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想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参观学习，亲身感受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终于有了一个机会，我怀着万分恭敬的心情，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参观，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家看看”，感悟共产党人来时的路，浮想联翩。

1937年8月25日，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八路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简称“八办”。那时候，“八办”担负着开展统战工作、推动救亡运动、运送援战物资等重要任务，还为延安输送了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被誉为“红色桥梁”。

一、“八办人”坚定而崇高

的共产主义信仰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遭受了外强欺凌、内乱频仍的深重灾难，也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才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是在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应运而生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统筹考虑而设立的一个沟通联络机构。“八办人”认为，为在苦难中挣扎的同胞、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而努力奋斗甚至牺牲生命，是一种值得，是一种幸福，因而，他们具有清醒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八办”，他的房子面积也就7个平方，仅有一张床、一个办公桌、一个脸盆。是什么促使他不远万里来此“受苦受难”？答案只有一个：共产主义信仰。

林伯渠老前辈在“八办”的居室非常简陋，而且由于床比较短小，他老人家个子又很高，在严寒的冬天，只好用被子把自己裹起来睡觉，以此御寒。是什么促使他这个南方人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跑到北方来“以棉被裹体御寒”？答案只有一个：共产主义信仰。

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以“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本人不敢奢求个人前途而置民族利益于脑后”，婉拒了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留学法国建议，积极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在组织决定让其暂时撤离西安时，毅然请求组织留下来应对西安的复杂局面，于1938年7月31日傍晚被军统暗杀。是什么促使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答案只有一个：共产主义信仰。

有一次，国民党特务把毒药交给“八办”拉水的炊事员，欲投毒加害，炊事员回来后立即把情况报告了组织。“八办”有几位工作人员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们在狱中展现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强的革命气节、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随时为党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生命的信念。是什么促使他们不顾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甚至牺牲个人生命？答案只有一个：共产主义信仰。

在国民党顽固派对“八办”进行围困封锁、寻衅滋事的日子里，“八办人”的生活也发生了严重困难。为了解决穿衣问题，他们买来缝纫机，拆了旧衣服比着自己缝；购买粮食有困难，他们就设法通过关系四处购买。他们被迫在办事处内办了小商店、理发室，以解决日常生活的需要。是什么促使“八办人”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坚持下来？答案只有一个：共产主义信仰。

“八办”的工作环境是凶险的，“八办”的生活环境是艰苦的，“八办”的斗争精神是高昂的。当年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命运在风雨中日夜奔走的人，在“八办”住的简陋、穿的朴素甚至破烂，吃的仅仅只能算作是“果腹之食”，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富有的，他们肩上担着的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和中国人民摆脱苦难的重托。人没有崇高信仰是不行的。风雨中，信仰呵护着一个人的执着；考验中，信仰熔铸着一个人的品行；奋进中，信仰成就着一个人的价值。

二、“八办人”具有不怕牺牲

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那个全民族救亡图存、到处弥漫着血雨腥风的年代，“八办人”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一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又包括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共两党的合作实际上是两党分别领导的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在全民族抗战总目标下的合作，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涉及合作抗日的事，一般都是采取临时协商、谈判的特殊形式加以解决。另一方面，由于西安是抗日的大后方，是西安事变的发生地，又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通往全国各地的重要通道，这里汇集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也就成了各类信息的集散地。因此，日本的特务、汪伪的特务、国民党的特务等各色暗探、便衣也就僧投古寺、鱼傍阴涯般汇集于此。“八办人”既要防范日本间谍、汪伪特务的破坏，又要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还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运送援战物资、输送爱国青年……完全可以想见，“八办人”的工作、生活环境之恶劣、条件之艰苦、任务之繁重。每一个“八办人”每一次走出“八办”的门，能不能回来都是未知。但是，“八办人”为了抗日救亡图存，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想敌人想不到的办法，冒敌人不敢冒的风险，付出敌人不愿付出的艰辛，圆满完成了肩负的历史使命。

“八办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宣传动员组织群众。为了宣传和动员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八办人”经常到社会上去，向各界群众进行演讲、讲课、演出。谁也不能保证哪一次演讲、讲课、演出，下面没有特务在盯梢，谁也不能保证不会有特务在暗处打冷枪，谁也不能保证演讲、讲课、演出结束后，能不能安全回到“八办”，但是，“八办人”不惧怕、不逃避，勇于直面个人安危生死。林伯渠带头应邀在省立二中和扶轮社讲课；伍云甫在铭贤中学作“敌我对比的转变与青年的任务”的报告；西安民族解放先锋队举办骨干训练班，宣侠父去讲“怎样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这些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八办人”利用一切时机扩大宣传，同时，还组织人员上街游行，宣传抗日前线的战况，增强广大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八办人”这种不怕牺牲、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方法、付出一切可以付出的努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态度、工作热情，感染了国统区西安及其周围地区的各界群众，为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了理解和信任，争取了人心，唤起了民众。

“八办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开展民族救亡活动。“八办人”迎着随时可能射来的暗箭冷枪，组织一切可以组织的力量，开展各种有利于民族救亡图存的活动。“八办人”积极妥善安全地接待安排全国各地来西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出的单位；千方百计发行共产党的书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不遗余力做国民党西安军政上层领导人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竭尽所能接待好每一位外国朋友与客人，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尽心尽力保护好每一位途径西安的爱国青年、海外爱国侨胞，帮助他们顺利到达延安；想尽一切办法，为延安和抗战前线采购运输各种物资。他们的辛劳和智慧、舍生和忘死，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八办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斗争求团结。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西安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据点，“八办”和在陕的国民党党政军组织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国民党特务在“八办”周围不断寻衅之事，布置监视哨，昼夜进行监视，凡进出“八办”之人，几乎都要被特务跟踪。1943年5月，国民党特务纠集人员冲击“八办”，用碎石砖瓦向“八办”院内投掷，逼迫“八办”撤走。国民党特务还在“八办”前面的开阔地打起了一道围墙。国民党特务甚至不允许任何商人同“八办”做生意，就连“八办人”的生活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更令人气愤的是国民党特务还把毒药交给“八办”拉水的炊事员，欲投毒加害，幸好炊事员回来后把情况报告了组织。“八办人”采取机智巧妙的方式同国民党特务周旋，使其始终没有达到阻断“八办”同外界一切联络的目的，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坚守了这一块阵地，使人民群众看到了这个国共两党团结象征的存在，增强了国统区各界人民继续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革命先辈们为了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把满腔热血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

三、“八办人”具有海纳百川

的纳新容故胸怀

当时的西安是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通往全国各地的重要通道，汇集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当时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具有爱国情怀的各阶层精英人士特别是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员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不够清楚、完全、透彻，有的甚至还有误解和抵触情绪，这就需要“八办人”去宣传、去阐释、去动员，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纳新容故，寻求支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最大限度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争取理解、信任和支持。

开展普遍广泛的宣传动员，在普通群众中寻求支持。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重要时刻，广大群众、爱国志士及各团体十分渴望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和共产党对抗战时局的远见卓识。为了满足各界群众的愿望，宣传和动员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八办人”经常到社会上去，向各界群众进行演讲、讲课、演出。特别是在八路军东渡黄河连战告捷，军威大振的情况下，西安许多学校、团体不仅采取各种形式热烈拥护八路军，而且竞相邀请“八办”派人去讲演，对于这些，“八办”有求必应，利用一切时机扩大宣传。“八办”组织的宣传队在街头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送郎上前线》《汉奸作寿》等宣传抗日的节目，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八办人”还通过印刷出版小册子、报纸、传单等进行宣传，为争取群众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

开展有的放矢的宣传动员，在进步人士中求同存异。爱国进步人士由于其社会地位、社会阶层的属性和社会利益的影响，一方面同情倾向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方面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顾虑，对他们的宣传动员需要有的放矢。林伯渠、宣侠父、伍云甫等与各抗日团体的负责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杨明轩、杜斌丞、张性初、车向忱、马德涵、刘古风、郑伯奇、曹靖华、于振瀛、陈建晨、侯外庐、张知道、宋联奎、李敷仁等保持经常的联系，以求同存异之心，求勠力同心之效。这些知名人士很敬仰周恩来、朱德总司令，“八办”就满足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安排会见。他们中许多人成了中国共产党可信赖的朋友和得力助手，如东北军子女学校竞存学校校长车向忱、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忠实朋友”的杜斌丞等，竭力支持并帮助“八办”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做了许多有利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工作。陈建晨主编的《大团结》刊载林伯渠、宣侠父的讲话，向国民党管辖区各界介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情况，更可贵的是他开办纺织厂，招收抗日军人家属进厂做工，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开展滴水穿石的宣传动员，在上层领导中聚同化异。国民党西安军政上层领导人，是“八办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他们往往内心都有一种“正统”情怀，自认为他们才是国家的“正统”。这种故旧的思想很不利于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对此，中共中央采取“纳新容故”的原则，即滴水穿石、聚同化异。延安非常重视通过“八办”这个据点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途经西安时，经常致力于上层人士的动员工作。1940年5月，周恩来赴重庆、朱德回延安途经西安时，先后分别访问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中华邮政总局军邮总视察林卓午、驻陕军邮局局长西密斯、军委会后方勤务部江北统监部副部长卢佐以及谷正鼎、郭紫峻、周心茗等，接待了西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温起凡、杨明轩、刘古风、卢竞群的来访。他们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的接触，为巩固西安各界团结抗日的局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林伯渠作为中共驻陕代表，也很重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坚持注重和一些上层人士交朋友。中华邮政总局少将军邮总视察林卓午，负责晋、陕等省的军邮工作，在西安设有办事处。林伯渠与其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帮助其积极开辟战区邮路，沟通边区与国统区的联系。1940年5月，周恩来在西安南郊宋家花园给驻陕军邮局全体职工讲了话，后又在西办给林卓午赠送了“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的题词。1941年底，林卓午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的亲切会见。上层宣传动员工作的开展，使得各方面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追昔抚今，回看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放眼咱们的干部队伍，比比先辈比比咱，怕什么苦、怕什么难？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好本职工作，自觉接受党性教育、加强党性锤炼、坚守入党承诺，自觉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自觉时时事事处处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标杆，扪心自问，还有什么可怕的困难不能克服？我们的难题还算难题吗？我们补齐短板的任务还算艰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