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编辑稿刊于5月17日《参考消息》特别报道整版，原标题为《如何理解“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此文为作者原文。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际形势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到，“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论述道：“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如何理解这个“大变局”，决定着我们对当今世界发展与中国改革的客观认识，也会直接影响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全面理解。

500年、400年、300年、200年、100年未有之变局

人类演进的历史大变局，不仅是某一方面的单点超越，更是在单点突破基础上引起的系统转变。了解目前国际形势从未有过之变局，必须从某些角度出发，透析全局演进的整体逻辑。

从全球化领衔者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500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领衔全球化的地位正在让位于东方。16世纪西欧国家开创“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动力均来自于西方。无论是对外殖民、黑奴贸易、金本位或美元霸权，西方领衔全球的总体局面长期没有发生变化，变的只是西方体系内不同的国家而已。然而，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东盟等东方文明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扛起了贸易自由化的全球大旗，连续十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份额的贡献都在50%左右，领衔世界的潜力在未来还会进一步爆发。多项权威研究报告都认为，2050年全球前四大经济体分别是中国、美国、印度与日本。东方文明在500年后重新回到全球舞台的中心位置。

从技术革命动能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400年未有之大变局，智能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颠覆人类运行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17世纪以来，物理科学革命的发生，使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技术便捷化解放了人的四肢五官。此后出现的汽车、电力、飞机、网络使人类变得更快、更强、更能跨越物理空间进行听说读写。然而，21世纪初兴起的基因、纳米、超材料、云计算、万物互联、数字货币、机器人服务、可穿戴设备、数字化家庭、智慧城市等智能浪潮，开始解放人类的大脑思维与神经指令。诚如布雷特·金在《智能浪潮》一书中所说，人类开始不必事事“亲自”思考、不必“亲自”发号施令时，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全球互动的惯性随之也将出现颠覆式的革命。国家如何在智能化社会的建构、数字化革命的推行等进程中发挥正向作用，既为技术革命不可阻挡之方向而因势利导，又为防范技术产生的不确定性而维持社会稳定，中国正在做出积极的尝试。

从国内制度发展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300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现行的政治体制出现了衰败甚至崩塌的迹象。正如“历史终结论”始作俑者弗兰西斯·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化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反思道，源于18世纪前后的社会契约与现代责任制前提下的“多数决”(democracy)制度出现了生物演化式的衰败。在美国，建国初期设计的政党制衡体系变成了现在的相互否决制，甚至还出现了“家族制的复辟”。1970年代以来的“民主第三波”国家出现了集体性的政治固化、经济停滞、社会失序现象。福山的反思折射了人类政治制度设计的重新选择。在各国制度新一轮设计上，公民权利、政党责任、社会法治、国家治理之间的平衡关系需要更深入的考量，这远比300多年前英国光荣革命以来基于个人选票基础上的政治设计更为复杂、更有难度。历史尚未终结，新的世界历史刚刚开始。今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环顾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对国内政治体制的集体性困惑与焦虑。国家发展道路到底该怎么走，中国正在做出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努力。

从学科理论范式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200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在全球普及的学科范式暴露了前所未有的缺陷与短板。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逐步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工与学科划分体系，所谓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几大学科的严格划分，在现代大学的院系体系中越分越细，导致知识分子在解释世界时形成了浓烈“西方化”色彩。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对此进行过深刻的“否思”。源于西方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非西方社会的全新现象，而后者的含义、范畴、活跃度均远超前者。这种“学术赤字”迫切需要跨界知识大融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6年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的频繁出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准确性、适用性更是频繁受到质疑。中国等新兴国家开创了新的发展实践，人类社会演进呼唤新的理论范式与思想创新。

从全球权力重心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领导力继20世纪初之后再次出现洲际式转移。一战后，全球权力重心从欧洲西移至北美，现在，随着亚洲崛起，全球权力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转移，这包括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西方相形见绌，以至于出现了集体性的西方焦虑。正如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在其著作《新亚洲半球》中所说：欧美国家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中东、伊朗等问题上，都已捉襟见肘，世界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到了。虽然亚洲尚未做好拥有全球领导权的准备，但亚洲尤其是中国坚持原则、合作精神与实用主义等优势，使越来越多人相信全球新领导力量的重心转移至亚洲是高概率事件。而过去十年，中国在多数行业出现对西方的“弯道超车”，并呈现越来越多行业的“换轨领跑”趋势，展现出中国将引领全球的制度性活力。

变局不代表定局，会带来变数

“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表明，未来已来。但变局意味着旧力量与新力量不断加剧的博弈，也意味着尚未形成定局的变数。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人代表着各个层面上的新兴力量，需要有更充沛的勇气与智慧、更强大的耐心与定力，透析新机遇，确立大战略，主动迎接正在到来的巨大变局，力保在变局中前行、受益，而非倒退、受损。毕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

变局往往不代表定局。很多时候，变化只是一种进行时的状态，未必就是最终的结果，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逆转。比如，冷战结束以后，整个西方世界都被空前的乐观主义情绪所笼罩，坚信“历史已终结”，资本主义模式已获得永久的胜利，任何国家发展道路都将统合到西方设立的模式中来。过度骄傲的西方人当时肯定没想到，短短20多年后，“历史终结论”基本已宣告破产，新兴经济体发展迅猛，西方世界颓势明显，欧美各国内部利益争斗、理念分化也变得难以调和。由此见，中国崛起遇到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重大的战略机遇期，但切不可以为，时局的变化会轻易地、必然地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利好。若不努力抓住，再好的机遇也会稍纵即逝。

变局常常会带来变数。多数情况，变局若遇上“黑天鹅”事件，便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甚至产生更大的冲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惨重，战后全球反战情绪高涨，协调国际合作与减少冲突的国际联盟成立，数十国签署了《非战公约》，人们一度以为一战是“停止所有战争的战争”，世界永久和平的重大变局将至。人们未曾想到，一战结束仅10多年，袭卷全球的1929年金融大危机爆发，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势力上台，伤亡更惨重的第二世界大战爆发，多数在变局起初获益的国家最终都成了二战的受难国。可见，知晓变局易，掌控变局难，要让变局顺着有利于自己方向发展就更难了。中国当下已洞悉到了重大变局正在发生，但隐藏在变局中的风险、危机、冲突可能性，更需要去琢磨、把握与防范。

变局有时历时漫长。通常情况下，变局从发生到尾声需经历相当长的过程，即使在朝夕发生的更替，其酝酿与后继效应也会超过人们的预期。互联网产生于1969年，但在半世纪后才在全球普及；苏东巨变在1990年前后，但对世界与所在国的影响足够延续了此后数十年；“911事件”仅指的2001年飞机撞击美国几幢大楼的瞬间，但引发的美国反恐战争、国内安全政策以及全球格局的变化却一直延续到现在；2011年西亚北非变局一度被称为“阿拉伯之春”，但目前看来，也可能是“阿拉伯之冬”。可见，面对“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仍需要有强大的战略耐心、政策毅力与理念敏感，深知世界的转化肯定无法在短期内能完成，避免盲目乐观，保持头脑清醒。

正如习近平2018年初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省部级开班仪式讲话中所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可见，如何把握“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并在变局中走好、走远，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面对变局，要防范误解、误判与误行

2018年以来，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以中美贸易分歧、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为主要特征的大国摩擦消极趋势，与朝核冲突转圜、各国经济复苏为主要标志的区域发展积极迹象同时并存，“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与“未曾料到之新时局”同时摆在中国面前，加上在国内面临着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必须持续要有先招、高招与长招。

第一，在先招上，中国须在国际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在国内实现“中国制造2025”计划上保持战略定力，全力为未来布好局。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制造2025”均遇到了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及部分西方势力的阻碍，这恰恰印证了中国这两项内外政策的国际影响力与前瞻性。对此，中国应有步骤、有计划地针对欧美相关力量的批判、刁难、攻击进行深入研判，准备更细致的预案与更全面的应对之策。

第二，在高招上，中国须在当前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中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取得重大效果，显现中国体制优势。须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全面摆脱贫困、在短期内实现污染治理，是过去500年所有崛起大国都未曾做到的伟大成就。当前中国仍处于发展中阶段，若能顺利完成三大攻坚战，本身就意味着开创了前所未有之史诗般的国家发展纪录。在这方面，“中国式高招”极度考验中国人的智慧。

第三，在长招上，中国须在“西颓东盛”与“智能革命”大趋势下切忌骄傲自满，而是保持谦虚谨慎，以坦诚求真之态剖析中外优劣势，知己知彼，查漏补缺，兴利除弊。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内治理存面临重大难题，全球影响力仍有待提升。在“将强未强”的关键时刻，中国仍然需要不断地向世界学习，尤其是近年来针对国内舆论中被严重低估的全球强国美国、日本学习。一个谦虚的中国，是在大变局顺利前行的重要姿态。

总之，“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是党中央结合历史和现实、贯通国际和国内、联系理论和实际的一次重大理论与战略判断。对“大变局”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对“大变局”的把握与应对应防止误解、误判、误行，而应显现中国志怀高远，以及在新时代下的政策执行力与战略远见。对大变局应对成功，中华民族才能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