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路遥文学奖颁给方方的作品《软埋》，更像是一次政治宣示和政治站队。

　　站队是要有底气的，底气的背后是实力，方方的《软埋》先是得到媒体的热捧，现在又来了这么一个奖。至少说明在中国的文艺届，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来否定土地改革的革命正当性，并非方方一个人。

　　有人指出，方方作品《软埋》的主题是否定中国土地革命的合理性，为被推翻的地主阶级鸣冤。方方也对此作了回应，开头就是“因为一部小说《软埋》，不知何故让极左派人士恼怒异常，成群结队挥刀而来”。

　　方方本人也是有官方身份的，她是湖北省作协主席，那也是有相当级别的职务，她是不是党员我不知道，但也属于体制内人。

　　这个路遥文学奖，是一个由个人和民间机构发起的文学评奖活动，并未获得中国文联等部门的批准。这个路遥文学奖，有几分神秘，这次要在一片争议声中，颁奖给方方的《软埋》，是要给她方方的这部作品背书?

　　当今文坛，有些人在努力的要把否定中国革命在文学界，引导为一种政治正确。

　　这不禁让我想起莫言得的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奖项，不如说有时它更像是一个政治奖项。能不能获奖，控制在西方人的手里，必须要通过充满着西方价值观的这些评委的审查，这种审查，从来就不只是针对作品的艺术性。一个文学作品，从来都是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而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从来没有违背过西方的价值观需要。

　　它承载的政治使命，比诺贝尔和平奖还要大。诺贝尔文学奖是欧美国家创建，并凭此垄断着文学艺术创作的价值观引导权。这个价值观，必须符合西方的标准，符合西方的政治需要。莫言能够获奖，是因为在西方人看来，莫言的作品满足了他们对价值观的要求，对政治的需要……这个可以从对莫言的颁奖词看的非常清楚：

　　“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

　　“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

　　“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重现五十年的宣传，令人信服、深入细致。”

　　“但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

　　“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以上都是在陈述颁奖给莫言的理由，当然这不是全部理由，但这肯定是很关键的理由。从这些陈述的内容里，我们能看到什么？“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二十世纪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纪，此处的二十世纪，带有强烈的价值观判断；“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这句很直白，直接说二十世纪，并不是快乐历史，与前面的“20世纪的冷酷无情”形成呼应；“毛主义的恐怖”，这句就更直白了。注意到这几个关键词，并把他们链接起来，我们就明白了诺贝尔颁奖词在说什么，颁奖理由，就是否定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建设，都在否定之列。说起来，这次诺贝尔奖的颁奖词也是够坦率的。

　　那么方方的《深埋》，主线也是中国的土地革命，但是用地主的视角进行的观察。所以，在方方的作品里，土地革命，就是痛苦的，邪恶的，反动的，因为地主被剥夺，所以她认为：

　　“土改的历史进展时间并不长，但影响了中国整个社会的生态，尤其是农村，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人，何止是千千万万!无数人在这个运动中有着惨烈的伤疼，不愿意记忆，或是不想述说，几乎成为经历者的共性。”

　　“惨烈的伤痛”、“经历者的共性”，已经给土改做了定性。这种定性也充分的体现在她的作品《深埋》里面，在方方的笔下，川东大地主陆子樵，被塑造为一个“辛亥革命时立过功，抗日时接济过游击队，剿匪时为解放军帮过忙，政府号召捐献粮食时捐的最多”的正面形象，还是全村人，除了一个与他就恩怨的长工，都公认的大善人。在方方的情节设定里，陆子樵的命运是全家自杀，自我灭门。好嘛，世人公认的大善人被逼死，土改的性质，可不就是方方说的“惨烈的伤痛”吗？小说，都是以小见大，通过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命运，来反映作者对时代的认识和评价。《软埋》中大地主陆子樵，是一个地主阶级的符号，全村人要保的大善人，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形象塑造，而因为个人夙愿，要分陆子樵财产、土地和丫鬟的，逼得陆子樵全家自杀的长工，就是跟着共产党搞土改的农民的集体形象。经过小说的人设，土地改革就从农民翻身得解放，变成了部分刁民陷害大善人的历史了。

　　刀笔可以杀人，更可以创造“历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很多人了解到的历史经常是文人用笔写的。一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可以把推动历史前进的曹操，变成一个人见人怼的反面人物典型。

　　方方对土改的态度，至少部分是来自她亲戚的遭遇。方方曾对财新网记者感叹：

　　“我大姨太惨”， “1949年南京解放，曾任国民政府南京警察局长的大姨夫听说自己是镇压对象，连夜逃去台湾，留下大姨一人。‘土改’时，大姨失去土地和财产，带着五个老人六个孩子，住在乡下祠堂。因为成分不好，大姨的儿孙两代人都没能好好读书”。

　　旧社会，农民的苦难，在她眼里是很少能看到的。农民失地，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逃荒，几乎年年中国都有人在经历饥荒，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岁，生七八个孩子可能只能生存两三个，这些在方方眼里应该都不算苦难。多数人的苦难，那不叫苦难，只有少数人的地主是苦难。地主苦难“太惨”，惨到“住在乡下祠堂”，“没能好好读书”。农民的孩子几千年都没好好读书，都不能和地主缙绅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力，这些都是可以忽略的。

　　这就回到中国革命的评价主体问题。“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阶级社会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各自阶级的烙印”。从方方的《软埋》里面，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的思想烙印。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待同样的历史事件，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农民对待土地革命的态度，和地主对待土地革命的态度，当然不可能一样，农民对土改的态度，用淮海战役的小推车已经表达的不能更彻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的胜利首先来自农民对土地革命的支持。“打土豪，分田地”，这就是农民冒死支持土地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国革命的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土地革命贯穿了中国革命的主线，否定了土地革命的正当性，也就否定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否定了中国革命，也就否定了中国革命的成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古讽今从来都不是秘密。

　　这也说明，文学从来离不开政治，区别是在讲什么政治。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中国文艺界面貌一新，才子佳人统治的文学舞台，开始有了劳动人民的位置。这一文学革命的背后，是对中国革命的正面描述，是记叙劳动人民眼里的革命。站在劳动人民的角度，革命是正当的，否则，人民为什么要冒死推小推车去前线支持淮海战役？这种多数人的用脚投票比用手投票更能说明人心向背。而方方莫言，则是选择了另一种政治，一种相反的政治，告别革命，去革命化。

　　谁说阶级史观落伍了，方方的作品不就最清晰的表现了阶级史观吗？只不过是地主视角的阶级史观。从来没有超越阶级性的文学艺术，那些否定阶级，否定中国革命的精英，阶级意识最强烈。别人唱几句话红歌，他们都会联想到政治，说这是文革复辟。方方本人不也是如此吗？面对批评，她第一反应就是给这些反对者批评者贴极左标签。用政治标签来回应文学批评，方方多讲政治。只不过她的政治跟她小说的叙事结构一样，都很蛮横生硬。

　　有人这么评价诺贝尔奖背后的文化政治：“他们只喜欢阴暗的流血的流泪的痛苦的一面，从不去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光明发展进步阳光的一面。他们并不是独眼龙，只是愿意凸出负面，对于正面视而不见，忽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他们愿意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灾难痛苦去撕裂那个民族国家的情感，摧毁颠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他们常常借用人性去扭曲人性，常常借用民主自由动乱一个不同于他们的民族和国家。他们只认为自己的就是世界的，容不下不同于他们的其他。他们喜欢背叛，因为背叛就是投入他们的怀抱”。

　　我想这段话，也适合中国那些要跟诺贝尔文学奖价值观看齐的奖项。

　　文学奖具有指挥棒作用，颁奖给什么样的作品，就自带引导功能，等于告诉那些作家，什么样的作品才有资格获奖。路遥文学奖，虽然还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此举的目的，应该也不外乎这些。

　　在核武器时代，军事战争已经不再是大国竞争的主要手段，价值观战争、思想战、文化战，成为最主要的形式。一切其他形式的战争，比如信息战和经济战，都需要通过控制人的大脑去实施，思想战是这些经济战、信息战的基础，也是主要工具。我们欢呼于中国硬实力的强大，但是对软实力的问题，也不能忽视。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部门，存在的严重问题，不能视而不见，急需大力整顿。能够打断中国崛起进程的，从来不会是什么美国的外部遏制，而是被中国内部的思想病毒侵蚀大脑。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产业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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