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今天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逝世9周年的日子。当年钱学森同志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回到社会主义中国，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默默无闻地奉献多年。90年代初期，钱学森同志在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楠森、张光武、王东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钱学敏四个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经强调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钱学森同志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不求人民回报他，也不求人民记住他，他唯一所求就是中国的革命航船能克服千难万险抵达彼岸。这两天，整个舆论界和朋友圈都在悼念那几个“有趣”的人，其中还有一位移民去美国的。看到这种现象，钱老在天有灵大概也难心安吧。

还记得9年前八宝山悼念钱学森同志的现场，网友送的那幅对联吗？——

两弹一星 横空出世惊寰宇，人民方傲立！

民族脊梁 风雪交加辞神州，国家可安好？

仅以这两篇短文回顾钱学森同志伟大的一生，寄托我们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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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是世界知名科学家，也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但他对中国院士和外国院士这些荣誉称号却看得十分淡漠。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工程院曾邀请他去美国，拟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均被他拒绝。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和科学家互访逐渐增多。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美国著名科学家和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不断向钱学森发出邀请，请他到美国访问。并表示他们和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讨论过钱在美国的工作，认为他成就卓著，举世公认。如果他应邀来美，将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荣誉称号。

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他在会晤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时表示：钱在美工作过20年，对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在研究过联邦调查局的历史档案后，十分清楚，麦卡锡黑暗时期的美国是欠钱学森的债的。我们现在感到很难过。美国政府对钱学森横加迫害，是没有道理的。钱的遭遇和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情况很类似（奥在麦卡锡时期被诬为“苏联间谍”而受审；上世纪60年代美国以授予他“国家勋章”的形式为其“平反”）。美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如钱不去美访问，美方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学森“国家勋章”，表彰他的贡献。

以上内容是引自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外交部1985年的请示件。

胡耀邦在得悉美国有关方面邀请钱学森访美，并要授予他学术荣誉称号和国家勋章后，曾在一次会议期间找钱学森谈话，劝他接受这一邀请。据钱老后来告诉我，胡的谈话大意是，钱老，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我建议你还是接受邀请，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今天改革开放的需要啊！今天，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几十年前的事，过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记在心上。你去美国走走，对推动中美间的科学技术交流，甚至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会有积极意义。听了胡耀邦这一番话，钱老说：“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胡只好说：“钱老，我这是劝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认为不便去，我们尊重你个人的意见。”

后来，当钱学森正式接到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外交部三家的联合请示件以后，他明确表示：“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所以，美国人给他再高的荣誉，钱学森也不稀罕。钱老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钱学森1955年回国，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钱老当然十分珍视中国科学界给他的这一荣誉，并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各种学术活动。但到晚年，当他行走困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以后，便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写信，主动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的称号。

相信广大读者在看了这封信以后，会得出自己的看法，即钱学森绝不是故作姿态。他引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的有关规定，真心实意地请求辞去这一荣誉称号。

这份请辞报告送到科学院以后，据钱老后来告诉我，在一次学部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会议上（钱学森是执行主席之一），周院长对他说：“钱老，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不是我任命的。我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严（济慈）老也是主席团执行主席，他接着说：“我们主席团讨论过了，大家一致不同意你的请辞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让钱老勉为其难了。

1998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对院士制度进行改革，80岁以上高龄的院士改为“资深院士”，不再参加院士的日常活动。钱学森对这一举措十分赞成。

当有人再称他为“院士”时，他会认真地加以纠正，说：“我已经不是院士了，而是资深院士。”

这就是钱老对“院士”这一荣誉称号的态度。

钱学森在青年时代曾怀着报国之志出国留学，当他真正学有成就，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以后，便奋力争取回国。他回国以后，勤奋工作，将他的知识、智慧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甚至将个人一生所得的几笔较大收入，或作为党费上交组织，或全部捐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的地方。他从不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更不要求人民对他有任何回报。（作者：涂元季，原载《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0日第11版）

延伸阅读

钱学森：“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新华社记者曲志红 孙承斌，2001年9月24日)

清晨的阳光洒进小屋，90高龄的钱学森又开始了工作。虽然因行动不便卧床多年，钱老的工作却从未间断。身边的人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张可活动的工作台。现在，他就倚靠在床头翻看刚送来的报纸。花白的头发虽已稀疏，双眼却依然闪烁睿智的光芒。

这是一个空阔澄明的季节，一个散发着丰收的清香的早晨。为了祖国和人民，在科学领域辛勤耕耘70多年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又和往常一样，开始了他永不停歇的思考、探索……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钱学森用他的一生，实践着这个平凡而伟大的诺言。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月后，钱学森在上海出生，民族的危难成为他人生最初的记忆。为了救国，中学毕业的钱学森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选择工科作为人生奋斗的方向。1934年夏，23岁的钱学森完成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专业的学业，考取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一年后，钱学森远渡重洋，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专业硕士学位。

贫弱的祖国，沦为常被耻笑的对象。当一位美国学生嘲笑中国人只会抽鸦片、裹小脚，愚昧无知时，钱学森热血奔涌，噌地站起，对正在哈哈大笑的美国同学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学期末看谁的成绩好？”

美国学生伸伸舌头，一个人也不敢应答。他们谁也不会忘记，当没有一个人能解答一道复杂的动力学题时，正是这个钱学森轻而易举就给出了答案；当全班都在抱怨试题太难，大部分人考不及格，准备找教授说理时，在教授的办公室门口，他们看到的，正是这位中国学生工整清洁，没有任何错误、圈改和涂抹痕迹的试卷。

带着为国争光的一股冲劲，钱学森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硕士学位。1936年，钱学森转学加州理工学院，3年后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随后，在他的老师、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的指导和合作下，钱学森开始了高速飞机的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火箭和导弹的研究，参与了大量工程实践，并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为和冯·卡门齐名的著名科学家。美国军队邀请他讲授火箭和喷气技术，美国空军以他的《喷气推进》为内部教材。1947年，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年青的正教授，拥有了许多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地位、名誉和舒适的生活。

钱学森却从未准备在美国长期生活，他清楚地知道，这里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遥远的祖国才是他永远的家园。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没有买一美元的保险。他将风洞原理应用于风车发电的实例计算中，选取的高度是从海平面起到海拔8公里以上，这正是他的祖国——中国的自然条件。

多年以后，钱学森说：“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然而，归途，竟是那么的坎坷。

骚扰、阻挠纷至沓来，美国当局动用了可能的全部手段，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让钱学森回国，因为“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

坐牢、软禁，恐吓、跟踪，美国反动势力的迫害和打击，无法让钱学森屈服，激起的只是勇敢、无畏的斗争。面对检察官的无理指责，钱学森掷地有声地回答：“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给谁就给谁。”“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美国的报纸报道说：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

在钱学森的长期抗议和祖国外交斗争的巨大压力下，美国当局不得不同意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7日，带着丰厚的学识和一腔热血，钱学森登上了归国的航船。

“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

20世纪50年代，冷战的阴云笼罩全球。西方反华势力的封锁和挑衅，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发展。新中国迫切需要强大的国防。

1956年2月的一个下午，钱学森和叶剑英一道向周总理汇报发展火箭、导弹的设想。总理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听到总理称自己为“同志”，钱学森心头涌起一股热潮。从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他感受到的是信任和重托。钱学森抑制住内心的起伏，只说了两个字：“好的。”

几天后，一份详尽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半年多后的10月8日，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出任院长。简短的成立仪式后，钱学森向新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了“导弹概论”。新中国曲折而辉煌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从此正式启动。

这是一条艰辛的探索之路。当时的中国物资匮乏，人才奇缺，只能借助前苏联的支持，从仿制入手。1960年，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前苏联却突然撤走了全部专家。

黑云压顶，进退两难。面对困难复杂的形势，负责这项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无论如何要把导弹搞出来！

这字字千钧的话语，震动钱学森的心坎。5年前在东北参观时，陈赓大将曾问他，我们自己能不能造火箭、导弹？钱学森回答说：有什么不能？外国人能造，我们中国同样能造！

困难，激发起的只能是强者的斗志。钱学森和他的同事们毅然承担起研制中国自己的导弹的历史重任。多少个白天、黑夜，多少次测算、试验，凭着中国人的志气、勤奋和智慧，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下前苏联专家有意留下的一个个难题。

科学的事情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误差。为了把失误尽一切可能消灭在地面，钱学森的工作做到了不能再细的地步。他在基地一呆就是一两个月，大事小事亲自过问。他身边一直带着一本《工作手册》，上面详细记录了每次试验的具体情况。大大小小的异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经解决的注上“已换”、“可用”；尚未解决、落实的，他就用红笔作个星号。

众志才能成城。为了发挥大家的才智，无论多忙，每个星期天下午，钱学森总要把几位总师请到家里，共同探讨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诚恳地说，大家提的建议如果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失败了，责任由我承担。这番话让老总们几十年都念念不忘。大家畅所欲言，枯燥的讨论会开成了心情舒畅的“神仙会”。

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导弹发射试验成功。这一天，离钱学森回国仅仅5年；离我国正式启动导弹计划不过4年。而美国为了这一步，花费了近10年时间。

钱学森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导弹试验成功不久，他就开始思考我国导弹事业的长远发展规划，着手研究原子弹和导弹“两弹”结合的飞行爆炸试验。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正式建议：早日制订人造卫星研究计划。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因此被代称为“651工程”……

进入80年代，他和其他科学家一道，推动了“863”计划的实施。进入90年代，他建议组建科技公司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主张发展第四产业——科技和情报信息业，关注祖国的煤炭地下气化技术，倡导建立精神文明学。对正在启动的西部大开发，他以一个科学家的冷静提醒：虽然开发是全面的、综合的，仍然要以农业发展为基础……

1991年，中央组织部把钱学森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并列为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钱学森得知后彻夜难眠：“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伟大的创造来自科学的方法。年轻时代，钱学森曾认真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多次跟学生讲，我在科学上取得一些成果，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收获。他特别钦佩A·爱因斯坦、R·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因为“他们不仅献身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而且他们的思想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辩证唯物主义——这正是钱学森不断超越他的同行，始终走在科学最前沿的“秘密钥匙”。

作为一名技术工程出身的科学家，钱学森始终注意从实践出发，总结、提炼、检验理论设想，是一名善于将工程实际与理论创新融会贯通的科学大师；作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钱学森始终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真理，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锻造严谨、朴实，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品格。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是钱学森的科学品格，也是他的人格风范。年轻时的他不迷信权威，曾经与老师争论得面红耳赤；当他成为权威时，面对年轻大学生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也坦然接受，立即在讲义上作出修改。他经常对人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80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钱学森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因为“我不能脱离广大科技人员”；100万港元的巨额奖金支票，他看都未看，全部捐给了西部的治沙事业……晚年的钱学森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虚怀若谷，淡然面对荣誉、地位、金钱。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钱学森，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肺腑之言，一位人民科学家的真诚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