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是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举措。东征上承红军万里长征未竟之业，下启中共八年抗战亘古之功，推动了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
红军东征，作为红军长征史范畴内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但它和三大主力红军及红25军长时间、长距离的战略转移不同，更像是一次往返75天的“短促突击”；作为以开赴抗日前线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又处在十四年抗日战争时段内），但作战对象却既不是日本侵略军，也不是他们组织的伪军。这种特殊性表明，红军东征是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举措。
深入分析看，东征上承红军万里长征未竟之业，下启中共八年抗战亘古之功，推动了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长征抵达陕北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后，中央红军以寻找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为目的的战略转移，看似已经完成。但实际上，完整意义上的红军长征并未结束。这不仅是因为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尚在长征途中，更主要的是因为长征所肩负的多重使命还未实现。就根据地问题看，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弥足珍贵，但它当时偏于陕北一隅，红25军与陕甘红军会合时根据地发展到20多个县，人口有90余万；这里是单一的个体农业经济，几乎没有工业，而且土地贫瘠、交通困难，发展水平极其落后；更为严重的是它正遭受着国民党东北军、第17路军、晋绥军和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以及宁夏、甘肃军阀武装的20万大军“围剿”。这里作为陕甘支队和红25军的落脚点已经难以为继，更不足以承载中国革命骨干力量的适时北移和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的战略重任。因此，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是红军东征的基本意图之一。红军东征最大的顾虑是能否保住来之不易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和红军主要将领有不少人对毛泽东提出的东征心存疑虑。彭德怀作为东征军的司令员，甚至在已经率军抵达前线后的1936年1月26日，仍郑重地致电当时在陕甘的四位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自遵义会议以来实际成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的王稼祥，忧心忡忡地指出：“陕北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的有利领域，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的旗帜，应以如何手段使之巩固扩大，如红军行动有脱离这个苏区危险性可能时，都是不正确的。”他在电报中还特意告诫“不要忘记第一次到遵义轻易入川的教训”。彭德怀所说的是，遵义会议上决定放弃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建立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改向川西发展，结果致使中央红军经历了四渡赤水那100多天的艰苦转战。几十年后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回忆，东征时他考虑到红军经过长征的长途跋涉后体质很弱，而且人数很少，加上刘志丹和徐海东的部队也不过1.3万人，因而提出过河是必要的，但必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结果，“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可见，当时作出东征的决策是要下极大决心的，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图源：网络）
第一是固守陕甘根据地，还是向外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1日给张闻天的电报中就提出“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与我们脱离的方针”，并在瓦窑堡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时进一步阐述，其基本思路是以发展求巩固。他的这一主张得到张闻天的积极支持，他在毛泽东发言之后表示：“我是反对长久停留一地的。五次反‘围剿’战争经验证明，这样做反而伤元气遭受损失。为了长期与敌人作战，红军行动要更广泛，更活一些。红军走了，敌人注意红军，苏区才能巩固。”为坚定全党全军必胜的决心，张闻天提议中共中央随军东征。这般破釜沉舟的气势，给红军将士的感觉，东征就犹如红军再次踏上长征路，显示出这一决策的非同一般。第二是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东征前夕，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对向外发展的方向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商讨，最后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向东发展。第三是能否冲破黄河天险并在与阎锡山部队战斗中取得胜利的问题。那时，阎锡山统治和经营山西已经25年，有8万多优良装备的晋绥军，并且在长期的军阀混战中养成善于打防守战的战术素养。因此，红军要以寡抵众、以弱抗强，并且要跨越黄河天堑深入敌人腹地进行攻势作战，风险极大。第四是东征的红军在战局出现不利局面时能否安全撤回，以及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否会因主力红军东征而丧失的问题。其一，乘直罗镇战役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围剿”之威，红军各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分别对“围剿”陕甘根据地之南北两线的东北军和陕北地方军阀及地主武装等进行了有组织的进攻，震慑了南线的国民党军，扫清了北线东征前进道路上的敌人武装。其二，对陕甘根据地周边的各派力量，大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1月20日红军代表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在洛川谈判，与东北军达成了在共同抗日的意愿下双方各守原防、恢复通商的协议，并与陕北军阀高桂滋达成合作意向，缓解了东征的后顾之忧。其三，进一步肃清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理治等在陕北发动错误“肃反”的恶劣影响，大力加强中央红军、红25军和陕甘红军之间的团结，扩大和整编地方红军。其四，实行广泛深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教育，调整对富农政策，努力发展经济，从内部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其五，派出有力武装保护黄河各渡口，掩藏和整修渡船，部署接应部队，切实保证东征主力必要时的回撤线路和安全。由于有了上述准备，在东征后期当国民党中央军15万大军进入山西后，战局出现重大转折时，东征红军得以及时安全地西渡黄河回到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东征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以发展求巩固”的指导思想。东征前，阎锡山晋绥军的正太护路军司令兼陕北“剿共”总指挥孙楚指挥4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占据着陕北吴堡、义合镇和神木、府谷等地，严重威胁着陕甘根据地的东部。红军东征渡河和在山西的迅速展开，迫使这部分晋绥军急忙撤回山西参加围堵红军。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和彭德怀第一时间掌握了这一动态，及时电告红1军团的林彪、聂荣臻和红15军团的徐海东、程子华以及后方的周恩来、博古，“吴、佳、神、府广大区域的恢复与占领，使红军战略后方增加了力量”。这样，河西的陕甘根据地与河东的东征军形成直接呼应的有利态势。虽然后来因国民党中央军入晋，河东红军主力被迫全部撤回河西，但毕竟扩大和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因为红军主力在山西的纵横驰骋和在那里恢复建立了大批的中共组织，以及组建了二三十支游击队，沉重打击了阎锡山的统治，消灭和钳制了其大量的武装力量。正是由于东征的深刻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迅速开辟晋绥抗日根据地成为拱卫河西的屏障，陕甘宁根据地东部的安全得到根本保证。不仅如此，红军东征期间扩红8000人，几乎是东征红军的一半多，壮大了主力红军的力量，而且缴获和募集了50万元的钱款和物资，使陕甘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得到极大的缓解。红军东征和随后的西征，以及西安事变后为抵御国民党军可能的进犯，红军主力南下关中，与国民党东北军、第17路军形成相互策应，使陕甘根据地由陕北一隅发展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地域扩大为20余县近13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150多万，成为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长期稳定的大本营。
二、东征的根本战略目的是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
就红军长征的历史任务看，北上抗日是中共和红军的夙愿。红军将士高举北上抗日的大旗走过了万水千山，但是最后抵达的新的根据地——陕甘根据地还只是“靠近”抗日前线，毕竟还不是真正的抗日前线，中共和红军将士北上抗日的壮志未酬。从这个意义讲，长征还没有结束。不仅如此，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既肩负着率领全国民众抵抗日本侵略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又要同武装到牙齿的阶级敌人的“围剿”进行殊死搏斗，而后者中的许多力量在客观上都有可能成为共同抵御日寇的同盟军，是中共新确定的政治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团结争取对象。这使得中共处于两难境地，对下一步战略发展方向的抉择颇费踌躇。再者，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侵略步伐的加剧和民族危机的加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这是一个蕴含着深刻辩证法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解决当时困扰中共两难处境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但要真正成功实施这一方针，既面临着国民党蒋介石方面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生死挑战，又要战胜中共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严重阻挠。方向虽已明确，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亟待找到一个切入点、一种载体、一条出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征被提上议事日程。几乎在中共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策略的同时，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平津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为了呼应和声援华北地区的抗日浪潮，推动全国民众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把北上抗日的初衷贯彻到底，同时也是为了解决中共和红军下一步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专门研究了军事战略问题。当时，有些同志痛感丢失根据地后在长征路上饱尝各种艰难牺牲之痛，提出不急于向外发展，而是先在陕北巩固和稳定一个时期；还有些人认为当时主要的军事压力来自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主张向南逐步推进；也有同志主张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国际支援，应首先向宁夏北出绥远内蒙。毛泽东不同意现时就向西北出宁夏的意见，也不赞成林彪以红军的主要干部率兵出陕南开展游击战争的提议。他认为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山西）。但他把南征界定为旨在粉碎敌军的“围剿”，而不主张把战略进攻的方向定为南下，他把下一步进军的重点定位在东征山西。他在瓦窑堡会议前从直罗镇战役前线发给张闻天的电报中就指出：“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12月23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所做军事报告中提出：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同日，瓦窑堡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正式明确“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进一步重申‘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并提出：“把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瓦窑堡会议虽然确定了东渡黄河开辟山西转赴绥远抗日前线的战略方向，但是却认为这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地联系起来”。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确定东征之初中共中央实际赋予东征三重目的。那么，在打通苏联、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和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这三重目的中，究竟哪一个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呢？事实上，在当时对东征的主要目的就有倾向性的意见。张闻天在23日的发言中就指出：“下一步党的中心工作是在山西，好的干部要尽量用到那一方面去。我们去了之后运动范围会更大。我们要派负责固志到河北去，要派能组织游击战，懂得军事的人去。所以事实上工作中心在这二个省。”这一主要目的，在此后东征的筹备和进行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明确。最早提出反对立即实施打通苏联计划的是李德，他通过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书面意见，认为“同苏联的联系不应当作为自己的主要战略目的”。他主要是担心会因此而挑起日本和苏联的冲突，害怕经山西绥远由内蒙古打通与外蒙的联系，“将损害苏联的和平政策，客观上会成为日本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借口”。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他的意见予以驳斥。中共方面最早修正瓦窑堡会议相关提法的文件，是由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先锋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1936年2月4签发的《关于东征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训令》。其中明确指出：“红军出师东征，基本任务是：给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五省的侵略以迎头痛击，发动山西广大民众的抗日运动与抗日战争，援助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消灭卖国贼阎锡山扫清抗日道路，扩大与巩固现有抗日根据地，解除山西人民的痛苦，实现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在红军渡河出师的当日，张闻天发表重要文章全面阐述东征的意义，他更加明确地写道：“发动与组织全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援助和响应全中国首先是华北的八千万人民的抗日斗争，是红一方面军东征的中心任务。”他在文中反复强调：“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不是避免，而是为了要争取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时机”；“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不是避免，而是为了要创造实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有利条件”。他坚信以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为开端，“在抗日战争的发动中，在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产生中，苏维埃与红军的发动者与组织者的作用，将使我们在事实上（我们不争名义）成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张闻天作为中共党内负总责的领导人在通篇论述红军东征的文章中，却没有一处再谈及红军东征与打通苏联的关系。在3月10日中共北方局发布的救国宣言中也直言不讳地讲东征的目的，是“以图经过山西，出兵河北平津，实现自己抗日救国的目的，直接对日作战，与全国爱国人民一致保障中国领土之完整”。虽然在东征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打通苏联的设想，还进行过更为具体的筹措，并采取了实际的行动。但是在1936年2月初到5月东征结束期间，在中共方面与东征相关的文电、讲话和会议记录等文献中，再无将东征与打通苏联（打通国际线）相联系的表述。1936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晋西会议进一步明确了调整后的红军东征方针，即“（一）发展的方向，应该对着日本前进的方向。我们向华北发展，不仅因为它是矛盾的集中点，而且因为这是直接指向日本侵略军”“（二）以组织抗日斗争、抗日团体为中心任务”“（三）争取红军对日直接作战，直接对抗。”(19)在3月23日的会议上，中共中央把东征第三步的发展方向由过去的“绥远等省”，改为“红军集中河北”。这就在进军方向上彻底将东征与“打通苏联”划清了界限。毛泽东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谈到“联俄问题”时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上述情况表明，中共中央在东征出征前夕就对东征的战略日的做了重要调整，实际放弃了把经山西取道绥远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作为东征的战略目的之一，坚定地把争取直接对日作战和促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作为最主要的也是唯一的战略目标。如果说当各路红军高举北上抗日的大旗踏上万里征程时，由于远离抗日前线，“抗日”在一定程度上还只是鼓舞红军将士的口号和动员沿途各界群众支持红军的宣传的话，那么，征尘未洗的红一方面军倾其全力东征和中共中央离开立足未稳的根据地随军渡河的英勇壮举，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挽救民族危亡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不仅给分不清“剿共”与“抗日”孰重孰轻的晋绥军等国民党军政界以极大的震慑，也给山西乃至华北的八千万人民以极大的鼓舞，而且给全中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激励。抗日先锋军的旗帜和率先开赴抗日前线的实际行动与决心，振奋了全国的军心民心，中共的抗日救亡主张第一次真正地在全国各界民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呼应。正如林育英、张闻天和毛泽东等1936年5月20日在给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将领的电报中所描述的那样：“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如李济深亦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南京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两派，正在斗争中。上海拥护我们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三十余种，其中《大众生活》一种销数达二十余万份，突破历史总记录，蒋介石无法制止。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领导示威游行，许多外国新闻记者赞助反日运动，从蓝衣社、国民党起至国家主义派止，全国几十个政治派别在联共反日或联日反共问题上，一律起分裂、震动与变化。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革命发展是取着暴风雨的形势。”
1935年11月《大众生活》创刊号书影 （图源：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
总之，红军东征使得全国民众切实地认识到红军长征的“北上抗日”不是口头的宣传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在事实上证明了，（只有红军）才敢勇敢地打起鲜明的抗日大旗，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华北五省中去”；使中共“将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战略初见成效，推动了红军由内战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使全国人民初步看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东征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三、东征是实现以西北统一战线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重要步骤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并开始实施以西北统一战线带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东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向东出师山西而不是南下，既是出于自己的战略考虑，也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部、第17路军杨虎城部作战，有利于同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杨所部在过去围堵红军长征和“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损兵折将，深感“剿共”是死路一条；同时又因为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军的压迫与歧视，与之矛盾重重；更因为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激起强烈的民族义愤，对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深恶痛绝。因此，他们积极响应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东征前后与中共达成停战抗日的协议，结成“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这为中共的东征解除了后顾之忧，坚定了东向发展的决心。东征期间，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由“反蒋抗日”开始向“逼蒋抗日”转变。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把持着中央政权，掌握着中国最大多数的军队，对外是中国国家政府的代表。因此，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是实现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关键。以往学术界有不少论者十分看重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电，认为该指示电强调决不能同时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督促中共进一步修正政策，从而促使中共中央下决心实行“联蒋抗日”政策。事实上，转而实行“逼蒋抗日”的决策是东征期间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局势变化独立自主作出的。一方面，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推动中共转变对蒋政策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10月29日，王明在给季米托洛夫的信中就分析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转变政策的可能性，称已经有消息说蒋介石“确信共产党只是现在才真正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并想改变自己的战线，也就是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斗争”。11月7日，王明在巴黎《救国报》发表《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第一次公开表明“联蒋抗日”的可能性，即所谓“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但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随后，王明于1936年1月间3次应邀与受蒋介石委派的南京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接触，并在当月23日将蒋介石赞同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期望中共中央直接与其谈判的信息及其联系渠道等，写信告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事实上，毛泽东等当时无从获悉此信的内容）。同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所办的《救国时报》发表王明起草的《中国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和外交人民委员长王稼祥最近谈话》（毛泽东和王稼祥当时对此也毫不知情），指出：“红军与蒋介石间能否成立协定，并不是决定于中国苏维埃政府，而是决定于蒋介石是否决心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在不分党派、不问过去关系，只求一致抗日这一主张上，决不保留任何例外，决不绝人自新之路。”7月22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发言，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关于“抗日反蒋”的决议是错误的，当场得到季米托洛夫的首肯。会议责成王明等起草一份指示，这就是8月15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电。收到指示电后，中共中央于25日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表示“我们方面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与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在国内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并最终完成对蒋政策的转变。1935年11月中旬抵达瓦窑堡的张浩只是凭记忆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而1936年3月辗转从苏联回到陕北的刘长胜带回的是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的书面文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从1934年10月中断的电讯联系直到1936年6月16日才恢复。因此，对王明在此前关于“联蒋抗日”的主张毛泽东等并不知晓，中共中央是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独立自主决定实行“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长征抵达陕北后，一直在国内率领红军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的毛泽东，虽然在理论上已经认识到国内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在对日态度上有可能发生转变，但是在行动上却因蒋介石顽固坚持实行反共、“剿”共，而针锋相对地执行“抗日与反蒋”并重的方针。当时，国共两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苏联先后通过四条渠道探讨合作抗日的可能性。1936年2月27日，通过宋庆龄介绍、受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当时化名周继吾），和受中共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陈立夫方面的代表曾养甫等谈判情况的张子华，一同抵达瓦窑堡，带来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抗日倾向的信息。这印证了毛泽东、张闻天等关于国内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在对日态度上有可能发生转变的判断。3月4日，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等就明确转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和明智的表现，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五项具体意见。随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在东征前线听取了张子华、李克农及中共北方局联络处长王世英关于与国民党中央、张学良、第17路军等接触谈判的情况汇报，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对蒋态度问题等进行了专门讨论。张闻天在3月20日举行的会议上明确谈及地主买办集团内部“分化很明显”，“南京政府内部和一些军阀也在和我们接洽谈判”。他在报告中没有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而是认为“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24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做的结论中提出：“反日”与“反卖国贼”二者“亦应区别”，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更加明确地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同日，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合作抗日问题时，张表示希望中共方面改变“反蒋抗日”政策为“联蒋抗日”，这也从一个侧面坚定了中共中央改变既往政策的决心。5月5日，毛泽东等在著名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东征回师通电中放弃了在东征出师宣言和其他宣传材料中把蒋介石和阎锡山作为“卖国贼”的提法，采用了“×××氏”的中性提法，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东征班师回到瓦窑堡后，毛泽东在6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事后，毛泽东等在向朱德、张国焘等解释这一政策变化情况的电报中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恢复。8月15日在接到共产国际关于“联蒋抗日”的最新指示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对外提法就更为明确具体。他们“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和主要的对手”，“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8月2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
1938年1月星星出版社《民族革命之路》所载《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图源：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
红军东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推动了与阎锡山方面统一战线关系的建立。东征打破了阎锡山的政治均衡术，迫使他必须在联日反共、联共抗日、抗日反蒋三者之间做出抉择。这一方面是因为红军的东征沉重打击了他的统治，展示了中共与红军的强大力量及坚决抗日的决心和联合抗日的诚意；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借“助剿”之机，终于进入阎锡山“独立王国”的腹地，并在红军撤回后仍赖在那里不走，给其以严重威胁；同时，日本方面也就红军进入山西向他表示了强硬的态度，企图逼迫他像冀察当局那样与日本合作实行“反共自治”，并加紧策动内蒙的“德王”和伪军李守信部进犯绥远。阎锡山在对日本的“逼宫”采取“搁置”态度的同时，暗中支持绥远的傅作义组织抵抗，并对蒋介石的“剿共”要求虚与委蛇，对中共则采取两面态度。他在山西境内加紧镇压中共组织和实行白色恐怖的同时，与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派遣的代表以及中共的上层人士暗中接洽，甚至派其亲信到监狱通过讯问王若飞打探中共关于联合抗日的政策动向。中共方面在被迫撤离山西西渡黄河后，并没有放弃经营山西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在下达西撤命令的电报中就强调：“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在继续加强对山西下层士兵及群众的鼓动与组织的同时，东征班师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别注重对山西上层人士特别是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5月25日，毛泽东通过被俘的晋绥军团长郭登瀛带去他给晋绥军第72师师长李生达和第66师师长杨效欧，以及阎锡山本人的亲笔信，再次表达中共方面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诚意。27日，张学良应中共之请飞抵太原，对外宣称商讨“剿共”，实际是帮助中共沟通与阎锡山的联系。除多次直接写信给阎锡山、傅作义表示合作意向外，毛泽东还一再致电新任中共北方局中央代表的刘少奇，强调统一战线工作要以宋哲元、傅作义、阎锡山等各派军队为第一位。中共北方局委托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3次去山西劝说阎锡山与中共合作抗日。8月下旬，刚刚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的山西藉共产党人薄一波接到阎锡山的邀请，要薄同晋帮助其开展抗日民运工作。薄顾虑自己作为共产党员却接受阎锡山的邀请是否合适，就请示北方局。北方局向他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对晋绥军等华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放在第一位的电报内容，指示他必须去。此后，经过薄一波和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及秘密的山西工委的积极工作，阎锡山为保全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最终确定联共拥蒋，“守土抗战”。中共以“牺牲救国同盟会”为载体与阎锡山建立起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先后直接派南汉宸、彭雪枫、周小舟与阎会晤，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驻晋秘密联络站。12月，彭雪枫作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代表在太原建立办事处与电台。中共与阎锡山抗日统一战线关系的确立，是中共以西北统一战线带动全国统一战线战略，继与张学良、杨虎城形成“三位一体”关系之后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大大增加了与南京政府蒋介石方面谈判合作抗日的筹码。由于阎锡山还具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是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因此这一统战关系不仅影响了晋绥两省，而且影响了整个华北乃至全国。它对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以及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3个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东征与八路军出师抗日及敌后游击战战略支点的形成
东征红军继续发扬红军在长征中的播种机和宣传队作用，吸取和总结了长征期间在无根据地战略转移中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不同的是，东征前对如何开展战区的群众发动工作进行了更为精心细致的准备，组织了以林育英、李富春为书记和副书记的地方工作委员会及一批地方干部组成工作队、工作组随军行动，每到一地就及时划分开展群众工作的区域，分配扩红和募集抗日经费的数目，并要求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要进行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东征以开赴抗日前线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为号召，旗帜更加鲜明。而东征的红军将士又都是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教育武装的，并且已经在长征途中和在陕甘苏区积累了进行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初步经验。因此，东征的群众工作针对性更强，工作方法更得力，政策性更突出，成效相应地更大，影响范围和深度也都是空前的。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在75天的时间内转战53个县城，其影响深入整个山西和晋绥地区。东征红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了阎锡山等对红军和共产党的诬蔑，使山西人民以及晋绥军的官兵们对中共和红军的性质、宗旨及其抗日救亡主张与决心有了深刻的认识与感受；东征期间中共在中阳、石楼、灵石等地建立了党的组织，在赵城、洪洞、汾西、蒲县、临汾等地组建中共临时县委，在中阳县建立了中共县工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石楼、永和、隰县、灵石、蒲县、汾阳等县建立了一批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并成立了河东独立团和20多支地方游击队，一大批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和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在山西蓬勃兴起；东征中吸收了8000多山西籍青年参加红军，密切了红军与三晋父老的血肉联系。这些都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并在那里创建抗日根据地形成向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在东征影响下中共与阎锡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得以全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前提条件。与同其他地方实力派和军事力量的统战关系不同，中共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不仅有固定的区域为活动空间，而且有相对稳定的统一战线组织——“牺盟会”和“动委会”为载体，并且持续时间最长（初期关系很密切，在1939年因“晋西事件”一度几乎中断又重新恢复后，虽然双方戒心重重和小摩擦不断，但始终没有完全破裂，一直维持到抗战结束），因而是最富成效的统战关系。凭借这种关系，抗战初期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机关得以在山西公开活动，八路军及其地方武装也因此顺利地迅速壮大，并创建了实际在中共领导下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太原失守后，根据毛泽东关于开展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指示，八路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地区实行战略展开。在晋东北地区，聂荣臻率第115师一部，依托恒山山脉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林彪、罗荣桓率第115师第343旅，到晋西南地区依托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贺龙、关向应率第120师，到晋西北地区，依托管涔山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刘伯承、张浩率第129师及第115师第344旅，到晋东南地区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山西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唯一的战略支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微信公号，原载《军事历史》2019年第1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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