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

1950年代，这首《夫妻识字》曾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那时，无数人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了扫盲班的课堂。

1951年，山西省芮城县妇联在县城召开“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东岩村几个妇女结伴去县城开会。她们看见有个人从南边提着一束麻花走过来，忙问“麻花从哪儿买的？”那人胳膊一抡，顺手一指：“那边。”

走着走着，她们看见一处地方用苇席围着，很多人出出进进，心想这肯定就是卖麻花的地方了，就懵懵懂懂往里走。

没想到，里面蹲着个男人。男人一声大喝：“干什么？”妇女们也愣了说：“我是来买麻花的。”其实，门外就写着“男厕”两个斗大的字，她们愣是不认识。

还有更严重的，因为不识字，发生了放走敌特的事件。

1949年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长手上。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这些真实故事背后，是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一，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占80%，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人来；第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彻底翻身。

正是因为这样，早在1945年，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就指出：“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在广大工农群众和解放军中开展的扫盲识字运动，解放军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大大加快了识字的进度。

1964年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