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

“五一口号”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普遍而热烈的响应，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辉煌历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和研究“五一口号”的起草及发布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从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一口号”发布的背景

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中央主张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联合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6年旧政协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判断“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的新阶段”，期待解决国内问题。

1946年6月，在国民党撕毁旧政协协议发动内战时，共产党也及时改变当初的乐观估计，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但是，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和平建国的主张，国共两党遂出现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局面。

解放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战争形势向着人民方面发生重大转变，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军事上节节败退。中共中央1947年10月10日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同时，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这里，蒋介石集团已经被排除在共产党号召建立的联合政府之外。

毛泽东在当年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重申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不过，这次会议仍然认为“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

那么，何时才算时机成熟呢？毛泽东设想，在蒋介石当选总统后，“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他推测，“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并推出了建立新政权的时间表。

随着解放战争的高歌猛进，毛泽东所关注的力量、人心皆已具备。此时，国民党“行宪国大”召开，进一步暴露了其独裁专制的本质。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声明，呼吁由全中国人民，包括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通过民主的方式，产生真正的民主宪法。

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建立新政权的步骤。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拟讨论的问题，第一项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各地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随后，毛泽东在4月27日，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要他告诉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中共准备召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以及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还指出：会议的名称拟定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秋季。上述两封信勾画出了筹建新中国的路线图。

革命胜利指日可待，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共中央认为，建立新政权、创立新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是时候向国内外择机发布了。

　　“五一口号”的起草

中国共产党有在重大节日发表口号、宣言，举行集会、游行，刊发社论、文章等惯例。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是善于利用报刊的宣传家、组织家。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是中共中央的主要喉舌。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一手抓全军作战，一手抓新闻宣传。每逢需要发布重要主张，他都会精心组织宣传攻势，甚至亲自撰写重要社论和文章。他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了大量文稿，包括新闻、社论、评论、发言人谈话、广播讲话等100多篇。这些作品大都脍炙人口，充满激情和斗志，在政治、军事、宣传上发挥着振聋发聩的效果。

为适应迅速传播中央声音的需要，1946年中共中央对新华社和《解放日报》进行改革。改组后，廖承志调任新华社社长。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肩负起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广播电台三项重任，成为党中央、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向国内外进行宣传报道的重要工具。由于新华社担负特殊的宣传功能，“五一”前夕，中共中央选择新华社第一时间发布建国主张就自然而然了。

引起中共中央在“五一”劳动节发布建国主张的缘由，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的一份电报。

1948年的“五一”劳动节马上来临了。当时，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在山东、东北、晋南、陕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原战场告捷，直逼国民党长江防线，历史的长河很快就要在此时发生重大转折。作为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强烈的政治责任和高度的职业敏感，认为在这一重要时刻，中央肯定有重大主张需要发布！于是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简短的电报予以请示。

由于廖承志的电报与“五一口号”这一重大事件相关而多次被党史界、学术界提及，但均没有披露过电报原文。

廖承志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在孙中山、宋庆龄及其父母影响下，很早就参加革命，从事统一战线和宣传工作，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彼此熟稔。

这封重要的档案之所以没有公之于世，研究者有三种推测：因为电文过于简短，有可能没有存档；中共中央进北平前整理档案时，时间紧、材料多，有可能遗失；出于严肃性考虑等原因不便公之于众。

1948年“五一”节前夕，中共中央组织起草文件，拟通过新华社发布政治主张。这个文件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发布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初稿是何人执笔起草的？由于缺乏可信的文献记载，目前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是胡乔木。从当时胡乔木的身份来看，此说有一定的可信度。1947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延安后的一年内，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负责起草大量的文稿。中央给新华社的重要社论，基本上都出自胡乔木和陆定一之手，经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审阅、修改，再向全国播发。胡乔木的这一身份，可能自然成为这段重要历史的参与者。

如果中共中央收到廖承志的电报后才决定通过新华社发布政治主张，那么，“五一口号”初稿的起草时间只剩1948年4月底的最后几天。时间紧迫、任务重大，初稿很快完成，彰显了中共党内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作了27处修改

“五一口号”初稿共25条。

初稿明确指出：“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

这份初稿内容并未超出1948年3月之前中共中央已发表的政治主张。毛泽东4月底在两封信中表明的建国构想，未被吸收在内。

当这份初稿送到毛泽东案头时，他那宏大的建国方略激荡于心。毛泽东对“五一口号”初稿作了重大修改。蕴含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五一口号”因毛泽东的修改而闪烁着更加辉煌的光芒。

据统计，毛泽东共作了27处修改。一字一句，皆有深意。从毛泽东字斟句酌的修改，可以看出他对“五一口号”的重视程度。含义最为突出的有4处。

修改电头“总社”为“陕北”，以保守中共中央、毛泽东已到达西柏坡的秘密。

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这段时间，出于对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转战陕北的保密需要，廖承志率领的新华社总社与范长江率领的小分队密切配合，把新华社电讯的电头改“延安”为“陕北”播发新闻，使新华社继续发挥中共中央的耳目喉舌作用，不间断地传播中央的声音。1948年4月，为便于中共中央对新华社的直接领导，新华总社由太行解放区涉县陆续北上。这月底，新华总社大部分仍在涉县，一部分已到平山县，但毛泽东仍将这份初稿的电头由“总社”改为“陕北”。毛泽东的这一修改，显然是在跟国民党军队唱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让蒋介石误以为中共中央、毛泽东还在陕北指挥作战。

修改第四条，巩固了统一战线的组成结构。毛泽东将初稿第四条“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最后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修改为“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修改后的这一条具有重要内涵，既进一步重申了“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发出了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共同奋斗”的号召。

修改第五条，正式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毛泽东删除了初稿第五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修改后的第五条是“五一口号”的点睛之笔。这一修改，高度概括了中共中央的建国方略，正式向国内外宣告要成立新政权、建立新中国，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协商建国的精彩华章。

修改最后三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胸襟和品格。毛泽东在修改时删除了初稿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万岁”和第二十四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缔造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第二十五条“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为第二十三条。这充分反映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天下为公、虚怀若谷的精神境界和家国情怀。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开了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会合以后的第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史称“城南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会议共有八项议题，第一项是研究“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

会议对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发布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口号”进行了热烈讨论。周恩来指出，“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从形式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协的名称，但性质和内容都不同了。周恩来专门强调，“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而是行动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刘少奇指出，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50%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我们这个地位。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五一口号”。至此，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五一口号”正式诞生。

　　“五一口号”发布过程

1948年4月30日城南庄会议通过“五一口号”的当天晚上，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新华广播电台同日进行了全文播放。

新华社的电讯稿是针对全国各大报纸的。第一个刊登“五一口号”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是《晋察冀日报》。《晋察冀日报》于1937年在太行山深处阜平县马兰村创刊，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机关报。1948年4月，晋察冀日报报社驻地在城南庄新房村，中共中央、毛泽东从延安转移到晋察冀后，也住在城南庄。《解放日报》停刊后，中共中央发布的重大消息都由《晋察冀日报》刊登，因此，《晋察冀日报》成为首刊“五一口号”的报纸。

对于《晋察冀日报》发表“五一口号”的经过，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有这样一段回忆：

4月30日，我接到紧急通知，要我赶到城南庄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当时，《晋察冀日报》驻在新房村，离城南庄只有一公里远。我见到主席后，主席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主席亲自把《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手稿交给我，让我拿去打印。为了慎重起见，将“五一劳动节口号”打出清样后，我又交送主席审阅。4月30日深夜，主席亲自审改后，于5月1日在《晋察冀日报》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共23条，口号上方还端端正正地印了毛泽东的侧身头像。

同一天，香港《华商报》也根据新华社电讯稿，全文刊登了“五一口号”。《华商报》是抗战期间中共在香港创办的报纸。抗战胜利后，到港人士中除了文化界，还有遭受国民党当局迫害的大批民主人士。《华商报》迅速成为民主力量在香港的喉舌，也是解放区以外能直接传播中共中央声音的唯一一张报纸。“五一口号”第一时间经《华商报》在香港发表后，立即引起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议。

也是在5月1日这一天，《新台湾丛刊》第6辑（《台湾人民的出路》）在香港出版，并发表了“五一口号”。《新台湾丛刊》第6辑是第一份发表“五一口号”的刊物，也是最先对“五一口号”发表评论的报刊。

《新台湾丛刊》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建初期，在香港以“新台湾出版社”名义创办，5月1日出版的第6辑共收稿11篇。开卷首篇是标明“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的新华社电讯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标题为《纪念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重要宣言从速召开民主党派团体会议商讨进行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第二篇题为《一个响亮的号召》，对“五一口号”进行评论。这篇文章没有署名。第三篇题为《响应伟大的号召》，作者署名为“一个台湾人民”。

“五一口号”4月30日晚上才由新华社播发。5月1日该刊已相继发表评论，予以响应。该辑的第二篇《一个响亮的号召》在5月3日以香港《华商报》社评的形式原文发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篇稿件，并又作为中共在香港的重要宣传阵地《华商报》的社评，从这一细节可以推知，《新台湾丛刊》第6辑发表的与“五一口号”相关的文章，应该是新华社电讯稿或中共香港分局策划组织赶写的。

5月2日，《人民日报》《群众日报》《解放日报》《东北日报》《晋绥日报》《冀鲁豫日报》等解放区报纸也纷纷全文刊发了“五一口号”。

随着电波和报纸，“五一口号”迅速传播到海内外。“五一口号”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完整方略，像春雨，像惊雷，为在苦难中探索的中国人民带来希望和憧憬，带来喜慰和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政协文史馆；来源：昆仑策网，转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