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古的沉滓”董时进：因反对土改泛起，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点击：  作者：郭松民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06-16 11:41:02

 

 

　　因反对土改泛起的“古的沉滓”董时进。

　　最近一段时间，对“还乡团文学”《软埋》的批判，正像鲁迅先生在《沉滓的泛起》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

 

　　“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沉滓的泛起》出自鲁迅文集《二心集》，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上海《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它音。

　　武汉大学C教授、湖北某文摘杂志主编老T先生，算是“新的沉滓”，董时进先生，则要算是“古的沉滓”了。

 

　　董时进先生何许人也？作为地主阶级的辩护士与代言人，他本来已经和被一些人恋恋不舍的“民国”一起沉入了历史池塘的底部，如果不是近来一篇《董时进：惊人的反土改预言》在网上到处流散，也就不会有什么人知道他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反对土地改革给毛主席写的一封公开信，其中的观点当时就被驳的体无完肤，其后又被土改的实践和新中国的巨大进步所证伪，孰料今天又被人拿出来当成为《软埋》辩护的大杀器，全不顾上面满是污垢，足证卫生要经常打扫，扫院子试图一劳永逸是不行的。

　　董时进于1900年旧历10月18日生于四川省垫江县武安乡天星桥董家老屋。董时进的父亲董世绪、母亲熊氏，遵循封建社会几千年“攒钱买地”的传统，成为第一代“创业”发家的地主，而董时进则因此成为“少东家”。

 

　　由于幸而生为地主少爷，所以和同一时代绝大多数农民子弟不同——比如不用像开国上将陈锡联童年时那样去给人放牛娃——董家的四位少爷都有条件受到良好教育。董时进于辛亥革命前入桂溪高等小学堂读书，后到重庆上学，继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即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今交通大学之前身），毕业后弃工学农，于1917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农学院，1920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之专科，旋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学，算是闻名遐迩的岩里正男/李登辉的老学长。

 

　　董时进回国之时，正是20世纪30年代初，土地革命战争呈星火燎原之势。1933年，董时进赴南京，任职国防设计委员会，这个神秘机构直属于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是一个专为国民党“剿共军事”出谋划策的“智囊”机构。

 

 

　　半年后，为了对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蒋介石提议在“匪患”最严重的江西设立农业院，“以负改进农业、复兴农村之任务”。董时进对蒋介石的设想投入了极大热情，1934年4月，正当蒋介石对位于赣南的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打得血流成河之时，董时进应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之邀，担任农业院首任院长，准备参与“剿匪善后”，从根本上铲除土地革命的土壤，“消弭”人民革命。

 

　　当然，和国民党曾经尝试的“土改”、“减租”一样，这一计划也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不能触碰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宣告失败。董时进决心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地主阶级并非不能存在。1939年，他利用个人积蓄及家族资金，在沙坪坝井口镇置地75亩，开办了“大新农场”，完成了从地主少爷、学者、国民党官僚再到地主的循环。

 

　　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地主阶级虽然受到国民党政权的武装保护，但在话语权上却落于下风——这倒是和今天某省作协主席热心歌颂地主不同，那时候优秀作家的同情心都在农民一边——孙中山也主张“平均地权”，国民党内部也有要求土改的呼声。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发出地主的声音，董时进成立了“中国农业协进会”，又创办“现代农民社”，主编《现代农民》月刊，直到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并自任主席。当然，在董时进的辞典里，“农民”是有确定含义的，那就是“地主”。

 

 

　　在农民党的成立宣言中，董时进提出了一系列主张。有一些是虚的，如“党的使命是为农民争取国家的主人地位”、“使农民获得自由自主的权力，不再被别人拉去打仗”等，核心的内容则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

 

　　比如宣言第二条认为，“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是政治剥削”，“一切军阀官僚皆可以利用他们的权位，肆意掠夺人民”，这是对的，但最后却落脚在反对“从富农和乡间小地主的手里夺取一些去弥补贫农”。这就暴露他的真实目的——否定地主阶级作为剥削阶级的存在。

 

　　宣言第三条，“反对强制没收农民财产”。这听上去似乎也正义满满，但在三十、四十年代，贫苦农民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和地主阶级的多重压榨下，早已“上午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除了苟延残喘的生命，没有任何“财产”可供剥夺，董时进宣言中的农民指的是谁，已经不言自明。

 

 

最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为了永保地主阶级的天堂和统治，董时进居然公开反对工业化，他在《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一文中煞有介事的提出了两点理由：

 

一、全球经济资源有限，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拥有比工业优越的发展前景，因此中国应该走农业国的道路。在他看来“然观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前者实不啻后者之寄生物。”“随世界工业化之增进，农国之需要加大，工国之需要加少。达于一定程度以外时，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农国过多尚于世无尤。工国过剩则病象立征。”

 

二、保持农业的主体地位有利于维护经济权益和社会稳定。董时进说：“农业之优点，在能使其经营者为独立稳定之生活。其弱点在不易致大富。然可以补贫富悬殊之弊。此短正其所长。农业国之人民，质直而好义，喜和平而不可侮。其生活单纯而不干枯，俭朴而饶生趣。农业国之社会，安定太平，鲜受经济变迁之影响。无所谓失业，亦无所谓罢工。”

 

　　虽然董时进叨逼叨逼，说的振振有词。但他却完全忽略（或假装忽略）了一点，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代我们选择的。除了工业化，西方只给中华民族留了两条路：一条是像黑人那样沦为奴隶；一条是像印第安人那样被灭绝。董时进的主张，暗合了西方希望永远对东方保持科技和工业领先的隐秘意图，很难相信他不是蓄意要把中华民族忽悠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1937年，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日本，用对仍为农业国的中国展开全面侵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方式，给董时进的主张做了最后结论。那些今天仍然在追捧董时进的人，愿意为了重建地主阶级而去体验一次大屠杀吗？

 

　　1949年12月，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土地改革也在全国全面展开。董时进预感到如毛泽东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所言：“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他所钟爱并且身为其中一员的地主阶级将会彻底消失。作为最后的挣扎，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董时进上毛主席书》，自费铅印，四处散发，提出所谓“江南无封建”论，不赞成在江南进行土地改革。

 

 

　　董时进的主张，受到思想界的严厉批判。

 

　　当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曾经发表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教授、韩德章教授以及一些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老会员在批判“公开信”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教授如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等，都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土地改革，然后根据亲身经历和实地调查，写文章严厉批判了董时进的观点。

 

　　清华大学专门研究经济史的孙毓棠教授，也以专家的身份写了《江南的永佃田与封建剥削》一文，指出民国时江南实行永佃制，封建剥削并未减轻，特别是因为买到“田面权”而产生的“二地主”使农民遭受更残酷的“再剥削”，永佃制因此是一种“最凶恶、最苛重”剥削形式，“江南无封建”论是完全错误的。

 

　　董时进的“公开信”也散发到了他的家乡垫江县武安乡，受到当地农会干部和贫雇农的批评，农民带着对知识分子特殊的尊敬说：“董博士不了解实际情况。”

 

　　1951年6月5日，四川省合川县南津乡农民焚烧地主的土地契约书，庆祝土改胜利

　　董时进在公开信中的许多观点荒谬可笑。比如他用“悲天悯人”的口气预言：

 

　　“在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读书，甚至去大都市进大学，所以农村中尚能产知识分子和各项人才。今后这些人家没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种十亩八亩的小贫农，他们糊口且不易，哪里还能送子弟进学校。……农家子弟不能受教育，农人永远不能翻身了。”

 

　　董时进做梦也想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多年，高等教育是免费的。由于消灭了地主这一农村的高消费阶级，农业的剩余可以拿出来一部分搞小学、初中乃至高中教育，迅速实现了教育普及，经历过土改的中国农村教育要远远优于没有经历过土改的印度农村教育。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学校校舍。

 

　　1949年5月，新中国如东方的太阳喷薄欲出，新政协即将在北平举行。董时进自香港抵北平，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6月5日，负责统战工作的李维汉约见董时进，批评他反对土地改革是力图为地主阶级保存封建剥削制度，因而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农民党的路线成了地主路线。地主阶级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即将被消灭的阶级。新政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展开政治协商的地方，并没有为地主阶级预留席位。

 

　　李维汉向董时进说明，农民党参加新政协是困难的，劝董时进不要搞农民党，仍以从事农业建设为好，希望他把技术介绍给人民政府，为农业建设服务。董时进温顺的表示，愿意推荐农业技术人员贡献技术，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

 

　　董时进明白，地主阶级被消灭了，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在新中国如果不愿意接受改造，日子会不太舒服。1950年，他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美国并加入美国籍。在美国，像张爱玲一样，他也开始靠写反共小说来换取美元了，像解放前那样既当地主又当农民党主席的美好生活再也没有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土改真的毁了不少人的好日子。

 

 

　　近三十多年来，在一切都要翻案的氛围中，董时进这样的人变成了香饽饽。但董时进像《槐树庄》中的老地主崔老昆那样，至死也没有忘记土改的仇恨。他在《共区回忆》中恨恨的写道：

 

　　“乡村有土地的人家究竟犯了什么罪，要将他们这许多种财产一齐没收？占去土地不足，还要连人家的牛马犁耙床桌粮食农产，乃至毛坑里面的大粪都要搬空。”

 

　　有些人就是这样，无论历史怎样教育都不能进步，只能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了。

 

　　董时进现在很热，受到各种吹捧，俨然成了先知了。未来究竟会如何？还是借鲁迅先生的话做个预言吧：

 

　　“因为要这样，所以都得在这个时候，趁势在表面来泛一下……也因为趁势，泛起来就格外省力。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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