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工作者要为把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继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1]政治学研究工作者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在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方面承担着重要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应振奋精神，不辱使命，奋发有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明确指出存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等问题，要求我们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使用“政治”和“政治学”概念，要求创新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我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创新天地广阔、大有可为。政治学研究者要努力创新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继续为把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作贡献。
一、从本质上说，政治是掌握政权的阶级运用国家机器与国家意志展开各种社会活动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什么是政治？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3]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政治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进而深刻把握政治的科学内涵。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是包括政党在内的国家政权机构，是掌握政权的阶级运用国家机器与国家意志展开各种社会活动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并进而决定一定社会的文化。正因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在弄清什么是政治之前，很有必要首先弄清什么是经济。经济绝不仅仅是指生产力，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同手心与手背，双方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离开一方，另一方根本无法单独存在。任何生产力内容，都由一定的生产关系这一具体形式所承载。在生产力的人、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个要素中，人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从根本上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产品分配、人与人之间关系三个要素中，所有制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不是生产力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由所有制、产品分配、人与人之间关系这三个要素的总和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决定国家和政权的性质，而不是由生产力的总和来决定国家和政权的性质。政治和文化现象缤纷多彩，但二者都深深植根于经济基础这一唯一的沃壤。如果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毫无疑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我们也要牢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且这种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起着决定性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种原因，但其中根本原因就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极度分化。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与最贫穷的90%的家庭相当。[4]普通百姓不是没有绝对需求，而是没有相对需求，即没有现实购买力。这一根本性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导致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及分配造成的。有人把摆脱国际金融危机梦魇的希望寄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这一想法很不现实。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质上只会进一步加剧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从而进一步加剧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我们说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主要依据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之程度，并且这一分化趋势当今仍未看到有开始缩小之征兆。2011年10月，在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不少人头戴的帽子上插着的标签上写着“99%”，意指美国一份调查表明，99%的老百姓与1%的富豪之间贫富分化加剧。这也就是说，当今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矛盾是99%的人与1%的人之间的矛盾。当前，全球范围内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基本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并最终决定全球的政治形势与政治格局。也就是说，当今世界已开始进入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之前夜，亦即说，99%的绝大多数人的冬天已开始降临，99%的绝大多数人的春天还会很远吗？在界定经济内涵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明确政治的具体内涵。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抽象的政治，只有历史的、具体的政治。从一般形式上看，政治就是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国家政权机构及其制度体系。2019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5]。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十分重要。要真正弄懂弄清政治，就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根源于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这是国家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才是决定国家政权的力量，而不是相反。马克思说：社会“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6]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政治就是“公共的政治机构”。[7]列宁指出，“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8]。这里的机构或所说的设施，指的不是具体的钢筋水泥的物质建筑物，而是体现一定统治阶级所确立的国家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机构及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即政府、政党、军队、法院、监狱等各种公共机构、制度及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在社会主义中国，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相关机构及其治理制度与治理能力。但不同的国家政权机构及其政党有着不同的阶级性质，是不同的阶级意志和阶级斗争工具的体现。所谓的“国家机器及其政党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器”的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从根本内容上说，政治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9]“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10]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明确指出：“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11]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了对立的阶级，国家就会随之自然消亡，原有意义上的政治也会随之消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的具体表现往往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的主要政治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那么，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任务则是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即党与政权永不变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成果。1920年底，列宁指出，“我们无疑学会了政治，这方面我们不会受人迷惑，这方面我们有基础。而经济方面的情况却不大好。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12]；使全俄苏维埃“变成检查经济成就的机关，变成我们能够真正学习经济建设的机关”。[13]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4]而在特定时刻和特定条件下，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疾风骤雨的阶级斗争。比如，1989年的中国的“八九”政治风波之时，1991年的苏联亡党亡国前后，当今正在演进的香港风云突变的局势等。因此，处理好不同时期政治所表现出的不同具体的内容，对于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甚至生死攸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要求我们必须从政治的角度看待经济。有的同志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误认为是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关系，简单地认为经济工作就是纯物质和商品的生产，只要发展了生产力，社会就会文明、进步、繁荣和稳定。这一看法，是只见物而不见物质和商品生产背后的人的典型代表。从根本上说，人才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人决定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不是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关系，而是以人的因素为主决定生产关系，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那部分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主动甚至自觉的行动，而不是生产工具本身的要求而自动改变生产关系的。正因如此，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15]生产力的根本属性在于生产关系，在于反映生产关系的政权的性质。所以，马克思还明确指出：“人民群众得到解放”，“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16]要生产力归属人民，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并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和制度。要使生产力永久归属人民，在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与制度之后，也决不能仅就经济工作抓经济工作，党的建设、国家政权建设和制度建设以及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否则，就可能只看到个人、局部、眼前的经济利益，甚至仅是个人升迁和小家庭过好日子的一己私利，而忘记集体、全局、长远的根本利益，就会作出吃光分净、滥采滥伐、杀鸡取卵、污染环境等错误决策，直至淡忘国家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淡忘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淡忘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路线，犯下无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毛泽东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7]“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8]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19]他多次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就是因为政治不仅贯穿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而且实际上在统领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在重视经济基础作用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政治和文化对于经济的反作用。与此同时，也必须明确，把思想和政治作为统帅并不等于把政治泛化，以政治工作代替其他工作。所以，毛泽东又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20]政治和政治学不属于同一个领域。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这些客观存在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一定的阶级对经济基础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认识与对规律的总结，政治学尤为如此。也就是说，政治的上层建筑与社会的经济基础一样同属社会的客观存在，而政治学则属于反映政治的上层建筑及经济基础的文化的观念形态。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任何一个大的社会的三个有机构成领域，其他领域比如社会管理、生态、外交、科技、教育、军事等，都是这三个领域派生的小领域。由这三个领域为一体的共同或分别派生的小领域，并不能与这三个领域相并列。我们党强调“五位一体”建设，把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这三个领域中独立出来，是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两个领域的建设有着独特光荣和繁重的历史使命。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者组成的“大社会”中政治层面中的“大政治”。而经济对于文化的最终决定性作用和文化对于经济的间接反作用，则都必须通过政治这个中间的媒介。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最为直接的表现和体现。包括经济对于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和理论对于经济的指导作用，也必须和必然通过政治这个环节。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从政治上分析问题才能看清本质，只有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才能抓住根本”；“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1]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共产党人才反复强调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而不是淡化甚至刻意回避政治。资产阶级虽然竭力淡化和回避政治，但是它们却时时刻刻没有忘记并在运用着特定的政治，其目的是为了麻痹普通人民群众，以掩饰其在政治、文化等领域但归根到底是经济领域中的特有利益。政治与政治学既有密切联系，更有本质区别。现在，有的学者把政治和政治学的内涵理解得过于狭窄甚至偏颇，把政治学研究简单等同于行政学研究，将研究内容仅限于政府政治中的行政理论、行政组织、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等方面的“小政治”，甚至不加批判地将政治学研究对象仅限于当代西方政治思潮、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制度史、西方行政学说史等，这很不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学包含在科学社会主义之中，没有必要再专门研究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整体，把马克思主义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为了人们更为形象、更为深刻地认识与掌握它。毛泽东指出：“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说：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22]这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学。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既蕴含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些理论形态之中，同时又体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的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无产阶级政治学中的体现，也包含对这些普遍真理与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相结合产生、解决现实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所作出的新的政治概括。把当今世界置于历史长河之中，可以清晰看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解体，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处于十分艰难的探索之中。因此，较之当前流行的相对成熟资产阶级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仍然处在成长发展的初级阶段。当然，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资产阶级政治学也同样遇到了根本性危机。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使得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论，其核心内容是科学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等。这些无疑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内容，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全部。比如，前文提到的“小政治”无疑也应纳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同样，唯物史观中关于物质生产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社会形态及发展的观点、全人类最终实现解放的观点，等等，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内容。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包含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内容，我们不能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局限于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划分是相对于理论形态而言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则主要是从社会形态的实践层面而言的。即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有关政治学的内容偏重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层面，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门具体的一级学科则是偏重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实践层面。这样我们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时对现实形势和政治斗争作出具体分析。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二者不应相互代替。那种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点是不妥当的。政治学的外延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加强政治建设，强调“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2]。首先从政治角度出发，才能从本质上认识、认清经济。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要真正弄清楚政治，就应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研究所有制和分配，研究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其次，用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经济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各个阶级阶层的状况及其政治态度，才能为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进一步筑牢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有效应对各个方面的严峻挑战提供制定科学政策的依据。再次，用讲政治的观点看待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意识形态，才能避免出现颠覆性历史错误，因为意识形态也正如恩格斯所说“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24]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25]因此，我们亟须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如果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就会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打开一片崭新的天地，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公民社会、新闻自由、西方宪政、军队国家化等各种政治思潮就会映入政治学研究工作者的视野。我们对西方政治学原有的学科、学术和话语可以作必要的借鉴，但决不能照搬其体系。我们不能仅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学，更不能用西方的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人民民主政治。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如果不研究经济这个社会的基础和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个社会的精神标识，那么，他所研究的政治学则必然是空头的政治学，这样的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则必然是空头的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在本质上根本不懂政治，就不可能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更不可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政治学与法学的关系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政治学学科建设。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26]习近平总书记这里所列举的所有学科中没有直接提到法学。笔者认为，法学本身并不是社会的一个单独领域，它仅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一个工具，是阶级意志的体现。法学十分重要，但法学涵盖在政治学之中。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分类中，法学与政治学同属一级学科。而我国现有的学位授予体系中，法学却统领政治学，甚至统领马克思主义学科，政治学学位甚至马克思主义学科学位，都是被授予法学学位。这一做法实质上是照搬西方学科学位授予体系的结果，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阶级意志的体现，而为着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则是指导制定社会主义国家各项法律的原则、依据和灵魂。因此，马克思主义学科和政治学学科应是高于法学层面的学科。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学位授予应从法学学位中独立出来，马克思主义学科学位授予体系也应单独建立，政治学学位则应放入马克思主义学科中授予。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核心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制度，是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即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制度建设
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学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是什么呢？2019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不懈努力，逐步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不断健全。”[27]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一系列十分重要的且属于不同层次的政治概念。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论述，实质上也从一个侧面，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所要研究的根本性内容主要是国家制度层面。笔者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重点谈如下不成熟的几点看法。（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根本任务应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2019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提高水平”。[28]政治学研究的直接和根本对象应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当代中国，就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三个语词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简称和代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2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分为不同阶段的，至少有初级、中级和高级这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始终且愈加与整个世界状况紧密相连。我国处于并长期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在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既要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同时也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什么是制度？制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制度是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国家政权和体现特定阶级意志的国家宪法与法律，是强制规范人们行为的机构和准则。广义的制度则除上述内容之外还包括引导人们行为规范的党和政府的政策。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广义上的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列制度中，最为重要和根本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制度。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30]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最高层次和最为根本的制度。这一根本制度是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是解决为什么人这一根本原则问题的，这一根本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其它以外的任何制度都应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制度，而不能与这一根本制度相并列甚至相违背。坚持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牢固和深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根基，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忘记了这一根本制度，党的领导就失去了根本的依据，以人民为中心就失去了根本的灵魂，其它各项制度包括依法治国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就会步苏联亡党亡国后尘。忠于国家宪法，最为重要和首要的是忠于这一根本制度即我国国体。如果说我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那么，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关于国家性质和根本制度的表述，则是统帅整部宪法的根本性条款。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时，总是把国体放在首位。然而，有的学者甚至有的地方政府颁布的正式文件，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时，总是先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即政体谈起，忘掉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制度即国体。这种做法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地位，不仅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而且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序言明确记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宪法序言还明确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宪法序言同样有着至高无尚和无比充分的法律效力。二是宪法正文总纲中的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的工人阶级领导，已经内蕴了工人阶级领导必须经过共产党来体现与代表这一深刻的内涵。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31]这也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在宪法正文中并且是总纲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地位。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宪法和法律依据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有人别有用心刻意宣扬这一点，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即我国国体之下，由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组成。我国的政治制度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的政体即民主集中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方式和办法，实质是解决“如何为”的问题。二是基本政治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三是政治体制机制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机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及相关中央文件的表述，我国的经济制度同样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经济制度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三是相应的经济体制机制。比如，我们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但同时又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定语，是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性质的，将社会主义置于市场经济改革前面并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以上三者是我国经济制度的三个有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谈到经济制度时，不能只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忘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样，也不能只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我国国体与政体的有机统一。我国的根本制度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经济制度的基础、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这三者紧密有机结合起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有效制度保障。从一定意义上讲，根本制度是纲，其它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都是目。根本制度统领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其它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都是为保障和实现根本制度服务的。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根本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相互关系，把我国的根本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有机有效相统一相结合，从机制体制上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的巩固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国的改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的是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是坚持和巩固与完善和发展的统一论者。两者在内在逻辑上没有丝毫的矛盾。我们要建立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一个艰辛探索与长期实践的过程，同时也亟需根据国内外情况的不断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但是，我们的改革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有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长期以来，一些人宣扬的“一个总统”“两院制”“三权分立”“多党制”“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和“司法独立”，等等，实质是要改掉我们的国体和政体，改掉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改掉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改掉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从而在中国建立资本作主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也应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自己的特有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以下部分组成：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二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的直接来源。三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厚沃壤。我国积极借鉴过来的世界各国、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但这些部分，并不是并列关系，其核心和灵魂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领域中，有些是可以也必须被制度规定所引导的。比如，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中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完善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等。对以上文化领域中的相关体制机制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而文化领域中还有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形态的东西，比如宗教信仰，比如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必然出现社会思潮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就不可能被统一的文化制度所完全规制。对各种错误思想，我们只能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采取争鸣、说理、说服的办法，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逐步加以解决。（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的主题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在三者有机统一中，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手段，人民当家作主是目的，是党领导人民通过依法治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根本目的。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具体的方式方法随着国情、党情和世情的不断变化而变化，而人民当家作主始终是二者的唯一目的，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因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当前我国政治学的首要任务是调查分析当今我国阶级阶层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有针对性地对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比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政策的重点是要打破过去的平均主义倾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历史任务可以说已经圆满完成，并取得辉煌成就。因此，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扶贫，逐步实现共享，在2050年前后实现共富。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实现扶贫、共享直至共富，这是不断增强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不断扩大党执政的群众根基的首要问题。比如，如何不断完善选举制度，真正体现广大公民的民主权利，有效抵制选举中操纵、贿选等现象，真正实现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当家作主？如何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真正建立人人起来负责的体制机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确保“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圆满实现，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议题。（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应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是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即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问题，是真正彻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政党本身是政治的产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更应该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容易改变，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邓小平晚年深刻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32]。要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即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有很多课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如何使全党同志既坚定信心，又居安思危，忧党、忧国、忧民，正视并正确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33]，切实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并从体制机制上不断优化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真正和永远守住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本质亦即初心？如何正确处理关键在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之间的关系，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两个维护”？如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提高政治敏锐性、鉴别力并严守党的政治组织纪律？如何确保党的高级干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培养一批又一批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严明党的纪律与发扬党内民主和党员权利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如何建立健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反腐倡廉的体制机制，使党内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逐步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如何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确保“五位一体”建设的正确方向？这些都是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中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应该担负的神圣使命。（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亟待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统筹起来加以深入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日益迫切要求我国政治学研究工作者真正做到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亟待研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前，总体上它是进步的，就是在血腥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不管资本主义有着多少累累罪行，但其角色毕竟都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工具。即使当今的资本主义，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第二，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最终必然会替代资本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个过程是长时段的。在这一进程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必将有着十分激烈甚至残酷的斗争。同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处在一个地球之上，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与其合作。无论斗争还是合作，对资本主义研究都是必要的和必须的。明确资本主义及其趋势，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三，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演进的一定阶段，是发挥一个先进阶级特别是先进政党的主观能动性的过程。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加快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必须首先明确我们当今所处时代的性质。这个历史时代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大的历史时代，又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小的历史时代。这一特定的小的历史时代，正如列宁明确指出的那样：“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34]“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35]1916年上半年，列宁在其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更是十分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36]当今世界范围内贫富两极极度分化的现象，充分说明列宁有着惊人的预见性。世界范围内贫富两极极度分化，是由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所决定，也恰恰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穷途末路，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前途。研究当代世界资本主义，还要从当代资本主义实际出发，从客观基本事实出发。但是，当代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主义所操纵的各种舆论，总是企图掩盖种种铁的事实。我们要设法穿过各种铁幕，争取缩短与真实数字事实的距离。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有48.5万名美国工人参与了罢工和停工。这是自1986年以来罢工和停工人数最多的一次。大量事实说明，美国的根本制度已经遇到根本性危机，我们应当对这一危机的现状、原因、影响、趋向及应对作出深入研究。1945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说：“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37]他还说：“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38]“现在我们要有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39]；“历史的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世界上的事，大体上都是这样”[40]。这也就是说，我们在坚定信心的同时，必须居安思危，高度重视危与机的转换。另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一定牢记，和平是不流血的政治，而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我们只有坚决扼制住战争这一怪物的喉咙，才能有效地赢得和平。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在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和国家消亡之前，永远都不会过时。（五）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并对一些流行热词作出辨析重大理论问题，比如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等等。再如西方关于“自由、民主、人权”和“宪政”等各种政治理论思潮的本质是什么？西方向其他国家包括我国贩卖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和“宪政”的方法和途径是什么？如何从理论上、政治上和实践上深刻地揭露其荒谬性和反动性？为什么说当今的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更是革命党和领导党？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的执政党的根本区别及我们如何向西方执政党学习借鉴？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辩证有机的统一，而不能割裂甚至对立？等等。建立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学科的话语体系，是政治学学科成熟的外在标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迫切需要对近些年流行的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些“热词”作出辨析。如党政分开与党政职能分开，选举政治与民主选举，执政党、建设党与革命党，法律高于一切与革命理想高于天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民为中心，小政府与大社会，公民社会与社会治理，民主宪政与以宪治国，民族国家与国家的阶级性，民粹主义与公平正义，性本善、性本恶与人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中产阶级与中等收入阶层，建设橄榄型社会与共同富裕，不炒热与敢于亮剑，民主派与建制派，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狭獈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与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于一切，人权高于主权与长臂管辖，决不当头与有所作为，斗而不破与坚守底线，反对恐怖主义与反对压迫和反对侵略，与国际接轨与维护国家主权，融入经济全球化与参与经济全球化，转型国家与经济转型，等等。厘清这些相关热词的内涵十分重要，否则从逻辑起点上就可能误入西方话语体系，即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从第一颗扣子就可能扣错了。
三、政治学研究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创新作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41]政治学不仅是经世致用的学问，而且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最前沿的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包含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发掘、总结和提高，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应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中先行。这就给政治学研究工作者的自身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42]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上不彻底，就难以服人。”[43]要做一个合格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就必须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始终如一的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继承了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化的成果，具有博大精深的内容和十分严谨的体系，而且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是被实践反复检验的科学真理，又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它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是我们的立党立国之本。动摇和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全党和全国人民就会失去根本。可见，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政治学研究就会走上邪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44]为什么人的问题，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始终不变的价值观；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真理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45]是我们始终不变的动力观。我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观、真理观、动力观，全部有机统一到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上。离开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任何人、任何集团和政党必然最终将会一事无成。因此，我国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应摈弃私心杂念，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政治现象的迷雾中，真正弄清楚什么是绝大多数人，如何代表绝大多数人，什么是人民立场，如何把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根本利益相结合，坚定地站在最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勇于和善于回答政治学研究中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只有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勇于大胆探索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然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不断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新成果，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就明确指出：“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不再向前发展的。”[46]因此，政治学研究工作者，不应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而应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和认识问题，又要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那个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某些具体论述，力求在研究国内外一些重大问题上得出符合实际的新思想，回答新问题，指导新实践。政治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更加需要政治学研究工作者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紧随时代步伐，站在历史高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学术方向，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和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在与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互动中找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政治学繁荣发展的着力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多更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不懈努力。（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47]他还明确要求，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等。这些要求也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针。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48]1957年3月，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49]不争论、不炒热，是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基本性、长期性的方针下，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的工作方针和办法，我们在处理一些特殊的具体问题时仍然需要采取这一方针，但这一方针并不是基本性的长期的方针。因此，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敢于亮剑、敢抓敢管与不争论、不炒热之间的关系，决不能使不争论、不炒热成为一些所谓的开明绅士和“老好人”的“防空洞”。立足中国大地，放眼当今全球，挑战世所罕见，机遇也前所未有。衷心希望我国政治学人，勇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坚守真理、修正错误，勇于登高远望、当立潮头，坚守出以公心，永远不负人民，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做出能经受住社会实践和历史考验的成绩来。[1]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日。[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3]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4]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2018年10月5日。[5] 《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9年9月25日。[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4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8] 《列宁选集》，第2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9] 《列宁选集》，第4卷，第308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10] 《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2] [13]《列宁选集》，第4卷，第417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7]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8]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 习近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21] 习近平：《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求是》，2019年第14期。[2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591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23] 习近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5]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26]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27] 《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9年9月25日。[28]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日。[29]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31]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3]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0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34]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2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35] [36]《列宁选集》，第2卷，第653页，第594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37] [38] [39] [40]《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2页，第193页，第196页，第1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41] [42] [44] [4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4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45]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46]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48] [4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5页，第279～28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本文为作者2019年11月4日在中国政治学会第九次代表大会暨“新中国70年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政治学研究”，原载《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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