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79年初春进行的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已经过去整整40年了。几十年来，关于这场战争回撤阶段解放军伤亡很大，甚而至于超过了进攻阶段的论调在坊间广为流传。

这是事实还是谣言？

从军事常识上讲，撤退到底困难不困难，要看具体条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敌人的主力尚存，建制尚在，战斗力未受到大的削弱；如果是在与敌人直接接触的态势下撤出战斗，那确实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复杂性，搞不好很容易出现混乱，陷入被动局面，甚至会付出很大代价。

但是，我军从越南撤离时，并不是这样一种情况！

1979年3月5日，新华社奉我政府之命发布声明：“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和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自2月17日起，被迫自卫还击，现已达到预期目的。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以新华社的这个声明为标志，对越作战进入了第三阶段，即回撤阶段。各参战部队采取交替掩护的方式，边组织回撤边清剿残敌，扩大战果。

大部分战区的越军经过我军前两个阶段的沉重打击，兵力上部队残破，精神上士气低落，根本不具备组织大规模反击的能力，对于我军的回撤行动，要么是跟在屁股后面“礼送出境”，要么是搞搞营以下规模的尾追袭扰，并没有对我军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比如，在越军最为重要的作战方向谅山省。20世纪50年代最早成立的越军六大主力步兵师中的304师和325师（隶属于越军第2军建制，是绝对的主力部队）从柬埔寨紧急撤出，星夜兼程向北增援，当他们到达谅山地区后，也未敢对我实施反击。

55军为了打击越军的反扑，从3月8日起在扣马山、395高地、扣当山一线组织防御，专门等越军送上门来，再让他们尝尝炮弹的厉害。结果了等了3天，也没有发现越军有扑上来的迹象，于是部队从11日零时起继续回撤，至12日6时前，全部撤回我国境内。

在撤军过程中，越军未敢组织排以上规模的反扑，只有小股人员侦察、骚扰和进行零星炮击。在回撤阶段，但凡敌人向我炮击，我即以10倍的火力予以惩罚，打得越军不敢轻易开炮。9日上午，越军向我友谊关方向发射了20余发炮弹，我当即还击了250多发。

比如，在43军作战的禄平方向。军主力127师在张万年师长的指挥下，歼灭尾随袭扰的越军462团8营和特工队共470人，杀了一个漂亮的回马枪，受到广州军区前指通报表扬。越军反扑连战连败，被迫停止进攻。至3月11日7时，127师全部撤离越境，胜利班师回国。

比如，在云南方向主战场黄连山省。担任该省防御任务的越军345师在13军和14军沿着红河两岸的并肩突击之下，防线完全崩溃，一路丢盔卸甲，师长梅荣兰带着指挥所逃过了外波河。这个师被揍到了什么程度呢？战后，越军总参谋部通知二军区给345师炮兵团补发3门榴弹炮。照理说，战后得到补充，那是大好事啊。可你猜人家是怎么回答上峰的？“要人没人，要车没车，无法领取。”

比如，在11军作战的封土地区。91团在回撤途中，奉命加强99团1营，采取迂回包围和穿插分割的战术，围歼位于班绕散的越军741团1营、193团两个排和公安第5连。战斗从6日凌晨打到8日凌晨，圆满完成任务，共毙敌317人，俘敌5人。拔掉了最后一颗钉子之后，全军从8日20时开始撤离战场，11日10时安全撤回国内。

说到我军在撤军中的损失，事实上就只发生在广西方向的高平战场，50军150师448团的一个加强营，因为组织指挥上的错误打了败仗，而战区其余部队回撤得很顺利。也就是说，回撤阶段除了448团2营这个特例之外，我军再无吃亏的情况，所谓损失很大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关于这一点，总参谋长在3月16日的作战情况报告会上也讲了：“告诉大家所谓我们吃亏，12日吃了小亏，我们一个营，由于指挥关系被敌人包围，回来了一半，损失了一半。”

448团2营此次损失的大致情况是：

1979年3月12日，在高平战场参战的50军150师448团奉命从班英地区回撤。团和师的意见都是乘汽车以摩托化输送的方式沿公路回撤，但是50军驻150师工作组却提出了不同的方针，要求走班英以北的小路（也就是121师在作战初期的穿插路线），顺便执行搜剿残敌的任务，进一步扩大战果，让参战较晚的部队经受更多实战的锻炼，即所谓“搂草打兔子”。

结果团前指率领2营作为第一梯队，在那嘎及其以北地区夜间行动时，遭到凭借有利地形的越军的阻击，被压在了一个山沟里。糟糕的是，负责团前指的胡庆忠副团长在战斗开始不久就牺牲了，剩下的龙德昶副政委没有能够牢牢掌握住部队，造成各个分队失去了统一的指挥，陷入了各自为战的不利境地。

448团主力和2营之间，被越军以密集火力分割，团指挥所知道情况不妙，出现了最坏的情形。遂向上级请示增援，师同意，却被军工作组否决。无奈之下只派了付培德副参谋长率领1连和8连前去组织接应，结果是羊入虎口，7个连全部损失。448团的这次失败，是整个十年对越作战最大的一次失利，共造成542人失散（其中被俘回归219名），丢失各种枪支407支。

总而言之，先是让一个分队在敌情、地形不明的地区孤军行动，不利情况发生后又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救援措施，这是448团2营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其根本责任在军工作组。50军返回成都后，对448团回撤失利的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军党委向成都军区党委呈报了《关于对造成448团回撤时部分人员失散的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随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驻150师工作组的三名副军职干部分别作出如下处理：关副军长降职，侯副政委党内警告，刘副军长降职后调离。

打了败仗，要数1连的情况最为恶劣，该连支部书记、指导员冯增敏（这位哥子平时就有点迷信，神神叨叨的）主持开会，先是以梦诱导，说什么他梦到知难而进，死，知难而退，生；然后又说听大伙儿的意见。支部副书记、连长李和平先是主张打到底，后来又改口称听指导员的，听大家伙的。

而8连副连长王立新（彝族，四川喜德人）的表现最为英勇，他枪毙了受敌人唆使上来劝降的叛徒，带领1排的战友面向祖国宣誓，绝不投降。他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拉响集束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全排除了两名重伤员外全部牺牲。战后，50军给王立新追记了一等功。

最近几年，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鼓噪对那些放下武器投降的软骨头要宽容，更有甚者还把他们称之为英雄。这种谬论，把以王立新副连长为代表的448团烈士置于何地？把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无数先烈置于何地？他们都是傻瓜吗？都是笨蛋吗？遇到困难就投降，全然没有一点军人的血性，要都是这样的做派，哪里会有革命的胜利，哪里会有新中国的成立，哪里会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想想吧！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