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类历史上前有未有的战略成长。推动实现这样的战略成长，需要全向发力、全般发力，并非“经济万能”，即并不是只要经济搞上去，就一切迎刃而解。

前苏联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就经济技术而论，前苏联的发展壮大可谓史所未有，这个社会主义政权不但建立了空前完整和强大的现代经济体系，而且在现代化高科技的很多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超过美国而跃居全球第一的位置。那时，不要说在科学技术上中国难望其项背，即便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也差距极大，对苏联人的富裕水平，中国老百姓是羡慕不已的。但是，即使这样辉煌的成就，仍然难免于被扳倒颠覆的厄运，演绎出人类历史空前的中道崩殂、半路夭折的悲剧。

中国历史上的大宋王朝也是这样。现在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富裕的王朝，经济技术十分发达，比周边的各少数民族政权先进很多。如果就经济水平而论，与之敌对的契丹政权、西夏政权以及后来的完颜氏政权、蒙古政权，根本无法同大宋相比拟。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达并实力强劲的煌煌大国，却在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攻击之下接连败退，每每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山河破碎，也每每都只能妥协绥靖、纳贡投降来解决危机，以此维系自己的苟延残喘。当此之时，可怜一些仁人志士还北望江山，指望能收复中原、一扫华夏，惜乎最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悲壮的陆秀夫只有背负着小皇帝跳海自杀了之。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都反复证明，经济增长只是给战略成长提供物质的基础和条件，却完全代替不了战略成长，更无法等同于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壮大。有句话“经济决定贫富，政治决定生死”，此说虽过于简单，但至少说明，经济绝非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灵药。

但当今中国有些人却不这样看，他们把经济增长当成压倒一切的任务，也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药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经济增长”，这俨然成了一些人的信条。正如有人所宣告的那样，中国经济就像自行车，快了什么都好说。这种只能快、不能慢的“经济增长论”绑架了中国对内对外的许多事情，绑架了中国的国家战略，大有一切事情都必须服从之的架势。以至于现如今，似乎中国经济弱不禁风，成了全民呵护保卫的对象。

我们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空前扭曲的不正常的状态。从基本的战略逻辑出发，发展经济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要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国家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战略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科学技术问题等，而不是倒过来让国家战略、政治社会活动等服从经济发展，当经济的仆人。对于一个推动实现战略成长的社会而言，仅有经济增长一个方面远远不够，经济增长不能也无法一俊遮百丑，并不是只要经济搞上去了，一切问题与困难就都可迎刃而解。

具体到现实的中国，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必须同时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这项事业不搞不行，缓步不前也不行，因为这已经涉及到当下中国的根本内忧。面对空前加剧且已位列世界前茅的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状况，若不能抓紧解决、在共同富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相反，依然为着所谓的经济增长而让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则不但会让前些年扶贫攻坚的胜利成果和进程半途而废，而且也会让经济发展陷入资本生产力过剩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之矛盾而难以自拔，甚至有可能酿成激烈的社会冲突与裂变，再次使中国陷入惊人而可怕的动荡与内耗之中。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太多、太深刻了，世界上相关国家的教训也触目惊心。

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必须解决中国国家统一的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等待经济发展足够到位了，再回过头来解决统一问题，这样做事实上等于把推动经济发展同捍卫国家主权分割对立了起来，这是严重的历史、政治和战略悖论。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需要知道，从来没有分裂状态下的复兴，也从来没有复兴状态下的分裂，当代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历史上大宋的悲剧重演。

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必须比较彻底地解决腐败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腐败越反越多、愈演愈烈，必然导致政治垮台与崩溃，对此切不可抱任何侥幸的心理。在进入新时代以前，中国社会曾经出现对腐败容忍让步的倾向，有人说什么“腐败是发展经济难以避免的政治成本与社会代价，不能因为反腐败而影响经济”。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从经济角度看，如果为着经济发展而让腐败蔓延，那么这样的经济就是害党、害国、害人民的罪恶经济；从政治角度说，不解决腐败问题，中国的历史轨迹就要重蹈历史循环周期率，就要发生由盛转衰的变化。如此这般地去发展经济，必将导致历史的大倒退。

这就要求在发展经济促进增长的同时，不能姑息养奸，必须实行强有力的社会治理与自我革命，不能因为发展经济的需要就做政治上原则上的让步；必须强有力地抗击外来的挑衅、打压与遏制，不能为了点蝇头小利就屈辱地妥协退让。经济上该付出就得付出，该牺牲就得牺牲，应该敢于为必须的政治目标与战略行动支出必要的经济成本与代价。生活上守财奴的心态与行径要不得，战略上守财奴的心态与行径更加要不得。

因此，中国经济就不能弱不禁风，要能经受外部敌对力量制裁、打压所带来的破坏，甚至还要能经受战争的强烈冲击。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其所建立的经济体系如果不能为自己强身壮骨，反而越有钱越胆怯害怕的话，那么这样的经济就不是民族的福份，反倒成了国家的包袱与灾害。

中国经济还必须经受住内部反对势力、离心势力的干扰、阻扰与破坏，不能因为那些商业金融帝国的抵制或不合作就慌张起来，也不能因为一些人跑路就失血失能。这种政治与经济免疫力必须抓紧培养起来，必要的应对措施必须尽快采取起来，否则将极大地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在现阶段发展中国经济，当然需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决不能只讲鼓励和支持，放弃管控和引导，不能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去无原则地迁就一些人没有止境的发财欲望。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在发财的道路上没有尽头，先富起来的人在这条道路上越跑越快，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们本质上不会理会普通大众是否跟上或者能否跟上，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民生情怀。那些人动辄就以所谓“民生”的借口来绑架政策，其实不过为自己更大的发财诉求张目。对此，党和国家在政策上当然不能一味迁就，不能因为一些人发财空间逼仄就妥协让步，而应该继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推动共同富裕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正走在战略成长之路上的中华民族，注定要遭遇许多挑战与干扰，在这个时期，尤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其中就包括经济方面的各种迷信。坦率地说，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被趸来的经济迷信、市场迷信、资本迷信太多太严重了，对此亟须加以深度的战略抉择与管理。如果这方面的抉择失误、管理失控，那么不管有怎样的经济成就，我们的事业都可能毁于一旦或者付之一炬。切不要以为这是在危言耸听。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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