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福艳：战场上用枪说话 ——在上甘岭与张桃芳并肩狙击敌人的战友吕常清亲述战斗经历

点击：作者：赵福艳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0-11-15 09:02:42

【吕常清近照】

吕常清，1933年12月出生，安徽省颍上县人，1950年12月入伍，1956年4月复员，转入河北地质五队，1986年5月退休。1953年1月至1953年7月，参加了坚守上甘岭作战，在冷枪冷炮运动中击毙击伤敌人188名，荣立二等功。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渡江战役当船工

我叫吕常清，安徽省颖上县六十里铺镇小白庄人，祖上三代都是贫苦农民。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不记得父亲长什么样子。生活所迫，在我七岁时母亲离家重新嫁人，我和大四岁的哥哥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我的家乡水多，河、湖、池、塘遍地。爷爷、奶奶整天为生活奔波，对我和哥哥基本不管，从小就经常跟小伙伴们下河玩耍，使我习得了一身好水性，一两公里的河面，游个来回大气不喘。由于缺少管束，也使我养成了自由散漫、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稍大一点，讨过饭、放过牛、也给地主扛过活。

我有个亲戚叫蒋志国，是地下党员，知道我胆子大，有时也安排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记得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他交给我一封信，让我送到镇里的一个饭馆的炊事员手里，告诉我暗号后就上路了。那个时候知道会有危险，但我一点也没有害怕，穿个大裤衩子赤着背就向镇里走去。一路上见熟人就打招呼，跟没事人一样，十多里地的路，很快就到了。不巧的是我要找的人当时不在店里，知道不能随便交给别人，只好在饭馆前边转悠边等，当时心里还真有点着急，一是怕自己找错了地方，二是担心炊事员不来白跑一趟。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才见一个中年人从外面回来，我主动上前去对他说：“您是高师傅吗？我是从小白庄来的。”他见我笑了笑，问道：“干什么来的？”我说：“找点水喝。”他马上把我让进店里，关好店门让我坐下，我见没有别人，就从裤衩兜里把信掏出来给他。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不孬！小伙子，见了蒋志国代我问个好，以后要稳当点，多看看再打招呼，今天有点冒失。”听有了他的话，我才觉得自己进门时急了点。从饭馆出来后，我感到浑身上下都十分轻松，一路小跑就回到了村里，见蒋志国把话带到，蒋志国听了很高兴，对我说：“表现不错，有事还可能找你，要注意保密啊！”后来我又替他送过几次信。

1949年大年后没多久，我的家乡来了很多部队，是准备渡江打老蒋的。由于渡江需要，到处征粮、征船、征船工。因为我水性好，也会使船，蒋志国又找到了我，让我给部队当船工。我那个时候已经十六岁，身高也已经一米七多了，身上有的是力气。听说部队是渡江打老蒋，爷爷、奶奶尽管知道有危险，也没反对，只说了一句：“孩子大了，让他去吧！”到部队后，每天是在内河训练，扬帆、落帆，避浪，战士们则端着枪练水上射击，我看着战士们拿着枪，真是眼馋，休息的时候就凑上去比划两下，当时真想自己有一支枪。其实当时要有一支枪很简单，参军入伍就行了。但由于自己见的世面少，没敢提参军的事，怕部队不要。1949年4月20日晚上，渡江战役开始打响，长江里到处是船，枪炮声大作，我也不敢抬头，就是拼命的划，这样来回跑了四五趟，算是完成了任务。送部队过完江以后，我就回到了家，我们保障的部队是16军，部队给我发了一枚“渡江水上英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得到的奖励，我一直珍藏，还经常给儿孙们看，讲自己保障部队渡江的事。

入伍后当了一名后勤兵

当船工的经历让我看到了战士上战场的威武，让我产生了参军入伍的念头，虽然没敢提出来，但心里还是惦记着有机会当兵扛枪上战场。转眼到了1950年，部队开始做解放台湾的准备，急需要水性好的战士。我的亲戚蒋志国又一次想到了我，在他的推荐下，我告别了爷爷、奶奶和哥哥，于1950年12月，来到皖北警备旅42团后勤处运输连，主要任务是喂马。其实我是想当步兵，扛枪上战场的，但没有如愿，开始有点想不通，老兵们就开导我，告诉我只要是当兵，干什么都光荣。虽然是后勤兵，基本的训练也是有的，所以我抓住每一次训练的机会，特别是对射击训练特别用心，经常向老兵请教，自己也认真体会。有时喂马，在马厩也拿个木棍练习。别看我没上过学，但心理素质好，加上训练刻苦，射击的成绩进步很快，每次打靶都是优秀成绩。

1951年1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被调到24军71师213团运输连，还是一名后勤兵，依然是管理军马。当时部队主要是由执行剿匪改为向上海、嘉兴地区集结，进行入朝前的准备。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1952年7月，部队进行整编，我所在的71师师、团两级机关改为空军，基层连队充实到70师和72师，我于1952年8月被调到72师214团2营4连。这一次是可高兴了，终于到了一线作战连队。

终于当上狙击手

调到新的连队没多久，第一项任务就是坐火车北上。那个时候运送部队不是客运车，是坐闷罐车，车上没有座位，战士们都是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一节闷罐车坐一个排的人，排长在门口把守，全排人吃喝拉撒全在车上，到停靠站有人把饭送上车，车上的人员不能下车，最难办的是上厕所，在角落处有个桶，桶上有个盖，有人上厕所时两个人用白布拉起像屏风一样遮挡一下，上完厕所把桶盖上，停靠时才能把桶清理。大夏天的三十多人在一节车厢，又闷又热，关键是各种味道实在难闻，有人晕车了就安排到门缝处透透气。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开始还觉得新鲜，走着走着就乏味了，一直盼着早点下车。火车过了山海关以后，天气变得凉爽些，不再像关里那样难受，战士们反复问排长我们去哪里，回答就是“执行命令，不要问那么多。”其实排长也不知道，为了保密，出发前只有团以上干部知道去哪里，执行什么任务，营、连干部和普通士兵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执行什么任务。火车在天津、沈阳都没停，不记得在车上熬了几天几夜，总算熬到了目的地，下车后我第一个要干的就是在站台上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

出了火车站，有识字的战士告诉我们到了辑安，但辑安是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部队被带到临时驻地休整，边休整边清理中国军队的标志，如写有部队番号的搪瓷盆，衣服上“某某被服厂”的标志，写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白毛巾等。辑安与朝鲜只是一江之隔，对面老百姓活动情况看得一清二楚，有老战士看到江对面有妇女用头顶着搬运东西，告诉我们这里应该是中朝边境，这个时候才有人猜测我们是要入朝作战了。

辑安到朝鲜的铁路大桥被美国鬼子炸坏，正在抢修。为了保证部队过江，工兵在江上搭建了浮桥。入朝前的晚上，部队开始进行战前动员，先是由营领导讲抗美援朝的意义，讲我们的具体任务和组织开进的计划，接着是干部、战士代表纷纷表决心。营里开完会连队接着开，组织战士们诉苦，表决心。经过充分的战前动员，战士群情激愤。第二天晚上，也就是1952年9月11日，我们在踩着一摇一晃的浮桥渡过了鸭绿江，在过江的那一段时间里，干部战士不时回头张望，都想再看看祖国一眼，也有的默默流泪，大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要跟祖国告别。从辑安出发后，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行军，于10月上旬到达元山，我们接替的是27军的防御阵地。

从1950年10月至1952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共进行了两个阶段作战。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经过五次战役，将战线从鸭绿江边推进至北纬38度线附近。第二阶段是边打边谈的局面，主要是防御战。我们入朝时正是第二阶段的开始。开始在元山，距敌人比较远，没有战事。部队到达后主要是做好防空袭和战前军事训练。训练除了战术动作外，射击训练仍然是主要内容，我十分珍惜战前训练的机会，射击成绩一直很好。暂时的平静使战士们都憋了一肚子火，恨不得尽快上前线，打个痛快仗，特别是看到兄弟部队战报的时候就更着急。

1952年10月，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开始了，这场战役历时43天，双方在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反复激烈争夺，双方伤亡3万多人，其中的597.9高地被美军称为“伤心岭”。

1952年12月下旬，我们接到了向上甘岭开进的命令，行军400多里，接替了15军的防御阵地，我们的防御位置恰好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597.9高地。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换防后短期内不得组织大的战斗行动。我们所在的高地属于防御的最前沿，最近的地方与敌人的阵地只有50多米。

接防第一天，我们班的副班长隐蔽动作没做好，对面的敌人当即开枪，牺牲在阵地上。我们几个战士立即要蹿出去把尸体抢回来，被排长一把按住，直到晚上暗下来了，才允许我和3班副班长把副班长尸体抢回来。当天晚上连队在坑道召开了追悼会，战士们满腔怒火，纷纷请战要打出去为战友报仇，但志司有命令不准出击。没办法部队只能熟悉阵地情况，了解当面敌情，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以后，开始根据上级要求开展“冷枪冷炮运动”。

“冷枪冷炮运动”是正规说法，志愿军战士在私下里还有个说法“冷枪冷炮打活靶”，“给敌人关禁闭。”冷枪运动也可以叫狙击手活动，就是利用狙击手，在阵地前沿隐蔽接敌，冷枪袭击敌人。不要小看这项活动，据统计，从1952年初开始，到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冷枪冷炮运动”共击毙击伤联合国军5.2万多人。

我们团为了开展好冷枪冷炮活动，集中了全团二十多名射击基础好的战士进行了专门的培训。那个时候我虽然已经是老兵了，但由于是解放后入伍的，没有真刀真枪杀伤过敌人，入朝前射击的一至八练习都打过，但都是打靶子。培训首先是学会利用地形地物搞好隐蔽，保护好自己才能杀伤敌人；其次是尽快发现目标，找到敌人才能消灭敌人，在纵深阵地，团里有专门的观察所，用高倍望远镜搜索目标，发现后用“手话机”通知前沿阵地的狙击手，狙击手要根据观察所的指示尽快发现目标；第三个关键点是要目测好距离，定好标尺，抢在被敌人发现前将敌人消灭。我们总结的就是要“三快”，出枪要快，瞄准要快，击发要快。

在培训班训练了20多天，最后选出4个同志担任狙击手。说是狙击手，但我们用的并不是像电视演的那样专门的狙击枪，我们开始时用的只是苏联生产的普通步枪，名叫M1944式莫辛—纳甘，志愿军战士叫它“水连珠”，这支枪现在存放在中国军事博物馆，这种枪瞄准基线相对较短，散布大，更适合巷战。后来我们改用美军的M1步枪，也叫“加兰德”，战士们叫它“大八粒”，这种枪弹仓可装八粒子弹，是一种半自动枪，射程远、射速快、精度高。我们4名狙击手当中最有名的是张桃芳，他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跟我们团的番号是一样的数字，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狙击英雄”称号，被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国旗勋章。我的成绩比他差些，击毙击伤188个敌人，荣立二等功。当时志愿军有规定，射手击发后，敌人倒地15分钟不动，或另有敌人抬走、拖走算击毙；背走或架走的算击伤；击发后敌人倒地，而后又跑了的情况算活。这些都是由后面的观察所判定，我们狙击手可不敢伸着脖子看战果。

在前沿阵地有5个射击位置，也是射击的最佳位置，4个人分成两组，轮流射击。其中4个射击位置在交通壕内，十分隐蔽，另1个在坑道中，当狙击手在前面执行任务时，其他人在坑道中隐蔽。我们刚接防时，敌人十分猖狂，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仗着有装甲车，有飞机大炮，连工事都不认真构筑，大摇大摆地走动，还有的三、五成群地躺在地上晒太阳。班长把我们带到射击位置，现场指点怎么测距，怎么定标尺，怎么算提前量。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测距的器材，用的是“瞪眼法”。把大拇指一伸，将右眼、拇指与目标连成一线，然后闭上右眼，睁开左眼，闭上右眼。从左眼和右眼不同的角度观测，拇指与目标间便会产生横向误差，根据这误差的大小，就可以估算出目标的距离，再根据距离定标尺，瞄准射击。

敌人的麻痹大意，给我们提供了为战友报仇的好机会，第一天执行任务，4名狙击手的战果都在击毙击伤3名以上。几天以后，敌人被我们打怕了，开始构筑工事，再也不敢随便走动。这为我们增加了难度，大家就注意摸索敌人的活动规律，我们发现一般饭后一个多小时是敌人大小便的高峰，这个时候阵地上出没的敌人就会多起来，我们把敌人阵地编了号，提前测好距离，这样只要观察所一指示目标，我们就不再测距离，直接就定标尺，瞄准开火，节省了时间。敌人被我们打懵了头，就开始报复，毫无目标地向我方阵地炮击，这个时候狙击手们就马上撤回坑道。炮火一停，狙击再出击，总之只要敌人敢露头就必然会吃枪子。后来敌人就干脆不出来大小便，改为便在罐头盒里，往掩体外扔。

敌人见用炮火报复这招不灵，就改为派狙击手来消灭我方的狙击手。大概是1953初夏，我的战友张桃芳在3号狙击台值班，刚一露头对面工事内的机枪就打了过来，一串子弹从头皮上飞过。张桃芳故意引敌打枪，用步枪把一顶破钢盔顶起来吸引敌人，晃了半天敌人一枪不发，张桃芳感觉遇到对手了，必须转换狙击位置。他在交通壕匍匐前进，到尽头时突然蹿起，几个箭步穿跃一小段空地，刚要到4号狙击台，对面机枪又是一个点射，子弹紧追着他的脚跟，打的尘土飞扬。张桃芳假装被打中，顺势一倒摔进狙击台左边的掩体里。这个假动作骗过了敌人，暂停了射击。他开始利用掩体的掩护，仔细观察。发现敌人的机枪正对着我方阵地射击，经验告诉他，这是敌人故意暴露的，真正的对手在暗处。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他在一个岩缝处发现了敌人，张桃芳立即出枪，就在准备击发的一刹那，敌人也发现了张桃芳，脑袋一偏，躲过了。而对面的机枪又打了过来，张桃芳被压制在掩体内。为了压制张桃芳，机枪几秒钟就是一个点射。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发现敌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狙击台的左侧，对右侧射击较少。于是他变换了位置，悄悄移动到右侧，敌人的注意力依然在左侧，很少顾及右侧。张桃芳感到敌人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变换位置，当一个对右侧点射过后，张桃芳猛地起身，即刻击发。几乎同时，对手也发现了张桃芳，立即转动枪口扣动了扳机。结果敌人的动作慢了，头都被打暴了。紧接着机枪的火力就跟了过来，张桃芳立即撤了下来。

像这样的斗智斗勇还有很多，时间久了记不太清了。我们并肩战斗的4位狙击手，另外3位都已故去，但名字我都记着，除了张桃芳外，另外两位分别是宁彩堂、李彪，我十分怀念他们。

坚守上甘岭一段时间后，我们又参加了金城反击战，在停战协定签字的那天，美军疯狂对我阵地进行炮击，并发射了毒气弹，我的左眼受到伤害，到现在也睁着费力，炮火把我震的晕了过去，一个弹片打在了屁股上，手术痊愈后，回到国内。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快七十年了，每每想起那段经历，我就为我们国家感到自豪，为我们军队感到自豪，我们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所谓的联合国军，靠的是一股气，就是中国人永不服输的精神气，这股气也会激励后人奋发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