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崔永元，自然是因为中国第一档最具影响力的脱口秀节目“实话实说”。我想象不出一个节目主持人居然可以如此风趣、睿智和幽默，同时又如此平易近人，像邻居家的小伙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实话实说”的忠实观众，直到他不再主持这档节目为止。

　　崔永元复出后，又主持了两档新节目。一档是“小崔说事”，单看场景布置，作为同龄人，我就知道这和他对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有关：仲夏之夜，头顶满天的繁星，坐在院子里听大人们拉家常、讲故事——那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没有“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焦虑的快乐童年。

　　另一档则是“电影传奇”，主要内容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电影的一个梳理和回顾。这档节目激起了我极大共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谁没有体验过看露天电影时那种节日般的快乐呢？谁又不能信口背出几句电影台词呢？

　　“这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

　　“不见鬼子不挂弦！”

　　“大桥附近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

　　 ……

　　我深信这档节目带有崔永元明显的个人印记，甚至是他个人情感的一种折射，而这种情感，也是大部分60后的共同情感。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档节目的收视率并不理想，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两档极为优质、纯净的节目，像一汪泉水那样清澈，像阳光下晾晒的白床单那样干净。

　　根据崔永元主导的这些电视节目，加上他参与的一些公益活动（如正在进行的“给孩子加个菜”，义务主持“打工春晚”等），我们可以判定，崔永元有着深厚的底层情怀和朴素的正义感，他在情感上是高度认同给他带来美好童年的毛泽东时代的。

　　崔永元再次进入我的视野，则是由于他横空出世般的介入了“反转”斗争。这一行为使他开始从一个媒体人向社会活动家转型。“反转”彰显了崔永元的社会责任感，由于他的巨大影响力，崔永元的介入开始迅速扭转了在转基因问题上话语权不平等的状态。被主流蓄意压制而一直处于“闷烧”的“反转”声音，终于进入了公共话语平台，这就为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创造了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问题上，崔永元居功至伟。

　　大概正是为了“反转”吧，崔永元开通了新浪微博。通过这一属于个人的自媒体平台，崔永元不断发表对各类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的看法，这让我又渐渐看到了崔永元的另一面：和他的情感世界相反，他的世界观却是和仇视毛泽东时代，完全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自由派公知高度重合。这也就意味着，崔永元的精神世界是分裂的，他“理性”反对他的情感，而他的情感却反对他的“理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这和60后（也包括一部分50后和70后）所经历的大时代以及特殊思想历程有关。

　　同样也是60后的著名学者祝东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一文中，梳理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认为，60后一代，早期在思想感情方面，都有一个“红色背景”，但在这一“红色背景”确立的同时，随着文革的退潮和失败，思想又渐渐“走上怀疑和探索之路，逐渐右倾”，接受了自由主义关于历史和现实的解释，认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到了八十年代，“在早年的‘红色时期’结束后，我们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蓝色时期’开始了”。

 

　　但是，历史发展总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行的。待到历史的车轮行至90年代，随着贫富分化、吏治腐败、环境污染、黄赌毒现象的沉渣泛起以及中国重新成为美国围堵打压的对象等，“蓝色时期”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再次落空，相反，“我们早年关于红色中国的记忆在经过八十年代的长期压抑之后，开始苏醒，成为一种批判的资源。我们惊异地发现，原来曾经被看作教条的概念和命题许多都表达着真理，原来曾经被嘲讽讥笑的人物和故事许多都充满了魅力。我们甚至触目惊心地发现，实际上，我们今天面临的种种困境，许多都只是应验了毛主席当年的政治预言。”

　　笔者读到这一段时，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心路历程。比如在八十年代，我也曾赞成否定文革，但九十年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又促使我思考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文革的发动者声称这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究竟是一种借口呢？还是看到了现实危险？如果仅仅是一种借口，那么如何解释苏东剧变？如何解释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如果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的话，那发动文革就不仅不是错误，反而彰显了发动者的远见卓识以及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不让人民吃二茬苦，遭二茬罪而不惜自己被“打得粉碎”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厘清了这个关于文革大是大非问题，对其他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新的社会现实进行新的思考的结果，使得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60后又再次从“蓝色时期”进入到了一个新层次的、超越了朴素感情的“红色时期”。

　　回首“蓝色时期”，祝东力用不无懊恼的笔触写到：“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60后在整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早年的“红色时期”进入到八十年代开启的“蓝色时期”，但只有少部分人（这些人能够“对新的社会现实进行新的思考”、富有自我批判精神、愿意严厉解剖自己、敢于“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人才能再次进入“红色时期”。而包括崔永元在内的大部分人却只能沉滞其中，备受精神世界分裂的煎熬，或抓狂或抑郁，或陷入“看破一切”的虚无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症候，是时代的抑郁。

　　当然，大部分人之所以不能走出“蓝色时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由派知识精英对文化舆论界的严密掌控。他们一方面封杀一切敢于反思的左翼声音，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一切话语平台，持续不断地对毛泽东时代进行妖魔化，其洗脑工程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以及无孔不入和无微不至，堪称史无前例。在他们织就的天罗地网中，能够奋力挣脱出来的又有几个？作为深陷其中的受害者之一，崔永元并无特殊之处，仅仅是比较著名罢了。

　　崔永元有着真诚的底层关怀和亲切的红色记忆，只要他愿意思考和面对事实，假以时日，我相信他能够得出更为符合实际的结论。我也希望仍然处于“蓝色时期”的朋友一同加入思考和讨论——我们思考的结果，不仅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命运，从长远看，也终将影响到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本文写于2014年，原载于作者微博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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