物质支持的跨越条件理论。现在，俄国在既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世界背景，也没有西欧无产阶级在物质技术上给俄国以支持的前提条件下，却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两次革命先后爆发的时间间隔不超过八个月。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进行资本主义建设时间不足八个月，就被列宁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所取代了。资产阶级统治不仅时间异常的短暂，而且就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俄国资产阶级由于其软弱性，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也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俄国社会经济既没有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没有完成资产阶级进行统治所应完成的时代任务。因此，俄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获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再来看十月革命以及以后的俄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具体变化。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文章中说：“不论无政府主义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是国际上这一社会类型阶层的俄国代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讲了不知多少糊涂话。四年来的事实已经完全证实，我们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以往革命经验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比谁都更加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完全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38]。列宁分别列举了君主制、等级制、农奴制、宗教、妇女和民族等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列宁用事实说明了，在西方国家一百二十五年、甚至二百五十年以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怎样在苏维埃政权中短短几年中就彻底地解决了。

 

列宁得出结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而顺便被完成的。列宁强调，“所有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英雄们，都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39]列宁将苏维埃制度看作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证明。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到1921年列宁撰文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四周年，在这样短短的四年的时间内，苏联完成了作为副产品的民主革命任务，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因此，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证明了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真理性。苏联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2、列宁的“四月提纲”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所谓“经济前提”

 

在1917年的二月风暴以后，俄国建立起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按理说，革命应该告一段落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应该寻求转变为长期的巩固的资产阶级政府，并作为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领导俄国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可是，在瑞士过着流放生活的列宁，闻听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立即就得出自己的判断：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几经周折，列宁取道经过德国和瑞典秘密于1917年4月3日夜里返回彼得格勒。第二天也就是4月4日，列宁出席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在会上列宁作了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史称“四月提纲”。“四月提纲”的核心思想是，“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是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级手中。”[40]列宁提出将刚刚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四月提纲”却遭到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其他党派以及各界人士的普遍反对。孟什维克批评列宁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从俄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而是企图使俄国社会发展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布尔什维克内部也有许多党员认为，这是列宁长期旅居国外，脱离俄国社会生活条件而提出的“乌托邦计划”。他们的一致判断是，当时的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物质条件。

 

他们对俄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恩格斯当年对俄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如前所述，恩格斯对于俄国革命最大限度地承认俄国能够发生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绝不承认俄国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后，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更谈不上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及给俄国革命以支持，因此，按照恩格斯的逻辑，俄国二月革命胜利以后，绝对不具备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十月革命前，孟什维克的代表人物普列汉诺夫就激烈地反对“四月提纲”，把四月提纲斥责为“梦话”，十月革命胜利后，普列汉诺夫仍坚持说俄国工人阶级远远没有成熟到能够支撑一个强大国家政权的程度，如果谁要是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将政权强加给它，那只能意味着把他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则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以及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并诅咒俄国社会主义不能成活。不幸的是，20世纪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还真的没有走出——考茨基魔咒。

 

在十月革命胜利100年以后的今天，在我们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继续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中国，还是有很多人强调俄国1917年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中国理论界许多人回避谈十月革命，不敢肯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功绩与贡献。而在少数肯定十月革命的理论工作者中，许多人对十月革命的认识也还是存在问题的。理论界的这种状态，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极为不利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理论家对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究竟存在那些错误。周尚文在《十月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选择》一文中说：“列宁长期流亡国外，俄国的实践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经验，因此他对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敌我友力量的配置以及革命的步骤、前途等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今天看来，‘四月提纲'所提出的转变革命方针的理论依据是欠缺的、确有空想主义和超越历史阶段的问题。”[41]“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只能得出当时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条件尚未成熟，因而发动社会革命还为时过早的结论。”[42]“列宁在病床前特地要手下找来著名的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七卷本《革命札记》，翻阅该书后，他口授了《论我国革命》一文，坦率承认而过当时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43]。那么，“转变革命方针缺少理论依据”、革命转变“有空想和超历史阶段的问题”，这种革命为什么还能够获得胜利呢?“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为什么还能够实行社会主义呢?从上面的论述我们看到，周尚文的回答分两个层次：第一，“任何一场革命，都不是在主客观条件完全具备、并有百分之百能取胜的时候才能发动的。”[44]第二，周尚文以列宁的“先投入战斗，然后见分晓”，来说明俄国十月革命是实践的胜利。周尚文的文章标题是《十月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选择》。周尚文试图要证明十月革命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历史的选择。然而，按照周尚文这里的论证，十月革命是在不具备革命发生的条件下的情况下列宁的一次偶然冒险。因而，按照周尚文的逻辑，他恰恰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十月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而不是历史的选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如果真的不具备革命和革命胜利的条件，那么，这个革命是不会获得胜利的。如果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获得了胜利，这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因为，不说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及其胜利的物质条件是客观的，不能证明俄国十月革命发生时俄国是具备这个客观物质条件，那么，我们就无法证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胜利是必然的。如上所述，周尚文用三段文字来证明十月革命及其胜利是不具备物质条件，我们认为他的论证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我们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转变革命方针缺少理论依据”，“有空想和超历史阶段的问题”，这种革命为什么能够获得胜利呢?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有其客观条件的。具备一定的条件，一定的事件就会发生。反之，不具备一定的条件，一定的事件绝不会发生。我们通常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本身就意味着，任何事物的变化其条件都是客观的不可动摇的。我们人类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事件必然发生所应具备的客观条件。因此，一定历史事件发生必须具备基本条件，这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的。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基本条件，十月革命居然爆发了，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十月革命居然胜利。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不要任何科学的逻辑！

 

其次，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列宁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是怎样“坦率地承认十月革命不具备客观经济前提”的。周尚文说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坦率承认俄国当时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论我国革命》一文全文不超过3000字，贯穿全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列宁驳斥孟什维克理论家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十月革命不具备必要的经济前提”论调。在这样的论战性的文章里列宁怎么会站到敌对立场上去坦率地接受论敌攻击自己的观点呢?

 

列宁对于十月革命不具备必要的经济前提论调是十分蔑视的。对于西欧社会民主党，列宁说：“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亦称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活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45]很明显，在这里列宁用“背得烂熟”、“金科玉律”“各种‘博学的'先生们”等来描述第二国际社会党人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用的是贬义。列宁在说明自己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克服了这种教条主义的束缚才取得了胜利。我们不知道周尚文先生怎么能够从这里领悟出，列宁坦率地承认十月革命不具备客观经济前提的?如果列宁真的自己也认为十月革命不具备革命发生的经济前提，那么列宁岂不是自己也陷入了这种教条主义了吗?

 

对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受他们影响而产生的苏汉诺夫等，列宁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作口头禅。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这里“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当作口头禅”、“千百种强调一再重复”等，这些措辞还不能说明列宁对这些人和他们所持有观点的鄙视吗?从列宁的这种态度我们还不能够看出列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吗?怎么能说列宁“坦率承认俄国当时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呢?我们不知道周尚文先生的结论从何而来！

 

现在我们再来看列宁是怎样回应他的论敌的。针对有人批评列宁过于激进，列宁反驳他的论敌时写道：“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46]

 

针对反对派攻击“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回答道：“第一、既然特殊形势使俄国卷入了西欧各个多少有些势力的国家也被卷入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纳入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而关于这种联合，像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的时候，就认为是一种可能的前途，——那又怎样呢?”[47]列宁显然是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来说明它加速和加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合，进而用这种联合的力量来说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组织和凝聚。怎么能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不具备经济条件呢?

 

总的来说。列宁承认俄国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但是，列宁不承认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列宁论证十月革命的条件，主要是从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所创造的特殊历史条件而进行论述的。列宁的论述没有提及他对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评价问题，或许是马克思因为革命奔波没有读到马克思的这些文献。

 

3、《资本论》俄国化的实践成果：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列宁引证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和1871年给库格曼的信中所谈到的革命灵活性，引证1856年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希望德国的农民运动能够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观点。通过这些引证，列宁试图要说明，在马克思那里不是必然主张俄国要重新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列宁批评苏汉诺夫等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辩证法，批评他们崇尚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批评他们跟在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后面向资产阶级妥协。列宁批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直到现在为止，他们只看到过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如果不作相应的改变……，是不能当作模范的。”[48]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列宁批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不懂马克思主义，列宁所阐述的这些理论观点正是与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批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时所阐述的观点相一致的。马克思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状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9]列宁在马克思之后批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社会党人，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永恒化、教条化的。学术界有人说列宁直到逝世的时候也没有读到马克思1877年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1881年写给查苏里奇的复信。[50]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便可以说，列宁在同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社会当人的论战中独立阐述了和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相一致的思想。当然，列宁对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的分析、对十月革命胜利条件的分析，的确是偏重于从武装斗争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展开分析的。列宁用革命的辩证法，说明无产阶级进行十月革命不必拘泥于机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标准。列宁并没有说明俄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制约十月革命胜利?这是列宁对十月革命及其胜利条件论证上的不足之处。如果列宁引证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中论述，那么，列宁对十月革命及其胜利的条件的论证就会更有说服力。可是，列宁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我们猜想也许列宁由于长期过着流亡生活，而没有读到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四个草稿中。

 

现在我们再来看列宁是怎样论证十月革命的性质和它必然胜利的。列宁强调两点：第一，这是和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相联系的革命。第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51]。分析列宁的这两方面分析，我们看到：第二点是一个结论性的命题，而前面一点才是基础。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所以，这种革命不是纯粹的意义上的民主革命。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是一切社会革命的最根本的决定力量。列宁并没有对俄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于西欧国家，作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绝对的制约因素。马克思强调俄国公社是与西欧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东西，正因为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就可以继承西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时代成就。就是说，俄国虽然从自身局部来看，显性的、俄国局部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于西欧国家，但是，为俄国十月革命奠定基础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不仅限于从俄国一国的社会生产力的范围来看。因为当时俄国所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仅仅是俄国自己国内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反映，而且同时也是当时欧美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体现。这就印证了马克思将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生产方式，是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代的东西，它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结论。明确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重大，进一步明确十月革命以及以后所建立的国家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国家，意义更加重大。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做法，为了证明十月革命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证明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就千方百计地去证明到十月革命时俄国的农村公社已经解体完毕，不仅如此，还要千方百计地去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了足以使资本主义灭亡的高度。实际上，这是自相矛盾的。第一，俄国的经济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俄国公社并没有完全解体。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也远没有发展到足以是资本主义灭亡的高度。第二，英国老牌资本主义，美国后期的资本主义，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哪个国家不比俄国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为什么俄国革命胜利?为什么俄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事情，俄国却做到了呢?对于这些问题，还是要从分析俄国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及其所处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关系才能得到正确答案。用一劳永逸的“一般历史哲学”是永远也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可见，把俄国十月革命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为地予以拔高，进而用庸俗的生产力决定论来说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是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的。其实，按照上述思路论证科学社会主义，还是犯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样错误。这就是将《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教条化为一种“一般历史哲学”。这种按照这种一般历史哲学的公式去写历史，主观臆断地去脑补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这是根本世界观和根本方法论上的错误。

 

可见，列宁在对十月革命条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还是有某些不够完善地方的。为了反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所谓“早产儿”之说，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国理论家和史学家，便不惜一切代价试图证明十月革命爆发之时，俄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足以解释俄国资本主义自行灭亡的程度。只有这样，才为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论证。可是，这又和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的事实相矛盾。因此，我们认为，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必须要承认十月革命以及由此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

 

现在很多人仍然以十月革命发生时俄国的农业公社已经基本解体为由来否认十月革命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里我们要问：究竟什么是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精神实质?我们认为，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精神实质在于，它回答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如果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原始发展阶段，还要不要亦步亦趋地爬行西欧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全过程的问题。马克思经过对俄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得出结论：俄国农村公社完全可以不经过爬行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道路，可以不走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径直走进欧美资本主义也必将要走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是马克思第一个给出科学的理论论证的。至于后来列宁又具体考察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革命力量的发展程度等，都是在马克思的这个大前提下继续进行具体工作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什么程度，俄国资本主义走多远，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到何种程度,中国资本主义走多远，所有这些都不是说这些国家的原始经济体走完了全部资本主义道路，进而才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一国取得胜利，强调的还是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矛盾和斗争;强调落后经济体能够从资本主义世界学习到资本主义的时代成就。马克思特别强调俄国公社是和西欧资本主义是同时代的，就因为俄国公社是与西欧资本主义是同时代的，就可以得出而过公社能够有新生的结论。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反对庸俗的局部的生产力决定论。

 

列宁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革命取得了胜利证明列宁的理论是正确的。总的来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沿着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前进并取得胜利的，是世界人类社会文明史上的辉煌的一页。列宁以帝国主义论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的一国胜利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开辟了人类社会全新的社会历史形态建设的新纪元。

 

4、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政策调整：新经济政策的积极退步

 

现在许多人都试图把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常态化的稳定的成熟的历史时期。据说是斯大林没有忠实地贯彻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过早地终结了新经济政策。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新经济政策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的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

 

要想说清楚新经济政策的“退步”必须要首先说清楚战时共产主义的“进步”。众所周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只是解决了俄国国内的政权问题。但是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面对俄国局势的巨变，国际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准备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战时共产主义，是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为了应对世界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而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时期的经济政策。因为十月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政党必然要领导人民进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共产主义建设。因此，这个时期的经济政策以共产主义命名也是有根据的。不承认，或者从根本上否认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实事求是的。但是，由于战争的威胁，苏维埃政权也没有真的以一种纯粹共产主义思想来进行经济建设，这也是事实。因此，战时共产主义既不能直接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也不能说它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毫无关系的别的什么事物。有人不理解这一点，说什么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方案建设社会主义失败了，所以才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我们说，新经济政策是对战时共产主义的调整，但主要调整的不是战时共产主义中的共产主义，主要调整的是“战时”的非常规措施，主要是调整超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渡阶段的急于求成的一些举措。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初期，由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力道苏联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经验不足也出现了个别的政策失误。由于这些原因，在苏联战时共产主义之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调整，是布尔什维克为了巩固政权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选择。后来在新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列宁也曾积极肯定新经济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效过渡形式。然而，列宁始终坚持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俄国社会主义，它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而不得已的退步。列宁说：“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 … 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我们也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就世界历史来说，这当然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5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经济政策和布列斯特和约，在列宁看来都世界历史通往共产主义大道上的细节。就是说，列宁将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局部的策略调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为了更好地进步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退步。对于新经济政策这种退步，我们必须要强调：这种退步不是可做也可不做的，而是完全必要的，不能不做作的。同时，这种退步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退步，这种退步取得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的作用。但是，无论怎样高度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贡献，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列宁始终强调新经济政策必须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贯彻执行。列宁说：“如果我们只把少数工厂租给承租人，而把大部分工厂保留到自己手中，那租让并不可怕;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如果苏维埃政权把自己的大部分工厂拿去租让，那是十分荒唐的;那就不是租让，而是复辟资本主义”[53]新经济政策退步不是一味地为了退步而退步。不是以退步过程和退步所达到的结果为终极目标。退步是为了将来更好地进步，退步是为了缓冲力量打牢基础，为后来更大的进步做准备！何谓进步，进步的方向和目标在哪里?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目标。

 

5、《资本论》俄国化的成果：斯大林建成社会主义和经验总结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遗志，继续执行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从1921年开始实行到1925 年底。但是，当新经济政策的任务完成以后，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消极后果开始显现以后，斯大林策略地终止了新经济政策。1926年4月13日，斯大林在《关于苏联的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中提出“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已经进入新经济政策的新时期，进入直接工业化的时期”[54]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是经济建设进行战略“退步”为特征经济政策。而“新经济政策的新时期”，按其本质来说就已经不是战略退步的新经济政策了，而是由战略退步转向战略进攻了。这种认识和实践的渐进式变化一直到1928年，才变成积极的自觉行动。当时苏联城市工业已经国有化。从十月革命胜利开始，列宁就一方面在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以剥夺城市剥削阶级财产为基础建立城市公有制经济。当然，由于苏联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农业却仍然停留在私有制的富农经济。这两种经济成分的矛盾最终以1928年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才推出了苏联的集体农庄体制。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是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

 

如果说列宁的贡献在于领导十月革命，在于建立苏维埃政权，在于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等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渡的探索并取得初步的成功，那么，斯大林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他依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起了公有制基础上的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有效率的。这一点学术界有很多论证，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花费更多的笔墨。作为中国人，我们能够记得赫鲁晓夫逼债我们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但是，不能因为中苏矛盾激化而忘记苏联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支持。苏联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156项援助是从哪里来的?不承认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及其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就，怎么能够对于苏联给我们的这些援助给出理论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以强大的工业实力战胜了德国法西斯的武装入侵。可见，斯大林在苏联建立起了非商品经济和非市场经济的全社会的计划经济。斯大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

 

现在一部分人书写斯大林的经济成就时，都写他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工业化，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农业集体化。都写他领导苏联经济建设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占中成功地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的武装入侵。这些当然是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但是，对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成就，不上升到社会生产关系层次上进行总结，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有效率的，斯大林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设计是科学的。斯大林总结出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应的计划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当然，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分析还是针对当时苏联的具体历史条件而进行的。他提出两种公有制形式是苏联存在商品生产的根本原因，这是有创见的。实践证明，后来有人试图在理论上否定斯大林对价值规律的认识，都是不成功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斯大林的评价都有重大偏差的。主要是不能客观地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与不足。国外帝国主义敌对势力要搞垮苏联，他们就制造出许多关于斯大林的谣言进行散布。苏联党没有能够有效地抵制这些谣言，特别是赫鲁晓夫还带头编造谣言。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意志就开始衰退。全党对科学社会主义认识就进入了误区，经过勃列日涅夫的长期徘徊，最后到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叛，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灭亡。

 

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难题，就是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苏联共产党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以后，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有识之士又提出了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对苏联国家和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根本不同的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按照恩格斯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两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必然要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强调不能将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想混同，否则就必然会陷入最陈腐的老生常谈。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代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更不能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代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我们不妨用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黎曼几何学的对比关系做一个类比。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黎曼几何学，两种几何学中有看上去全然是互相矛盾的规律。例如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有平行线，而在黎曼几何学中却没有平行线;再如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º，而在黎曼几何学中三角形内角和不等于180º。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被国际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所摧毁，没有被国际帝国主义的围剿和封锁所俘获。斯大林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立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了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在二十世纪国际风云变幻的历史环境中，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东风压倒资本主义西风的崭新道路，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斯大林的理论贡献，就好比黎曼阐述黎曼空间中任何直线都会相交的规律。而站在欧几里得空间观点来看，无论如何还是会有平行线的。如果我们站在欧几里得空间以平行线规律的观点来批评黎曼直线相交规律，以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的观点来批评黎曼三角形内角和不等于180度的规律，那岂不是对黎曼的巨大冤枉吗?事实上，这样的冤枉事就发生在了斯大林身上！还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国际敌对势力就编造各种诋毁苏联社会主义的谣言。在经济学领域里，社会主义的敌人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固有观念，编造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能进行有效的经济核算的理论。他们断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市场、没有计算货币，因此无法衡量经济活动的效率，因而长期过程必然是无效率。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有效的抵制这种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搞所谓的模拟市场化，设计模拟市场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条道路是一条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套使科学社会主义毁灭的不归道路。现在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有许多不公平的地方，其主要世界观基础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在天文学历史上，托勒密的地心学说被哥白尼的日心学说所取代。以托勒密的地心学说观点去看哥白尼的地心学说，当然会有许多说不清的。同样，按照资产阶级、或者按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看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当然在那里很难找到货币、资本和利润等范畴。由此我们方能认识到后人给斯大林罗列的罪名该有多么的不可思议。例如，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是非商品经济而建立的。按照资产阶级观念，当然从斯大林模式中找不到典型的货币、资本和利润等。可是受资产阶级狭隘观念所束缚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却以此为理论依据对斯大林说三道四。可见，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然是坐井观天。更为不幸的是，我们有的人明明是坐井观天，可是自己却顽固地不承认自己是坐井观天！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怎么能够理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斯大林同志曾经犯过错误，我们要历史地分析斯大林同志的错误。对于斯大林同志的错误，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甚至是人为地否认和抹杀。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牢记列宁的教导：“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用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纠正这些失利和错误，改进我们把苏维埃原则运用于实际的方法(我们的方法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有权自豪，我们自豪的是，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揭开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55]

 

6、《资本论》俄国化的曲折：苏联共产党的蜕变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灭亡

 

苏联共产党在领导俄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时，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离开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正确轨道。在苏联意识形态上垮塌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的。苏联共产党从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品格到否定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到背叛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否定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道路，跌入资产阶级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深渊，最后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走向灭亡。当然，苏联亡党亡国的道路也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在经济上，他们从否定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开始。具体地说，他们走过了商品化、市场化再到私有化。最后，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都没有了，苏联共产党分裂以至于亡党亡国。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说的鼓吹者，还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变节者，他们为苏联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休克疗法歌功颂德。他们不负责任地胡说，没有效率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过休克疗法以后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此后苏联经济会迎来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总量恢复和增长，最终会走向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吴易风教授的研究表明：新自由主义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第一个大灾难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新自由主义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第二个大灾难是私有化或者说人民公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新自由主义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第三个大灾难是经济殖民化或者说民族资本被剥夺。[56]实践再一次证明：在伟大的列宁斯大林的正确领导下，苏共率领人民走上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为苏联国家的繁荣昌盛为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苏共的后继者没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坚持走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意志，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和冷战斗争中迷失了方向，最后跌回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苏联解体以及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痛苦挣扎，值得一切马克思主义者认真总结。我们认为，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是东方落后国家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包围之中，走出独立自主的振兴发展道路的不可替代的人间正道。

 

四、《资本论》中国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践行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伟大历史跨越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权威的经典著作。它以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揭示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客观规律。自《资本论》问世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一直都在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验证了马克思的理论结论。至于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结论，由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则表现出了复杂的过渡形式和过渡性质。从1872年《资本论》俄文版问世，俄国思想理论界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俄国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阐发了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我们已经分别从马克思对《资本论》在俄国运用的指导、从列宁和斯大林将《资本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以俄为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将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奋进。为了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识，我们将《资本论》俄国化成功的经验做一总结，并以此来说明《资本论》中国化及其发展趋势。

 

（一）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为什么是《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为什么《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不意味着俄国和中国可以按照《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的逻辑走向资本主义化?为什么《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必然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世界观和根本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根据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中国化的实践加以总结，以便于更好地把它用于指导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第一，《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的客观必然性。《资本论》俄国化之所以有客观必然性，就在于《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奠定在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颠簸不破的普遍真理。马克思认为，《资本论》不仅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意义，而且对于俄国这样处于和欧美资本主义同时代但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依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1869年《共产党宣言》由巴枯宁翻译成俄文出版，还被西方讥笑为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然而，当1872年《资本论》俄文版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俄国各界知识分子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资本论》对俄国的意义。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人激烈地反对《资本论》的基本理论。针对俄国思想界的各种不同意见，马克思阐述了自己的研究结论，为处于半农奴制、半资本主义的俄国指出了一条超越了庸俗生产力决定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困扰，俄国思想理论界异常活跃，但是也异常混乱。各派思想家都没有给俄国指出一条健康的社会发展道路。《资本论》传入俄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以它强大的理论力量吸引了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以无产阶级理论家的勇气和气魄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走出了开创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

 

《资本论》中国化，直接表现就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受到十月革命的鼓舞，建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道路的引领下，走出了一条超越庸俗生产力决定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道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具体分析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得出中国不存在着走一条发展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并坚定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按照社会主义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要求，通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1978年以后中国开启了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多种手段发展社会生产力包括我们引进和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便不断蛊惑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57]习近平同志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更进一步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58]从国际关系和国际环境上来看，帝国主义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东方崛起。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和一切手段企图灭亡共产主义事业，消灭共产党。国外垄断资本利用我对外开放政策，企图控制我经济命脉。从国内形势来看，近年来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有个别先富人士，不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自己依靠党的政策积累起来的资本转移海外投资，根本没有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在当今时代的中国，仍然不存在一条纯粹的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中国人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走爬行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我们在经历了20世纪苏东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威胁的严峻条件下，在重新审视中国社会所处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矛盾和未来发展趋势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可见，《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不是哪个先哲的灵机一动，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俄国和中国社会当时所处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社会进步力量的革命阶级的历史选择。这种选择为俄国和中国社会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历史前景，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第二，《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的方法论。《资本论》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因此《资本论》的俄国化和中国化的最根本的方法，也就是坚持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力戒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马克思亲自解释和运用《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分析俄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得出结论：俄国可以走出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践行马克思的理论结论走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道路。俄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走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是根据唯物史观得出的科学结论，而不是唯物史观的悖论。

 

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理论界都有陷入了思想混乱。一种人，似乎是更马克思主义，他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概括为一个公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人看来，既然俄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俄国就必然要补上这一课。俄国补不上这一课，俄国就不可能在新的社会形态上往前走。因此，他们把苏共亡党亡国，看作是历史必然。这种人不承认苏共领导的苏联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另一种人，也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承认苏共领导的苏联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悖论，因此，这种人要去修改唯物史观。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是真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者。

 

《资本论》俄国化，关键是将《资本论》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俄国化，即将其运用于具体分析俄国的社会历史，得出俄国社会发展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的结论。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从马克思的分析来看，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唯物史观的悖论，而是运用《资本论》方法论具体分析俄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得出的自然结论。

 

同样，《资本论》中国化，就是要将《资本论》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即将其运用于分析与欧美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问题，在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国际或内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得出旧中国可以而且必须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的结论。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9]这是马克思最早对自己的唯物史观所做的经典表述。然而，这一经典表述受到了国内经济学者的质疑。例如，孟捷教授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表述为：“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被看作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又被看作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变化的结果。”孟捷教授把这样的唯物史观称作是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并认为“自恩格斯以来，尽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申辩，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承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就不同于生产力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但这些申辩似乎并不足以让批评者信服。”[60]为了摆脱生产力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困境，孟捷教授踏上了重新塑造唯物史观的新征程。首先，孟捷教授提出生产关系二重作用论。孟捷教授认为，生产关系除了具有“适应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生产关系还具有另一种功能，即帮助统治者榨取更多的剩余”[61]在孟捷等人看来，唯物史观面临的理论难题就在于，如何解释生产力水平发展不高的社会为什么会发生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孟捷教授认为，“生产关系的这两重功能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这一点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并不总是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某种来自生产力以外的因素，也会造成生产关系的改变。”[62]这样，孟捷教授就完成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改造，提出了社会形态变化的“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说。那么，什么是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呢？孟捷教授说：“不管最初造成生产关系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只有当一个生产方式趋向于将剩余的榨取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会促成该生产方式在整体上不可逆转的变革，即本文所说的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孟捷教授最后总结说：“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包含着新的历史过程因果性的概念，根据这种概念，生产力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不必一定在‘事先'的意义上，也可以在‘事后'的意义上体现出来。”[63]现在我们来看分析一下孟捷教授重塑唯物史观的历程和结果。我们从后往前分析。首先，在总结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理论成效时，孟捷教授虽然仍然强调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他却给生产方式变迁的决定因素生产力加上了限定词“事先”和“事后”。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决定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是现有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起决定作用。现在孟捷教授将“事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解释成了决定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因素。这就远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至少是已经为远离马克思唯物史观打开了缺口。其次，孟捷的重塑唯物史观，最关键的环节是他对生产关系二重作用的发现。孟捷对于生产关系作用的界定，最新颖的就是“帮助统治者榨取更多的剩余”功能。那么，孟捷教授在这里究竟提出了什么新东西吗？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孟捷所说的“统治者”是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统治者或者直接就是资产者或者是资产者的代表；无论如何，统治者的财产或统治者的收入都是直接生产过程中被统治者——工人阶级创造的，是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产品分配或再分配而获得的。因此，“帮助统治者榨取更多的剩余”这种生产关系的所谓功能，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中也是包含的。其实，当孟捷教授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概括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时候，当他认为在马克思以后的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突破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时候，孟捷教授就已经陷入了教条主义之中。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者马克思那里，马克思是根据唯物史观具体分析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得出俄国可以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而孟捷教授却走了相反的道路。在孟捷教授那里，因为有俄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而进入了社会主义，就要总结出一个公式。运用这个公式就可以不具体分析俄国历史而得出类似于俄国的国家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孟捷的这种思想方法正是马克思批判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分析俄国的历史，用“一般历史哲学”——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都要从原始积累开始齐步走向资本主义，再齐步走向社会主义——得出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结论。可见，《资本论》俄国化和《资本论》中国化，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反对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必须要彻底肃清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

 

第三，《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在具体内容上究竟怎样反对教条主义?具体说《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中，究竟应该鉴别哪些内容不能“化”?如前所述《资本论》俄国化，不能“化”《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理论。既然“原始积累”理论不能俄国化，既然俄国社会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那么，当然就有《资本论》中资本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的理论，也就不能俄国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不顾《资本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不顾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的事实，不具体地历史地分析俄国农业公社的社会性质、不注意分析俄国公社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和条件，盲目地将《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理论套用到俄国，得出了俄国要爬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荒谬结论。这样教条化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是给马克思荣誉，而是对马克思侮辱。马克思公开声明，他坚决反对《资本论》被这样运用于指导俄国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

 

同样，将《资本论》运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或曰《资本论》中国化，也不能将《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理论中国化。不能用《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的论述来证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必然要走爬行资本主义道路。进一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不能将“原始积累”理论运用于指导中国走瓦解个体经济、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走爬行资本主义道路。不分析中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盲目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没有教训的。曾几何时，在中国也有这样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苏绍智、严家琪等都主张中国要按部就班地先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以后，再由中国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这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公开站出来支持民运分子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其思想基础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必须要反对无条件地将《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理论中国化。

 

既然《资本论》俄国化，不是爬行资本主义道路，因而也就不能将《资本论》中的概念范畴抄袭到俄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这个特定的研究对象中就存在着使这个理论成立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相对真理，是特定研究对象和特定条件下的相对真理。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定适用条件，就有一定的特定的理论。而离开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适用条件，这个特定的理论也就谈不上是科学的理论了。因此，一个特定的理论的运用，关键就在于要科学地把握这个特定理论的研究对象和适用条件。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更具体说就是把《资本论》运用于俄国，最关键的还在于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适用条件。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教条主义在方法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尽管它所搬弄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但是它本质上仍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

 

列宁斯大林究竟是怎么运用《资本论》指导俄国的社会发展的呢?在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分析俄国资本主义因素和工人阶级队伍状况以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时，列宁还是运用了《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基本理论。但是，在论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设时，列宁斯大林对于这些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性的东西就很谨慎地应用了。从列宁斯大林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在俄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绝不是机械地重复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已有理论，而是创造性地概括和总结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

 

同样道理，《资本论》中国化，也不是中国爬行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同志也不能将《资本论》中的概念范畴移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界，肃清教条主义的任务仍然繁重而艰巨。中国经济学界一批又一批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资本论》中的概念范畴生搬硬套到社会主义经济之中。有人坚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甚至认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都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这都是《资本论》中国化中的教条主义;还有一种教条主义需要我们加以注意,这就是有人通过改变《资本论》中经济范畴的称谓，或者简单地宣布一下《资本论》中的这些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于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论》被改造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资金论”，剩余价值理论改造为“共余价值理论”等等。他们的理由是，《资本论》中资本和剩余价值等范畴，如果抽掉其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个性的因素，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不错，资本和剩余价值等范畴，如果真的抽掉其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个性因素，它们的确不再反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问题是，经过这样抽象以后的经济范畴，究竟还剩下了什么?剩下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64]按照矛盾特殊性决定事物本质的原理，我们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最关键的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生产的特殊性。恩格斯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和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 [65]在这里，恩格斯首先强调：人类社会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火地岛时代和现代英国资本主义时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本质差别的两个不同的时代。因此，这两个时代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经济学。其次，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不能将火地岛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由此决定我们不能以任何形式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的分析，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用《资本论》的经济规律，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不能用《资本论》中的经济规律的分析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分析，归根结底，就是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值得一提的是，《资本论》中国化不意味着我们要将《资本论》中，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内容中国化。当然，我们更要反对盲目崇拜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并教条化地加以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离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有多远?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厘清以下三个层次的关系：(1)从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试图反映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容来看，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2)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来看，它是不科学的庸俗经济学;(3)从现代西方经济学所服务的阶级来看，它是服务于腐朽没落的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是最反动的阶级的经济学。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视为没有阶级利益体现之中的普适的经济学。更不能用它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经济学，否则必然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总之，我们要反对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不分析其适用的社会历史条件盲目运用于不属于那个时代的旧中国和新中国。旧中国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时代，新中国要走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建设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运用于这两个时代都是文不对题的。因此，马克思《资本论》中国化，其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经济理论及剩余价值学说是不能“化”的内容。

 

第四，《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在具体内容上“化”什么呢?主要是“化”《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揭示了共产党人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要坚定不移地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面对俄国东方社会特点又为俄国指出了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

 

既然俄国必然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那么，在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过程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以后所建立的新社会，就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俄国直接走向“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66]。《资本论》揭示了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就是同属于共产主义制度。后来列宁根据革命胜利以后共产主义社会不同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剩余价值学说显然是不再实用了。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证明，俄国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要同传统观念做最彻底决裂，要创造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新理论。

 

同样，《资本论》中国化，或者将《资本论》运用于指导俄国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就是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就必须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保护下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建设社会主义，要注意发展《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全国解放以前我党在解放区搞的土地改革运动，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以《资本论》中所揭示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为依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揭示了，未来社会是以土地和靠劳动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的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是以《资本论》中的这些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而制定出来的。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引入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来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战略退步没有被人们很好地认识，就误以为我们会不坚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按照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经验，在新经济政策贯彻到最后，一定是会出现危机，这种危机必将导致俄共终止新经济政策，重新进行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革命性进攻。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话，那么这个新阶段，一定是以从战略退却转向战略进攻转化为特点的。这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会以更快的步伐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全社会统一调控社会生产的社会主义计划或调节经济。现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不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因此，他们不懂得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或者他们没有能力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他们的理论无能就表现在缺乏创造性，他们只会复制各种教条：要么复制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马教条，要么复制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洋教条。我们的结论是，《资本论》中国化，就是要将其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要践行科学社会主义，要创造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经济新理论。

 

第五，《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必须要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精神境界和勇气。这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所谓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意识，就是排除爬行资本主义的爬行意识的干扰，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前进。十月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期，列宁特别注意从理论上科学地阐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论证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以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士气。即使是在新经济政策战略退却时期，也仍然坚定地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列宁告诫全党，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时期，我们必须要在经济建设中进行类似于战争年代的布列斯特合约的“退步”，我们进行这样的退步是为了更好地和更大地进步。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和卫国战争时期，都高度重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全党。斯大林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因此，在斯大林的坚强领导下，苏联人民才能在短期内建成了社会主义。列宁斯大林对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路线，因此才获得巨大的成功。《资本论》俄国化或者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概括。任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搞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假马克思主义必定要失败。赫鲁晓夫主义和戈尔巴乔夫主义便是这种反面典型。形形色色的赫鲁晓夫主义、形形色色的戈尔巴乔夫主义，必然要以断送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而告终结。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由于列宁斯大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而取得胜利，由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而失败。

 

同样地，《资本论》中国化，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必须要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精神境界和勇气。过去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现在俄罗斯经济学家克罗沃戈，又补充上一个“以俄为师”，这就是要求我们吸取俄国改革失败的教训。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已经跨越过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在我们前进遇到困难不得不进行战略退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以战略退却时的避难所，作为我们的终极目标?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以改革为名进行战略退却，最后将战略退却变成了实际的社会主义退却，并不可控制地退回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极右势力人士企图要把已经跨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中国社会主义再拉回到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当然，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没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建设要更加坚强有力。首先，共产党领导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要有更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要有更明确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意识和坚强的跨越意志。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就是要有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顽强拼搏，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境界。共产党人就是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质和情怀。即便是战略退步和调整时期，共产党的建设也不可以有丝毫的放松，共产党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武装，以统一的意志和铁的纪律领导人民进行主动的有组织有节制进行战略退步。否则，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强调中国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单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并不比英国和美国的生产力水平高，因此中国并不比英国和美国更适合搞社会主义。但是，从中国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在旧中国，中国没有机会走一条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们没有别的道路选择，必须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是科学的、可行的、辉煌的道路。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巨大的牺牲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说清楚了落后的身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旧中国为什么必须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为什么是能够走通这条光辉的道路。现在我们必须要坚持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把它转变为全体中国人民的理想追求和坚强奋斗意志。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2.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历史阶段

 

《资本论》俄国化，俄国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严重低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资本论》中国化，中国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俄国、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俄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严重低于欧美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从这一客观的含义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

 

（1）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奠定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时代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沿着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十月道路进行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关于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对中国革命的积极意义，毛泽东的经典表述如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67]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经典表述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就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道路的真实写照。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并获得最后胜利，到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所有这一切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指导思想的胜利，是伟大的十月革命道路的胜利。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十月革命道路和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也不是没有分析批判的。事实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的不同历史时期，也曾经出现过与俄国或其他国家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人不注重研究和发挥中国的历史条件，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而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付出沉重代价的教训。例如红军时期的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在革命斗争形式上的王明教条主义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在全国范围夺取政权之前，在解放区就实行了土地革命运动。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分配给农民，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区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后，紧接着又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1953年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制定并执行了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小私有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集体所有制的道路。没收了官僚资本，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从此我国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占据了绝对优势。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揭示出来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全社会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生产、个人消费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基本特征来改造社会。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在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我们也曾经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超英赶美的建设目标，在经过实践的检验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目标是不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实际的。中国共产党也及时纠正了这些错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最根本的经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并且在结合中实现了创造性地运用或者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6年，还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就已经开始思考走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1956年春听取国务院35个经济部门汇报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毛泽东同志思考这十大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上的经验教训。《论十大关系》作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稿，1956年4月25日，首次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后来在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一次对十大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地区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大关系的方法论原则。其实《论十大关系》中有几各方面都是在总结吸取了斯大林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教训而提出的。《论十大关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斯大林计划经济理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性质问题思考的又一部重要著作。这部著作作为讲话稿最初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后经修改和补充而成，同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部著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同阶级对抗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它是一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不具有对抗性，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各种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系统地论述了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学说为我们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斯大林主持由苏联社会科学院专家集体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发行，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邓力群等同志组成的学习小组对上述著作进行学习和研讨，留下了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学说体系问题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讨。这些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同志批判地继承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经验，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而阐发的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思考的重要成果。这些重要成果理应构成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材料或研究起点。但是，在我们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界主流思想却极力排斥这一重要的思想材料。目前我们理论界的问题是，许多人不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一部分人不承认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部分人把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全盘否定;第二种情况，一部分人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或者根本否定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这种人根本否定存在任何特色社会主义。他们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看成是标准的科学社会主义。持有截然对立的观点的同志，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究竟应该怎样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准确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就无从谈起哪一个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哪一个时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独特的规定性?有没有一个标准，或者用一个一以贯之规定性把它界定出来?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定性，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能说不是吗?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说强调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关键就在于，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本质。由此，两个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在这个大的原则下，两个三十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又各自具有各自的不同的特点罢了。

 

（2）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战略“退步”和战略调整的社会主义时代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地走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建设经验，坚持、继承和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指导中国在坚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以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赢得了自己的发展时间、发展环境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避免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在中国的重演。这个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改革。第一步重大的改革，就是以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改革了人民公社体制;第二步重大改革，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战略改革;第三步重大改革，是用市场经济体制代替了计划经济体制。伴随这些重大改革的，流通体制、价格体制、财政、税收和金融体制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在改革中也有效地借鉴和利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发展和壮大国民经济。经过这些改革，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得到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目前我国GDP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为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现在理论界有一种倾向：似乎是把一代领导人的贡献归结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战略调整和战略退步，就等于对这一代领导人历史功绩的彻底否定。我们不能说领导苏联人民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列宁，和领导苏联人民进行十月革命并取得政权的列宁有什么区别。我们也不能说领导中国革命走长征道路夺取政权的毛泽东，和建国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经历文化大革命曲折的毛泽东，哪一个更伟大。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在他领导无产阶级革命高歌猛进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伟大，而且在他领导人民在革命遇到挫折的紧急关头，为革命审时度势制定退却战略并适时退却战略，保存并发展了革命力量，其作用和意义也同样是伟大的。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世界社会主义的惊涛骇浪中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不能不说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历史性贡献。它将以一段历史性的光辉篇章，永远载入人类社会奋斗和发展的历史，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

 

（3）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社会主义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早在2012年6月19日，习近平同志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中心时就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加强《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要学以致用，切实发挥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习近平同志首先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其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习近平同志特殊强调《资本论》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最后，习近平同志强调加强《资本论》教学和研究的意义。在这里习近平同志将“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任务和《资本论》学以致用、发挥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联系起来，足以说明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指导作用的高度重视。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其理论源头仍然是马克思的不朽著作《资本论》，最根本的路径是《资本论》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继承毛泽东的道路，不能以任何理由使中国走上爬行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党的十八大刚刚结束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就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和社会建设过程认识的根本性的理论概括。这个理论概括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等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区别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同志纠正各种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国家计划或调节经济，否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背面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错误思潮和错误做法。习近平同志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贯彻要充分考虑我们社会具体的历史特点和国情，不可以教条化。我们既要反对丢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搞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同时我们也要反对不顾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搞单一公有制、搞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搞超越历史阶段的按需分配。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原则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就是要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毋庸讳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较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68]究竟怎样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有人认为，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处级阶段的“下半场”。问题不在于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问题在于我们要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并且我们要取得新的伟大斗争的最终胜利！我们现在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被国际帝国主义包围、瓦解和颠覆的危险境地。但是，国际帝国主义体系的危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步和发展，已经向世界宣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已经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所检验了的科学真理。习近平同志说：“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按照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只能是以更大的步伐建设社会主义，以更坚定的信念和更坚定的步伐迈向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想彼岸。任何人企图以任何理由将中国社会主义航船拖回到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泥潭，都必然会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坚决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不拘泥于旧有的战略调整和战略退步的旧时代，而是正在完成一项前无古人的人类历史的伟大跃进。习近平同志说：“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坚实的制度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必将是世界文明未来的道路。

 

以上我们分别研究了《资本论》俄国化和《资本论》中国化。关于《资本论》俄国化，我们分析了马克思对于《资本论》俄国化的亲自指导、分析了列宁根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开创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分析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战略退步、分析了斯大林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勇气和理论气魄领导苏联人民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关于《资本论》中国化，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走列宁所开创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析了邓小平同志在面对苏东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失败危机，提出用新经济政策的办法实行战略退步、分析了习近平同志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析表明，这是一条反对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不在于将《资本论》中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理论，不加分析地随便套用于半农奴制、半封建的旧俄国，也不能将其不加分析地套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首先最重要的是要运用《资本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分析俄国和中国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环境，得出结论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其次，在《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确定俄国和中国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以后，那么很自然的结论就是，《资本论》中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理论不能俄国化和中国化。《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大有作为的是《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俄国化和中国化。和这个经济基础建设相适应的，要加强上层建筑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以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需要。《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1867年出版至今已有151年的传播历史。在这151年的《资本论》传播和发展过程中，《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取得巨大成就，就在于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资本论》俄国化出现曲折和失败，也在于没有很好地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因此，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要继续坚持《资本论》中国化，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注释：

 

[1]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2]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3]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8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8页。

 

[9]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第48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4页。

 

[13]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448——44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 44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 451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8卷，第82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3卷，中文2009年版，第393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3卷，中文2009年版，第39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 18卷，第62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2卷，第510页。

 

[22] 赵家祥《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23]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中国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第29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 13卷，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一版，第一卷，第231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 18卷，第62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中文第一版，第502——503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58——459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79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449——45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8卷，第616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79——480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第482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2卷，第501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2卷，第501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8卷，第614页。

 

[37]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2卷，第510页。

 

[38]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选集》中文第一版，第四卷，第565页。

 

[39]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选集》中文第一版，第四卷，第568页

 

[40]《列宁选集》1960年版，第3卷，第14页.

 

[41]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第101页.

 

[42]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第101页.

 

[43]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第101页.

 

[44]《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第101-102页.

 

[45]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卷，第690页。

 

[46]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卷，第690——691页。

 

[47] 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卷，第691页。

 

[48] 《列宁选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第690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145页。

 

[50] 2018年9月我在厦门大学和吴茜同志交谈的时候，她还说起李崇富教授坚持认为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和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都没有读到马克思这两封信的观点。

 

[51] 列宁：《论俄国革命》，《列宁选集》中文第二版(1972年)，第一卷，第690页。

 

[52] 《列宁选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第692页

 

[53]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54]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9——460页。

 

[55]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568页。

 

[56] 见《吴易风文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234页。

 

[5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58] 《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不断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第001版。

 

[59] 13卷，第8——9页。

 

[60] 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版，第2页。

 

[61]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版，第2页。

 

[62]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版，第2——3页。

 

[63]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版，第2——3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卷，第12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卷，第153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432页。

 

[67]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卷1471页。

 

[6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17年第21期，第6页。

 

【丁堡骏，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经济学二级教授。本文连载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4、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