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综合报道】中国《金融时报》5月21日发文称，近日一些小银行跟风发行结构性存款，已被地方监管部门叫停。

报道称，结构性存款快速增长，不免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在众多结构性存款中，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假结构性产品也混迹其中。部分银行通过假分层的固收产品，将结构性存款异化为变相的提高存款利率、突破存款利率上限的假结构性产品。假结构性存款没有实质性的结构性操作，到期日，银行只损失期权费，是刚性兑付的产品，与资管新规精神严重背离。

中国人民银行于4月28日下发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资管新规），“明确资产管理业务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打破刚性兑付。严格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投资要求，禁止资金池，防范影子银行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分类统一负债和分级杠杆要求，消除多层嵌套，抑制通道业务。加强监管协调，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和功能监管。”

地方银行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市净率于2017年下半年出现换位（市净率：每股股价与每股净资产的比率）

据彭博社5月21日报道，随着中国打击影子银行收缩了小型银行相对于大型银行的估值，那些排队上市的地区性银行面临的前景也变得暗淡起来。

“中国的银行业越来越分化——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群益证券在上海的分析师廖晨凯表示。“小型银行受去杠杆的冲击最大，挤压了它们的利润率，削弱了资本实力。”

据彭博社统计，自2016年以来，共有16家地方性商业银行已经成功IPO，而目前，还有18家地方性商业银行计划IPO。未来，后者的发展很可能会远不如前者。

中国的大银行和小银行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分化？彭博社给出了如下解释：

“去年4月展开的去杠杆行动，推高了小银行的借贷成本，削弱了利润增长，并增加了偿付能力风险。中国针对规模100万亿元人民币资产管理行业的新规，将于2020年底前逐步实施，许多小型银行将因此受到冲击。新规定包括资管业务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这可能会关闭小型银行的一个关键资金来源。”

诸多小型银行严重依靠影子银行业务来增加资产。江西银行和九江银行已经向港交所递交了IPO申请书，它们的申报文件显示，应收账款类投资——主要是影子贷款——占到了总资产的约1/4，而工商银行这个比例只有1％。

各类型银行的影子贷款规模变化

在严监管中受益、有着表现良好的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的中国大型银行，在此波经济复苏中改善了自身的净息差和资产质量，但因为小型银行对于影子贷款的依赖性更高，从而错过了这波行情。

但有业内人士认为，严重依赖影子业务的小型银行，苦日子才刚刚开始，“鉴于中国大陆加快打击影子银行的步伐，中国小型银行股价尽管近期下跌，但仍然高估；例如在香港上市的广州农商银行和中原银行，股价约为账面价值的0.9倍，接近盈利前景更好的工商银行和其他大型银行”，兴业金融证券有限公司的分析师Terry Sun如是说。

从股价来说，自2016年以来在香港上市的6家中国小型银行，今年以来，股价已经下跌约9％；而五大银行则上涨约11％。今年以来，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8％。

从不良贷款率来说，大型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下降，而小型银行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监管数据显示，3月底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报1.53%，高于三个月之前的1.52％，农村银行从3.16％上升到3.26％。

从市净率来看，大银行和小银行的市净率也相背而行。北京银行相对于工商银行A股的溢价在去年8月消失，工商银行A股股价目前是预估账面价值的0.8倍以上。

从每股盈利来看，郑州银行股价是每股盈利的3.9倍，比2015年上市以来的高点下降约38％；工商银行的市盈率为6.8倍，比2016年的纪录低位高出逾60％。

过去3年，九江银行、江西银行、兰州银行三家地方性小银行的理财产品融资规模

“有两个因素主导着中国的银行业价值重估：净息差回升和资产质量改善”，光银国际投资的高级分析师Marco Yau表示，“这两点都与小型银行无缘”。

“投资者很难对小银行的股票和计划中的IPO产生兴趣”，群益证券的廖晨凯说。

观点：资管新规打中了影子银行的“七寸”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曾在文章《治理影子银行，打中金融风险的“七寸”》一文中介绍，“影子银行是金融加杠杆和实体加杠杆的重要渠道，它一方面为盈余者提供了高收益、低风险（刚兑）的存储工具，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它同时提高了融资成本和金融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层面始终将“金融去杠杆”作为推动实体经济去杠杆的核心逻辑。”

由于消费需求在短期内难以提振，投资成为政策发力点，而我国的主银行金融结构又决定了银行信贷成为投资资金的主要渠道。经济下行时，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金融抑制的环境下，必然推动影子银行膨胀。一旦经济过热，收缩货币与信贷的结果就是影子银行发展受限。

然而，收得过紧又会影响经济增速。当影子银行规模膨胀之后，如果不加强监管，就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造成更加负面的冲击。所以，经济增长、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平衡点也是决定影子银行生态的中心。

在2009到2014年这段时间里，银行理财拓展了商业银行的融资渠道，成为商业银行“揽存”的角力点，同时又满足了储户高收益、低风险的诉求；正因为如此，理财余额迅速上升，从2009年的1.7万亿，增加到了2014年底的15万亿。与此同时，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也有所变化，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增速较快，构成了影子银行的核心范畴。

2015年之后，影子银行规模继续膨胀，但发展模式有所变化——针对C端的传统理财产品继续发展，银行间同业理财从无到有。2013年底开始发行的同业存单，与同业理财一道，成为中小商业银行主动负债管理的新手段，大型商业银行和广义基金成为流动性供给的“影子央行”。

央行推行同业存单业务，本意是推动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定价，但金融机构的操作偏离了既定轨道。

从同业存单发行者结构来看，股份制银行占53%，城商行占46%，国有商业银行仅为1%；这种失衡的结构也是“权利”不对称的流动性“科层制”的结果。

2014年，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急剧萎缩，央行通过创新工具进行流动性管理，但交易对手方仅限于大型商业银行。

同时，大型商业银行在负债方的天然优势使得其在传统理财产品市场也有较强的竞争力。这样，就形成了金融市场内部的流动性的金字塔结构，资金链条进一步拉长。

再加上结构化产品的金融创新，影子银行体系更加复杂化。资金在影子银行体系内部“空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闭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职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同时还提高了金融体系的风险。

据邵宇介绍，影子银行不仅仅涵盖了金融机构间的资金池和通道业务，它也是打破刚性兑付的关键节点。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壮大同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和体制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它是中国不对称的金融资源分配机制的必然产物，但同时它又处于存款保险范畴之外。

所以，商业银行和基金通过设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从事表外业务，并对其提供显性或隐形担保也是自然而然的了，而商业银行对影子银行的担保能力实际上是有政府赋能的，故是一种“担保转移”行为。这种“有担保、无抵押”的特点也是中国影子银行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影子银行的显著特征。可见，治理整顿影子银行对于打破刚兑势在必行。

按照这一思路，旨在坚决打破刚兑的资管新规出台，确实扼住了中国影子银行的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