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钟成：美国阻扰《生物武器公约》的实施意在发动基因战争

点击：作者：马钟成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20-01-24 11: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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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竭力推动《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的普及、实施和核查，利用所谓国际法律阻止其他国家研发核武器及化学武器。而对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来说，美国的研发正方兴未艾，而其他国家的研发则大多还未起步，类似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则根本没有对基因武器的投入。对于基地组织等所谓的恐怖势力来说，虽然他们有这个意图，但是却没有相关的科技实力，国际法对他们来说根本又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作用。因此，美国极力阻扰《生物武器公约》的普及、实施和核查。因为《生物武器公约》的实施和核查，仅仅意味着对美国这世界上唯一的基因武器强国的约束。美国显然已经将基因武器，定位成消灭第三世界的主战武器。

本文主体部分完成于2013年1月，基本能够揭露美国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的来龙去脉，揭示美国如何让《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成了残废无效公约的，从而可明显地看出美国的确在研发基因武器、准备基因战争。在美国特朗普极右翼准法西斯主义政权全面反共反华的今天，不仅仅是贸易战，金融战、粮食战乃至基因战，都很可能是其选项。

1、从查韦斯中招谈起——基因武器的斩首行动

毛泽东生前，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将美国搞得焦头烂额，美国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差一点崩溃，在70年代，美国学术界流行的是美国走向相对衰落的观点。毛泽东去世后，美国的战略家们考虑的一大问题就是，如果世界上再出现毛泽东式的人物怎么办？

假如说在1976年之前，美国对毛泽东式的强大对手毫无办法，只好乖乖地求和的话，在基因武器日益发达的今天，美国完全可以在不知不觉中终结其生命。

2012年11月美国《大西洋月刊》披露，近年来，随着DNA基因组设计技术的突飞猛进，美国很容易制造出能把为某国首脑特别打造的DNA病毒，这是最新型的杀人于无形的恐怖武器。

相关专家设想了以下使用DNA病毒进行的“斩首”行动：

某年12月，一名大学教授在家里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他网购的药丸，这种治头疼的药丸他常吃。吞下一粒药丸后，教授感到不适，出现轻微发烧、打喷嚏等症状。这些都是典型的染上流感的症状，所以这名教授并不在意，他继续去校园授课。他并不知道，他之前收到的药丸，已经被美国特工加入了特别调制的DNA病毒。来到校园后，这名教授体内所携带的几十亿个病毒，会随着他打喷嚏传染给其他人，最终校园里大批员工和师生都得了“流感”，不过在流感多发的12月，没人对此怀疑。

美国特工的最终目标终于出现：某国总统来到这所大学演讲，他手下的特工对校园进行了严密检查。演讲顺利结束，可不久后，这名总统就感觉头疼，随后记忆力逐渐减退，最终一命呜呼。原来，美国特工所使用的病毒，是根据这名总统的DNA特别制作的：其他人染上这种病毒，只会出现轻微的流感症状，不会死亡，而一旦总统本人染上这种病毒，他体内的细胞就好比是触发致命病毒的“机关”，病毒会“认出”总统的细胞，发生突变，从而大量破坏总统的脑神经系统，最终令其死亡。事后法医在进行尸检时，也很难查出总统死亡的真正原因，会以为他可能死于“遗传疾病”。

《大西洋月刊》表示，以上就是DNA基因病毒的强大和特殊之处：可以只让目标一个人死，其他感染者却安然无恙，因为这种病毒的致命成分只能由目标本人的细胞触发。使用DNA病毒进行暗杀，隐秘性极高，成本低，达到的效果却不亚于特种暗杀小组或无人机突袭。但使用DNA病毒进行斩首有一个前提--特工或特种兵必须事先获取暗杀目标的活体细胞，获悉其DNA信息，从而让科学家根据相应信息，制造专为目标设计的DNA病毒。

2011年8月28日，身患癌症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发表了如下讲话：两年多来数位拉美总统先后患上癌症，可能是因为美国掌握了一种传播癌症的技术。查韦斯发表讲话前一天，阿根廷确认总统克里斯蒂娜患上癌症，成为继巴拉圭总统卢戈、查韦斯、巴西现总统罗塞夫、巴西前总统卢拉之后的第五人，查韦斯称“这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用概率法则解释不通”，尤其是患病的都是不顺从美国的左翼领导人。查韦斯还告诫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厄瓜多尔总统科亚“一定小心”。

查韦斯称，邻国领导人纷纷被确诊癌症，事情似乎不可思议，他说多年前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提醒他小心美国：

“菲德尔常对我说，‘查韦斯，要当心。这些人研制出了技术。你又粗心大意。当心自己的饮食……用一个小针头给你注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玩意儿’。”

由于美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在殚精竭虑地策划谋杀卡斯特罗，因此老卡对自己的饮食和DNA信息保护的十分严格。而粗心大意的拉美左翼新兴领袖查韦斯的DNA信息，恐怕早就被美国窃取了。按照美国专家所设计的用DNA病毒进行的“斩首”行动，查韦斯很容易中招。

生物战争的恐怖时代已经来临。中国人民要当心了。中国的领导人和那些反美的关键人物，更要当心了。由于美国强大的种族主义传统，基因武器掌握在这个国家手中，是整个世界的灾难。

2、美国的种族主义优生学计划——种族主义势力的第一波大规模试验

从历史上看，英美系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最早发展出完整的种族主义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科学表现形式——优生学。如果不是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高峰的到来，20世纪将必定成为英美盎格鲁·萨克逊人对其他种族，尤其是黑种人和黄种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世纪。是共产主义苏联及中国的先后崛起，打乱了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这一世纪性计划。

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进程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被盎格鲁·萨克逊人所利用，他们创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者优等、弱者劣等、优胜劣汰成为大英帝国及后来的美利坚帝国对外扩张的核心信念。达尔文本人是否秉持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点尚未有定论，但其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于19世纪末所开创的“优生学”曾在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其核心理念是认为人的智力、才能、道德、气质都是靠先天遗传而来，因此优秀种族永远优秀，劣等种族永远劣等，优秀种族担负人类进化使命。主导英美国家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最先将这种观念发扬光大并落实到现实政策中，而那些后起国家和民族也纷纷借助这种理念来与盎格鲁·萨克逊人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

20世纪20至30年代，优生学风靡欧美，许多遗传学家和政治人物都信奉“优生学”。欧美的上流社会，尤其是那些世袭的垄断财团们认为，血缘和遗传、人种和民族是经济、社会或文化最重要的决定因素。20世纪初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公开地说：

“我们不应该让那些劣等血统在这个世界上存留。文明社会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确保优等血统人口不断增加，劣等血统人口不断减少……我非常希望能禁止劣等血统人中的生育……禁止低能人留下后代。”

在几乎整个二三十年代，英美系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与意大利及德国的纳粹党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世代统治英国、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垄断财团和希特勒一样，都是典型的种族主义者。美国于19世纪末建立的冷泉港实验室是后来分子生物学、优生学的大本营，也是今日基因科学的发源地。其早期创始人兼主任是美国遗传学家达文波特，此人与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卡内基财团等各大财团都保持着密切关系。

达文波特深受优生学、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便是保护美国纯正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种族纯洁，使其不受来自于黑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的遗传污染。在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鼎力支持下，达文波特的密友、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祖师）等人于1922年便组织了美国优生学会并任主席，将弗朗西斯·高尔顿所开创的种族主义优生学发扬光大。作为后来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对手，欧文·费雪是今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今天许多标准的新古典理论，在起源、风格精神和本质方面都是费雪式的，他的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是许多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欧文·费雪同时又是美国种族主义优生学的鼓吹者者。很显然的是，美国垄断财团在全世界鼓动一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让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世界经济，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完成其种族主义的使命。

达文波特另一个德国密友欧根·菲舍尔是德国最优秀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人类遗传学家，他是德国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研究所所长。菲舍尔等人创作的专业性手册《人类遗传学和种族卫生学》在二十年代的德国非常流行，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并因此被捕入狱，希特勒在坐牢期间曾十分认真地研读这本手册，并从中汲取了充分的营养后，口述完成了《我的奋斗》，发展出了十分典型的种族主义思想。菲舍尔的著作可以说是希特勒的科学圣经，而这本书的主要思想，正是由洛克菲勒财团资助的冷泉港实验室的优生学项目所奠定的。纳粹政权刚刚建立，菲舍尔就积极为第三帝国服务，菲舍尔为希特勒的帝国内务部起草了一份专门报告，其要点是未来种族政策措施的效率取决于它们是否建立在科学（那些由菲舍尔们掌握的）之上。

到1935年，菲舍尔及其研究所已经开始正式为纳粹政权服务，其服务内容有：(1)为政府建立种族鉴定机构，战争爆发后为军队进行种族鉴定；(2)为未来的专业医务人员和党卫队军官讲授“种族和遗传治疗”；(3)加入纳粹的遗传健康委员会。菲舍尔及其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研究所对纳粹第三帝国最大的贡献，就是用他们的“科学之剑”为纳粹的外交政策服务，给整个纳粹种族计划披上合法性和科学性的外衣。欧根·菲舍尔的接班人奥特马•冯•弗许尔男爵让自己的助手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去当医生，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帝国“医师”，人称“死亡天使”的约瑟夫·门格勒。此人执掌集中营生杀大权，他尽可能“消灭”不能劳动的人，并用活人进行“改良人种”试验、病毒和细菌实验，先后有约四十万人惨死在他手下。

美国著名学者恩道尔指出，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纳粹德国优生学研究的最大出资人。希特勒上台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毫不掩饰地公开资助纳粹医生的研究，直到1939年迫于政治压力才停止了资助。纳粹“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博士就曾参与了这项计划，可以说希特勒的优生学实际上是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在“美国制造”的。正是由于约瑟夫·门格勒与美国权贵家族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密切关系，或者说由于他掌握洛克菲勒等美国财团资助纳粹的直接证据，使得这位“纳粹死亡天使”在二战后能够摆脱惩罚。

二战后，约瑟夫·门格勒成为全球重点通缉的纳粹战犯，但是他却顺利逃离德国，用假的身份在阿根廷定居了下来。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高官华费尔·埃坦曾指出，他和其他摩萨德特工于1960年便知道了约瑟夫·门格勒及其妻子在阿根廷的确切住址，摩萨德至少有两次机会将其杀死，但是摩萨德没有下手。其实根据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报告，约瑟夫·门格勒一直在美国“特殊调查办公室”(OSI)的监控之中，他一直在南美洲如阿根廷、巴拉圭、巴西等国家间移动。美国和以色列之所以放过这位“死亡天使”，显然是不希望相关内幕的曝光。

当今日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大肆宣扬希特勒种族灭绝计划的邪恶时，很少人知道，希特勒是英美统治阶级一手制造出来的，在20世纪20、30年代，英美垄断财团的种族主义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说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是从英美垄断财团那里学来的。俄国十月革命后，英美垄断财团一时间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将其消灭，最后选择了扶持纳粹主义来冲击共产主义。假如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后，按照英美的旨意，将苏联当做最大敌人，希特勒能屈从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导，那么希特勒将会在历史上是正面形象，其罪恶将被掩盖，其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绩将被颂扬，而“国会纵火案”的真相将和“肯尼迪遇刺案”一样被遮蔽在黑暗之中。当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遭受挫折，以色列国将不会出现，替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为英美帝国重要打手的，将是希特勒的纳粹党。然而，希特勒被自己膨胀的力量冲昏了头脑，最终彻底失败，纳粹主义也首先烟消云散，而“优生学”也一度因为纳粹的恶名而变得声名狼藉。而洛克菲勒财团所资助和掌控的那些生物科学家们，不得不改头换面地提出了“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名号以继续完成其种族使命。

3、希特勒仅仅是英美的小学生

假如不是因为希特勒和英美之间的内斗，与希特勒种族灭绝计划类似的方案，早已在美国大规模实施。早在1907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就通过了美国第一部绝育法，规定政府有权对州专家委员会鉴定的劣质人口实施强制性绝育手术，到20世纪20年代，这项计划风靡全美，美国已有24个州制定了绝育法。1933年，希特勒刚一上台，便立即效法美国，制定了《遗传病子孙防止法》，对所谓劣质人口采取绝育断种措施。美国政府推行的绝育运动从1907年开始，一直到1963年因广受谴责才彻底结束，有33个州立法推行优生运动，有6.5万美国人被强制绝育，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二三十年代被绝育，如果不是希特勒的战败使优生学和绝育法声名狼藉，这个数字将更大。在6万多被美国政府强制绝育的人中，绝大部分是底层极端贫困人口和黑人等有色人种。美国当时的道格拉斯大法官曾这样指责美国绝育法的不公平性：

“一个三次偷鸡的窃贼要被绝育，一个三次侵占公款的人却不会。说这两种罪犯的犯罪特性遗传在法律上存在整齐的界限，但我们丝毫看不出这种推论有任何依据。”

在二战前后，在“优生学”、“生物学”、“生物国防”的幌子下，英国、德国、美国乃至日本都投入巨资进行第一代“生物武器”—人工培养的病毒和细菌武器的研发，而苏联也不甘落后。第一代生物武器被假设在战争爆发时使用，以造成传统武器所不能达到的大规模杀伤力。在第一代生物武器中，采用的细菌类战剂主要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等，病毒类战剂主要有天花病毒、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森林脑炎病毒、裂谷热病毒、登革病毒、拉沙病毒等。德国在一战中便曾使用化学武器，二战爆发前，德国已经研制出成熟的化学武器，然而英国同样具有化学战的能力，这使纳粹一直没有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在二战进行中，英国、德国、日本、美国、苏联等都研制出了第一代生物武器，同核武器一样，所有拥有生化武器的国家都没有遭受到敌人的生化武器攻击。由于中国没有生化武器，中国军民先是在抗日战争中遭受日本，后来在朝鲜战争中又遭受美国生化武器的攻击。由于第一代生物武器定向性较差，既可以对敌方也可以对己方造成大规模危害，因此二战前后，第一代生物武器并没有得到普遍应用。

应该指出，英美系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是人类历史上首先大规模使用生物武器的种族。正是借助天花病毒——这一原始的生物武器的帮助，英美系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才成功地对北美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灭绝。

1763 年，英国驻北美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下命令设法把天花病毒引入那些印第安部落中去，“尝试一切办法根除这个该死的种族”。正在同英军作战的两位印第安部落首领突然收到了英军表示“和解”、“友好”的“礼物”——毯子和手帕，善良的印第安人将礼物欣然收下，断然没想到这里面沾满了导致其种族灭绝的天花病毒。其实，英军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不过是在执行伟大的英国国王陛下的命令而已。美国著名学者房龙在《美国史事》中指出，英国国王曾传旨给阿姆赫斯特：

“给那帮印第安人送去一些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让他们传染上瘟疫。你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去根除那个令人讨厌的人种。如果你那个用猎犬追杀他们的方法能够奏效的话，我会备感欣慰。”

事实上，在二战前，大英帝国是最早研制生物武器的国家，而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在资助相关科学家进行相关研究，二战爆发后美国政府正式和英国合作进行生物武器的研发，至1942年，双方研制出了几万枚炭疽杆菌武器，是仅次于原子弹的最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原子弹一样，生物武器战争一旦大规模爆发，不仅上亿人口将遭受灭绝，生物武器的毒性至少可绵延上百年。

4、美国是德国纳粹和日本“731部队”的集大成者

纳粹德国生物武器的头号专家是埃里希·特劳布，他是纳粹细菌战实验室的主管，二战初期他是德国的陆军上尉，直接为希特勒的副手、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进行活体细菌培育工作，同时他也是他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输团的成员，这是一个直接由希特勒建立的非常有势力的军事组织，仅次于纳粹冲锋队和纳粹党卫军。然而，这位纳粹头号生物战专家，却和“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有近乎完全相似的背景。

二战之前，作为德裔美国人，埃里希·特劳布一直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埃里希·特劳布在美国专家的领导下进行病毒和细菌的研究。当时，英美和希特勒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英美垄断资本一手将希特勒扶植了起来。在美国本土，在美国垄断资本的资助下，纳粹的活动也十分猖獗。20世纪30年代特劳布加入了一个名为“西格弗里德”的德籍美国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美国纳粹运动的指挥部，在纽约地区，大约有4000多人来这里参加纳粹活动。二战爆发之前，埃里希·特劳布回到了德国。

二战结束后，因为担心苏联对纳粹的清洗，埃里希·特劳布拒绝为苏联合作，他在1949年逃离至西柏林，他向美国人表示，他愿意到美国从事科学工作，成为美国公民并受到保护，从而避开前苏联的报复。而美国人也正在大力招募纳粹科学家为其服务，埃里希·特劳布又顺利变成了美国人，为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军方细菌战实验室服务，并成为普拉姆岛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的奠基人。特劳布还在农业部马里兰州贝兹维尔实验室中工作过，他在那里分离出一种能够感染人的神经和脑组织生化武器病毒。总之，埃里希·特劳布的加盟，极大地推进了美国生物武器的研发进程。

1953年，西德也认识到了建立自己的细菌战实验室的重要性，他们在蒂宾根市建立了高度机密的病毒实验机构，并请特劳布博士回来担任主管。特劳布获得了美国的许可，附加的条件是，特劳布继续接受有关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监控和领导。当时的西德政府对美国有很强的依附性，特劳布在西德的生物战实验室成为洛克菲勒家族及中情局生物武器项目的重要据点。美国的生物战项目，就是由特劳布这样受中情局领导，即非完全的美国人也非完全的德国人的“世界公民”们一步步推向前进的。

二战后，苏联和美国都在拼命发展自己的生物武器。纳粹的生物战专家在战后一部分为苏联服务，但更多像埃里希·特劳布那样成为美国军队的雇员。

二战期间，将生物武器研究推向顶峰的是日本，罪恶昭彰的日本“731部队”在中国利用平民做活体实验，日本天皇本身是生物学家，对日本生物战计划一直十分支持。日本细菌部队规模庞大，除了满洲731部队外，还有满洲第101部队，南京1644部队和广州8604部队等。1947年初，美国陆军情报处邀请马里兰州美国生物战实验室的师长诺尔伯特·费尔到东京，其目的是全面评估日本的生物战武器计划对美国的价值。1947年5、6月间，菲尔与“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进行了谈话，并得出结论，日本的资料和成果对美国意义很大，菲尔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已经有的生物战成果高于日本，但是日本有非常宝贵的活体实验资料，“由于对人体试验的顾忌，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是不可能得到这些资料的”。

石井四郎配合美国，将其在研制细菌武器时，以大量人活体实验观察记录和在中国战场及后方实施生物战的经验，总结成四篇文章：一、由19人编写，长达60页的“用活人细菌武器的试验报告等书”；二、长达20页的“对摧毁农作物的细菌战研究 ”；三、由10人编写的“关于对牲畜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四、石井本人写的“20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研究总结性文章”；还附有8000张有关用细菌武器作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和幻灯片。

为得到日本残杀大量中国人所得来的生物战资料和成果，美国竭力庇护“731部队”成员并掩盖其罪行。从麦克阿瑟到杜鲁门都曾亲自过问此事并作出指示，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最后，在美国的庇护下，“731部队”绝大部分人未受到任何惩罚，“731部队”的真相和材料也完全被美国秘密控制起来，很多关键人物被美国高薪聘用为美军培养生物战人才。石井四郎先是失踪，后来公然主持美国在日本设立的细菌战研究机构，1959年在东京死于喉癌。“731部队”能逃脱最后的审判和惩罚，正是因为他们残忍地在大量中国平民身上进行的“活体实验”，这是日本和美国合伙给中国施加的无以名状的耻辱。

虽然苏联人也很看重国家利益，但是与美国相比，他们倒是更加重视“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原则。在“731部队”中，有十几名科学家被苏联捕获，并遭受了哈巴罗夫斯克审判，这些人供述的确对中国人进行了活体实验，被告人随后被监禁多年，然而英美政府则声称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内容不实，是苏联的歪曲宣传。

5、美国早就在中国国土上展开过生物战

正如原子弹刚刚实验成功，美国便迫不及待地将其用在战场上一样，生物武器也一直被美国使用，不过一直处于秘密状态。1951年10月，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一败涂地，所谓的联合国军有六万人被消灭，此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将军面授了一份机密命令(JCS#1837/29) ，命令要求在朝鲜战争中开展有限生物战。1952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联合国军指挥官开展更大规模的生物战。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至少有36 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美军上校及高级军官助手在朝鲜、中国供认，他们曾经投掷过细菌武器，当然他们回国后，迫于美国军事法庭的压力又都反悔了。

美军当时已经在中国境内展开了生物战。加拿大传教士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幼章)在辽宁省沈阳市附近地区进行调查后，于1952年4月25日在伦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1952年3月3日至19日，由国际知名的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也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场调查。同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家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科学委员会)，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率领，赶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有的调查都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通常称李约瑟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为了掩盖真相，美国可谓不择手段。

1953 年，在德特里克营美军生物战基地服役10年的细菌战专家富兰克·奥森突然惨死在纽约一家小旅馆中，官方宣布他是自杀，他儿子事后却说，父亲只是准备向公众透露朝鲜细菌战的真相才遭到暗杀。直至1993年在公众的要求下美国政府重新检验了奥森冰冻的尸体，结果不出人们所料，奥森确实死于非命，但凶手为谁，FBI当然不会去认真调查。

1952年，《中国月报》(China Monthly Review)杂志的发表了其编辑约翰·鲍维尔写的一篇揭露细菌战的文章，美国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该杂志，1956年，鲍维尔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审问，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对他的关押竟长达6年之久。最后因为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或人证，法官以证据不足结案，他们被宣判无罪。这一事件起码证明，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洗白自己。

虽然美国一直否认自己在朝鲜战争中和中国东北使用了生物武器，美国空军也将敏感文件销毁，但是由于情报部门为了分析情报，秘密保留了部分文件，这使几十年后重新发掘真相有了可能。1998年11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迪芬·恩迪克特和爱德华·哈格曼花费了20 年的时间，钻研了中国、朝鲜和美国三国的秘密档案，采访了许多细菌战的直接参与者，完成了《美国与生物战：冷战早期与朝鲜战争的秘密》一书，此书运用确凿的证据和材料所进行的严密的分析和推论，彻底揭穿了美国的谎言，其中披露的各种档案，和当年美军俘虏的供认，完全一致。此书还指出，在朝鲜战争中对中国和朝鲜实际使用的生物武器，有很大一批是利用日本“731部队”人体试验结果而研制的“成果”。

6、美国第一代生物战作战战略

由洛克菲勒研究中心几十年的科研积累做基础，再加上纳粹尤其是日本“731部队”的成果，美国成为二战后当之无愧的生物武器大国。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的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顶端。战争马上胜利的前景，不仅没有使美国停止，反而加快了这些灭绝性武器的研发进度。美国核武器的研发及应用曾在国内得到广泛的讨论，而在民众中间发展起强大的反核武器力量，其中包括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与核武器不同，除了短暂的时间外，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一直处于秘密状态，禁止媒体和公众讨论。早在1947，当时担任陆军参谋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下令禁止对生物武器计划进行披露，1949年，美国国防部长弗雷斯塔尔曾声称美国只研究防御性的生物武器，但是这个声明被世人认为是欲盖弥彰，因为此时美国仍然没有加入《日内瓦议定书》。

至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物战作战战略。1952年6月11日，美军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关于生物战争政策和指令的陈述》中，特别强调美国应该利用生物武器，以秘密战争的方式，对敌方平民进行隐秘伤害：

“生物武器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秘密的军事行动方面。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特工人员或游击队，可以把少量的生物媒介准确地投放在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这是一种极有杀伤力的方式。秘密使用的另一个好处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生物武器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爆发相区别，因此可在正式军事行动之前使用，以削弱敌人实力。”（Report by the Joint Strategic Plans Committee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on Statements of Policy and Directives on Biological Warfare,JCS 1837/34,11 June 1952,289）

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以苏联的危险为幌子，美国一直大力推进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相关实验。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生物战是有限范围内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场对其生物武器的实战检验。结果证明，生物武器的杀伤力虽然潜力巨大，但仍待进一步成熟。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于1956年重新制定了生物武器的使用政策，正式给在战争中首先使用生物武器开了绿灯：在一次全面战争中，美国将使用这种武器以提高军队的效率，这种武器的决定权在总统。同年的陆军守则中删除了“只做报复之用”的字眼，并强调“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现行的有关禁止或者限制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气体、烟雾或燃烧材料及生物战的条约。”

整个五六十年代，美国以史无前例的热情推动了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和英国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生物战实地实验。在那个时代，生物武器单年的科研经费就动辄几亿美元，整个计划投入资金数额之大无法估计。当时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美国急于开发新的武器来维持其世界霸权。当时的美国，已将生物武器当做比核武器更加重要的战略武器进行开发。

比如，六十年代初，美军展开了名为“生化战影响试验”的机密项目，又名“112项目”，这仅是美军生物武器计划项目中的一个，但其下竟有数千个试验各种毒药、麻醉药和细菌的分项目，可见美军整个生物武器计划规模有多么庞大。美国陆海空三军都介入参与，国外则有英国和加拿大进行配合。通过美军生物战实验可以看到，中国、苏联、越南是当时美国生物战假想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小规模地使用了橙剂等生化武器。除了在模拟越南环境的森林里进行了数百次实验外，“112项目”的另一重点是在海上，至少有13艘军舰和大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进行了参与，夏威夷及其以西的海岛、日本的冲绳都是重要的试验场，美军在西太平洋生物战实验的情况一直处于绝密状态。为了模拟苏联的环境，阿拉斯加也进行了规模庞大的实验。数万名分布在世界各地、不知情的美军士兵操作生化武器，美国国防部借此观察其生化武器对自然环境及人的影响，而美军士兵也变相成了实验对象。在冲绳，美军进行了一系列生物武器试验，其目的如毁灭敌人的食物如大米等。1961年，美军在冲绳进行了稻瘟病试验，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真菌能毁掉一整片稻田。

值得指出的是，肯尼迪上台后，曾对美国生物武器计划进行限制和压制。1963年10月，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主任威廉·福斯特向肯尼迪建议进行一次彻底的跨机构的生物武器政策审查，这一提议得到了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的同意，威廉·福斯特随后于11月12日提出成立一个跨机构的生化武器控制和裁军小组。仅仅10天后，正当一个对美国生物武器计划进行控制和削减的最高组织呼之欲出时，肯尼迪遇刺身亡，两个小时后，约翰逊成为总统。此后威廉·福斯特的计划被全面压制，在约翰逊总统任内，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得以强化和扩大，其进攻性更强。

在此期间，美国生物武器计划不断扩展了传统生物武器使用病毒和细菌的范围。美国纽约WBA1电台节目制作人拉尔夫曾舍恩曼指出，长久以来，美国的军方实验室一直以来都在利用禽流感、亚洲流感和其他免疫系统不能识别的病毒来完善其生物武器。在军方实验室，毒性最强的病毒被改造，使人体对这些病毒没有防卫能力，并在世界一些地区试用，由美国军方进行监控，从家畜到人都是攻击目标。美国曾经在1971年利用古巴流亡者将非洲猪流感病毒带进古巴，疫情蔓延迫使古巴政府杀死了50万头猪。

至六十年代后期，美国的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经日益成熟，美国陆军表示，它已经具备用生物武器进行大规模攻击的能力，相关障碍（如产生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已经被克服，而在政策上也没有任何束缚。但是，美国总统从未正式下达大规模使用生物武器的命令。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苏联也拥有强大的生物武器力量。因此美军第一代生物武器的使用，必然是在秘密战争情况下进行。

实际上，美国第一代生物武器的研发项目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就连规模巨大的“112项目”，五角大楼数十年来一直否认其存在。由于众多证据的曝光，尤其是受害军人的不断维权和揭露，美国再也压不住了，不得不进行舆论引导工作。2000年，美国国防部终于承认让自己的军人接受了生化武器试验，并声称设计这个项目是为了让美国制定更好的计划以应对美军可能遭到的进攻。当然，这是赤裸裸的谎言，美国的“112项目”显然是典型的以进攻为主要目的的生物武器计划。

7、美国宣布放弃生物武器，其目的是更好地掩盖基因武器

正当美国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细菌、病毒武器）在六十年代日趋成熟时，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技术取得了巨大突破，基因工程技术日益成熟，通过人工合成新的基因将有可能制造出自然环境中无法出现的新的微生物、植物，而这种微生物或植物对人将有有更强的杀伤力，其在自然环境中生存能力也更强。这样，生物武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基因武器”阶段，第二代生物武器开始登场。

早在1962 年，美国国防部在国会证词中就承认：

“在美国陆军生物研究所内，微生物——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和真菌研究中，遗传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的注意力放在遗传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以了解有关机理，引出新的概念和增长一般科学知识。约有40 名科学家，其中有些是国内外负有名望的学者在从事遗传学研究。……对遗传学的研究和更多的了解，将对生物武器系统及其防护做出重要的贡献。”

至1969 年，美国国防部已向国会指出，新型的生物武器即将问世：

“在今后5～10 年内，很可能研制出一种新型的致病微生物，这种致病微生物在某些主要方面不同于任何已知的致病微生物。最重要的是，我们用以控制传染病的免疫和治疗措施对于这种致病微生物是无效的。”

正是在1969年，美国人首次应用生物工程原理，从大肠杆菌中分离出DNA片段。1973年，美国的赫伯特·博耶等人创立了DNA重组技术。1976年，基因工程进入技术开发阶段，并生产了人工胰岛素、生长激素和干扰素等一批特效新药。基因工程也称遗传工程，根据基因的遗传性，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把生物遗传基因（DNA）从细胞中分离出来，有目的地进行剪切、拼接、重组，把一种生物的基因“嫁接”到另一种生物体中，从而实现基因转移，使后者获得新的生物遗传物质。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创造出具有新特性的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战剂，去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也可以针对某一种族、人群个人的基因特征，去杀伤特定种族、人群和个人。基因武器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人类、微生物、动物、植物的基因进行再修饰和改造，而第一代生物武器均来源于自然界致病微生物，通过实验室筛选获得，并未涉及对基因结构的修饰。

基因武器和第一代生物武器最大的不同，便是可以针对特定的种族和人群甚至个人来开发基因武器。可以说，基因技术和生物武器是一种完美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使第二代生物武器的杀伤力更大，使战争发起者更加隐秘，更使传统生物武器的一切缺点不再存在。比如，第一代生物武器对敌我双方都有毒，而基因武器则可以做到仅对特定人群有害。和第一代生物武器相比，基因武器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做到杀人于无形之中，只有在秘密战争形式中，基因武器才能发挥最大潜力。

基因武器一出现，便超过了核武器、化学武器、第一代生物武器，成为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王中之王，这种武器不但廉价、便捷，而且具有极度隐秘的特性。从原则上看，假如美国人针对中国人或者俄罗斯人的某些独特基因特性开发出了针对性的基因武器，这种武器一旦在中国或俄罗斯运用，某种新型的难以克服的病毒将对相关种族带来普遍性影响，而且，“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爆发相区别”。除非美国人自己的基因武器专家叛变并提供相关证据，中国人及俄罗斯人很难证明，这种新型病毒来自美国的实验室。对于美国来说，即便是这种新型病毒传播到了全世界，但并不会给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造成丝毫危害。

1969年11月25日，正当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经逐步成熟，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的研制刚刚开头时，美国对生物武器的公开态度发生了大转变。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进一步生产。尼克松在这段时间里还建议批准了《日内瓦议定书》，并和英国一起推动禁止所有生物武器的研发、生产、拥有和存储的条约。1971 年12 月16 日联合国在美国推动下通过《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离奇的是，这个公约竟没有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主要内容是禁止再研发生产生物武器，这显然是针对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1972 年4 月1日美苏等国代表在此公约上签字，1974 年12 月16 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此公约，1975 年1 月22 日美国总统福特在公约上签字。随后，福特总统同意在未来战争中限制使用化学武器，《日内瓦议定书》在50年后终于获得美国批准。

美国竭尽全力否认自己在朝鲜战争及其他场合使用过生物武器，并在七十年以后公开宣布放弃生物武器，并加入《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这一切公开行为的本身，便是秘密生物战的一部分。

美国的目的之一，便是阻止苏联生物武器尤其是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的研发。1968 年一名法国化学、生物战剂研究官员指出：

“苏联在生物战方面己大大超过了西方世界。苏联在研究和生产方面的潜力不断增加，并且在最近几年里，从许多新发现中得到了好处。”

的确，当时苏联的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甚至出现全面超越态势。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的研发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突然要把苏联拉下水，要一起销毁生物武器，其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后来叛逃到英国的前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凯恩•阿里贝科(Ken Alibek)曾作证：

“我们并不相信尼克松的宣布，哪怕是美国下令销毁其庞大的生物武器库，我们依然认为美国只是在更深地掩藏其他活动。”

的确，苏联在七十年代并没有上当放弃第一代生物武器的研发，但是自从1979 年4月3 日，莫斯科以东1320 千米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南郊的产炭疽杆菌工厂爆炸事故以后，苏联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研发便逐渐停滞。而基因武器则始终没有得到有力推进。

生物武器，从一开始就被美国认为和核武器一样的杀手锏武器。显而易见，生物武器与核武器相比，最大的优势不是成本低廉，而是它可以隐秘使用，不知不觉中对敌人进行大规模杀伤。

美国曾在日本已经战败情况下对日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核轰炸，其目的有三：1、彻底驯服日本。2、威慑苏联。3、使日本迅速投降，阻止苏军进入日本作战并与美国平分日本。但是，一旦当苏联有了核武器，进而连中国也有了核武器的时候，美国手中的核武器的实际杀伤作用和威慑作用已经逐渐失去。

美国对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核武器只能公开使用，对美国来说，它既有威慑作用，也有实际杀伤作用，但当其他国家已经拥有核武器时，这两个作用就都丧失了。但与核武器不同，生物武器可以秘密使用，美国可以利用生物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秘密战争，在不知不觉中“削弱敌人实力”。如果美国一旦承认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生物武器，或者说美国对中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真相一旦曝光，美国不仅会面临很大的人道主义压力，其他国家如中国也会更加警觉，加大生物武器开发力度。就像核武器一样，美国曾赤裸裸地利用核威慑，结果最后连中国都有了核武器，这使美国的核武器某种程度上成了废物。美国坚决不承认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生物武器，更不愿利用其强大的生物武器威慑中国和其他国家，显然是避免重蹈核威慑失效的覆辙。当然，作为一个被认为曾大肆使用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自身面临的苏联等国的生物武器威胁也将增大，这对美国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必须拼命否认。

冷战后期，在戈尔巴乔夫的帮助下，苏联的克格勃中被中情局安插了不少间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解密的档案中，某些关键的内容曾被这些间谍篡改，其中就有“美国人在朝鲜使用生物武器的消息是源于虚假的信息，对美国的指控是虚构的”这样的信息。可见美国对掩盖自己的罪行是如何的绞尽脑汁。

总之，美国宣布放弃生物武器迷惑苏联和中国，其目的是更好地使用基因武器进行生物战。二战中，由于交战双方都有强大的化学武器，大规模化学战并未展开。二战后，美国曾用其核武器威慑苏联和中国，结果最终核战争也没有爆发。历史证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发挥了其威慑性，便无法发挥其实际杀伤性。为了更大地发挥其实际杀伤性，就不能使用其威慑性——恰如老子所言，“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与化学武器和核武器完全不同，美国投入巨资研发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生物武器，但却从未用它进行过正式的战略威慑。美国建国以来，这个头号世界商人何曾做过一点亏本的买卖，何曾做过一件只投入没有产出的生意？美国投入巨资研发的生物武器一直处于秘密状态，或者说绝密状态，这一定意味着，美国将其产出定位在实际杀伤方面。而这又意味着，秘密的大规模的超乎想象的生物战已经展开或者即将展开。理解这一点，对21世纪的中国人而言，至关重要。

美国做出放弃生物武器的承诺，正是在第一代生物武器发展成熟，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假如美国不公开宣布放弃生物武器，也不把苏联拉入《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最终的后果是什么？显而易见，最终结果是，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将和第一代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等一样：美国虽然有了强大的基因武器，而苏联甚至中国等国家也将拥有同样强大的基因武器。美国的基因武器便落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地。实际情况是，苏联至六十年代末，其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经和美国不相上下，但是自从加入《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后，苏联的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便发展缓慢，八十年代以后，则基本进入停滞状态，而美国则一直马不停蹄地发展自己的基因武器。美国成功地利用此公约达到了限制其他国家和组织发展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的目的。到21世纪的今天为止，美国已经成为无可匹敌的基因武器大国，其他国家如中俄等国，已经被远远落在后面。美国的战略何其高明，赫鲁晓夫及其以后的苏联又何其愚蠢。

8、“美国新世纪计划”：美国对第三世界的生物战争

2001年10月16日，美国“911”事件爆发一个月后，当全美国都沉浸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中时，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的史蒂芬·霍金，对21世纪的人类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尽管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机撞毁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的事件是可怕的，但毕竟它不会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从长远来看，我更担心的是生物武器。核武器的生产需要庞大的设备，而生物武器的制造在一个小小的实验室里就能完成。人们根本就无法控制世界上所有的实验室，也许有意或无意之中，我们就制造了某种可能彻底毁灭人类的病毒。我想，人类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前面临灭绝的危险，除非我们向太空发展生存空间。”

霍金忧心忡忡地指出，生物武器已经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某些人在有意或者无意地制造彻底灭绝人类的病毒，人类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前面临灭绝的危险！

霍金当然知道，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就一直拥有压倒性的生物武器优势，美国的生物战能力，足以消灭盎格鲁撒克逊外的所有其他种族。按照霍金的预言，一旦其他国家和民族发觉了美国的阴谋，也发展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生物武器，人类只有走向灭绝这唯一的结局。

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及新世纪头十年的情况看，作为物理学家的霍金很可能低估了美国通过经济收买和文化渗透来控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能力。美国垄断资本财团很有希望在本世纪完成其战略使命：其他种族被灭绝，而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了人类的全部。

史蒂芬·霍金之所以在2001年对人类发出警告，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美国所主导的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已经处于成熟期。美国已经具备了动用很少的一点美元，便可使全人类在不知不觉中灭亡的能力。

2001年，“9·11”事件后的几周，美国接连出现了5起炭疽菌致人死亡事件，受害人接到了含有炭疽菌的不明信件，负责寄送这些信件的邮政局员工也因感染了炭疽菌而瘫痪。美国全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生物战争恐怖之中。美国联邦调查局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基地”组织所为，并曾两度深入阿富汗寻找线索，都没有收获。“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宣布，“基地”组织和炭疽菌毫无关联。含有炭疽菌的信件上都标示了“炭疽菌”字样，这也不是恐怖分子的作风。

事情闹得越来越大，最终，美国联邦调查局不得不承认，炭疽菌来自美国自己的生物战实验室：美国国防部设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陆军传染病研究中心。FBI最终于2008年认定，这次袭击的凶手，竟然是美国最优秀的生物武器专家、曾获得国防部最高荣誉奖、为美国政府和陆军工作了33年的62岁的布鲁斯·艾文斯博士，FBI还未将其逮捕，布鲁斯·艾文斯又离奇地自杀身亡了（美国媒体如此公布，事实真相不得而知）。这次和911事件一样引起全美恐怖的生物武器袭击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整个事件，很明显又是美国幕后政府自导自演的阴谋设计。其目的当然很明显：利用自我制造的生物武器恐怖袭击事件，推进美国生物武器的研发进度。

由于幕后政府的存在，美国的历史走向，必然会被各种阴谋和离奇的案件所主导，如肯尼迪遇刺、911事件等，包括此次炭疽生物武器袭击事件。

不仅仅是幕后政府，美国的幕前政府也是善于制造阴谋的集团。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情局偷袭古巴的“猪湾”计划彻底失败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代号为“北方森林”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袭击，包括在多座城市制造爆炸、炸毁美国军舰、炸毁自己的火箭、炸死自己的宇航员等等，然后栽赃陷害古巴政府，然后发动针对古巴的战争，推翻卡斯特罗集团。

如果理解美国统治集团的一贯思维方式，炭疽生物武器袭击案的真相，就一清二楚了。

2001年美国炭疽生物武器袭击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2002年6月12日，总统小布什签署了农业生物恐怖主义保护法，这就是第一部生物国防法。随后，美国以防御的名义，加大了对基因武器的研发投入。美国联邦政府在生物防御方面的年度预算从2001年的4.14亿美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76亿美元。奥巴马虽然以反布什主义的姿态骗取了公民选票并顺利上台，但是他上台后仍然继续加大了对基因武器的投资。2009，美国公开的生物防御预算高达89.7亿美元。自2001至2009年，美国总共投入570亿美元，呈逐年上升态势——这些都是公开的投入。至于美国秘密生物武器研发经费是多少，则不得而知了。

美国的重要盟友，以色列也是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的研发大国。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于1998年11月披露：为了报复伊拉克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军方正在加紧研制一种专门对付阿拉伯人而对犹太人没有危害的基因武器——“种族炸弹”。《星期日泰晤士报》引述以色列军方消息人士称，以色列科学家正尝试识别部分阿拉伯人的独特基因，然后研制一种基因经过改造的细菌或病毒，制造“种族炸弹”。这种致命武器通过在空气及水中传播，可改造被袭目标细胞内的DNA。“种族炸弹”的研制计划由以色列的生物和化学武器秘密研究中负责，这家中心位于特拉维夫以南20公里的尼斯提兹尤纳。对于媒体的披露，以色列政府非常气愤，并加以否认，和美国一样，他们称这种研究是纯防御性质。

美国进行基因战争的计划源远流长。早在1997年春，美国共和党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始建了“美国新世纪计划”，其直接参与的学者还有罗伯特·卡根、布鲁斯·杰克逊等人。“美国新世纪计划”为未来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系统规划。后来小布什政府重要成员如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国家安全会议主席艾布拉姆斯等一直都是该计划的积极支持者。

2000年8月克里斯托尔等人以“美国新世纪计划”项目的名义发表了题为《重建美国的国防：面向新世纪的战略、力量和资源》的报告，其中指出：

“目前的国际安全秩序对美国的利益和理想极为有利。未来的挑战就是如何维持和加强这种‘美国式的和平’。如果美国不能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就会失去这个良机”。

为此，美军队必须通过“军事领域的革命”完成军队的改革。报告特别提到了基因战争的问题。他们认为，美国武装力量改革势在必行，美国要充分利用其在军事革命领域获得的优势，确保美国在未来非传统战争中的胜利。美国未来可能会同一些敌人在控制空间内进行战争，而同时与另外一些敌人在水下或太空中展开争斗，甚至同个别敌人在自己身体内部(基因方面)进行斗争。

随后，克里斯托尔联合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沃尔福维茨，向五角大楼提出了基因炸弹的建议。他们认为，基因武器可以歼灭整个种族或者特定人群，让他们神秘消失，政治格局将完全改变。据此报告，基因武器可以消灭某个政党的所有支持者，也可以把一个恐怖王国变成对已有用的政治工具，基因武器将会一劳永逸地改变全世界的政治局势。

克里斯托尔领衔的“美国新世纪计划”成员及其支持者，如沃尔福维茨、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艾布拉姆斯等人自1998年后便不断给美国提出重大建议，其中有攻占伊拉克、大量增加国防支出、发展基因武器等。小布什刚上台不久，美国便先后“遭遇”了“911事件”和“炭疽生物炸弹攻击”， “美国新世纪计划”所提出的三大重点政策，都得以彻底实施。

2010年7月2日，美国白宫发布了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优化控制BSAT行动部署”。这是第二次生物国防计划。BSAT，是“Biological Select Agents and Toxins”的英文缩写，其含义是“特定生物制剂和[生物]毒素”。美国此次大规模行动，仍然是以防御有害生物制剂和毒素的名目，抓紧对基因武器的研发。至2010-2011财政年度，美国生物防御方面的预算已经高达600多亿美元，比前9年570亿美元的总和还要多。美国对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的防御能力越强，其攻击能力也就越强。在奥巴马任期内，布什团队所制造的所谓基地组织恐怖主义威胁的阴霾早已烟消云散，但奥巴马政府在生物安全方面的投入却是史无前例的大增长。如果不是在积极准备基因战争，这一切完全无法解释。

2012年11月，美国国防工业领域的权威杂志《国防》发表了专题文章《今后十年的五个顶级威胁》，把以转基因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生物武器袭击作为第一个威胁、排在核武器袭击威胁之前。那五个顶级威胁是：头号威胁是生物武器攻击，之后是核武器攻击、信息武器攻击、气象武器攻击、跨国行为攻击。该杂志把亚洲列为今后十年五大威胁发作的作战地或发祥地。

2015年12月23日，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其网站发表了该公司研究员、美国国土安全部科技局前副局长丹尼尔·格斯坦的署名文章，题为《美国应践行〈生物武器公约〉的领导权》，文章承认，由于美国未能在该公约发挥领导作用，将自己的利益置于相当大的风险之中。

各种迹象显示，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比小布什和奥巴马更加重视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的研发，当然这一切都在打着防御生物威胁的幌子下进行。2018年9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于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该战略是美国首个旨在全面解决各种生物威胁的系统性战略，同时指示成立一个新的内阁级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通过监督、协调15个联邦政府机构和情报界工作，来评估和打击针对美国的生物威胁。特朗普在同日签署的《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中表示：

“这些行动的实施将促进形成一个更有效、协调和负责任的生物防御战线。总的来说，它们代表着国家防御生物威胁的新方向。”

9、从《生物武器公约》看美国的基因武器

毫无疑问，2000年前后，克里斯托尔及沃尔福维茨等人发展基因武器的建议肯定会得到了美国总统小布什及美国国防部的高度重视。随后的奥巴马政府则继续推动这一计划。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毫不奇怪，为什么2001年1月小布什就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拒绝支持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导致国际会谈失败，小布什对此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因为发展基因武器的计划只能偷偷进行。布什已经预计到，如果未来美国大规模研发基因武器，其他国家将通过《生物武器公约》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因此布什提早淡化并否定此公约。然而这也彻底暴漏了美国的底牌。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阴柔狡诈不同，小布什和切尼的牛仔作风倒是相对地坦率和可爱。

2001年7月，小布什政府正式拒绝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草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当时，联合国“特设工作组”拟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草案”，其主要目的是推进生物武器的核查机制及核查措施。此时，美国代表团团长唐纳德·马利不得不给出其反对的理由：

“依据我们的评估，这项草案议定书将会使国家安全以及保密性商业信息受到威胁。”

美国的做法使国际社会为《生物武器公约》建立一种正式核查机制的努力成为泡影。从2001年开始，在美国的强烈抵制下，联合国《生物武器公约》审议大会完全回避和拖延了生物武器核查问题。由于美国的反对，2006年的《生物武器公约》审议大会根本没有涉及核查措施等议定书问题。

其实，美国的借口是丝毫站不住脚的，如果说《生物武器公约》的实施会影响美国生物企业的保密性商业信息的话，为什么《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的实施不会影响美国相关能源企业和化工企业的保密性商业信息？一句话，美国国防部及相关单位正在利用美国的基因技术和基因企业准备生物战争和基因战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武器公约》的实施才会真正影响美国相关企业的商业利益。

美国军方在格鲁吉亚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早在2015年即被俄罗斯发现并人赃俱获。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2015年6月11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在评论美国国务院履行军控、不扩散和裁军领域协议义务的报告时说，美国2001年拒绝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草案，此后百般阻挠该公约的进展，并采取挑衅姿态，毁谤推动公约的国家，此种做法明显是在掩盖美国在生物武器领域的不良记录：

“美国非但没有建设性地参与国际社会推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努力，长久以来还选择了在与该公约有关的问题上对其他国家实施挑衅性臆测和诽谤的策略。显然，这么做是为掩盖其在遵守公约方面的不良纪录。”

声明表示：

“美国非但没有建设性地参与国际社会推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努力，长久以来还选择了在与该公约有关的问题上对其他国家实施挑衅性臆测和诽谤的策略。显然，这么做是为掩盖其在遵守公约方面的不良纪录。”“五角大楼直接在俄边界附近部署生物医学实验室令人深感忧虑。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位于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近郊的所谓‘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高水平生物隔离实验室。其注册方为美国陆军医学研究部队、美国瑞德陆军研究所分所。”

报道称，外交部指出：

“美国和格鲁吉亚当局刻意隐瞒美国陆军机构真实的活动内容和方向，即研究高危传染病。五角大楼还在设法将这些经过伪装的军事生物医学设施部署到其他独联体国家。”

二战以来，出现了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分别是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为了约束这些武器的滥用，联合国通过了三个条约《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生物武器公约》。任何法律的制定和运行，归根结底都决定于国家、阶级及个人间实力的对比，美国国内如此，国际社会依然如此。对于美国来说，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早已研发成熟，并对相关武器进行了大规模地储备。因此美国已经停止了对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研发。但其他国家也大多具备了研发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实力，如不加限制，他们早晚开放出跟美国同样先进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这一点，是美国最担心的。因此，美国竭力推动《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的普及、实施和核查，利用所谓国际法律阻止其他国家研发核武器及化学武器。而对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来说，美国的研发正方兴未艾，而其他国家的研发则大多还未起步，类似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则根本没有对基因武器的投入。对于基地组织等所谓的恐怖势力来说，虽然他们有这个意图，但是却没有相关的科技实力，国际法对他们来说根本又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作用。因此，美国极力阻扰《生物武器公约》的普及、实施和核查。因为《生物武器公约》的实施和核查，仅仅意味着对美国这世界上唯一的基因武器强国的约束。美国显然已经将基因武器，定位成消灭第三世界的主战武器。

美国在六十年末七十年代初所推动的《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或《生物武器公约》），本身便是一个大阴谋，因为这个公约，从一开始就没有到今天仍没有禁止遗传工程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的研究开发。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哈克斯索尔上校在八十年代曾放风：由于有了基因工程技术，实际上已几乎不可能判定某个国家是否遵守该公约。对于美国，也当然是这样，而美国则是基因工程技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做出此表态的真实内涵是这样的：

因为美国无法确定其他其他国家是否遵守该公约，所以美国必须开放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所以该公约就必须是一直废纸。

当前，1975年就已生效的《生物武器公约》仅有162个成员国，而《核不扩散条约》则有190个。与《生物武器公约》做对比，1997年才生效的《化学武器公约》则已有182个。《核不扩散条约》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来实施相关的监督和核查功能，《化学武器公约》由化学武器公约组织来实施相关核查；而《生物武器公约》在美国的一贯抵制和破坏下，一直缺乏相关组织和机制以确保条约实施。美国对《生物武器公约》的推进采取了十分消极甚至抵制的措施，其目的正是为了占据基因武器研发的制高点。

事实上，自美国七十年代加入此公约后，美国仍然公开地每年投入巨额资金研发生物武器。美国虽然声称相关研究是用于防御目的，但是相关研究人员必须先制造出进攻性的生物武器然后才能找出防御它们的办法——对于第一代生物武器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常识问题。正是由于第一代生物武器所用的原料、设备和技术的复杂两用性（进攻与防御、战争与和平），《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起来难度较高，但是并非完全无法进行核查和实施。

显而易见，第一代生物武器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完全不同。对于第一代生物武器来说，美国要防止炭疽武器的攻击，的确需要先研发出炭疽武器，并做相关实验，才能开发出救治药物及防疫疫苗。而对于基因武器来说，完全是另一回事。当美国针对特定国家、种族、人群、个人（如中国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研发基因武器时，他们很难推脱说，这是在防御来自这些人的基因武器，因为针对其他国家的基因武器和针对美国的基因武器，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美国认为需要防御中国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针对美国的基因武器，美国需要研究的是美国人的基因特性，而非相反。当美国搜集其他国家的基因特性并研发相关的药物和疫苗时，只能是在为基因武器做准备。

由于基因武器和第一代生物武器的不同特性，中国应该推动新的《基因武器公约》的制定和实施，阻止美国继续开发针对特定种族和人群的基因武器。毫无疑问，同核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在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研发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之前，任何关于禁止基因武器的公约都将在美国的阻扰下无法实施。

为了应对美国针对中国的基因武器攻击，中国最起码做三件事：1、和俄罗斯等其他所有国家一起推动建立《基因武器公约》及相关核查措施，美国必然在其中极力阻扰。2、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揭露美国发展基因武器的阴谋。3、如果美国仍然不放弃针对中国的基因武器，中国必须对等地建立起盎格鲁撒克逊人（包括犹太人）、日本人的基因库，尤其是需要研发出针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因武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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