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1995年12月23日各界人士在昆明海埂召开“云南省纪念护国运动80周年学术研讨会”，台湾学者蒋永敬在大会上发言说：“护国运动时云南独立，就像李登辉提出的台湾独立一样。”历史的事实是，直到袁世凯1915年6月6日死的时候，云南官方所有的通电都不宣言“云南独立”，而是出兵“声罪致讨”。
1915年12月云南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爆发时，向袁世凯政府和各省军政官员拍发了蔡锷领衔五人联名的23日“漾电”请袁世凯取消帝制、24日“敬电”限袁二十四小时答复、25日“有电”云南官方通电讨袁但不宣告“独立”。25日还拍发了唐任漾电和蔡戴敬电。1916年1月6日上海《时报》报道北京来电，说云南“并不宣言独立”。4月24日广东督军龙济光经袁世凯授意“独立拥护中央”，滇声报发表漫画和时评，指出这“独立”是半含袁氏误敌之诡计。
【《历史上的今天》“1915年 12月31日 云南宣告独立护国战争爆发”一文标题，像这样使用“独立”二字的文章很多，但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合时宜。】
自古以来中国纪年使用的是夏历（又称为阴历、农历），以及各朝代皇家钦定的帝王年号。中华民国推翻了帝制。宣布使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又称为西历、公历、阳历），于是民国时期的报纸上出现公元纪年和传统的夏历纪年同时使用的情况，为便于大众确定日期。不混淆阳历阴历日期，电报局就规定电报落款用某个汉字代替日期，称为韵目代日（日期代字）：其中每月18日的代字“巧”、19日的代字“号、皓”，23日的代字“漾、梗”，24日代字“敬、回”，25日代字“有、宥”，26日代字“寝”，27日代字“感”。
护国起义初期，云南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多次拍发密电给袁世凯和各省军政官员，有蔡锷领衔的“漾电”、“敬电”、“有电”，还有唐继尧领衔的“唐继尧任可澄漾电”，各省也有向袁政府汇报和表态的密电。袁世凯政府起初几天还封锁消息，不愿让社会公众知道，各省军政机关也不敢向社会透露密电。由于云南接二连三的反帝制通电，都同时向袁世凯和各省拍发，并宣布云南和贵州两个省“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消息终于封锁不住了。12月29日《大公报》报道统率办事处的饬文：“电饬各省对于滇事之镇静。滇省现之乱事已无庸隐饰。近日如苏鄂湘赣汴晋各将军等均曾先后电奏恳削平乱事。”
【图一：1915年12月29日《大公报》报道：“滇省现之乱事已无庸隐饰”】
在袁世凯政府发表对“唐继尧任可澄漾电” 进行公开批驳的电文后，各省才将此前几天来接到的云南官电送报馆刊登，各省的宣传口径与中央一致批驳唐继尧任可澄。各地报纸节选刊登的许多云南电文，其落款往往被省略和改动为“唐继尧任可澄等”，故人们误以为云南最早的几通反袁电报都是唐继尧领衔，还以为唐任漾电是云南最早的反袁电报，而真正最早的三份电报反而无人注意了。最早的三份电报是谁写的呢？是梁启超起草的。护国运动前梁启超政治立场有巨大的转变。早在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宋教仁主张实行议会政治，制约袁世凯的权力。梁启超先是组建了民主党，为了与国民党对抗，1913年5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国初年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梁把李烈钧等人掀起的“二次革命”说成是“暴民政治”，攻击革命党人是“乱暴派”，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13年7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梁启超为司法总长。1914年1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2月，熊希龄内阁倒台。梁启超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梁启超是反对的。当袁世凯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恐为“牛后”，终于发声反袁。8月20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梁启超又与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起草文告。唐继尧对二次革命也是持反对的态度，唐还担任袁世凯的滇黔联军总司令，派兵入重庆打败了响应二次革命的熊克武部队。1915年12月李烈钧、熊克武、蔡锷、戴戡等人先后聚集到云南来了。最直接的证据，是《申报》刊登有《再续关于云南独立之官电》，报道了浙江将军朱瑞的通电：“浙江朱将军通电：敝处先后接云南蔡唐等漾电，即复电切实驳责。其文曰：云南唐将军任巡按使蔡将军戴参政贵州刘护军使同鉴，昨接蔡戴刘唐任五公列名漾电，又唐任两公列名漾电各一通，披阅之余，不胜骇异” [1] 。
【图二：1915年12月31日《申报》刊登浙江将军朱瑞通电，最先接到的是蔡戴刘唐任五人列名的漾电】
由此可知云南拍发的漾电不只是一种，而是两种。浙江将军朱瑞是先收到蔡戴刘唐任五人列名的漾电，后来才收到唐任漾电，时间差距明显。蔡戴刘唐任漾电，即云南护国起义的第一份漾电。从蔡戴刘唐任五人列名漾电，可以看出落款名单的顺序，前三位蔡戴刘是省外的人，后二位唐任是正在云南掌权的人。如果要改为唐继尧领衔，则应以云贵掌实权的唐任刘三人排在前，而把脱离本职岗位失去权力的蔡戴两人排在后。后世的各类书籍中收录的这几份反袁通电，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文字，这涉及到唐继尧政治立场的转变时间，还涉及到护国运动后有人根据自己的意思而改动电文，乃至后人为电文内容发生争论。王善中论文《为什么护国战争讨袁漾电有两种文本》，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他把梁启超收录在《盾鼻集》中的漾电文本称为“盾漾电”，认为以唐继尧任可澄名义拍发的漾电是正稿，而“盾漾电”只是草稿，没有拍发过。这是没有查阅当时新闻报道而造成的误判，不符合蔡戴刘唐任漾电和唐任漾电这两种漾电先后拍发过的历史记载。邹明德发表在1980年11期《学术月刊》57页上的论文《一九一五年唐继尧任可澄致袁世凯漾电的考证》，以及载于《护国文集——护国起义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104页邹明德撰写的论文《梁启超与云南讨袁护国起义》，认为护国起义时云南只发出了唐继尧任可澄漾电，而梁启超收录在《盾鼻集》中的漾电，是梁启超在天津起草的“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的草本，这与王善中的观点基本一致。他们认定唐任漾电拍发过，是对的，但认定盾漾电是草本没有拍发过就不对了。梁启超在天津与蔡锷密谋时，为推动云贵两省反袁，拟定了唐任刘蔡戴五人联名电报。蔡锷把原稿带到云南备用，争取由唐继尧领衔拍发通电，但云南爆发护国起义时，由于唐继尧的原因，实际改为蔡锷领衔拍发，电报的文字和落款有所改动。护国运动爆发之后，云南的几份通电先后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也许人们都理解为这些通电稿子出自云南人的手笔，梁启超为了让大家知道稿子的来龙去脉，表明自己的著作权，于是把报纸上刊登的这几份通电抄录在《盾鼻集》里，只对被改动的五人列名作了恢复。
2、护国运动前唐继尧是怎样的政治立场呢？
从口头的表态语言和暗中向袁世凯拍发的密电资料看，唐继尧政治立场经历了三个阶段：1915年12月17日李烈钧熊克武入滇之前唐继尧拥袁称帝并且紧张屠杀反对帝制的革命党人，李烈钧熊克武和蔡锷等人先后到昆明之后反袁力量强大，唐继尧首鼠两端，12月25日发表唐继尧任可澄漾电时转变为反袁。当年袁世凯一步一步恢复封建帝制，取缔国民党，解散议会，废除临时约法，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自己要当洪宪帝国的皇帝。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1914年7月8日在日本筹建了中华革命党，9月1日孙中山发表宣言，宣布所有海外国民党组织未经解散者“一律改为中华革命党”，继续高举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和反对帝制复辟的旗帜，为拯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唐继尧亲自布置捉拿孙中山先生派来云南发动讨袁的中华革命党人。1914年10月27日，唐继尧捕杀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总务徐天禄，并将头、身、手、足砍成六段，埋于昆明北郊，手段极为残忍 [2] 。唐继尧两次上表劝进，拥护袁世凯称帝。据《顾鳌关于办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务经过情形咨》记载，唐继尧召开大会举行赞成帝制投票的时间是1915年11月10日和11日 [3] 。这已经是所谓召开过三次秘密“反袁会议”的时间了。唐继尧的警卫副官邹若衡《护国起义前唐继尧的转变和有关蔡锷的二三事》记载袁世凯派何国华为授勋专使来云南授勋和召开会议投票的情况：“何国华到昆明把委令交给唐继尧。唐接受后，召集省议会全体议员开会，唐亲到省议会宣布，叫议员们投票表示，是否赞成袁大总统做皇帝。那天，军警宪兵，大量出动，戒备森严，马市口、华山西路一带，架起机关枪。议员们看见那种威势，都吓得在各人桌上的小飞上写了“赞成”两字” [4] 。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还叙述这时的唐继尧：“声严色厉的命令宪兵、警察暗暗紧张拿办，并严密注意防范。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厅几处关押很多人。督署军法处长涂小清，会泽人，是唐同乡心腹，负责审问。一夜唐在督署秘密亲审国民党的一个司令，是贵州人。在场者仅有唐、涂、我与四个护卫军士，连同犯人共八人。室内设一方桌，唐坐上方，涂坐侧方。审问内容除姓名.年龄、籍贯外，主要问何人派遣前来云南，来自何处，经何路线，来云南是何企图，到后如何活动，与什么人联络。犯人口供主要内容：‘奉孙中山先生派遣前来云南，目的要云南整个军队力量反抗袁世凯，活动是使云南带兵官认识袁世凯卖国盗国，使大家思想一致，奋起反抗。’至于与什么人联络，则未供述。审讯仔细，时间甚长。审毕立即枪毙.......唐命刘（刘以椿）便衣侦察，并负责选择能相信的人，多派几组便衣队，密查各部队带兵官对于筹安会拥戴袁世凯当皇帝以及袁派何国华来云南这些事有什么言行，士兵们说什么话。经过密查，唐发觉，如不讨袁就不能掌握部队” [5] 。
【图三：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叙述唐继尧连夜枪毙革命党人】
据《蔡济武传》记载：“民纪四年（1915年）秋，奉总理命，同熊克武入滇，计于滇黔界兴师，从人尚滞海防，济武独先赴昆明” [6] 。中华革命党在云南为反对袁世凯称帝付出了惨重代价，唐继尧致袁世凯密电可见一斑：“去年以来，党人忽改变方计，常令其党羽来滇运动。已破获多次，斩杀多人，以为可以无事矣。乃近日又有所谓王荫南，给予资财，投入者已有数十人。捕获王荫南，检出党人名册一本，共其事与谋者有百余人之多。其为首倡乱者蔡济武、董逮章、罗海峰、王荫南等五人，蔡斩首，而王枪毙” [7] 。蔡济武牺牲的时间是护国运动爆发前夕的1915年12月，《杨华馨为蔡济五等请恤上孙中山函》写道：“至十二月间事已成熟，决日发难，后因款缺乏，未能如所定日期举义，只得分头赶办，一遣警备队军士到腾，华舍筹拨六七千元；一请明超北君到日报告请款；正进行中，为奸人报告当道，于是机关失破，蔡烈士济五、王营长召伯同时殉义。代华到腾之警备队军士胡国兴，亦在路被拘，枪毙二十余人” [8] 。
【 图四：1916年1月1日《申报》记载云南举事前严防党人入滇】
1916年1月1日《申报》第6版《云南起事前之状态》记载严防党人入滇：“军巡两署防范确从容周密，除加派侦探秘密查访外，凡日本上海及南洋各埠来信，均须派员检查，必拆视实无他故，方准照送。如有可疑之处，即行扣留，并逮捕其人。若属来往旅客，稽查尤为认真，凡操两广口音非久居滇省者，必格外注意，或再三盘查，如滇省无妥实商铺代为担保，则不准容留。”何慧青在《云南拥护共和之经过》中记载：“李烈钧自海外归来至香港，见唐与袁之关系，亦不知底蕴，命其学生张维义，致函民党钜子叶荃、黄毓成、赵又新等，密探唐意旨，张至滇见云南捕革命党正急，蔡济武及李根源之内弟某俱被捕杀，不敢投递” [9] 。 老同盟会员马幼伯、杜寒甫、黄玉田等人1914年5月创办的滇声报，通过刊登大量的新闻、电讯、公告、通讯评论、专论等，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反对复辟帝制，为护国反袁打下了社会舆论基础。创刊伊始的5月21日就发表《吾之乱党谈》对全国捉拿乱党之事冷嘲热讽。5月28日，引用文章揭露“此次约法之宣布，即中国小试共和之结束，而正式实行狄克推多制（独裁）之发轫也”，并指出袁氏名为总统而实无异于俄国之沙皇，“总统享专制之富已六阅月于兹”。二次革命后失散的各省革命人士，循着滇声报这面公开的旗帜逐渐聚集到昆明来，滇声报社实际发挥着民党机关报的作用。
唐继尧对省外来的革命党人残酷捕杀，却无法控制省内军民秘密加入革命党。董鸿勋、邓泰中、杨蓁、田钟谷、董毅生、明星辰、赵伸、吕志伊、杨蕙、陆杰、马骧、刘古愚、鄢仕周、杜去恨、杨华馨、袁咸熙、赵德恒、何秉权、张大义、赵德裕、段雄、李伟、何汉等人都是中华革命党员。[10]吕志伊召集滇军内的革命党军官会议，议定由吕志伊与邓泰中、杨蓁负责联络中上级军官，马幼伯与杜寒甫负责联络中下级军官。马、杜二人发动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洪华联谱”，滇军中下级军官还拟定了促唐反袁四项办法，“如果唐继尧不反袁就推倒他” [11] 。军内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发动工作逐渐走上一致之轨道。各级滇军带兵官三三五五形成小组，多次向唐继尧表达反袁意见。团长杨蓁、邓泰中与黄毓成一起去见唐继尧，要求唐表态反袁，甚至把手枪砸在桌子上说：“要么你讨袁，要么你用手枪把我打了，没有其他的办法” [12] 。滇声报和带兵官形成一文一武两方面的力量促唐反袁，在军官逼问的压力下，唐继尧不得不虚以委蛇地敷衍说若有一二省响应时可以反袁。二次革命的领军人李烈钧，起初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从海外归来，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加快了脚步，非常气愤，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入滇发动反袁。到达河口时被阻拦，就请河口官员请示放行，唐继尧故作聋痴，不批准李烈钧入滇。李烈钧与唐继尧是多年的老同学，李决定冒死入滇促唐反袁，《李烈钧将军自述》记载：“乃作破釜沉舟之计，手拟一电致唐督，略谓‘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老街）以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 [13] 。唐继尧见阻止不了这位老同学，只好批准李烈钧入滇，李烈钧于12月 17日到昆明，鼓动唐继尧反袁。蔡锷绕道日本南下到达越南的海防，拍电报给唐说要来昆明，然后到河内的法国总督府等待。唐派堂弟唐继禹去迎接蔡锷。唐继禹走后，蔡锷派的王伯群到达昆明会见唐继尧，告知此次来滇是要反袁。于是 12月18日唐继尧向袁政府拍发巧电：“统率办事处鉴：华密巧电奉悉。旬日以来乱党由滇越一道遍布党羽，密谋甚急。幸继尧防范严密，所属军队亦皆稳定，乱事无由发生，传示训令自应加倍严防，恪遵办理。祈代陈明，请释厪念。唐继尧叩。巧。印。”12月19日唐继尧向袁政府拍发号电：“致统率办事处鉴：华密巧电奉悉。旬月以来，乱党由滇越方面进行甚力。幸经先事严防，可保无虞。主座埀厪，滇军力薄，飭派川桂各军援应，具佩蘫鉴周密第念。继尧渥受恩施，沦肌洽髓，干城腹心之寄，夙以自勉，矧滇省为父母之邦，保全治安尤属责无旁贷。故对于乱党防范异常严密，以目前现象决不致有乱事发生。万一有意外变故，尊当电请派兵协助，并恳将川桂湘各军驻扎地点随时示知，以便接洽支配。唐继尧叩。号。印。”就在蔡锷到昆明的12月19日当天晚上，唐继尧宴请重要来客和他的重要将领共二三十人。蔡锷在宴会上介绍了北京重要官员对帝制抱有心非的态度，至于一般人则没有不反对的，现在即应商洽出兵的问题。但懋辛《护国军入川及四川招讨军司令部的设立》记载：“随后由戴截将梁启超所拟的讨袁通电稿拿出来念了一遍，大家都说好，但认为目前情况与拟电时稍有不同，须略加修改。戴戡说任公的文章，旁人何敢改动一字，须电请他自己改。有人说这不是改文义，而是人事变动，只改点名词，时间迫促，无须周折。戴仍坚持。李烈钧说，可以不必，在座的任可澄先生就是大手笔，请他改几个字，恐怕任公也不会不满吧？大家同意而罢” [14] 。梁启超在天津所拟的警告电、最后通牒电、声讨袁的通电等几份稿，是准备在发动云南和贵州两个省反袁的基础上，由云贵两个省的军政实权人物带头联名通电反对帝制，蔡锷戴戡名字是列在滇黔三位实权人物后面的。因为唐继尧不愿意带这个头，而且蔡锷下车伊始就鼓吹出兵，看来劝阻蔡锷归顺袁氏朝廷是毫无指望了，只好让蔡锷去闹腾。电报稿改动的文字不多，是“人事变动，只改点名词”，即只把领衔人唐继尧名字改为蔡锷，于是护国运动爆发初期的三份通电，都改由蔡锷领衔，蔡戴刘唐任五人联名。这时期的唐继尧，对反袁或拥袁是首鼠两端犹豫不决的。云南反对帝制的军官太多，唐不敢违背军心，让反袁的官兵都出发离开昆明，也能减少对唐继尧的压力。如果讨袁胜利，那么唐参加列名也是光荣的。如果讨袁失败，唐也便于向袁世凯解释说是被蔡锷和军官们裹胁，或者解释为被蔡锷冒用唐的名义拍发电报。唐继尧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反对帝制，而是权力。在一次军政官员会议上讨论护国起义领导体制时，因为这是反对中央政府的起义，应当设立一个全国级别的机构与中央抗衡，所以蔡锷戴戡主张设立元帅制，而唐继尧只是个省级督军，要想当元帅则资历不够，唐为了抓权就反对设元帅制。
【图六：叶成林《护国运动的一段回忆》，载于《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5期81页】
叶成林《护国运动的一段回忆》记载：“云南既决定反袁之后，接着即讨论组织反袁的革命政府的问题。蔡锷叫戴戡、任可澄等提议组织元帅府，但唐继尧却坚决反对。他认为如果元帅府组织起来之后，蔡锷势必要坐上去，元帅一席他是不会有份的，所以他坚决反对” [15] 。唐是现成的云南督军，蔡锷也不会来抢督军职务。那博夫《在护国时期蔡锷与唐继尧之间的矛盾》记载：“蔡锷不能不降格相从，而蔡之内心，实有不快之感，此为蔡唐矛盾之开端” [16] 。
【图七：12月29日大公报继续刊登唐继尧拍发给袁的“号电”、“巧电”、“号电”三份密电。】
云南的反袁军官和省外来的重要人物都在积极准备反袁事宜。12月21日唐继尧又以“号”为日期代字向袁政府拍发密电：“参谋本部唐次长鉴：堂密皓两电均奉悉。昨据探报蔡锷戴戡到港，似有赴滇之意，当以两君行踪倏忽，莫测其情，经即飞电劝阻，昨复加派委员驰往探阻，未据报告，倘两君径行到滇，当确探其意旨，如果有密谋情事，当正言开譬，竭力消阻，否亦令其速即离滇赴京，勿稍逗遛。至蔡君虽在滇任事，各军官长多其部属，但自继尧莅滇两年有余，其约束均已移置，现在中下级各官长服从命令，浃洽有素，绝不至被人煽惑。其各级官长，尤深明大义，与继尧同心合力，巩卫国家，均堪深信。刻复审度情形，除将驻省军队酌派两营赴边协捕匪徒、助刬烟苗外，其得力可靠军队，均令集中省城，以资严防。继尧宗旨夙定，布置周密，但得生命不受危险，绝不至有变故发生。其赐鉴，并恳转呈鉴察。继尧。印。号。叩。”这反映出唐继尧高深莫测的两面派手腕，在云南军民即将揭竿而起反对帝制的21日，唐继尧一面表示反袁，一面向袁世凯暗通款曲，而一旦被人发现这份拥袁电报，又可以用日期代字的“号”，解释为是在蔡锷19日傍晚到昆明下火车之前的19日白天拍发的。袁世凯21日接到唐继尧的号电，当天册封唐继尧为一等侯 [17] 。1915年12月23日（漾日）云南拍发了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的“第一电”，即警告电。12月26日上海《时事新报》和12月27日上海《时报》进行了刊登，12月31日《大公报》作了转载。其“第一电”内容如下：
大总统钧鉴：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戎，致此奇辱。外侮之袭，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窃唯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纪纲毁弃，国体既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籍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逼，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岂能一手掩天下目。幸大总统始终持稳重冷静之态度，未尝有所表示。及今转圜，易如反掌。或者谓因强邻之责言，沮已成之计划，国家之面目不保，后来之隐患恐滋。不知政府宣言本从民意，民意孰袒，事实可稽。据多数人欲公天下之真情，遂大总统敝屣万乘之初志。系铃解铃，皆由自动，磊磊落落，何嫌何疑。若复怙过遂非，缘羞迁怒，悍然不顾，以遂其私，窃恐人心一去，土崩之势莫挽；外患沓乘，瓜剖之祸更酷。兴念及此，痛何可言。□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胆肝，敬效忠告，伏望大总统力排群议，断自寸衷，更为拥护共和之约言，涣发帝制永除之明誓，庶使民碞（怨）顿息，国本不摇。然后延揽才俊，共济艰难，涤荡秽暇，与民更始，则国家其将永利赖之。临事零涕，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
【图八：1915年12月29日《大公报》转载的云南反对帝制第一电】
这“第一电”就是蔡戴刘唐任漾电。因为报纸刊登这份电报的时间，是在袁世凯政府批驳唐任漾电之后，根据袁政府的宣传口径把矛头集中在唐任两人身上，所以刊登时把落款简写为笼统的“唐继尧任可澄等”，反映出落款不止是“唐继尧任可澄”两个人。电文中“锷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的主语名字“锷”，与“唐继尧任可澄等”笼统落款的第一人姓名不相符合，所以刊登在报纸上的电文，领衔人名字改用“□”符号代替。蔡端编《蔡锷集》收集此漾电时，坚持领衔人名单不被篡改，于是在电文内容中保留“锷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等语句，维护历史的真实。
4、袁政府当天即对蔡锷领衔的漾电作出回答，蔡锷的好朋友也来电规劝
从护国起义的对立面，证明蔡锷领衔拍发云南第一通漾电的，是来自袁世凯政府统率办事处漾日的立即回答。1915年12月29日《申报》第10版刊登《关于云南独立之官电》，其中《统率办事处致蔡锷电》如下：
国体讨论之初，公曾约军界要人会议，首先签名赞成君宪，后亦未闻异词。近有人传说公翻前议，反对君宪。以公信义素著，明达时局，同人确信必不为反复之人。昨闻公借养病东瀛，潜往滇边。谣疑纷起，同事极为怃惜。近日政客造谣，谓外交困难，将失权利，是有意煽乱，决非事实。至国体业经全国人解决，宣布中外，断无中止之理，抗拒者即为天下之公敌。各国正在商议承认，大多数已表赞成，并无他项困难。英俄法各国加入劝告，正所以牵制邻国，使不得自由要求。且各国已声明静观，并声明决不干涉我之独立主权，其劝告一案自归完结，更无损失权利之可言。昨接驻日陆使电称，日廷有明年三四月承认之说，尚未确定。外交颇觉顺手，何可由我自生捣乱，挑人野心。倘公在滇，好事者借为口实，或生扰攘，予敌以隙，使已静者复生风波，何啻为虎作伥，是误国也。边疆扰乱中央，实难坐视。兵戎立见，生灵涂炭，是误滇也。以公之才略，主座极为器重，参与军机，前程远大。倘负不白，玷及清名，是自误也。弟等同属至契，不揣冒昧，敢布腹心，尚望明查，旬日回京，以息谣疑。至切盼祷。处。漾。印。
统率办事处这份漾日回电，针对云南漾电的领衔人蔡锷，表明了袁世凯政府对取消帝制的请求持否定态度，并向蔡锷陈说利害，劝蔡锷回京，语气威严而又怀柔，反映出云南拍发的这通漾电虽然使袁世凯政府很不愉快，但还没有被刺痛。
【图九：12月29日《申报》刊登，统率办事处漾日致蔡锷电】
不仅统率办事处漾日有回电，在京的孙武等人漾日也来电劝告蔡锷：
云南唐将军探交蔡松坡先生鉴：从来我之利即敌之不利，我改国体可望强固，强邻不易侵略自必憎恶。但我辈为中华国民，但知利我朝国，何可为敌助势？前自国体问题发生，我公主张君宪，首先签名，弟等为利国起见，亦从其后。近闻我公顿翻前意，反对君宪，似与敌国政策相同。弟等素佩我公为磊落奇才，断不为此，但人言可疑，盛名可惜。请早日回京，共维大局。至外交方面，现已就绪，正在会商承认。政客挑拨，报纸流言，幸勿轻信。弟等爱国爱公，爱不尽言，请利图之。 孙武、蓝天蔚、蒋尊簋、蒋作宾、唐在礼。[18]
来电内容针对的是漾电领衔人蔡锷，而且通过唐继尧“探交”蔡锷，不是劝唐继尧而是劝蔡锷，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云南反袁的首要人物及漾电的领衔人，是蔡锷而不是唐继尧。
【图十：12月30日申报刊登孙武等人漾日致蔡锷电】
刘达武编纂的《蔡松坡先生遗集》第一册中蔡锷的《传》有这样一句叙述蔡锷话：“十二月十九日蒞滇后，万众欢腾，金融恐慌顿平。二十三日致电袁逆，促其立刻取消帝制。”也反映出蔡锷领衔拍发12月23日电报。云南向袁世凯拍发的最后通牒，经12月26日上海《时事新报》和12月27日上海《时报》刊登，12月31日《大公报》转载，紧接在“第一电”的后面刊登了出来，当时被报纸称为云南反对帝制的“第二电”，内容如下：
大总统钧鉴：（前略）窃惟中外人士所以不能为大总统谅者，以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难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最初，而朱启钤等七人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起。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方、袁乃宽等七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则大总统爱国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矣。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拥护共和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以二十四小时赐答。不胜悚息待命之至。
这份“第二电”，是12月24日（敬日）蔡锷领衔拍发，限袁世凯24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由于各报纸是在刊登唐任漾电之后才补登这份电报，所以其落款与“第一电”一样地被笼统简写为“唐继尧任可澄等”。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要求明正典刑的名单，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十八章第二节引用的电文是：“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方、雷震春、袁乃宽等七人明正典刑”，全部共13人的姓名，又因为这个“第二电”电是在刊登唐任漾电之后才补登的，而唐任漾电中只写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方、袁乃宽等七人”共12个人的姓名，所以报纸补登“第二电”时，也删掉了雷震春，只剩12人的姓名，以便同唐任漾电相统一。“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方、袁乃宽”不足七人之数，明显是在七人名单基础上漏写了一个人的名字。
【图十一：1915年12月26日《时事新报》刊登的云南反对帝制第二电】
蔡锷领衔拍发的漾电（第一电）和敬电（第二电），在拍发北京的同时，还拍发给各省军政官员，徐州与湖北及时向袁世凯拍电说收到了云南电报。蔡锷领衔拍发对袁世凯最后通牒的“敬电”后，袁世凯政府统率办事处24日也有“敬电”回复，对于取消帝制问题不作正面回答，只是质问蔡锷原先拥护帝制怎么现在又反对帝制。蔡锷答复袁政府统率办事处电：“漾、敬电并悉。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签名，不言可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 [19] 。12月24日，是个关键日子，云南反袁军官和云集昆明的各界反袁人士作出了义无反顾的决定。云南已是箭在弦上，必然要爆发起义了。滇军步兵第一团和第七团，作为讨袁先头部队，也在24日这天赓续向川滇边境进发。12月24日蔡锷领衔拍发“第二电”的最后通牒24小时后，袁世凯政府仍不愿取消帝制，“故作聋痴”。12月25日，蔡锷领衔拍发了声讨袁世凯的通电。12月25日的声讨袁世凯背叛民国帝制自为通电，日期代字为“有”。“有电之谜”与“漾电之谜”联系在一起，可以弄清真相。刘达武在《蔡松坡先生遗集》中收录了1915年12月25日宣布讨袁的《致各省通电》：
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锷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沦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氏，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迭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夫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锷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注：这里没有“即日宣布独立”一句），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之者：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锷等夙爱和平，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氏内罔吾民，外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锷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预测。锷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非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锷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能催此土之坚，即原麾下之心，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苟长此相持，稍亘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萁豆之煎，空悲于轹釜，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锷等则与民国共死生，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桴，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天人同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危微，保国覆宗，待举足之轻重，致布腹心，惟麾下实利图之。[20]
从电文中“锷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等语句，可知领衔人是蔡锷。
【图十二：刘达武编辑《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蔡锷领衔发“有电”】
蔡端编《蔡锷集》，也收录了蔡锷领衔的声讨袁世凯电报。[21]梁启超在天津拟定这份通电原稿时，是打算促使唐继尧领衔反袁，宣布云南贵州两省独立。蔡锷到达云南后，因唐继尧政治立场转变得迟，反袁比较被动，不愿意领衔。两天以来云南致北京的23日漾电警告、24日敬电通牒都是蔡锷领衔，唐继尧姓名列在蔡戴刘三个人的后边。因为袁世凯没有在通牒期限24小时内表态取消帝制，于是25日的讨袁通电仍由发出通牒的蔡锷领衔，不宜换成别人领衔。也就是像前两份通电一样“人事变动，只改点名词”，把领衔人“继尧”改为“锷”字的第三份通电，向袁政府和各省拍发了。蔡锷不是云南封疆大吏，不宜由蔡锷领衔宣布云南贵州两省独立，25日电文中没有“即日宣布独立”一句。1915年12月28日《时事新报》刊登了25日这篇声讨袁的“有”电，电文落款笼统写为“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等叩”，这个“等”字说明落款不止这三个人，其余人的名字被省略了。电文中把第一人称的名字改用“□”符号代替，如果“□”符号真的是指“继尧”或“尧”，那么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改。正因为“□”符号实际是“锷”字，与报纸上笼统概述落款人的第一个名字不相符合，所以不得不把电文中领衔人的名字改为“□”符号。各省官方跟随袁政府宣传口径不点蔡锷的名，送电报去报社刊登时才会出现“□”符号。
【图十三：1915年12月28日《时事新报》载25日通电，没有“即日宣布独立”之语句】
2008年12月18日和2009年1月4日《云南日报》先后刊登杜奎昌论文《揭开护国运动序幕的两通电文》上下两篇，作者说：“在梁启超事先代为草拟的《云南致各省通电》一文的基础上，形成了于２５日由唐继尧领衔，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共同副署而发出的《为讨伐袁世凯背叛民国复辟帝制罪行致各省军政长官电》”作者认为电文中的“£”符号是指唐继尧，并写道：“文末的署名者，也仍旧依次为‘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这５人。云南军政府将梁启超代拟的这篇电文作了适当修改，并加上‘即日宣布独立’这样的点睛之笔”。我们对比当年《时事新报》刊登的电文，发现作者对通电内容进行掺杂使假，误导读者。他这篇考证史料确切性的论文，居然把报纸上只刊登三人姓名的笼统落款“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等”，说成是“依次为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这五个人”，太不严肃了。从《时事新报》刊登的云南官方通电来看，并没有“即日宣布独立”一句，作者竟然说是云南军政府“并加上即日宣布独立这样的点睛之笔”，更不对。顺便说一句，当时并没有云南军政府，只有将军署和巡按使署，1916年1月1日两署才合并为云南都督府。作者还武断地说：“云南首义护国讨袁以唐继尧、任可澄两人名义拍发的“漾电”原稿，以及北洋政府收到的由唐继尧领衔，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共同副署拍发的“有电”原件，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可是，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偏偏没有这两个原稿原件。什么叫做“共同副署”？刘显世不在昆明怎么来副署？“联名”与“副署”，在民国时期有很大的不同，辛亥革命成功时的新政权对高级官员的推举，常以当时名望高的人担任正职，而以同盟会骨干担任副职，“正职取其名，副职取其实”。副署是一种把关程序，在正式法令或文书上，正职官员签署盖印之后，副职官员连同签署盖印，叫做副署。“如曰对于人民负责任，则拒绝副署”，没有副署就不能发表。声讨袁世凯的几份电报是联名拍发，恐怕不能叫做“副署”吧？关于唐任漾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云南省档案馆编的《护国运动》由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书中181页收录了一份“外交部云南特派员公署”保存的唐任漾电，那是抄件。若猜想唐任漾电是唐继尧盖章后交给外交部云南特派员公署发出，恐怕猜错了吧？省级将军署与中央政府直接互发的重要电报，需不需要拐个弯交给外交部下属的部门去办理呢？云南特派员公署不得越级上报总统，只能向自己的上级外交部拍发，外交部再转呈上级政府，说云南军政府交由外交部云南特派员公署去拍发，那么是向政事堂拍发还是向统率办事处拍发？这种猜想靠谱吗？这应当是护国运动爆发后，都督府制作出来放到外交部云南特派员公署保存的材料。关于“有”电，1916年1月16日蔡锷率领护国第一军军部从昆明出发之后，蔡锷就不容易看到昆明的报纸刊物了。又过了9天，在声讨袁世凯的“有”电拍发一个月之后，1916年1月25日云南都督府的机关刊物《云南公报》小册子，刊登了这个通电，把通电中领衔的第一人称“£”符号，悄悄地改写为“尧”字，通电的落款也改写为“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暨军政全体仝叩。”在落款顺序上把唐继尧挪到第一位，并增加了“暨军政全体仝叩”，文末没有注明日期代字以及是否盖印。后来很多书籍转抄“有”电，就依照这份云南公报。再后来有人又把“尧”这一个字改变为“继尧”两个字。二档案馆《护国运动》由于没有原件，第183页收录的“唐继尧蔡锷等声讨袁世凯背叛民国帝制自为通电”，落款是“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暨军政全体同叩”，而且电文缺乏日期代字“有”，也没有写明是否盖印。书的编者注释：“此件无年月日，据内容推断，当为1915年12月25日”，电报没有日期代字，靠编者推断为25日。这是25日北京电报局收报时翻译电文的原件吗？不是。如果北京、南京、或者云南的档案馆找得到电报的原件，也不至于收录1916年1月25日《云南公报》发表的改动过领衔人名字、落款增加了“暨军政全体”的这一篇。1915年12月26日《时事新报》刊登北京专电，内有“昨日政府又接到云南第二次通牒，要求速杀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张镇方、袁乃宽等，以谢天下。并限于二十四小时答复。”反映出北京政府原先接到过“第二电”是限期答复的通牒，昨日（25日）又接到唐任漾电，也是限期答复的通牒，都提出了对梁士诒等帝制祸首明正典刑。
【图十四：12月26日《时事新报》报道云南第二次通牒要杀帝制祸首】
7、唐任漾电拍发时间在12月25日
12月25日这天云南拍发电报增加了一个戏剧性变化，那就是唐继尧的领衔问题。三天来唐一直是排在电报落款的第四位，当蔡锷领衔的讨袁“有”电拍发之后，以唐继尧领衔的“唐任漾电”也出现了。把蔡锷领衔的“第一电”和“第二电”内容修改汇总，由唐继尧领衔拍发，符合梁启超与蔡锷在天津密谋的本意。梁启超拟稿的目的就是供云南使用。只要唐继尧不阻止讨袁，就尽量把唐继尧的名字列在通电中，就像刘显世尚未反袁就把刘显世名字列在通电中一样。 唐继尧为什么这时愿意领衔拍发电报呢？因为连续两天自己不便于阻止反袁，而自己的姓名已经列在了漾电、敬电和有电的落款中，已被绑在了反袁的战车上，没有退路，今后要想推卸责任讨好袁世凯，恐怕是没有指望了。另一方面，当时云南军民革命情绪激昂，听蔡锷讲各省都要反袁似乎已成定局，反袁不仅成了无上光荣的事情，而且觉得夺取胜利已是指日可待。那么，首义第一功的桂冠应当给谁戴呢？唐继尧见猎心喜，要抢首义第一功，所以对于此前蔡锷领衔拍发“漾电敬电有电”造成的影响，唐就要采用各种新电报和文告加以冲淡、淹没。 任可澄把蔡锷领衔拍发的23日漾电和24日敬电焊接起来，作了一些修改，删掉其中“或谓因强邻之责言……瓜分之祸更酷”一段约170字，并把“乞以二十四小时赐答”改为“乞于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焊接起来的这份电报以唐继尧任可澄两人名义再拍发一次，落款日期仍写为“漾”，这就是后来被云南炒作得震耳欲聋的“唐任漾电”。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戎，致此奇辱。外侮之袭，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蕴，良可寒心。窃唯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纪纲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籍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逼，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腐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方、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焕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爱国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矣。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胆肝，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零涕，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印。
25日在拍发这篇唐任漾电的同时，云南还以蔡锷戴戡名义向袁世凯拍发了日期代字为“敬”的一份电报，内容是“适见唐将军任巡按使漾电陈，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电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注：《致袁总统敬电》，载《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军政文电》中，二。】。这通电报应当是得到蔡锷首肯的，蔡锷入滇终于达到了促使唐继尧领衔拍发反袁电报的目的。二档案馆《护国运动》第181页，收录了外交部云南特派员公署保存的唐任漾电的手写件，落款是“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云南巡按使任○○叩。漾。印。”，文末的“印”字是用毛笔写的，没有盖将军署和巡按使署公章，也没有盖唐和任的私章。这篇手写件的边上还写有批语：“此电已于二十三日午后十一时拍去”。这是拍发时的原稿吗？任何官员向中央发文都要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如果云南将军署秘书官员在电稿中因讲究避讳，不写唐继尧任可澄的名字而只写唐○○任○○，那么送交电报部门后，那些无职无权的电报员居然敢于不避名讳，在拍发时擅自添加“继尧、可澄”的名字吗？这哪里是电报员拍发时的原稿？这份唐任漾电，肯定不是云南将军署向北京拍发时使用的原稿，更不是遵照政事堂要求经唐任签名盖印后邮寄北京的公文，而是护国运动爆发之后，云南为存档而制作的避讳了唐任名字的抄件。抄件上的批语：“此电已于廿三日午后十一时拍去”，对于拍发时间没有说老实话。因为按照唐继尧在护国运动后编造的“五次秘密反袁会议”的说法，12月22日是召开所谓第五次会议的时间，既然开会已经敲定了所有需要解决的发通牒和出兵等问题。那么23日就只剩拍发电报这一件事，没有新的问题需要开会了。公元1915年12月23日，是阴历11月19日，又是冬至节令，一年中白天最短的冷天，午后七点钟昆明的天已经黑定了，这天又是周末星期六。拍发漾电这种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紧急措施，不在白天上班时候拍发，而要等到下了班并且天黑之后才来熬夜，有什么道理？昆明的耀龙电灯公司已经开业几年，发电量较小，虽然将军署可以得到通宵的照明用电，但当时的云南人还是没有熬夜的习惯。把“第一电”和“第二电”两篇现成的稿子焊接起来再删去170字，不需耗费要多长时间就可以改写成这份唐任漾电稿，而将军署和电报局，白天没啥事情还偏偏要熬夜，熬呀熬呀，天黑熬了四个小时之后的11点钟才拍发唐任漾电，这种做法太奇葩了吧！为了谎称唐任漾电是23日拍发，就在那份纸质抄件上批注为午后十一时拍去，经不起推敲，真是弄巧成拙。梁启超在护国运动后把报纸上刊登的第一电、第二电、“有”电等几份电报，收录进《盾鼻集》，只做了少量修改，把落款的署名恢复为拟写原稿时的唐任刘蔡戴，并把通电中的“£”符号也恢复为原稿的“继尧”，而对于惩办帝制祸首十三太保中漏列的雷震春姓名，却没有恢复进去，仍保持报纸刊登的十二人姓名。“即日宣布独立”一句也没有进入“有”电的文章里去，便于读者对照报纸阅读时不产生歧义。北京政府12月25日既收到声讨袁世凯的有电，又收到唐任漾电，声讨袁世凯的有电是公开反抗，其火药味比唐任漾电还要浓厚，然而，袁政府只针对唐任漾电进行批驳，其原因不难理解。唐继尧任可澄掌控着云南军政大权，北京政府觉得急需解决云南问题。对蔡锷领衔的声讨袁世凯通电不予理睬，一是认为蔡锷离开工作岗位已无实权，可以慢慢收拾，二是漾日和敬日北京两次拍电报规劝过蔡锷，再劝也无用。各省军政官员表态的通电，也是跟随袁政府的口径一致反对唐任漾电，对于连续三份通电的领衔人蔡锷不去纠缠。1916年1月6日上海《时报》刊登北京来电：“南方各领事消息，谓并无不忠政府之象。两广已派兵赴滇，则此两省已属可靠。冯国璋亦有长电来京陈平乱之办法。四川官电称滇省暂时与政府断绝关系。此次之主动人为蔡锷，唐继尧任可澄几为蔡锷所禁锢于省城中。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甚安静，颇忠于政府”，“云南于二十六日宣言暂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并不宣言独立”，“二次革命之失败，足以为此次乱事之先例，其实不足惧也”。
【图十五：1916年1月6日上海《时报》报道云南并不宣言独立，各省颇忠于政府】
政事堂为了控制大局，希望各省不要跟随云南反对帝制，要求各省军政官员对云南乱事表态，于是云南的军政大员就成了靶子，这是北京政府为什么点名批驳唐任漾电之首要原因。其次的原因是政事堂对于云南乱事想进行冷处理，既公开批驳又大兵压境，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使危机消弭在萌芽状态。还有一个原因是官场报喜不报忧的习惯，政事堂实在瞒不住云南乱事，才禀告袁世凯。1915年12月29日《时事新报》刊登北京专电：“闻云南反对帝制致大总统两电到京时，政事堂竟不与转呈，仅复电该省询该两电是否真确，欲图和平解决。嗣因各省纷纷电问对付办法，难以搁置，始行呈明，足见近日左右壅蔽之深。”
【图十六：1915年12月29日《时事新报》载政事堂收到两电不禀告袁世凯】
再有一个原因是“有”电落款中虽然有刘显世的名字，但刘并未单独以贵州军政名义发表响应的通电。政事堂需要尽量拉拢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稳定贵州，尽量少点几个人的名。如果公开批驳蔡锷领衔拍发的“有”电，等于承认“有”电中的刘显世并非冒列姓名，等于承认贵州也反袁了，这不利于分化拉拢贵州。
【图十七：1915年12曰29日上海《时报》叙述蔡锷与一部分军人挟持唐继尧】
1915年12曰29日上海《时报》报道北京来电，叙述蔡锷：“私入云南，以此消息布告其旧部，唐继尧人非强干，远处边疆，非中央政府所能顾及，遂为蔡锷及一部分军人所挟持，反对改革国体，并电请政府取销帝制”。政事堂说唐继尧政治上不坚决，是被蔡锷和一部分军人挟持，被宵小诱惑，所以政事堂对于唐任漾电的批驳也不把话说死，表现出并不敌对唐继尧任可澄，仅是说怀疑这份漾电是被人捏造，尽量争取唐任改弦易辙。
9、政事堂于25日当天即回电反驳唐任漾电
漾日和敬日，北京与昆明之间的电报往来频繁，即问即答地规劝蔡锷。25日（有日）政事堂收到唐继尧任可澄漾电后，也于当天就回电批驳。二档案馆《护国运动》494页收录了这封电报，并拟定了一个标题：“政事堂对唐继尧等漾电故示怀疑电”：
政事堂致云南唐将军、任巡按使电 十二月二十五日
漾电悉。查贵处两次来电，均吁请早定大位，情词迫切，称全省军政绅商无不同声欢庆舞蹈，又谓国民代表大会一致赞成君宪，并推戴我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足见此心此理，薄海胥同。迺犹明发命令，谦不称尊，在我大总统允恭克让，固抑圣德之伪冲，而人民待治孔殷，岂宜拘牵于小节，此继尧等所以追切上陈，一再吁请者也。溯自共和建立以来，暴徒乱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苟非我大总统出而力任危难，戡乱致治，则此数年之内，将不知四分五裂，成何景象。虽仰赖神武，转危为安，然特一时之措施，究非百年之大计，不即此时早定一尊，缔基万世，既恐失小民喁望之至忱，反以启非分觊觎之扰乱，益非我大总统拯济斯民之初愿矣。顾或者虑帝制宣布，乱党愈以藉口，外人不免微词，抑亦党徒好乱性成，即不变更国体，岂遂无词以倡乱，要在各省严防之而已。至于改行帝制，期以适国势民情，本系我内部之改革，于外人无与。况各友邦睦谊方敦，谅无不乐为赞成之理。现在各地方秩序安稳，内外人民之身家财产，皆能保持完善，斯诚天与人归千载一时之机会。伏愿俯顺群情，早登大位，为国家谋无疆之福，以餍臣民迫望之心，不胜幸甚。又十月十二日致统率办事处电：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内外军民喁喁企望，期早日决定，以图永久治安。滇省军队，向极服从，对于兹事，亦皆深明大体，保无他虞。其他政学绅商各界，均迫望早定大计。惟报纸稍异议，亦不过少数近名无识者之所为，实不足以表舆论致生障碍。务乞转陈主座，俯顺舆情，乾纲立断，决定施行，以慰薄海军民之望。若再予迟疑，转恐别生枝节，有碍国家根本大计，更非元首维持大局之初衷矣。值此一发千钩之际，愚虑所及，未敢缄默，谨据实密陈，乞即转陈主座，睿断施行。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一日，唐将军又致处两电，一日句日以来，乱党由滇越一道遍布党与〔羽〕，密谋甚急，幸继尧防范严密，所属军队亦皆稳定，乱事无由发生：一曰继尧握受恩施，沦肌洽髓，干城腹心之寄，夙以自勉。矧滇省为父母之邦，保全治安，尤属责无旁贷，故对于乱党，防范异常严密，以目前现象，决不至有乱事发生。二十一日，又致参谋部电，现在中下级各官长服从命令，浃洽有素，绝不至被人煽惑。其各级官长，尤深明大义，与继尧同心合力，巩卫国家，均堪深信。刻复审度情形，除将驻省军队酌派两营赴边协捕匪徒、助刬烟苗外，其得力可靠军队，均令集中省城，以资严防。继尧宗旨夙定，布置周密，但得生命不受危险，绝不至有变故发生。各等语。今据来电，语多离奇，事隔三日，背驰千里，本政事堂实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请另具印文，亲笔签名，迅速寄京，以便核转。堂。有。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28日，第1307号]
政事堂对唐任漾电表示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且不说唐继尧12月中旬还在大肆捕杀反对帝制的革命党人，仅看23日漾电和24日敬电以及25日有电，都是蔡锷领衔，袁世凯政府已侦知蔡锷入滇“挟持”唐继尧，唐在12月21日还向参谋部拍发了表忠心的“号”电，唐继尧附逆实属无奈。现在漾日敬日之后的“有”日，为什么突然出现唐继尧领衔的反袁漾电了？政事堂当天回电表示“想系他人捏造”，不是毫无道理。这篇表示怀疑的电报，要求“请另具印文，亲笔签名，迅速寄京，以便核转”。
不仅唐任漾电最早刊登在报纸的日期是12月25日，政事堂当天批驳唐任漾电的日期是12月25日，而且各省接到唐任漾电的日期，都在25日或25日之后。如开封赵倜、田文烈26日电：“顷接云南唐继尧任可澄漾电。”黑龙江朱庆澜27日密电：“窃有日晚六钟，接云南唐继尧、任可澄通电。”广西陆荣廷、王祖同27日密电：“唐任通电，敝省迄未收到，惟二十五日接蔡锷、戴戡、任可澄等自滇来电” [22] 。25日蔡锷领衔的电报已经是声讨袁世凯的“有”电了。又如浙江屈映光26日电，盛京段芝贵28日电、徐州张勋28日电、兰州张广建28日电、上海杨善德31日电等等，都说是刚收到唐任漾电。翻遍最近几十年编印出版的护国运动资料集，各省电报中反映出收到唐任漾电的时间，都在25日之后。各省将军巡按使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纷纷通电表示对袁世凯效忠，批驳唐任漾电，使人以为唐任漾电是云南反对帝制的先声，但是陆续补登的云南许多通电反映出，在唐任漾电之前，云南就拍发过三份通电，都不是唐继尧领衔。1916年元月号《东方杂志》和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明辨是非，也以蔡锷领衔的蔡戴刘唐任漾电为反对帝制第一电。
11、惩办帝制祸首十三人、限袁二十四小时答复，是两句关键词语
“惩办帝制祸首，这里提到十二人，加上雷震春，共十三人，合称‘十三太保’” [23] 。唐任漾电少写了一个人的姓名，这是抄写时的疏漏，还是认为雷震春罪行较小而有意识地删除？姓名少写一人与“十三”数字不统一的问题，也可以说明唐任漾电是在要求惩办十三人的“敬电”拍发之后才形成的有缺漏的电报。龙云在《云南护国起义简述》的记载是：“杀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限二十四小时答复” [24] 。程潜在《护国之役前后》中的记载也反映：“令袁立即取消帝制，立诛祸首杨度等十三人” [25] 。撤销军务院时唐继尧自己批阅的文件都还重申：“惩办祸首十三人” [26] 。护国运动结束时梁启超致蔡锷电，商议如何应对北京政府的策略，其中也有一条：“惩祸首当严重要求，但于滇电十三人外，加沈云霈、顾鳌、夏寿田便得。余认为胁从免究，以安反侧” [27] 。限袁二十四小时答复，也是关键词语，蔡锷领衔于12月24日拍发的“第二电”就是这样要求的。二档案馆《护国运动》第180页收录了张子贞等人给各省军政首脑的通电，电文中写道：“昨日业由本省唐将军、任巡按使径电袁氏，要其取消帝制，惩办元凶，限以二十四点钟内答复”。可以看出：“限以二十四点钟内答复”的提法，是繁多的云南反袁电报中，比唐任漾电还早就出现过的语句。庾恩旸写作《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经唐继尧审阅作序，书中收录的唐任漾电也是“限以二十四点钟内答复”。由云龙编写的《护国史稿》收录了“唐任漾电”，没有收录蔡锷领衔的漾电（第一电）和敬电（第二电），然而在注释中由云龙写道：“24日发出致袁之敬电，即请其立将内乱罪犯杨度等十三人明正典刑，重申拥护共和之誓言，限二十四点钟答复。”由云龙又在序言中说：“限廿四小时答复，要他取消帝制，恢复共和民国……记得首发之电为敬电，而他（指蔡锷）记载是漾电……或是漾电，我记为敬电” [28] 。身为都督署秘书厅长的由云龙，记得敬电是最后通牒，这个记忆是清楚正确的，但因与云南都督府长期宣传的口径不统一，于是在编写《护国史稿》时就不便于坚持自己记忆的意见了。唐任漾电稿子上的批语“此电已于廿三日午后十一时拍去”，要求“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答复，两者间隔35小时，这不符合各省熟知的“二十四小时”。为了弥补时间方面的逻辑漏洞，云南都督府又编造了24日就宣布独立的新谎言。邓江祁2015年在《云梦学刊》上发表的《唐继尧任可澄漾电新考——纪念护国战争100周年》，此论文比较了唐任漾电的各种版本，认为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董雨苍《云南护国历史资料》、毛注青等编的《蔡锷集》等等各类书籍资料中，要求袁世凯答复的时间被记载为“二十四日上午十点以前”的说法，都是错的。作者根据何智霖所编《阎锡山档案 要电录存》（第1册）反映出唐继尧任可澄漾电是要求袁世凯于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以前答复，从而认定唐任漾电要求袁世凯答复的时间为“二十五日上午十点以前”。邓江祈先生的认定是正确的。这里再补充一点：那么是谁最先发明“24日宣布独立”这种说法呢？那是护国运动结束后1916年12月21日唐继尧批阅的《云南督军公署秘书厅编发云南首义纪略电》，这文章编造说：“于23日发电，促袁氏取消帝制，限次日答复，24日遂宣布独立。”【注：二档案馆《护国运动》第380页】于是才会出现限袁“次日（二十四日）答复”的一连串以讹传讹，这里跟随其他省份习惯性的说法“宣布独立”，极不符合一年之前通电讨袁时“不宣言独立”的提法。云南都督府随意改写历史文件，造成后代人极大的困惑，
【图十八：1916年1曰7日时事新报，刊登蔡锷肖与唐继尧肖像时，区别大小和上下。】
时事新报的编辑，阅读过大量云南和北京互相拍发的内部官电，了解到官电内容的真实情形，知道云南反对帝制的第一电、第二电、“有”电，都是蔡锷领衔，唐继尧任可澄的漾电是25日才拍发。于是在宣传报道中区分两人的政治作用，刊登两人照片时，把蔡锷大照片安排在唐继尧上方，把唐继尧小照片安排在蔡锷的下方。
12、护国运动爆发时云南将军署公布的电文
云南将军署对电报领衔人署名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云南将军署送交昆明《觉报》于1915年12月28日刊登了四篇“紧要电文”，一篇是唐任漾电，一篇是讨袁通电，一篇是将军署给省内各师旅团营长的通电，一篇是张子贞等滇军将领给各省的通电。这是反袁护国的电报刚刚拍发两三天后就送报社刊登的，又是在昆明本地发表，可以反映出当时云南将军署的本意。无论梁启超个人向上海的报社投稿，或者各省报纸报道的电文是什么样子，都比不上云南将军署自己送到《觉报》刊登的电文更能说明问题。
【图二十一：此三图是云南督署送《觉报》1915年12月28日刊登的4份云南官电。】“要电一”是唐任漾电，电文中的第一人称是“尧”，在报纸上发表时改为“●”符号，落款是唐继尧任可澄姓名。“要电二”是宣布反袁的通电，电文中领衔的第一人称改为“△”符号，并在文尾隐去了领衔者和联名者姓名。“要电三”是云南将军给省内各师旅团营长的通电，“要电四”是张子贞等滇军将领给各省的通电。从云南将军署同一天送四份电文刊登的《觉报》上，可以看出一个对比：如果“要电二”这份声讨袁的通电也是唐继尧领衔拍发，那么落款也照样会用真实的姓名来宣传，电文中的第一人称也用不着隐去真实姓名而以“△”符号来代替。把唐任漾电“要电一”正文中的“尧”字改为“●”符号。呼应要电二中的“△”符号。让人们误以为两篇电文省略的第一人称都是个尧字。而且这也不怕蔡锷和熟知内情的军官看到报纸，因为又可以辩解为两个符号分别代表不同的人。这个时候，尚未产生一个月后《云南公报》那种把12月25日反袁通电领衔的第一人称“△”符号又改为“尧”字的文章。云南有人说梁启超于12月25日在共和报“抢先”刊登声讨袁世凯的通电，造成省内外登载的电文有差错。如果这理由成立，那么云南将军署12月28日把这四份紧要电文送交《觉报》刊登，实际上对省外报刊出现的差错进行了纠正。正因为拍发声讨袁世凯的“要电二”是蔡锷领衔而不是唐继尧领衔，并且蔡锷和几个中高级军官当时还在昆明，很容易就能当天看到这张报纸，将军署送报社发表时不敢改为唐继尧领衔，怕引起争论损坏将军署名声，于是干脆把讨袁通电中的真实名字隐去，用“△”代替第一人称。读者从《觉报》上看到的是“△等忝列司存”、“△等深受国恩”、“△等夙爱和平”、“△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等志同填海”等话，而且电文中没有“即日宣布独立”一句。
13、“即日宣布独立”又变成了“宣布云南独立”
护国运动爆发后，有些文章转载声讨袁世凯的通电，添写上“即日宣布独立”，另外有些文章转载时是写“宣布云南独立”，这两句话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即日宣布独立这句话放在“奠定滇黔诸地方”一句之后，落款又是含有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的五人联名，所以“即日宣布独立”的意思是滇黔两省独立。12月25日拍发的声讨袁的通电虽然写了刘显世名字，而刘显世在贵州做出否认的姿态。从二档案馆《护国运动》收录的资料，可反映出12月31日刘显世致电袁政府，表示要设法阻止滇军入黔：“除电滇力阻并密饬严防外，已极力开谕镇守。”1916年1月1日刘显世又致电袁政府和各省，声明滇省列其衔名通电概不负责：“所有滇省通电列有显世衔名者，均系由滇冒列，显世绝不负责。”于是云南的一些人就把声讨袁的“有”电资料中擅自添加的“即日宣布独立”语句，又改写为“宣布云南独立”，不包含贵州了。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献，在云南某些人手中是可以随意变来变去的。需要注意的是：在1915年12月23日的第一电、24日的第二电、25日的有电、25日的唐任漾电、以及后来云南拍发给北京的官电中，都没有出现“即日宣布独立”或者“宣布云南独立”的语句，这在二档案馆《护国运动》等书刊和旧报纸中可以查阅。辛亥革命时期各省宣布的“独立”，是表示响应武昌起义，脱离清政府，后来逐渐形成习惯用语。护国运动爆发时云南拍发的官电中没有使用独立这个词。即使某些个人或者梁启超向报社投稿或有些报纸在评论中使用“独立”这词汇，也并不能代替云南官方电报的内容。“独立”是各干各的，互不干涉。护国起义并不是号召各干各的互不干涉。云南用武装力量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是自我封闭而是主动出兵进攻，这与“独立”是有区别的。从国家层面讲，一个区域性的地方军政官员通电反对袁世凯改变国体，联合各区域采取一致行动，在全国阻挡了一次历史的大倒退，这与区域宣布“独立”性质不同。何况1916年1月6日上海《时报》刊登北京来电，还报道了云南与北京政府是“断绝关系，并不宣言独立”。1916年1月27日，刘显世在贵州军民的强烈要求和亲戚王文华的鼓舞下，转变政治态度参加护国反袁的行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陕西、湖南等省响应护国反袁，虽然他们使用了“独立”这个习惯用语，但不能倒过来推论说云南爆发护国起义时就宣布独立。1917年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书中的“有电”，文中没有“即日宣布独立”一句，却把落款署名改为“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刘显世、戴戡暨军政全体”，增加了李烈钧姓名，也许是他觉得通电里缺少护国第二军总司令太不合情理才添上的吧？却不知李烈钧这时正处于被排斥的地位，护国运动爆发时的几份通电都不让李烈钧列名。1916年1月5日，袁世凯在表示接受帝位的申令，不骂唐继尧而特别咒骂蔡锷：“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弛，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1月10日，袁世凯饬各路统兵大员严申军纪的申令也说：“乃蔡锷等反复无常，称兵肇乱” [29] 。反映出云南对袁世凯警告、最后通牒、声讨袁世凯，这三个官方通电中没有提到云南独立，而且都是蔡锷领衔。需要强调的是：直到袁世凯1915年6月6日死的时候，云南官方所有的通电都不宣言“云南独立”，而是出兵“声罪致讨”。云南向各省军政官员拍发电报，要求他们响应护国反袁，共襄义举，或者宣告本省独立。龙觐光和龙体乾的军队进犯滇南，被护国第二军和挺进军打败后，1916年4月，滇桂黔粤四省军警同盟会发出通牒，限广东督军龙济光24小时内独立，袁世凯也授意他“独立拥护中央”。龙济光被迫宣布独立，但通电中既不责备袁世凯，也不支持护国军。【图二十二：1916年5月8日《滇声》日报发表漫画《谨防如此》】滇声报发表的这幅漫画，画了一支龙爪提着钟表，钟表上写着“独立”二字，钟表左右两下侧，是即将伸长的折尺，意思是谨防这种独立向周围扩大，谨防其他省份也出现经袁氏授意的“独立”。滇声报还发表时评《媾和与独立》：“夫媾和者纯全袁氏误敌之诡计，而非可恃者也。独立者亦半含袁氏误敌之诡计，而非可尽恃者也。我不力战，而但眼睁睁以望媾和，以望独立，其不为媾和与独立所误者几何耶。引讨贼为职志者，尚勿以媾和与独立为不战而屈人之兵之良策也”。指出独立的实质，是半含袁世凯的误敌诡计。由此也反衬出云南讨袁的意志，并不是“独立”而是主动进攻，打击帝制。
【图二十三：滇声报发表时评《媾和与独立》】
1995年12月23日各界人士在昆明海埂召开“云南省纪念护国运动80周年学术研讨会”，台湾学者蒋永敬在大会上发言说：“护国运动时云南独立，就像李登辉提出的台湾独立一样。”这句话使唐继尧的孙子唐书玮听不下去，唐书玮在大会上发言说蒋永敬是开玩笑。现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展览中有一幅展板，叫做《云南宣布护国独立的电文》，明显是护国运动后经过篡改的，不仅把12月25日蔡锷领衔的有电，换为唐继尧领衔，而且电文中增加了“即日宣布独立”这句话，翻遍二档案馆《护国运动》档案资料丛刊，以及护国运动爆发时各种报纸刊登的云南官电，哪里找得到云南独立这句话？护国运动后出现旷日持久的“唐蔡孰为主动”大争论，历时多年，形成了地域之争、党派之争。甚至在护国运动80年后还有人说：“护国运动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云南首举义旗得到全国响应最后取得胜利的重大历史事件，怎么能让一个外省人蔡锷来当代表人物呢？”难道我们云南人就是这么狭隘吗？不！历史上许多外省人和外国人，在云南这块热土上贡献了青春和生命，我们云南人是很感激和铭记的。
【图二十五：从2019年开始矗立在昆明大街上的巨型宣传栏】
【图二十六：巨型宣传栏上唐继尧变成了1915年通电“独立”的领衔人物】这里再举个例子，从2019年春天开始，昆明街道上矗立的巨型宣传栏写着：“1915年护国首义，唐继尧、蔡锷等人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这句简单的话里就包含两个错误：
一是1915年12月23日对袁世凯警告的“漾”电、24日最后通牒的“敬”电、25日声讨袁世凯的“有”电，都是蔡锷领衔，蔡戴刘唐任五人联名，不是唐继尧领衔，唐继尧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是错的。“唐任漾电”虽然是唐继尧领衔，却只有两人联名，蔡锷等3人不在其中。
二是1915年12月云南拍发的所有官电，都没有提出过“即日宣布独立”或者“宣布云南独立”的口号，1916年各省通电和省外报刊评论才开始使用“独立”这个习惯词语，不能反过来推论说云南官电也宣言独立。
云南的近代历史，还需要不断深入研究，才能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1] 《再续关于云南独立之官电》，载1915年12月31日《申报》第十版。[2] 注：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二，第9至10页。引自寸晓亭：《悼徐天禄》三律并叙[3] 《顾鳌关于办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务经过情形咨》，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于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第105页，以下简称二档案馆《护国运动》。[4] 邹若衡《护国起义前唐继尧的转变和有关蔡锷的二三事》，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笫39页。[5] 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5页。[6] 平刚：《贵州革命先烈事略·蔡济武传》，载《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80页。[7] 林翠：《与台大李守孔教授论云南起义》，载《云南文献》（台湾）第五期，第20页。[8] 《杨华馨为蔡济五等请恤上孙中山函》，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护国文献》，上册，第6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9] 何慧青：《云南拥护共和之经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58页。[10] 《滇省党人倒袁运动》，载《护国文献》上册，第65~71页。[11] 杨如轩《我知道的云南护国起义经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48页。[12] 杨如轩《我知道的云南护国起义经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75页.[13] 《李烈钧将军自述》， 载于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93页。[14] 但懋辛《护国军入川及四川招讨军司令部的设立》，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第25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15] 叶成林：《护国运动的一段回忆》，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第81页。《昆明市志长编》卷八第321页有转载。[16] 那博夫：《在护国时期蔡锷与唐继尧之间的矛盾》，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60页。[17] 《袁世凯特封龙济光等为公侯伯子男策令》，载二档案馆《护国运动》第144页。[18] 《孙武等致蔡锷电》，载1915年12月30日《申报》第十版。[19] 蔡锷《复北京统率办事处电》，载《蔡锷集》，第379页。[20] 蔡锷：《致各省通电》，载于刘达武编辑《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军政文电，蔡公遗集编印委员会1943年7月发行。[21] 蔡端《蔡锷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出版。[22] 二档案馆《护国运动》，第498、499页。[24] 龙云在《云南护国起义简述》，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第5页。[25] 龙云《云南护国起义简述》，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第230页。[26] 《滇督署秘书厅编纂云南起义事略电》，载李希泌等《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8页。又载于二档案馆《护国运动》第382页。[27] 1916年6月16日《梁启超致蔡锷电》，载李希泌等《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702页。[28] 由云龙《护国史稿》，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29] 《袁世凯表示接受帝位申令》、《袁世凯故作姿态饬各路统兵大员严申军纪申令》，载二档案馆《护国运动》第140页、第519页。
（作者系昆明市人民警察学校高级讲师，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理事；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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