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南：韩国地名为什么抄中国？

点击：  作者：图南    来源：“地球知识局”  发布时间:2019-03-25 11:40:41

 

 

去过韩国的游客会对韩国一些地方的地名有印象，其中不少是跟中国重名的，诸如海南、梁山、晋州、丽水，活脱脱一个翻版小中国。 

 

这反映出在过去千百年来，东亚国家来往密切，文化交流频繁的历史。古代半岛上的政权尊奉儒学，乐律同和，士大夫们甚至以自己能够记诵中国古典文学里面的章句而自豪。这些半岛上的地名，也承载士大夫们对诗句里描绘的诗文意境的向往。

 

今天的文章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半岛上有诸多地名跟中国的地名相同。

 

 

 

读书改变命运

 

接近两千多年前的朝鲜半岛一分为三，东南部分是小国新罗。

 

由于当时朝鲜半岛上并没有自己的文字，人和人交流都是刻木为书，说得具体点就是在木板的边缘处凿击几个口，根据不同排列顺序来记载信息。结果就是国王不仅要成为一个善于治国的君主，还要当个熟练的木工，对行政管理造成了诸多困扰，发明文字是当务之急。

 

 

新罗、百济、高句丽

 

新罗人意外从邻居高句丽人和百济人那里得知，西方某国的人们不仅穿得好看，还会写字写诗，决心虚心向学，紧紧抱住这根大腿。

 

公元381年，新罗随高句丽出使前秦，565年，新罗王拿到了心心念念的中原王朝的册封，并在660年和668年，把隔壁的百济和高句丽两个师兄都灭了，在老师父帮助下统一了朝鲜半岛。

 

 

一件新罗金冠（来自维基百科）

 

但是随着地盘逐渐变大，他们发现此前半岛居民根本没有命名所在地的习惯，地名管理混乱不堪，人流物流根本无法准确抵达。

 

所以统一战争之前的514年，新罗人选中自己山头里一条名叫阿石村（今安康）的地方，有样学样地把这里定为“京城”，拉开了整顿版图地名的序幕。但是要凭空想出这么多地名，谁都有压力，于是到了757年，景德王干脆就从老大哥那里“借”了一些地名。

 

 

 

放在整个朝鲜半岛来看，安康的位置其实相当偏僻，不过这个方位也是新罗人的“根据地”

 

他们在行政区的划分上照搬东方大哥的州郡体系，设置九州。许多地名今天还保留，例如当初的武州郡治光州，今天还被升级为广域市。另外还有一大批例如广州（今在京畿道）、江陵（今在江原道）和梁山（今在庆尚南道），中国人看了真是会心一笑。

 

 

另一种九州了解一下

 

不过跟中国地名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而来不同，半岛上的地名完全是统治者简单粗暴地按上去的。

 

除了居民点的名字被强行起名以外，有些山峰因为长得太高太招眼也不能幸免。

 

 

釜山附近的梁山市

 

看着中土文人墨客都对自己的“五岳”津津乐道，新罗人理所应当觉得自己也要有五岳，不然太没文化了。于是就诞生出了“新罗版”五岳，“东岳”在中国指的是泰山，到了新罗就变成了吐含山、“西岳”是鸡龙山，“南岳”是地理山、“北岳”则是太伯山以及“中岳”八公山。这些土味地名体现了新罗劳动人民简单质朴的优良品格。

 

 

五岳也来一套

 

等新罗灭亡以后，新生高丽接手了一个已经有模有样有文化的国家，对中土的崇拜与日俱增，在对待地名问题时，也从简单的效仿命名到学会了避讳。

 

北宋仁宗天圣年间，章太后的父亲名字里带有一个“通”字，所以江南的通州改名为崇州（今江苏南通）。这个消息传到了距离汴京城直线距离一千多公里远隔重洋的高丽，高丽人听闻也将自己境内的通州改名宣州（今平安北道宣川）。

 

 

行政技术上一直学得有模有样

 

此后，但凡有遇到宋人对皇室避讳，契丹人避讳和孔圣人避讳，高丽都会改自己城市名称避讳，这多少有强行给自己加戏的嫌疑。 

 

起名要有想象力

 

高丽末期社会崩坏，1388年李成桂将高丽给“端”了，但是他自己并不登基，而是扶持了高丽的末代子孙上台，过几年又把那人拉下台。李成桂这种做法说明他内心极为矛盾，自己灭了高丽想当王，但是又害怕名不正言不顺，登基之后被天下共诛。

 

 

供奉李成桂肖像的全州庆基殿

 

他需要一个“神”来当靠山，代表上天来让他登基合法合理，老大哥自然是首选。

 

1392年，李成桂拟定“和宁”和“朝鲜”两个国号，然后摆出一副自己有选择困难综合症的样子，马上派使者跑到南京要朱元璋定夺赐名。朱元璋原本讨厌这种篡权的事情，但他一贯不主张出兵朝鲜，最后批复：“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然后将“朝鲜”作为国号御赐给李成桂。

 

 

 

大明对朝鲜的拉拢还是很有益处的，在明朝危急之时朝鲜也长期是坚定的盟友

 

得到大皇帝册封，半岛步入朝鲜时代，在“事大主义”的影响下，半岛的地名迎来了新一轮定名。

 

李氏朝鲜借鉴了中国传统的政区“道”这一制度，将半岛分为八道。为了进一步向正统大明看齐，朝鲜“批量进口”大明的不同方位的著名地名，然后按照“同位置代入”的方法命名半岛不同城市。

 

 

“道”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韩国

 

比如半岛南部出现了合浦县、南海县和全州府。合浦这个地名来自广西南部的合浦县，以出产珍珠闻名。半岛北部也出现了名称相同的会宁和德州等地；半岛中部则有金陵（今京畿道金浦）、温州和桃源等地名。

 

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地名就是平昌，这个举办过冬奥会的城市地名则来自四川平昌县，倒是和北京昌平没什么关系。

 

 

 

能很快令你反应出一个国内地名的韩国地名，可以说非常之多

 

相对于以往统治过半岛的新罗和高丽，到了李氏朝鲜时期，汉文化已经深入朝鲜士大夫的骨髓里。1446年，世宗大王李祹创造现在通行半岛的谚文，并下令推广。

 

 

《训民正音》来一本

 

但是当时士大夫极度厌弃谚文，纷纷上书指责谚文是让朝鲜“近夷狄而远中华”，谚文也被他们称为“螗螂之丸”，而汉字则被称赞为“苏合之香”。朝鲜的士大夫们以说汉语写汉字为荣，争相用汉字吟诗作对，附庸中土风雅。而中土诗句里描绘的那些秀丽美景，例如江南和名山，这些更是士大夫们朝思夜想而不可见的牵挂。

 

 

谚文化是艰难的，去汉文更是艰难的

 

中土遥远，看不见那些承载千年的诗意的美景，士大夫们就在自己的地盘发挥想象力。

 

朝鲜的“两班”子弟，看到全罗道顺天都护府，山水奇丽，风光秀美，就把那里称为“小江南”。而平安道成川都护府附近，刚好有十二座陡峭挺拔的山峰，像极了诗句里长江三峡巫峰景色，朝鲜诗人们就把那里称为“巫山十二峰”。对于自己引以为豪的首都汉城，朝鲜士大夫就把首都附近地区定为京畿道。

 

最后，皇宫景福宫也要修得左右对称。尽管景福宫屋顶不能用黄瓦，规模不能超过紫禁城。但是士大夫们都认为建筑格调绝不能轻易认输。

 

 

首尔景福宫

  

地名不好都赖别人

 

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斩断朝鲜半岛同中国的关系，同时也压制朝鲜人复国的想法，日本强行将汉城改名为京城。

 

 

李垠、李键、李鍝参拜靖国神社，他们都是李氏朝鲜的王族

 

二战后，朝鲜半岛南北独立建国，特殊的夹缝生存历史让韩国人心中蒙上一层耻辱，狭隘民族主义开始盛行起来，韩国掀起了地名“去殖民地化”和“去汉化”的浪潮。1946年刚刚独立的韩国将自己的首都定名为“首尔”，但是汉译名称依然是“汉城”。

 

 

 

1968年，韩国朴正熙政府重建光化门，并将“光化门”三字用韩文书写，2006年用数字技术还原了汉字字体。

 

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经济飞速发展，一跃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还举办奥运会，民族自尊心空前膨胀，地名“去汉化”进入新的高潮。但是很多来源于汉文化的地名已经深入韩国人的生活，整个朝鲜半岛的重要古迹和历史建筑上面的文字基本都是汉字，根本改不完。

 

 

 

小机灵鬼政客们总能找到操作空间，他们认为改地名是最好煽动民族主义从而提高支持率的方式，于是一再鼓吹将地名“去汉化”摆在朝核问题相同的地位来处理。2005年，刚刚当选首尔市长的李明博正式提出要更改韩国首都的汉语译名，从“汉城”改为“首尔”。

 

这一做法马上招致包括韩国国内学者在内的多方舆论的反对。反对原因其一就是必要性，汉城这个名字是几百年前朝鲜国王自己命名的，现在觉得名字不好还隔着一片海洋赖上别人，根本没有必要。

 

 

 

其二在于汉文化圈影响全世界十几亿人口，汉城这个名字都被叫了几百年，突然改名的话会造成认知混淆，很多交通和旅游名城都要跟着改变，大幅降低城市知名度。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到今天为止，华人圈里很多人都不知道汉城奥运会和首尔有什么关系。

 

 

 

原因三则是读音问题，作为一个首都，译名要讲究上口、响亮和清晰。“汉城”听起来清晰大气，而“首尔”发音相对比较弱，况且从文化联想来看，“首尔”这个名称意思只是首都，并不能让人联想到这是一个历史上千年的古老城市。

 

最后的原因则是改名连锁反应，“汉城”改名之后，势必会不断有政客拿着“汉江”和“汉山”等中韩名称说事儿，如果要改名，韩国人民生活就要彻底乱套了。

 

 

 

当然最后，“汉城”还是改名为“首尔”了。随着后来韩国国内教学界发现“去汉化”的严重后果后，“去汉化”运动开始偃旗息鼓。近年来，汉字教育在韩国教育当中有复兴的趋势，在一些跨国财阀，会汉语的员工变得炙手可热。

 

至于那些半岛汉文化影响下的地名，以及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教养，则待日后韩国人自己去直面吧。

 

参考文献：

 

1.陈庆英、高淑芬：《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2.彭英全：《西藏宗教概说》，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

3.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4.崔永红：《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5. 梅进才主编：《中国当代藏族寺院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