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现在火得“不要不要的”，大数据这个概念甚至都已经“炒烂”了，技术进步或许将以更快的速度改变我们的社会，包括颠覆一些既定的认知，比如“计划经济”。

说到计划经济，最大的模板无疑是苏联。但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其实施之初，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马克思所设想的计划经济，是由全社会共同占用生产资料，个人劳动作为社会劳动的组成部分；负责生产计划的机构，在充分了解社会各方面需求后，制定相应的生产计划，生产结束后，再根据之前收集到的个人需求信息，按需分配。

不过，上个世纪的苏联在推进计划经济时，其手段还非常原始落后，具体来说，就是需求信息的收集过程、生产计划的制定以及按照“需求”去分配的实现办法都是十分粗糙的。如果说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的话，这种经济体制只是非常粗糙地实现了“按需生产”。

苏联的这套体制时当然有先天不足，但实施时，正好抓上了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巴。二次工业革命是以内燃机的普及和电力的大规模应用为主要标志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新兴工业如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等，都要求实行大规模的集中生产，欧美国家出现了垄断组织，而苏联则更进一步，在国家层面上设置了经济计划委员会，取代公司和企业的职能，全面接管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

这样做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计划经济彻底摒弃了私人竞争，极大地减少了内部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这种体制可以确保资金和资源的规模调用和集中投入，对于需要大量资金大量资源的重化工业的发展是再适合不过。因此苏联在实施计划经济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规模效益，社会生产力也取得长足进步。1929年到1933年欧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危机时，苏联却在着手开展五年计划。两个五年计划后，到1937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

可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计划经济体制适应了二战前重化工业发展的需要，推动苏联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但二战后，随着新一波技术革命的兴起（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这种高投入、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逐渐逐渐跟时代脱节，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

有很多人把市场经济比作一台计算机，价格就是这台计算机的输出结果。一个老太太去市场上买菜，当她发现青菜涨价了，她就有可能做出不买青菜改吃萝卜或西兰花的决定。她做出这样的消费决策，就是因为商品价格的波动变化，至于价格波动背后的原因，是天气恶劣导致运输不畅，还是汽油价格上调导致运输成本上涨，她统统不需要了解。每一个价格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面显示器，用来输出计算结果；每一次价格变化的背后，也有一套十分复杂的运算机制在运行。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图片来源：美国陆军

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也相当于一台大型计算机，它的中央处理器CPU就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

市场经济中，每一套价格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相互之间又彼此联系，互相影响；身处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每一个人，也都参与了信息的解读和传递，在这套系统中，其运算中心和控制中心分散在各个节点，通过价格信息的传递而互相关联，所以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可以算是“互联网+分布式云计算”。

与之相区别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内，能够参与到社会需求信息收集与传递活动，以及生产计划制定过程的人毕竟是少数，掌握最终决策权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更像是一个封闭式、自成体系的大型机。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套大型机的陋处愈发暴露，作为指导经济发展的“CPU”——国家计划委员会至少有三大缺陷：

第一，这台机器的输入信息十分简陋。作为上个世纪设立的经济运行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获取社会需求信息的手段非常有限，也非常粗糙。它最多也只能做到“抓大放小”，即抓住国民衣食住行的最基本需求，抓住大宗商品的生产，至于其他的边边角角，它是无能为力的。

在今天中国的淘宝网站上，淘宝的后台可以记录每个客户的消费数目、消费频次和产品偏好。甚至具体到某一个消费者的特定需求，某一件商品的大小、数量、款式和颜色的需求程度时，也都可以调出数据进行检索和分析。

上个世纪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能怎么办？它能搞清楚全国人民对冰箱一共有多少台的需求，并调动资源去生产分配就已经老费劲了，更别提去关心每个个体的偏好。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首任主席克日扎诺夫斯基，图片来源：wiki

市场经济中，其实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市场经济本身也是由一个个“计划型生产机构”——公司组成的。没错！公司也是“计划经济体”。虽然对外需要面对市场的自由竞争，但在公司内部，尤其是传统大企业的内部，员工等级分明，公司的生产计划由高层拍板，然后再一层一层向下摊派，说到底董事会也是个小号版的“计划委员会”。

公司做大了，决策层就不熟悉基层的情况，这是大企业的通病。也因此，这些传统大企业的老板，非常担心自己会陷入资讯滞后、消息闭塞的窘境。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CEO是最后一个知道公司破产的人”，所以才会有华为提出“要让听得见炮火声音的呼唤炮火”。而作为管理国家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最高层“国家计划委员”，一个超级放大版的“董事局”，也就更不可能幸免于信息错漏与滞后的问题。

除此之外，由于计划经济是跟国家体制相结合的，它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比如行政命令一层层向下传达时会扭曲放大；比如一个生产部门的具体负责人由上级委派，本身不熟悉业务，会瞎指导乱指挥等，这就相当于计算机系统中信息在传递和解读的过程中发生了扭曲和失真，或者说这个输入信息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使得缺乏准确信息输入的问题就更加严峻。

第二个缺陷，是这台大型机的运算能力有限。

市场经济中，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在根据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波动更改自己的决策，也就是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市场经济的信息传递和决策制定的过程。即使你不是生产者，不是公司高层，你也可以扮演消费者购买者的角色，从而逆向影响到到生产计划的制定过程。所以说，“市场经济”的计算节点分布在每一个公司，每一个消费者身上，所有人存在相互的联系，所有人都会影响到最终的计算结果。

但计划经济就不一样，计划经济的运行体制就是一个放大版的传统企业，掌握决策权的只有最高层。计算机的CPU掌管着整台机器的运算和控制，“国家计划委员会”也掌握着整个经济运行的决策和管理。如此一来，计划经济体制这台封闭式的大型机，要以有限的计算能力，去跟市场经济中全民参与的“云计算”相竞争，势必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还谈得上什么胜算？

第三个缺陷，也是最严重的缺陷，是计划经济体制这台机器扩容和升级的潜力不足。

市场经济是由一家家公司和一个个消费者构成的。公司不适应时代的潮流的话，就会被全新商业模式的初创公司所颠覆；老一辈的消费者即使观念守旧也没关系，作为自然人他们总会消亡，然后又被新一代消费者取代。在这个消亡与取代的过程中，每一个消逝的公司或个人，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替换的个体，他们的消亡并不会撼动整个大局。

这就是分布式计算的好处，一个节点断了，可以立刻用另一个取代和弥补。这就跟乐高积木一样，所有的构件都可以随时替换，也许到最后所有原来的构件都已经被替换，甚至构件形成的结构也发生了深刻改变，但作品依然摆在那里，不会发生中途崩溃的惨景。

但计划经济体制就不一样。计划经济体制中是由上而下构建的。如果只改革裁撤底下的机构，于大局并无影响，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也就不会发生根本变革。而计划经济的最上层又跟国家政治生态牢牢绑定在一起，如果要对上层机构做伤筋动骨的手术，已经无异于一场革命，注定会引发政治波动和社会动荡。市场经济把风险分摊到每个具体的公司和消费者头上（决策权和风险一并下放），而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大包大揽的巨无霸企业，也因此，它也就把所有的风险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苏联的迅速崛起和缓慢陨落，根源都在于这套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和劣势。

苏式计划经济的优势，是因为它打通了需求和生产之间的渠道，可以直接根据需求制定生产计划（“按需生产”），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目的明确，执行高效。

它的劣势，在于获取需求信息和实现产品分配的手段过于粗糙，经济体制从上而下又管得过死，扼杀了基层的活力，也阻碍了外界新鲜血液的注入。

幸运的是，随着大平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计划经济的优势不会丢掉，它的劣势却可以有效地避免。

虽然创业前辈们经常苦口婆心地劝说后来者们不要“一门心思想搭建网络平台”，但多少人依然趋之若鹜，因为一旦真的功成，就拥有了一桩躺着也挣钱的生意。

一个网络商业平台一旦汇聚了海量用户，不管它是B2C、C2C、还是社交网络，它就可以搭建自己的生态链，变成一个具有很高竞争壁垒的商业帝国——名副其实的帝国——国家尚且需要依靠暴力机器来逼迫公民登记户籍，缴纳赋税，但在网络平台上，用户们（不管是消费者还是生存者）却是心甘情愿地向平台交出自己的各项身份信息和消费习惯，主动在平台上消费形成平台内部的现金流。

试想一下，如果将来的企业平台，既可以做到像中国当下的社交网络、手机支付、网购平台和共享经济一样渗透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又能像亚马逊一样将业务覆盖到全球范围，也许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方式就会完全颠覆。

现在的主流市场经济中，企业都是对外自由竞争，对内指令计划，但从今以后这种模式将被打破。

以网购市场为例，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网购平台表面上依然是消费者向产品生产者支付货币，购买产品（经销商等中间环节注定是要消亡的），但背后产品如何生产出来，却发生了极大变化。

从前的企业家制定产品生产计划时，都是依据自己以往的经验，一鳞半爪的信息和“敏锐的商业直觉”，风险太大。但有了网购平台，产品制造商们就可以从平台数据库中获取各种消费信息（即前文提到的消费者的消费数额，消费频次和产品偏好；消费产品大小、款式、颜色、型号等各方面的需求度），根据这些信息再去调派资源生产。我们日常生活中消耗的食品和日用品，出行时乘用的交通工具，住房需求，人工服务甚至文娱产品，可以说除了那些处于技术发展前沿，前景不明的科技产品（如2007年的初代iPhone），我们生活中使用的绝大部分物品都可以依据这种方式去生产。

这种生产模式的最大好处，就是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产品在生产前，先要通过各种消费信息分析出真正的“社会需求”，根据这些“社会需求”再去制定生产计划；而产品的分配问题，依然交给市场解决，即仍然按照个人的经济购买力去分配。

新型经济模式绝不是计划经济简单的“复辟”，或是抛弃市场，它依然是全民参与，全民决策，不会把“运算权”和“控制权”上交给某个具体机构。

这种新经济模式中，信息十分全面。所有人消费所有产品的信息都被记录在平台上，只要调出来就一目了然。不用再像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那样以非常粗糙的技术去收集十分有限的信息。

这种新经济模式中，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是抱着己方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加入进来，所有人都在做决策，所有人也都在共担风险。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些新产品、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无法被纳入这种“需求指导生产”的模式中，但平台依然会给他们提供容身之所，这样，就能为将来的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留下可能的空间。

所以，大数据时代的新型“计划经济”保留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目标明确、执行高效的优势，却完全摒弃了它的粗放、浪费、呆板僵硬和信息粗糙的缺点。

不过，在未来“市场”依然会存在，但是按现在的教条研究“市场”的经济学家们恐怕要失业了。因为大数据的思维方式跟人类注定不一样。

如果让大数据来研究太阳系，它恐怕不会像牛顿那样总结出万有引力定律，因为它可以在自己的系统里完整地再建一个太阳系。

经济活动也是一样。它不需要像苏联计划委员会那样去“抓大放小”，也不需要学着研究市场的经济学家们去总结规律，建立各种理论模型。对它来说，计划也好，市场也好，没有我们人类感知意义上的“复杂性”，接入其系统的所有人、资源、设备、产品和货币的运行轨迹，在它眼里都是纤毫可见。

也只有在这种大平台大数据的支持下，“计划经济”才有可能重新复活。换句话说，也许这才是计划经济的正确打开方式！——在新经济模式中。

不是把一个国家粗暴地变成一个步履蹒跚的巨无霸企业，相反，应该让公司和企业——市场经济中的“计划经济体”——自然而然地生长为跨地域跨国界的经济平台和大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