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毓康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一）

今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确，五四运动自发生之日起就与青年直接相关，在这里的青年主要是指青年学生；而五四运动影响的深刻性和长远性却远远不止于青年学生，而是达至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今天我想就“五四运动中新‘精英’与‘大众’关系的形成与影响”的问题谈一些学习中的想法。

这一运动中一马当先的是青年学生群体，这是有原因的。青年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层，一只脚停留在学校，一只脚就要迈向社会。无论哪个国家，大学生都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无论哪个时代，大学生都是各种社会关系中最敏感的一群，这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得最是明显。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自然让国人长期以来的愤懑与羞辱难以按捺，但只有大学生群体率先发出反对的声音。这与他们政治思想活动中的易变性有关。

反映青年学生强烈爱国主义和不稳定政治行为并存特点的，还有一个例子。1919年5月25日，北洋政府用提前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等手段引诱学生放弃上街游行。据彭明《五四运动史》记载，毕业生大多数参考。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苛责学生，青年学生在关心社会发展的命运和前途的同时，也很关心自我的成长和发展；但是，青年学生总体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正义感，而没有只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所以，这场运动是由这么一群正直、爱国的年轻人发起，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吸引更成熟更有力量的其他社会群体加入其中。而在我们对青年学生持肯定与赞美态度的同时，也可以窥见政治衰朽的背后是主导社会的精英群体的溃败。当时北洋政府的安福国会竟至于未能吸纳一名五四知识分子的事实也反映了这一问题。五四前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精英，一方面是新军阀代替了部分旧官僚，另一方面是大量旧官僚填满了新政府。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指明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

可见旧有的“精英”与“大众”结构，其实就和帝制时代是如出一辙的。在古代，政治史基本是政治精英的独角戏，儒教更是“君子俱乐部”。他们讲的从来便是牧民、养民、教民、使民、重民、爱民等等，民众从来都是一个从属性的低位阶的群体概念。当然，我们不否认古代民本思想的进步性，但“民为邦本”和“本固邦宁”是手段与目的关系，也就是说民本思想是作为一种政治精英的统治智慧出现的。这也就是说，古代的“民本”和“君本”是一体两面的，与今日的“以人民为中心”不可同日而语。

但在五四运动中，这一状况开始了亘古未有地扭转。上海发起三罢运动，将运动的主力由北京转向了上海，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也提出辞职。所以，作为过渡阶层的大学生对于政府来说只有激情与热血而已，最终是平民起来才将那些政客赶下台去。

所谓的“精英”与“大众”关系，也自此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五四运动中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如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周恩来发起的“觉悟社”、武昌的“互助社”等等。接受洗礼并成长起来的学生将逐步代替军阀官僚集团，也逐步取代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们（如蔡元培、胡适、林长民等），在未来最终成为新型的精英，这就包括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张太雷、邓颖超、张闻天、陈潭秋等等。其中我所了解的是周恩来和南开大学的情况，由于我本科就读南开大学哲学系。南开大学就是诞生于五四烽火之中，今年刚好也到了百年纪念年。第一届学生周恩来在次年因为觉悟社的学生运动被捕入狱，但在狱中坚持与青年同志自学马克思主义，还以《誓词》的形式表示“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至于民众，从来在中国的政治史中就是“缺位”的，直到“五四”才被“发现”，其力量才被重视和开发起来，其地位也开始稳步提高。大部分知识精英从原有高高在上的牧养民众、教化民众或启蒙民众，开始转到贴近民众、赞美民众、依靠民众。值得一提的是，五四事件中的大多数军警其实是平民子弟，面对北京的高校学生这一可能步入仕途的群体，他们中的不少人化用“举人老爷”、“官老爷”的说法，称学生为“学生老爷”；而到五四运动后期，却出现不少知识分子反过来要向民众学习乃至向民众忏悔的现象。整个社会也呈现出了普遍的平民化倾向，出现了诸如平民学校、平民工厂、平民银行、平民医院、平民消费公社、平民剧社、平民俱乐部、平民游艺会、平民图书馆、平民食堂、平民洗衣局，以及冠以“平民”名称的各式学社、刊物，以“平民”为题开设的报刊栏目，乃至思想领域出现“科学平民化”、“学术平民化”、“军队平民化”、“社会生活平民化”。这也就是说，新“精英”与“大众”关系在观念上逐步形成。

（二）

其实，“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基本决定了国家形态。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讨论国体政体关系时就已经讲清。新“精英”与“大众”在观念上逐步形成，会促成解决关于近代中国组织化的问题，并最终促成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新航向。

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是从以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封建身份关系转化到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法权关系。西欧的国家建设经验表明，社会自组织的存在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动力和基础。但是，咱们的现代国家建设的组织资源相当匮乏，甚至于是青黄不接，科举时代能够收拢农民大众的士绅精英已经土崩瓦解甚至品质恶化，北洋政府政治精英集团建立的安福国会又竟至于未吸纳一名五四知识分子。而新的知识精英和全体大众的五四运动，也是宣布旧军阀官僚精英集团的现代国家并未在大众心中，是对传统国家重新组织的失败。

就此，孙中山的“宗教团体论”、梁启超的“新民团体论”、梁漱溟的“集团生活论”、李大钊的“到农村去”，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论”等等，都是针对近代中国这种新旧交替中低组织化状态开出的“组织革命”的药方，也是新“精英”与“大众”关系的铺垫和体现，即新型精英尝试将民众第一次纳入政治过程并组织起来。而在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更是将李大钊等人力倡的平民主义直接理解为对抗强权主义的思想，认为各种形式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也就是说毛泽东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反强权的阶级的转变，充分表明了部分先进的五四知识青年的历史自觉，即最终走完了从平民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的一步之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