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昆明重九起义前，唐继尧只是个中级军官，被发动参加革命队伍，唐起到阻挠和迁延起义时机的作用，几乎造成重大军事损失。在重九激战中，唐继尧滞留在南门不前进，虽经刘存厚协商催促，唐仍然不去执行攻打总督署的预定任务。辛亥革命后唐继尧被人鄙视，称为“迁延主义者”。

 

1911年唐继尧虽然参加了辛亥革命，然而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乏善可陈。近几年云南新闻媒体常常夸大其词宣传唐继尧，有人甚至发表文章说唐继尧领导重九起义，因难以摆平蔡锷的领导地位，于是改称唐为领导人之一，然而这个领导人偏偏没有起到领导作用，于是又改称为重九起义的发起人。本文根据唐继尧的真实表现，简略梳理唐是怎样卷入辛亥革命旋涡的。

 

一 、唐继尧自幼受的教育

是升官发财成为人上人

 

唐继尧的先祖由鄂入滇，九传至唐嘉猷，“岁贡、副榜、武举及廪增、附监指不胜数”。唐嘉猷是唐继尧的祖父。“清廷连年镇压云南民间武装，军费开支巨大，因唐家田多，所以摊派也重。”镇压农民起义，保卫清王朝的统治，当然是唐家不容辞的责任。唐嘉猷三儿子唐学曾所生的唐继尧，有人写书称他为“出生于一个两代抚孤，世称双节，勤于功名的书香门第[注：刘光顺《唐继尧评传》，《唐继尧研究集》第14页至16页，1996年11月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而该书上的记载是唐继尧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人丁兴旺，1912年３月４日唐继尧颠复贵州辛亥革命政权自己当上贵州都督时，其父母都还健在，唐的祖宗几代人都不是孤儿，所谓两代抚孤世称双节实乃溢美之词。

 

唐继尧的家庭教育确实是热衷于功名利禄，醉心于升官发财，父母教育唐继尧要象蛟龙驾雾飞黄腾达，成为统治者，成为人上人。唐继尧的叔父唐学闵就是这种家庭教育的牺牲品，唐学闵考中举人，“入京功名心重，抑郁更甚”，终于病重去世。唐继尧从小就在这种家庭影响下成长，无怪乎当他飞黄腾达成为云南都督后，“专尚浮华，举佞错直，封建思想异常浓厚，以帝王仪式自慰（注：高蕴华《护国靖国两役中遗闻轶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80页）”。

 

唐继尧尚未娶妻时，唐家就购置了四合院，使用童仆幼婢。唐氏封建家庭的奢侈，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饥饿百姓形成鲜明对比。唐氏在会泽县有没有仗势欺人、鱼肉乡里的行径呢？现因年代久远，受害的农民都死光了，并且现在唐继尧已被某些人吹捧成了人民英雄，也就无人谈得清楚这问题了。还有人写文章说唐家“有德行”，说红军长征路过会泽时对唐家“给予善待”。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徐文烈副秘书长证实，红军到达会泽时遇到敌人抵抗，红军把炮架在山上，吹冲锋号攻下县城：

 

“红军进城后抓到了伪县长杨茂章和有几千亩田的大地主刘善初（唐继尧的舅父），他两个罪恶很大，曾破坏过会泽地下党组织，杀害了地下党领导人蒋永尊等同志。红军决定对他们进行公审。开公审大会是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上，用七八张八仙桌搭起台子。那样人山人海的群众场面，叫做革命洪流，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从乡下来的老百姓背着背箩口袋，四城门的群众呀，川流不息地装粮、背粮。当时，组织上要我参加公审刘善初、杨茂章，说我是本地人，讲话群众听得懂。我在公审大会上，号召群众揭发杨、刘压迫和剥削老百姓的罪恶。我说，对于这两个坏家伙，群众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太太，她站在最前面，很气愤的样子，揣着一把剪刀，说刘善初是吃人、害人的、要杀掉他。这样热烈的场面真是无法形容。我们根据群众的要求，后来把这两个家伙判处死刑处决了（注：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整理《家乡人民爱红军——－访问老红军徐文烈同志》，1986年10月30日《云南日报》第三版）。”现在有的人把反对共产党的唐继尧，与会泽县的共产党烈士相提并论，令人难以理喻。

 

二、一个离心离德的同盟会员

 

清朝末年，清政府为了培养效忠于封建统治的人才，派遣大量青年赴日本留学。青年们到日本后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则是清政府始料未及的。唐继尧娶妻后到日本留学，周围的留学生纷纷加入同盟会，唐继尧也被卷进革命潮流，跟随别人加入了同盟会，但他不敢用真名登记，而用“唐锟东川”的化名，以便在形势恶化时留条后路。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发布了《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不仅限制留日学生的活动，而且竟把中国和亡于日本的朝鲜并列，完全暴露了它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我国留学生悲愤填膺，万余学生抗议罢课，并分批启程回国，就连未参加同盟会的大部分留学生都发出了怒吼。同盟会员陈天华愤而蹈海，想以此唤醒浑浑噩噩的中国人，打消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激励留学生坚持斗争夺取胜利。

 

唐继尧对留学生的爱国行动持反对态度，甚至号召留学生安心学习“万勿相率回国，以至半途废学”，反映出唐继尧的革命觉悟直到此时仍然非常低，就连陈天华牺牲自我的悲壮行动都不能唤醒这个名义上已加入同盟会的唐继尧，唐继尧的心思是学而优则仕，飞黄腾达当大清朝的官，与同盟会宗旨相去甚远。现在有人为唐继尧这种行为辩护，进而批评陈天华的行动是“轻于一掷并不可取”，似乎麻木不仁地容忍帝国主义宰割，比革命者呐喊反抗还好。鲁迅先生的文章《娜拉走后怎样》曾这样分析中国改革之难：“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1908年同盟会发动哥老会民众举行了云南河口起义，留日学生在东京神户派人前往实力支援。而唐继尧又持反对态度，以所谓“稳健主义”反对“激进派”。反对支援已经爆发起义并处于危急之中的革命志士，唐的德行与同盟会的革命行动相背离。事后一些积极支持起义的学生被革除官费，怀疑是唐继尧“禀揭”告密所致。对于这个问题，护国运动后唐继尧的金兰兄弟庾恩旸写了一本《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为唐继尧歌功颂德，但仍然回避不了“禀揭”这件事，庾为了在同龄人中替唐继尧辩解，在不得不叙述此事以后，就只好加了一句：“历时既久，见其热忱救国，所为不类，前疑始解”。

 

唐继尧在日本留学期间的表现，很难说他是一个合格的同盟会员，这时期唐继尧的诗《仲春大雪》道破了内心的隐秘：“百卉争春太不平，梨花浓重柳花轻，大公最是寒天雪，点缀乾坤一样清（注：引自《唐会泽遗墨》，无印刷日期和地址，书前扉页有章太炎1928年５月的题签。此诗创作的日期不明，手稿注明为“少年时作”。郭兴良《论唐继尧的诗》认为是写于1908年）”。

 

“点缀”的结果不是多姿多彩，也不是银妆素裹，却是点缀得“清”了，乍一看，似乎说得很蹩扭，仔细看看，原来这是唐继尧以诗言志。因自己尚未象某些人那样获得高官厚禄而愤愤不平，希望朝廷公平地进行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分配，以便让唐也沐浴皇恩。诗中最醒目的字眼就是这个“清”字，清朝的读书人都非常明白，写诗作文特别敏感的就是“明”、“清”之类可能被解释为朝代名称的字。

 

清朝的文字狱是历史上最惨烈的，据不完全统计，顺治朝18年间文字狱至少有5起，康熙朝61年间文字狱至少有11起，雍正朝13年间文字狱约有25起，乾隆朝60年间文字狱在135起以上。获罪者不仅有官绅名士，而且有地位低下的诸生及初识字的平民，甚至游民、郎中、樵夫、商贩、菜农、游僧等芸芸众生，都难逃文网（注：胡奇光《中国文祸史》第125页－2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

 

清朝的文字狱是读书人头上悬着的一把飞剑，随时都可能会砍下来，身为大清朝秀才留学生的唐继尧，深谙清字的奥妙。他诗中表达的意思就是要使天地乾坤都被大清朝稳稳当当地笼罩。有的人不理解为什么身为同盟会员的唐继尧在关键时候就反对同盟会的革命斗争，我们从这首诗中可以找到答案。

 

现在的人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才编印的《唐会泽遗墨》、《东大陆主人言志录》等诗文，来表示唐继尧留学期间就有这种思想观点，却不考虑一下那些诗文在编印时所标注的写作时间是否真实可靠。当民主革命成为社会潮流的形势下，唐继尧发表文章时对文字弄虚作假的本领是很高明的（例如1915年8月袁世凯才组织筹安会，9月才派何国华到滇授予唐继尧一等勋位，12月21日袁才对唐继尧封侯，而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258页反映出唐继尧早在1915年7月就能未卜先知地写出“热血不禁真爱国，冷心翻笑假封侯”的诗句）。

 

唐继尧与同盟会越来越疏远，从日本回国后，对清政府效忠卖力，“不辞劳瘁，凡所献替，多为大府嘉纳[注：庾恩旸《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1917年云南图书馆发行]”。唐忠实执行大清朝的政策，对反清的洪门哥老会群众充满敌意。

 

三、唐继尧阻挠革命，使起义错过时机

 

“唐继尧在士官学校学炮科，而所任第一营管带系步兵军官职务，因此操场术科显见外行，担任管带仅月余，就奉调讲武堂监督（注：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41页）。”失去了手中的兵权，仕途上的这个挫折，对于利欲薰心的唐继尧造成的心理影响不言而喻。这时期留日回国人员中的同盟会员正在积极活跃地宣传发动军界人士，包括对唐继尧的联络动员。讲武堂学生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个磨拳擦掌，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唐继尧的排满情绪开始抬头，再加上他看到了“满清末运将终”，武装起义已不可避免，再继续依靠清政府获取荣华富贵已难于指望。于是唐继尧参加了同盟会员的活动。

 

唐继尧虽然表面上回到革命力量一边，但并不积极。因其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同清政府情思绵绵，难以割舍，所以到了革命的关键时刻，唐又摇摆不定，甚至阻止革命的进程。

 

同盟会昆明机关负责人黄毓英，担任新军第七十三标的排长，以哥老会身份为掩护在军内进行发动工作，每夜熄灯令下，潜入士兵宿舍，燃烛低呼，痛陈清政府种种罪行，“由是遍及全营，未一月而一军皆思反正，执政者不之觉也”，“如是久之，滇军泰半入党矣（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黄武毅公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269页）”。

 

辛亥年，云南经过同盟会长期的发动组织和兵力布置，条件已经成熟，“迨四川路潮发生，军界同志跃跃欲动，当推定各标、营之负责人如左，准备举事：（一）步队第七十三标 ：排长黄毓英。 （二）步队第七十四标：排长邓泰中。（三）步队第七十五标：吴传声。（四）步队第七十六标：张文光。（五）炮标第一营：  杨蓁。（六）炮标第二营：管带刘云峰。（七）炮标第二营：管带范石生。(八) 机关枪营：管带李凤楼（注：台北出版，国防部史政局编纂《开国战史（上）》，第197页，1976年正中书局印行。）”

 

至八月初间，讲武堂学生三百余人意起革命，欲于八月二十日（公元1911年10月11日）特别班百人毕业，李督经羲到堂行毕业式，发给文凭即行刺杀，共同举事。此计划被唐继尧、沈汪度知道了，告知营管带谢汝翼。谢汝翼反对，于是唐、汪就压制学生，“以时机未到，如少数人骤行之必至失败”为借口，极力阻止之（注：谢幼臣《光复滇省事略》，《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60页）。错过了这次起义时机是非常可惜的，假如讲武堂学生按计划举事，那么各标营士兵们立即响应，行动上听命于原先布署的起义领导者黄毓英、邓泰中、杨蓁、刘云峰、范石生、李凤楼等人，革命形势则又是另一番气象。当然，历史没有假如，这个计划也将使上级军官们无法继续行使军事指挥权。

 

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昆明后，总督李经羲怕云南也出事，不久就加强了防备力量，“此时总督署卫队已增至一千余人，并调机关枪两连入督署构筑工事，作严密保卫，统制衙门除照例轮流调兵一连当卫兵外，又调兵两连入城驻五华山，戒备森严（注：祝鸿基遗稿《陆军第十九镇及云南讲武堂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关系》，《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43页。又见朱德《辛亥革命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18页）”。失去了的起义机会不再回来，敌人加强了这些力量后，导致重九起义时革命军打仗很艰苦。

 

四、重九起义核心人物是黄毓英

 

蔡锷于1911年５月从广西调到云南，担任新军三十七协统领，在政治方面不作任何表态。同盟会加紧了对军官的发动工作，有一天黄毓英冒险去见蔡锷。蔡锷表态支持革命（注：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139页），后来条件成熟，蔡果然支持了革命。

 

滇军内倾向于革命的中上级军官是个什么状况呢？正如刘存厚所说：“滇中军界党派分歧，互相猜忌，而各党中具有革命思想者虽不乏人，均各不相谋，未能一致。”有人把这句话解释为同盟会内部涣散，其实这句话指的是各种党派之间的分歧。

 

革命形势推动着各党派一步步向前走，所谓起义时机的成熟，说穿了就是黄毓英等同盟会员在长期周密准备的基础上，对各党派军官的思想发动工作的最后完成，黄毓英纵横奔忙，协调几伙人的步调。

 

在将近一个月的发动落后军官的过程中，积极活动的军官逐渐被清吏觉察，清吏准备采取行政措施扼杀革命。而中上级军官们在黄毓英等人推动下多次开会，对起义仍然犹豫不决。同盟会发动中上层军官，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宗旨是正确的，为了顾全大局，以忍让求团结，导致迁延时日错过多次战机。

 

九月初六日（阳历10月27日）张文光率领腾越辛亥革命成功，云贵总督李经羲非常惊惶，不仅调集兵力加强了武装戒备，而且撤掉了昆明新军内“想反叛大清”的黄毓英等几个军官的职务，对不便撤职的军官罗佩金、李鸿祥等，又行调虎离山之计委派出差。李经羲还下令收缴士兵枪支。情况已很紧急。

 

九月初七日晚军官们再次开会，研究如何起义。唐继尧等军官这时仍然下不了决心，黄毓英气愤极了，在会议上大义凛然地逼迫要挟军官们起义。据《杨秋帆黄子和两君事实》记载：“黄君提议后，在坐者俱面有难色，黄睹此情景，勃然大怒曰：事急矣，诸公若不从我之主张，倘事机败露，余亦不愿独享烈士之名，必谓与诸公同党。群皆吐舌，呆若木鸡。于是最高级之军官，皆以黄君之言为当（注：《杨秋帆黄子和两君事实》，民国初年手稿，佚名，存云南省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在众人呆若木鸡时蔡锷赞成黄毓英意见。

 

又有《黄武毅公事略》记载：“坐中有犹豫者，公要之曰；今事机已急，诸公若不见许，英请独任之，幸而战死则亦已耳，不幸就捕，必自承与公等同谋。不忍独为烈士以贻公等羞。众大骇，议遂决（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黄武毅公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270页）”。蔡锷撰写的《黄武毅公墓志铭》也无所回避地记载了黄在会议上要挟军官的这个情节，可见当时黄毓英等同盟会员发动唐继尧等军官是多么困难。

 

唐继尧对起义的态度比较犹豫，直到黄毓英勃然大怒地要挟之后，唐继尧才转变态度，于是总指挥蔡锷作出起义决定。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也叙述了各人表态的先后次序：“黄毓英说：‘别人不干，我就单个干。’唐继尧亦赞成干。蔡说：‘那么就决定初九起义。’于是讨论部署”。有些人居然在为云南省志起草黄毓英传略时，把历史捏造为“有人对起义迟疑不决，唐主张立即起义，黄表同意”，幸而在定稿时没有得逞。

 

重九起义的发起人是黄毓英为代表的同盟会昆明机关，是激进派，绝不是唐继尧。

 

五、起义前仅仅开过五次会议的提法不妥

 

现在的人论及重九起义的事前准备，往往以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所列五次会议的表格为论据（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刘云峰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312页），事实上起义前开过的会议不止五次。

 

五次会议之前军官们多次开的会议，不仅重九起义副指挥李根源参加过的会议，刘存厚文章没有记载。而且五次会议之后：九月初八日蔡锷在七十四标本部与罗佩金及步炮两标各营管带开的会，以及初九日午后三时蔡、李、沈、唐、张、雷诸人研究起义是否延期的会议，还有九月初九日晚7时蔡锷在七十四标本部“以凤楼携来之防御计划，与汝翼所编之作战计划，共参酌，作一攻击计划”的会议，这些会议在刘存厚所列表格中都没有提到，参加过“第五次会议”的李鸿祥等人也没有被记载，现在宣传重九起义怎能仅仅以刘存厚所说的五次会议为史实依据呢？

 

滇军军官们互相之间的亲疏关系常使回忆录写得不真实，对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对于写稿时已经身居要职的人，就多写点功劳；对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就不写功劳；对军外民众武装力量参加重九起义的事迹干脆不写。刘存厚的文章就是这样，自己只参加过五次会议，在回忆录中就写会议只有五次，对自己和对当上贵州都督的金兰兄弟唐继尧，写作时就夸大其功劳，而把黄毓英、李根源、李鸿祥、邓泰中等努力推动军官们起义的重要人物排除在“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外，贬低为“可共事革命之人员”。

 

六、重九起义当天唐继尧还想拖延时间，

几乎造成重大损失

 

九月初九日当天上午，情况已非常危急，居然还有人要求延期起义，“至九日午前李君(鸿祥)方筹画进行，忽接唐君继尧送到刘君存厚手书云：七十四标子弹皆空，不能举事，请缓期，李君阅书，顿足大恚，适公（黄毓英）在侧，进而言曰，若再缓期，事机败矣，我等皆为虏矣；是不可不行，李君乃急入城，诣讲武堂。适蔡君由巫家坝归，复集合会议，决定是夜举事（注：《云南革命伟人黄武毅公行述》，黄永社、刘祖武、李植生、禄国藩、张子贞、沈得全、李修家、蒋光亮、王秉钧等谨述，大中华民国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手稿，存云南省图书馆文献资料室）”。

 

在重九起义中，唐继尧只是个中层干部，刘存厚参加过的五次会议唐继尧都参加过，但每当遇到有人阻挠或要求推迟起义行动时，唐就站在阻挠或推迟意见的一边，当时的人称这种态度为“迁延主义者”。革命不积极，正是唐继尧“名利心比较淡泊”的真谛。当时因为刘存厚和唐继尧思想比较落后，所以清吏不太注意他们，在他们住宅开会相对安全，这不等于说他俩是激进派，更不能以开会的地点来认定唐是领导人。

 

重九起义如果再推迟，后果将会很严重，因为军内外同盟会员的准备工作已被清吏察觉，不仅黄毓英、罗佩金、李根源、李鸿祥等革命最积极的重要军官将被迫离开军队，而且比较后进的军官也将会暴露。更重要的是：“李经羲调南防之巡防卫队两三营来省垣预防，先头已于重九之夜抵呈贡。如起义发动稍迟，敌援兵抵昆，我军袭击即难奏效，势必形成正式对阵作战，而我军五子枪每支又仅有五发子弹，仅足一分钟使用，如此则昆明光复必将付出重大牺牲作为代价（注：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52页）。”

 

“定期重九日举事。长官中仍有迁延主义者，时清大吏防范严，事几破坏，黄毓英力言机不可失，泰中亦奔走呼号，请如毓英议。卒于重九夜会师入城，宣布光复（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邓君泰中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309页）”。唐继尧就是这样一个“长官中的迁延主义者”。

 

七、唐继尧没有完成战斗任务

 

现在有人夸大唐继尧在重九起义中的功劳，说唐继尧如何如何主攻总督府，但是我们翻开云南辛亥革命资料就能发现，唐继尧在起义中表现平平，值不得张扬。“夜间十二时蔡锷率领步兵七十四标三个营和炮标两个营，由巫家坝出发向省城进攻，七十四标统带是罗佩金，步兵第一营临时由唐继尧任管带。唐先任管带仅月余，回任临时有障碍，但因杨蓁与范石生事前对该两标官兵已经秘密联络，故由杨、范各带手枪随同蔡锷辅助掌握部队，如遇反抗障碍，即时由杨、范排除（注：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45页）。”临时回军队任第一营管带的唐继尧，其权利和作用远远比不上其他的营管带，甚至比不上讲武堂毕业生杨蓁、范石生。

 

重九起义将星云集，除蔡锷、罗佩金、李根源等高级军官外，仅营管带就有刘存厚、雷飚、谢汝翼、刘云峰、庾恩旸、李凤楼、韩凤楼等很多人，把唐继尧夸大为实权人物是不妥当的。

 

谢幼臣《光复滇省事略》文章里看不出唐继尧有什么功劳。刘存厚的《云南光复阵中日志》，记述会议决定攻击之计划，起义前曾安排唐继尧的任务是主攻总督署。但起义中唐继尧并没有如期去做。重九之夜唐继尧带领七十四标第一营到达南门，在南门就没有前进，一直拖到第二天上午还没有去打总督署。刘存厚为催促唐继尧，主动找唐协商共同攻打总督署，刘存厚按照协商分工去打总督署了，可唐继尧仍没有去打，刘存厚幸得七十三标兵力支援。刘存厚攻入总督署之后，仍然不见唐继尧的到来。

 

刘存厚这篇文章写自己找唐继尧协商催促攻打总督府的情况：“存厚同唐继尧协商分道合击督署，唐营经三牌坊由二纛街破壁向督署攻击，存厚率第二营经陆军小学堂、福照街由二纛街破壁向督署攻击，计划将定，时已十时五十分矣。此时接得军械局被我军攻开捷报，军心欢忭，士气大振，即往取多数枪炮弹，首由南城炮兵猛向督署攻击。正拟以七十四标第一二营继续前进，殊炮才数发，督署卫队及甬道街之辎重兵纷纷溃走，守督署之机关枪排长白正光，亦携机关枪二尊之机柄来降……（二）、督署之占领：十二时顷，存厚即派本营左队官禄国藩率左队占领督署。该队先头甫进西辕门，尚有卫队在大门内放枪，我军还击，南城之炮兵闻督署枪声，复开炮向督署轰击，遂误击毙左队兵一人，伤数人。午后一时顷，七十三标某队亦至督署，协同占领。存厚即单骑入督署内巡视，见署内办公室及李督私室，一切陈设井然未紊”。唐继尧并没有攻入总督署，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更没有去攻打五华山和军械局，而是一直停留在南门。

 

为什么唐继尧不去执行任务？是贪生怕死，还是故意要保留总督署？近年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夸耀说：“唐继尧身先士卒，首先攻入总督署”，千方百计捏造事实，欺负人们没有时间去翻阅历史资料。

 

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叙述“反正时最出力者”，在列举了蔡锷、罗佩金、殷承瓛、沈汪度、韩建铎、李根源等人之后，才说：“尚有将校谢汝翼、李鸿祥、唐继尧、黄毓英、雷飚诸人（注；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30页）”，即使在这篇文章里，唐继尧的功劳也不突出。

 

八、唐继尧不是重九起义发起人

 

1911年11月1日成立云南军都督府，黄毓英在重九起义中功劳最大，拥护的人多，《黄武毅公事略》记载：“事定，于五华山建立军政府，众意属公（黄毓英）领都督。公以资望学识，当首推蔡君锷，议乃定。”革命者持“做大事不做大官”态度，在功名利禄面前互相谦让，有谁会为自己有无职位或职位高低而争鸣？革命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与革命后职位的高低并不是正比例关系。

 

现在云南的一些宣传媒体和革命史展览，往往以辛亥革命成功后在都督府内所占据的官位高低，来推断功劳大小。唐继尧虽经提拔担任了军政部次长、参谋部次长职务，直到带兵去假道援黔抢得贵州都督职务，获得高管厚禄，也不能掩盖他在重九起义中的消极表现，把他宣传为重九起义的“领导人”、“领导人之一”、“发起人”，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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