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2016年的美国大选不但是一场建制派和局外人之间的战争，也是一场新闻界与特朗普之间的战争。大选刚刚结束，“媒体的失败”就成为舆论热议的关键词。著名记者迈克尔•沃尔夫一篇被广泛转载的短文写道：“美国大选中的政治认同已经分野成相互诅咒和对抗的两派，一个是特朗普派，一个是媒体派”，而“特朗普的胜利揭示了媒体自以为是的失败”。《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更富有历史感：“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到如今的特朗普胜选，媒体已经走进了死胡同，13年内的3次打击，美国新闻界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系统性挫败”。

　　在欧美社会中，媒体与公众之间信任关系的破裂是一个历史动态过程。从20世纪末开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浪潮，“媒体公正准则”和媒体垄断壁垒被相继废弃，传媒行业的商业潜力被大规模释放，而其公共服务属性则逐渐跌入谷底。对注意力资源进行高效开发利用的诉求代替了服务公众、促进民主的功能成为传播领域的首要准则。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消磨了新闻界的社会责任意识，带来了公共生活的去政治化；而且也给整个传媒行业的产业生态变革埋下了伏笔。

　　在这一轮商业化和媒体资本整合的过程中，“新闻自由”这一经典的价值观标签持续褪色，不但无法为言论意见的多样性提供保障，反而沦为解除各种公共约束的空洞说辞。借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模糊的言论自由概念，媒体集团将有主体意识的个人自由与公司商业行为的自由进行混淆，从而为他们的市场扩张找到了金字招牌。

时至今日，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并购与联合，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已经掌握在少数几家全媒体集团手中。这些垄断媒体本身是全球市场扩张的受益者，因此也是全球化建制的坚定支持者。与此同时，全球化催生的跨国资产精英和追捧商业世界主义文化的知识劳工阶层成为主流媒体最为倚重的目标受众。这些人集纳在西方社会那些高度依赖于全球市场的行业，并生活在传播资源高度富裕的全球都市之中。大众媒体按照商品价值大小对受众群体进行的区分直接带来了媒体精英与全球化建制派相互融合的结果。也由此带来这一群体在生活经验、价值观念、审美品位等各个方面与基层民众之间的系统性脱离。这种状况最终在同一个共和政体中创造了两个相互隔绝、甚至相互对抗的文化空间。“新闻自由”因此成了社会精英的独享自由，成了社会大众的意见禁锢。

传播资源高度垄断的现实使得新闻职业群体的自主空间变得越发微小。建制派政客、媒体集团、全球资本精英已经结合成了一个利益高度关联的共同体，主流舆论机制的工具化属性再无法被“新闻自由”这个内涵空洞的遮羞布所掩盖，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中的基层劳工群体在全球化市场中的困境，无法在传播领域得到有效表达，他们自发的行动又常常遭遇媒体精英的奚落。总之，经过30多年从传播内容到产业结构的商业化转型，新闻媒体这个西方社会民主共和理想和言论自由观念的支柱已经失去了回应社会关切的能力，日益沦为全球化建制派的宣传工具，也由此最终丧失了美国底层民众的信任。

     （作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