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局部执政的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到全面执政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共有三次大的反腐败斗争。请注意，毛泽东对反腐败一贯讲的不是活动、行动，是“斗争”。每次反腐败斗争后，都出现了几十年的一个风清气正时期，没有“前腐后继”问题发生。这种现象值得研究。毛泽东关于反腐败斗争的论述极为严明并深刻到位。他曾严肃指出：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还说：“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和同情。”（《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这些大小老虎是资产阶级在我党我军内部的堡垒，他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除惩办，必将后患无穷。在未清除以前，还以为他们是可靠的同志。只有在暴露以后才使人们大吃一惊，原来他们已经成了暗藏的敌人。”“第二次革命”！这不是改革，更不是改正错误的事，而是革命，与第一次并列的革命，是流血的。这说明，腐败分子已经“是叛变了人民的敌人”，他们与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他们的行为足以亡党亡国。如此，反腐败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孤立的刑事犯罪问题。这就点明了反腐败斗争的性质，它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覆灭，各有各的原因，但有一条是共同的，也是主要的，那就是腐败。腐败会失去民心，而民心向背上出现问题，必然导致思想上社会上的混乱。所以，毛泽东振聋发聩地说：腐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满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先后都亡了，我们平时说是腐败无能，即对内腐败，对外无能。实际上，无能的原因也是因为腐败。腐败是一切国家、政党，特别是苏共灭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国家安全问题，主要是党的安全问题。党的安全主要是自身的问题。只要共产党本身不腐败，不变质，国家安全就有了坚强的保证，就不会出现颠覆性的问题。如果有外敌侵入，中国人自古是爱国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就会群起而驱逐之，况且我们有强大的人民军队。国内恐怖分子或持不同政见者，翻不了天，因为他们不得人心。共产党只要做到廉洁执政，即使经济上发展慢些，甚至遇到很大的困难，譬如连续几年发生大面积严重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受到影响，人民群众也会理解、体谅。60年代初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老百姓饿死那么多人，但是，不仅没有发生“动乱”，甚至连集体上访都极少见，那时也没有铁窗、铁门，更没有星罗棋布的激光拍照，但很少听说有盗窃、抢劫、诈骗的事。那是因为人民群众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坚信不疑。但是，如果共产党自身腐败了，失去了民心，人民不再拥护，外敌侵入也好，国内发生动乱也好，连续数年发生全局性的重大自然灾荒也好，总之是严重的天灾人祸，人民群众不仅会袖手旁观，甚至成了“干柴”，有个火星就会燃起熊熊烈火，国家就会大乱。“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后，国内出了那么多汉奸、伪军，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有些中国人自私，缺乏国家意识和民族担当责任。其实，主要原因之一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面对日本军队侵占东北，大举进攻华北，无动于衷，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致引起国军内部的“西安事变”，那是因为人民对政府抗战失去了信心。毛泽东对腐败的认识是广义的，不仅仅停留在惩处贪污上，也不仅仅看到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比战争中的炮弹还要危险和严重。他对腐败的理解还要宽泛。对于官僚主义、铺张浪费，慷国家之慨，以及用人上、生活上严重的奢靡风气，骑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等政治上的腐朽行为，一概反对。这些也都属于腐败范围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反对“官僚主义”等的斗争，实际上都是反腐败斗争的组成部分。成规模的腐败问题的产生，都有一个过程。他也认为，腐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犯罪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关于《资治通鉴》，毛泽东还说过这样一段话：‘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做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钟哲明：《毛泽东关于反对腐败和防止演变的论述》，《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6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是由几百万，现在硬是上千万领导干部依据中央大政方针具体执政的。所以，治国先治党，治党先治吏。治吏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化立党为公的教育，为人民服务。二是对于腐败问题予以警示，逆势而上则严肃查处。“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在毛泽东主政的时期，国内正气回荡，黄赌毒消遁，人民没有或极少怨言；社会上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程度；抗美援朝“打得一拳开”，免了“百拳来”，外敌也不敢欺负我们。1953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强调，“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腐败问题，是看得多么严重，因为它将导致“国破山河碎”。毛泽东说的：谁要搞腐败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的脑袋。后来，没有人敢说这个话了。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了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坚持促进权力规范运行，强化监督，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畅通人民群众举报和监督渠道，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评价。”他还说，“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祛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习近平同志对于反腐的论述，措辞严厉、豁亮透彻，表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反对腐败的决心和底气。
这是全民在“审判”我们延安是什么样的政权
毛泽东总是从全体人民如何看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的高度来考虑问题的。1937年10月5日晚，黄克功因逼婚未成，将陕北公学学生刘茜枪杀。黄克功，江西南康人，少年时代就参加了工农红军，经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立过大功，后任红军旅长。延安时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留校，担任第六大队大队长，正师级。在公审黄克功大会召开的前夕，毛泽东与洛甫走在参加此次大会的路上。因为前线两个师与敌人交上火，参谋长请毛泽东回军委指挥部。于是，毛泽东说：“你看看，洛甫，只好你去法庭坐镇了。”洛甫说：“老毛，相信法庭会依法审判黄克功的。”毛泽东说：“这可不是审判一个黄克功，是全民、全国在‘审判’我们延安政权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权，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党，要带出一个什么样的军队。”（王兴东等：《黄克功案件》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页。）黄克功官做大了，欺压老百姓，逼婚未成，枪杀陕北公学的学生，无耻到了极点。毛泽东把这个案件提到政治斗争的高度，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并把它与党、与军队和与国家的巩固、发展联系起来，看得极为重要。特别是，提到人民怎样看延安的党，延安的政权，延安的军队的高度来看待这个案件的处理问题。毛泽东对处理黄克功案件的这个认识，极高、极深、极远，高人一筹。不仅腐败问题，而且将其他脱离群众的问题，也同样放在人民怎么看，我们是怎样一个党，怎样一个政权的高度，这是毛泽东一贯的立场和态度。“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当县委书记时就讲过这个话。我一直讲，要想清楚了再参加革命。战争年代入党是要掉脑袋的事情，不得不想清楚了再参加。现在也是这样，要进入公务员队伍得想清楚再来，没想清楚就别进来，没想清楚进来很容易迷茫、很容易迷路。想当官就不要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现在，想发财有正路，去经商就是了，合法经商、依法纳税，很多人不是创业成功了吗？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不都有吗？那个是光荣发家。当个贪官，整天提心吊胆，幸福感也确实不高，而且很容易得心脏病，睡不踏实啊！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在那儿打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后，钱怎么拿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只是当了个保管员。”（据《在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中兰考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亡党亡国的危险“就在共产党内”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1页。）
后来有人把毛泽东的这段话缩写成“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话是不准确的，因为不符合逻辑。按照恩格斯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论述，在阶级内有政党，在政党内不会再有一个阶级。但是，从问题的实质上讲，亡党亡国的主要危险确实“就在共产党内”，党内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个话是经典的、深刻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地说，那时，这个问题只是初露端倪，还不明显。只是“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想革命了。现在看，从揭露出来的成批成批的腐败分子的数量和数额来看，从周围一些还没有被查处的领导干部的实际行为看，从党内的状况看，不幸被毛泽东言中了。老实说，已经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与事实上已经腐败的占多大比例，还不好定量地说，但肯定是少数。我们已经查处的腐败分子数量不少了，可以说成堆，但把它放在上千万各级领导干部总量中，比例就微乎其微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面临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一些腐败分子一意孤行，仍然没有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从已经查处的案件和掌握的问题线索来看，一些腐败分子贪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0月23日。）
当然，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国内反动派的捣乱，也是一种危险，但是，只要党是清廉的，人民群众拥护，包括外敌侵入、恐怖分子肆虐，不同政见者蛊惑人心以及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等等，都不会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共产党背后有十几亿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但是，如果共产党自身腐败了、变质了，那就谁也救不了了。结果不是别的力量，是自己的力量打倒了自己。这就是说，共产党的危险所在，国家的安全所在，不在共产党之外，而在共产党之内。那时，毛泽东就已经察觉到或预见到党内将有一个特权阶层或利益集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这就与封建统治阶级，离国民党、蒋介石不远了。利益集团也好，特权阶层也好，这是脱离群众的最明显的标志，是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对立的。近几十年来，腐败的花样繁多。一些领导干部先腐败，再求神拜佛保佑，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这说明，他们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且也是封建文化糟粕的信徒。“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仅基层，甚至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连最起码的唯物主义也没有。他们烧香拜佛，以保自己升官和在贪腐后的安全，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北京青年报》2015年4月27日有一篇《广东亿元腐败书记用公款修阴宅》的文章说：“2015年4月21日，广东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涉嫌受贿、贪污、行贿案在佛山中院一审开庭。公诉机关指控，2004年至2011年，陈弘平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253亿元人民币、1720万港元，并为部分企业家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等提供帮助。陈弘平不仅因受贿金额高达亿元引发关注，更因‘不信马列信鬼神’的诸多荒唐之举令人震惊，他竟然划拨公款为自己建造风水陵墓。毛泽东在三个时期对于严重的腐败分子杀人并不多，由他亲批协调处死的大约十余人，但确实让腐败分子明显收手、大大收敛。
井冈山局部执政时期杀了七名腐败分子
早在井冈山时期，在毛泽东领导下，一九三二年就打响了惩治腐败第一战役。枪毙了贪污、强奸、谋财害命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陞；后来又枪决了侵吞2000余元（折合大洋）的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和贪污公款246元并携款外逃、企图投敌的中央总务厅工程处主任左祥云，此人贪污数额很小，但投敌性质严重；一九三四年，毛泽东亲自协调处理了熊仙壁贪污腐败案。党内经他亲批处死的“功臣”就有7个。应当说，井冈山反腐高潮之后，延安时期，党的领导干部队伍是很廉洁清正的。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的讲演中自豪地说，边区具备“十个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
这“十个没有”确实反映了当时延安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令人仰慕，使人向往。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国前后。周恩来到延安的学校视察，就在学生食堂里吃饭，一个菜两角五分钱也要如数付清。新中国成立后中，在中南海里开会，每个人主动交5分钱的茶水费。陈永贵、吴桂贤等舍不得5分钱，就喝白水。
对于党员与红军成员要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石破天惊。2005年12月5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说过这样一段话：“共产党对自己党内和自己领导的军队内，实行了‘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这是共产党赢得民心、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共产党要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延安时期，没有发生明显的腐败问题。只是出现了一个黄克功逼婚杀人的案件。严格地说，这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腐败问题，只是一个刑事案件。但是，由于它发生在红军队伍内，而且是师级干部。如何处理黄克功杀人案，在当时也是对共产党执政的考验。黄克功是早年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革命，屡立战功，并参加过长征，很有资历，还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因此，毛泽东还是从反腐败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的。在判处黄克功死刑之前，延安不少人，包括领导层为黄克功说情，给他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按当时延安的情况，毛泽东有特赦个别因失误犯有死罪的犯人的权力。但是，毛泽东还是力排众议，坚持判处死刑，并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案件审判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下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残忍、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毛泽东还告诫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戒。毛泽东指示雷经天，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克功及与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宣读这封信。审判大会结束后，黄克功当场被枪决。2015年5月8日至10日，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到浙江调研并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纪委书记座谈会时强调指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他说：“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靠党章党规党纪。‘党纪’与‘国法’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同。党纪严于国法。党是政治组织，党规党纪保证着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底线：法律体现国家意志，是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底线。党章规定，党员必须自觉遵守纪律、模范遵守法律。全面从严治党，就要抓全党的纪律，使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党员不可逾越的底线。”他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对执政党而言，这个笼子首先是纪律和规矩。”（据《北京青年报》2015年5月11日岳菲菲/文）这与毛泽东提出的“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完全一致。黄克功案审判长雷经天在与力保黄克功者辩论中，有一句十分通透的话：“共产党姓共，就是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待遇；姓共，就是与各民主党派，同舟共济，共同抗日；姓共，就是与民众权利共享，不以特权优待自己。如果我们宽容了黄克功，官贵民贱，共产党不姓共了，人民就会与我们不共戴天……”
“是要他们两个，还是要中国”
毛泽东面对为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说情的人说：“是要他们俩，还是要中国？”毛泽东的这句话分量有多重？值得认真思考、掂量。这就是说，毛泽东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的问题与要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提并论了。他认为，要么不杀他们，这就等于不要中国；如果要中国，就必须杀他们。毛泽东为什么把事情提得如此严重？确实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大权，如果私欲膨胀，肆意妄行，任其贪污、贿赂，官吏经商，势必失去民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仅难以持久，而且肯定会垮台，造成亡党亡国。这就是陈云讲的，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将反腐败斗争看得如此危重的原因。有人说，“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这个话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其实，不反腐，既亡党，也亡国。在中国，党和国是一致的。党亡了，国也就完了；国亡了，党也就不存在了。毛泽东反腐败，不是限于“做几件让人民群众高兴的事情”看看，不是做样子，而是从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高度权衡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他们利用职权，先后动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四亿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结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四十五亿元，以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共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以上均为旧币）。他们还同私商勾结，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干部群众反应强烈。事发后，华北局及时将情况及处理意见（逮捕法办）上报中央。毛泽东当即作了批示，肯定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三）第1178、1179页。）“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着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当作一场大的斗争来处理。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1页。）
毛泽东对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极为重视。首先，于1952年12月29日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意见。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二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接着，让《人民日报》在12月30日头版将刘、张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公之于众。毛泽东直接督促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据统计，在这次“三反”斗争中，有23.8万人被开除党籍，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决策，充分反映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的决心和魄力。（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在“三反”斗争中，有人为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说情时，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俩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两个，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个话是“从严治党”的深刻体现。这说明，党和人民对于党的领导干部的要求有着更高的标准，也证明了红军与白军的区别。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毛泽东一直强调，共产党员不能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也正因为如此，才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戴，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对反腐败斗争十分重视：一是真抓实干。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当年抓反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48页。）二是对于贪污案件，处理十分严厉。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说是贪污二百亿元，折合1955年后的新币，也就是二百万元，而且不是纯贪污，也包括挪用。据有关材料介绍，还有一部分是用于机关福利的。至于他们两人各实际所得，大约也就几十万新币之多。在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前，面对有人“说情”时，毛泽东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说我们是李自成。我说过的，杀头，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天天抹泪。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也绝不会重蹈李自成的悲剧。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徐文钦、沈凤霞：《毛泽东治国先治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379页。）
【1952年2月10日，在保定市体育场召开“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现场】
每当毛泽东领导开展一场重大的反腐败斗争之后，腐败分子受到极大震慑，党政机关干部和人民受到深刻教育，党风、政风、社会风气进一步净化，廉政建设效果显著。在处决张子善、刘青山之后的三十多年中，全国未曾出现过类似重大腐败要案，全社会风清气正。通过对重大贪污犯严厉惩处，一方面，挽救、教育了大多数干部，特别是使已经走到边沿的干部悬崖勒马；另一方面，也向公众表明党对于反腐败的决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1953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强调，“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反腐败斗争是多么重视，看得多么严重。“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任志刚：《毛泽东大战略》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吏不畏吾严而威吾廉”
“吏不畏吾严而威吾廉”。这是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间，无极知县郭允礼“居官座右铭”中的一句话。这个“居官座右铭”全文是：“吏不畏吾严而威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威者，威力也，就是力量；威力，来自廉政，而不是吹胡子瞪眼，将“严肃查处”挂在嘴头上；公者，来自公平，百姓服气，而不是靠长篇大论的重要讲话。廉洁执政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其他力量无法企及的，包括经济的力量，政权的力量。可以说，这种力量，有之则安，无之则危。连封建时代的官吏都有这样的高见，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对腐败问题的认识怎么样？
“共产党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组织领导者只能是公仆，两者的位置不能搞错，更不能颠倒。在延安时期，他就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新中国建立后，他多次告诫全党和全体干部：“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毛泽东认为，腐败现象是从思想上的腐化开始的。因此，他特别注重对干部的廉政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一再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所以，为公，还是为私，这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区别。以权谋私、结党营私，假公济私，为共产党的信仰、宗旨所不容。
“我是国家的主席，不是毛家的主席”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以后，毛泽东的一些亲戚、朋友、同学、熟人陆续给他写信，有的希望到北京看望毛泽东，有的希望毛泽东给他们安排工作，更多的人是请求毛泽东给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从公与私、原则与感情两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一方面，对跟随自己干革命，很多人甚至牺牲了生命；还有的人则因为受到自己牵连，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生活非常贫困。现在革命胜利了，希望得到一些补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己是共产党人，不是封建皇帝，不能延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自己是国家的主席，不是毛家的主席，只能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而不能为少数人谋利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烈士，并不仅仅是毛家子弟。因此对于亲友的合理要求，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和政策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给予解决，但绝不能违背原则，搞特殊化，也不能给当地政府增加负担。对他们的不合理要求，如推荐安排工作、升学等，则坚决拒绝。对那些自以为沾亲带故而飞扬跋扈的人，则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为此，当田家英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的亲属来信时，毛泽东规定了处理的‘原则’：凡是要求到北平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如果他们不听，一定要来，往返的路费叫他们自己出，来我也不见，机关也不接待，怎么来的，怎么回去，不要说我这个人不讲情面。凡是要我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刘仲文、于凯夫：《毛泽东的情感世界》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页。）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交代的处理这方面问题的“四不”原则：“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它是从人民的立场、国家的治理这个层面认识问题的，其基本精神就是反对任人唯亲、优亲厚友。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打下了天下，取得了政权，他本人当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但是，他的亲人不仅没有“鸡犬升天”，“封妻荫子”，而且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所有找他要工作、要官职的亲朋好友，都拒绝了。为公，还是为私，不是自己讲的，而是以实际行动作出了样子。这是一句经典的话：“自己是国家的主席，不是毛家的主席。”完整、深刻地表达了毛泽东做官的宗旨，代表了他为革命打江山的目的，为人民掌权的理念。这也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
“如果你是国家主席，他们也会送给你的”
“毛泽东进驻延安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外人士给毛泽东赠送的礼品不计其数，无所不包。仅从一份1958年到1959年一年的部分礼品清单来看，就有收音机、摄影软片、立体幻灯机、兔毛背心、雨衣、地毯、枕席、龙须草席、海产标本、人参、鹿茸、酒杯等40余种。其中不少是个人送的。对于礼品，毛泽东的原则是照章办事、一律交公，以理驭情。由于形成了制度，所以许多礼品未经毛泽东过目，便已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中央警卫局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办理了交公手续。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现保存着几份处理礼品清单。清单上详细记载了送礼者，送礼时间，送礼的数量和种类，以及礼品的处理情况，以备查考。据毛泽东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他“经常看到外国领导人把珍贵礼品送给毛泽东，而毛泽东只欣赏一下，便嘱咐交公。秘书人员认为东西是送给主席个人的，劝主席留用一些。而毛泽东则说：‘不行，这是给国家主席的。如果我不是国家主席，就不会有人给我送礼了。如果你是国家主席，他们也会送给你的。’”（雨籍：《毛泽东的“受礼”观》，《党史博览》总第37期。）礼品是送给谁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很清醒。所以，礼品交公不能仅仅理解为无私和谦虚。这是政治上的自觉，思想上的清醒，认识上的高度。身边工作人员曾劝说毛泽东：“反正这些礼品是送给您的，您吃了用了都是应该的。”不料，毛泽东作了这样一番解答：“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党有纪律。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都可以拿了，那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向贤彪：《伟大的人格魅力》2003年12月29日《解放军报》）
这个话既实在，又深刻，很有高度、很有远见。他的一行一动都在考虑到这个国家如何治理！这个政权如何千秋万代属于人民。1952年7月11日，毛泽东在达赖喇嘛的来信上批示：“转民委办。似应复一信，由代表们带回去。”转民委办的是，“对于达赖喇嘛赠送的礼物：黄金五两，红花一桶，哈达一条，请田家英同志清出送存民委。”（《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72页。）“1965年秋，甘肃省天水县花牛寨生产大队的社员们给毛泽东寄去一箱他们自己产的苹果，让领袖与自己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不久，他们便收到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还有44.82元钱。钱是毛主席亲自交代寄的。信中说：‘中央早有不收受群众礼物的规定，请你们以后不要再送，现汇去人民币44元8角2分，请查收。’后来，这封信被花牛寨人刻成了碑，高高地竖在村口，以教育子孙后代铭记这件事。（向贤彪：《伟大的人格魅力》2003年12月29日《解放军报》）毛泽东为什么受人尊敬？固然他参与缔造并建设了一个伟大的党，缔造了人民的军队，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中全党智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但是，更加难得，也更加让中国老百姓心服口服、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他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心中没有自己的这种伟大品格。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1页。）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有联系也有明显区别，二者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幸福，区别也是显然的。社会主义为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公私兼顾。而来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公的一面很容易丢掉一些。那时，毛泽东就已经察觉到或预见到党内将有一个特权阶层或利益集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这就与封建统治阶级，与国民党，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区别了。利益集团也好，特权阶层也好，这是脱离群众，走向腐败最明显的标志。其身正，不令则行。毛泽东不仅用以理服人的话说给大家听，而且以实际行动做给大家看。毛泽东所以如此严格要求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明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的道理；他是从廉政、反腐这个层面上考虑问题的，是从国家治理这个层面上考虑问题的。这就是中国人民衷心爱戴的伟大领袖，他始终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用来谋取和接受任何私利。毛泽东的思想层面，时时考虑的是党不变质，国不变色，国家怎么治理。
【1960年10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写“艰苦朴素”四个大字。】
1957年，毛泽东还提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个人收入上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为此，1957年他带头将自己的工资由一级每月600元降为三级每月404.80元，一直到1976年去世也没改变。这种反对高薪制度、带头缩小收入差距的做法，体现了毛泽东的平民情怀。毛泽东认为，领导人是人民的一部分，不能同人民分开。没有特殊公民，也没有特殊党员，更不能在收入上搞两极分化。他说过：“中国人民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
“人民会说话的”
“一次，文运昌（毛泽东的娘家表兄）致信毛泽东，为外婆家的15位亲戚解决求职、求学的问题。毛泽东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他得到了舅舅、舅母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也与表兄弟和表姊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邀请外婆家的这些亲戚到北京相会，互诉手足情谊。而对生活有困难的亲友毛泽东总是用自己的稿费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从不搞特殊，从不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找麻烦添负担。但在老家的亲戚朋友们看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情同手足的表弟们认为，毛泽东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与那个封建社会的‘皇帝’一样，一言九鼎，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亲戚们的工作和学习问题。而文运昌在这封信中提到的15个人，年龄在12岁到18岁之间，都有一定的文化，身体健康，并没有提出要官要权的非分之想，只是要离开家乡外出工作、学习，谋得一条生路，从某种角度来说也不算过分。但表兄的这封‘求人’信送到毛泽东手里，他只是在信的页眉上批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人们会说话的。’不要小看简简单单的六个字，体现的却是人民领袖对人民话语权的敬畏与尊重。”“‘人们会说话的。’毛泽东深知‘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毛泽东的乡情世界里他始终在公权与私权、人民利益与亲友利益的问题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私；济亲，但不以公济私。’领袖风范就是一面镜子，值得每一个共产党人照一照。‘人们会说话的。’毛泽东一句朴实的批语，不仅赢得了家乡亲友们的理解，也给今天的执政者们许多启示——要敬畏人民的心声，谨慎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牢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丁晓平：《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8、190-191页。）毛泽东不仅尊重人民群众的话语权，而且注重为人民群众说话开辟渠道，认真听取人民的声音。文运昌，是谁？在封建社会是“国舅”！皇亲国戚，八千岁！一个“人民会说话的”、“人民会有看法的”，就把表兄给否定了。这些话多么朴实、多么真切、多么中肯！这就是一位领袖挂在嘴边的话。可见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他要求自己及其亲属多么严格！不管你是领导也好，“精英”也好，用不着信誓旦旦说大话，也用不着推敲半天才说话，就是这种顺口说出的大实话，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人格、胸襟、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听说湘潭县要为毛泽东家建一所房子，并修一条公路到村。他立即给湖南省长王首道写信：立即停止！并说道：“人民会说话的。”毛泽东既开辟渠道让人民群众说话，又担心“人民会说话”，这种相互矛盾的做法恰好证明了一位领袖的伟大情怀和人生格局。前者是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表现，后者是严格要求自己，防止腐败的境心。
“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解放后，条件变好了，但毛泽东也从不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据李银桥介绍：“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事前他吩咐我：‘张老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他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泽东不同意：‘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张澜，会见过许多民主人士。”（李狄生主编：《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页。）作为胜利者的党的主席，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古今中外找不到。李银桥接着说，“我可心里总有些难过，我们共产党打下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作了一件新制服。……那是在陕北杨家沟，我拎着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拿给毛泽东：‘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毛泽东眼圈忽然湿了，茫然望着那件旧衣陷入静静地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权延赤：《我所知道的毛泽东——卫士长讲述最真实的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页。）“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反对一切特权思想，尤其反感突出个人、脱离群众的做法。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央机关的行政处长拿来一份图纸，要给毛泽东翻修房屋，他当即予以严厉批评：‘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前线，你为什么就不想想前线只想到我的房子？我在这里多点一盏灯都舍不得，你就敢花那么多？’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对封建社会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封妻荫子’等腐朽、奢靡的做法十分厌恶，一直严格要求亲属故友，真正做人民的公仆，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谋取任何私利。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勤加教诲。”（谢春涛主编：《向毛泽东学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打下了天下，取得了政权，他本人当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但是，他的亲人不仅没有“鸡犬升天”，“封妻荫子”，而且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所有找他要工作、要官职的亲朋好友，都拒绝了；他不仅没有“封妻荫子”，而且他的儿子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因为他而被国民党杀害；他第一个发现“江青有野心”，并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健在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既没有当官，也没有发财。毛泽东为什么有力量？固然他缔造了人民的军队，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了一个伟大的党，集中全党智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但是，更加难得，也更加让中国老百姓心服口服、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他一心为了人民群众，从来不想个人这种伟大的品格。这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这种精神的力量超过了任何物质的力量。
“整顿思想作风，清除‘老鼠’”
“毛泽东不但注意防止自身和子女有特殊化，而且也注意对身边工作人员进行反腐蚀教育。一九六二年春，毛泽东找汪东兴谈过一次话，谈话内容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他说，他发现身边有‘老鼠’，提出要开展整风，整顿思想作风，清除‘老鼠’。汪东兴召开了毛泽东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向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开始整风。在整风中，绝大多数人都严格要求自己，开展批抨与自我批评，自愿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不足之处和缺点，思想认识都有明显提高。整风中也揭发出个别人有贪污和渎职行为。有人在随毛泽东去外地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物品，这一次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帮助。毛泽东一贯反对特殊化，也不能容忍和姑息身边工作人员有贪污、索要行为。当他知道群众揭露的事实后，虽然这个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其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毛泽东还从稿费中拿出近万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件事使在他身边工作的所有人都深受教益。”（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利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246页。）毛泽东经常教育身边工作人员要艰苦奋斗，处人处事不要以在主席身边工作自居，不要搞特殊化，要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这使我想起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两个秘书。一个叫李真，一个叫吴庆五。均因严重的腐败问题，李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吴庆五被判处无期徒刑。这自然是他们本人贪得无厌的原因所致，但是，与省委主要领导对身边工作人员缺乏教育有很大关系，也与程维高自身不廉洁有关。其中李真，不仅经济上贪污索贿、受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省委用干部的决策。这就更加说明，当时的省委书记是有责任的。李真不可能直接到省委常委会议上谈提拔干部的问题，他参与用人的决策，自然是通过程维高来实现的。
“你们谁要经商打断他的腿”
2014年3月17日，《长江日报》发表了王兴华、张添志的一篇短文，题目是《李先念之女谈家风：“谁要经商打断他的腿”》文章的部分内容是：“刚结束全国两会，李先念之女李小林便回到故乡湖北红安。2014年3月14日，在李先念故居纪念园，她接受了专访。李先念主管国家经济工作26年，但他不允许自己的儿女经商。谈到这个话题，李小林笑了笑说：这没什么好说的，这是父亲的一贯风格。她回忆，改革开放后，李先念有一次在饭桌上对孩子们严厉地说：‘你们谁要经商，打断他的的腿。’时至今日，李家的4个子女没有一个人下海。李小林说：‘父亲教育子女非常严格。他对外人比我们宽容。父亲就是要求我们做普通人的工作，不要去追求当官，不能赚钱，更不需要出名，把工作做好就行了。这就是我们的家风。’她和丈夫刘亚洲，都记住了老人的话。‘不让儿女经商，我们做到了。’”
“你们谁要经商打断你们的腿”，这个话讲得很坚决，不容置疑！问题是，李先念为什么对子女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当然知道其中的问题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家属、子女出来经商，可以说得天独厚，严重有失公允。一党执政和市场经济并存，这种体制极其容易形成领导干部的权力明里暗里进入市场的机会。尽管腐败是古今中外共有的现象，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的这种体制正是发生腐败的温床。领导干部子女出来经商，尤其是做矿产、地产等行业，其优势是妇孺皆知的。对这个问题老百姓和知识界早有议论，并且极为关注。早在80年代初，那时还没有搞市场经济，群众反映就十分强烈。当时有一位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儿子经商，他面对大家强烈的意见，有一个说法：孩子大了，由他们自己在法律范围内独立活动，父母不予干涉（大意）。这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他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实质性问题，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中国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一方面是一党执政。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掌握着一定的资源。如果领导干部自己，包括他们的家属、子女可以出来经商，涉及国家稀有资源，就发生了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权力一旦和资源类投资联系起来，就会出现类似官僚资本的现象。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最后就会走上官僚资本道路，比贪污受贿敛财更加便利，也似乎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医生往往把乙型（丙型）肝炎、萎缩性胃炎称为慢性肝癌、胃癌或癌前病变。如果全国的领导干部家属、子女出来经商，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癌前病变。已故著名作家二月河称一个国家的腐败问题为糖尿病。医生说：“糖尿病不算病，并发症要了命。”什么是一个患有糖尿病的国家的“并发症”呢？“官吏即商人”就是！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就是民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际，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会面时说过一段话：“我生60多年，其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他还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罢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一段对话应当是载入史册的经典文献，有人称这是世纪性对话。黄炎培提出的问题尖锐而宏大，站在了历史的高点，提出了历代王朝兴亡的规律。用周期率来概括，点到了问题的实质，也十分贴切。
毛泽东的回答不仅一语中的，而且深刻、很有见地。打破历代王朝“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只有民主，再也没有别的任何途径。封建社会的帝王们，实际上也在反腐败，像赵匡胤、朱元璋、胤禛这样的皇帝，对于腐败可以说恨之入骨，惩处的手段也十分残酷，包括处以“凌迟”刑罚，但是，反腐效果之所以收效甚微，正是因为社会制度没有民主，只有专制。专制本身就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专制制造愚民，也最需要愚民”。民主，才能提高人民的参政素质。这如同单纯政府抗日，即片面抗日；还是全面抗日，即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一样的道理。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等于人民群众来直接执政。民主的关键是监督，“让人民监督政府。”怎样监督？首先是，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选举政府组成人员。这样做的好处有三条：一是选出的政府官员如果怠慢，人民代表就可以决定不再投他的票或投票罢免他。所以，“政府（官员）不敢松懈。”；二是这可以使政府官员真正明白，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给了权力，要向人民负责；人民给了权力，人民也可以收回。三是是政府信息会自觉公开，将政府的重大决策及事关老百姓生计、生活的大事公诸于众。让人民群众知情，这样就可以“人人起来负责。”相反，如果实行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不知情，不负责，那就是愚民政策，也是“人亡政息”之路。同样，在反腐败上，“人人起来负责”，并不是人人都来查处腐败案件，而是人人都可以进行监督、举报，而且没有被报复的后顾之忧，这就使腐败陷入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中。1944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参观团时，曾说到：“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70页）
不仅“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而且在抗战胜利后，只有民主，“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才能够防止“塌方式”、“前腐后继”式的腐败问题。纵观历史，“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表面上反映的是不断重复的政权更迭，实质上是人民群众不断选择新的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表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充分发扬民主，谋求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才能保持自己的阶级性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清正廉洁的本色，保持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稳定执政。正是基于唯物史观对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我们党始终认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所以，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发动和领导了群众路线教育，并取得了人民群众满意的效果。总之，充分发扬民主，戒除专制制度，是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
“虱虮虽小，害莫大焉！”
1957年6月30日，毛泽东会见冒鹤亭。谈话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诗文、历史、政治等。冒鹤寿说，“国家有道，庶人不敢妄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言偏激而以为杵。”毛泽东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冒鹤寿离开时，毛泽东问有何赠言，冒鹤寿引用佛经里的一个故事说，“狮子是百兽之王，什么猛兽都不怕，只怕自己身上长虱子。共产党是狮子，不可自己生虱子。虱虮虽小，害莫大焉。”毛泽东用大拇指和食指一边捻着一边说，“是咬人的虱子吗？”冒鹤寿点头称是。毛泽东说，“谢谢，一定牢记！”狮子与虱子，一个强大而凶猛，是百兽之王，其他动物极少有敌过它的；一个小而懦弱，哪一种动物都可以打败它。但是，狮子对虱子却很无奈。弄不好，虱子在狮子身上大量繁殖、叮咬，虽不能使之短时间内致命，但可以让狮子长期经受折磨，痒痛难忍，消耗体力，由此以至于因无力抵抗自然灾害或群狼的攻击而死亡。因为凭狮子自身的力量，是祛除不了虱子的。小的战胜大的，弱的战胜强的，躲在暗处的战胜站在明处的，这是一个规律，毛泽东多次讲到过这种现象。犀牛的体重可达3吨，可谓大矣。张开血盆大口，很吓人的。但是，它身上长满了褶皱，在褶皱的缝隙里生满了寄生虫，让它痛苦不堪。它自己毫无办法，但是，有一种小鸟，专以这种寄生虫为食。犀牛很聪明，它十分欢迎小鸟，它们和睦相处，犀牛免除了痛苦，小鸟也得到了美餐。这个小鸟，虽然小，但它就是战胜犀牛寄生虫强有力的对手。“虱虮虽小，害莫大焉”还有一层意思，即“蝼蚁之穴，可以溃千里之堤。”所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反动统治，取得政权以后，毛泽东一直高度警惕党的领导干部官僚主义的问题。脱离群众，不让人讲话，听不得不同意见以及贪图享乐，这就是狮子身上的虱子。虱子就是腐败问题。毛泽东用大拇指与食指做出“惗着”的动作，并不完全是验证冒鹤寿说的是不是虱子，也说明毛泽东对于战胜虱子很有信心，只是用手指轻轻一惗就解决了。一种动物，包括一个人，一个党派，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除了自我革命以外，还要借助异己的力量。犀牛借助小鸟解决自身的寄生虫，狮子、猴子以及其他动物大多借助同类相互啃咬解决虱子叮咬问题。中国共产党解决自身的问题，自然要靠党本身的自我革命，更重要的，还要借助人民的力量，发扬民主，提供条件、渠道让人民群众说话，监督政府。毛泽东当年之所以将“双百”方针由促进文艺繁荣、学术发展，后来发展成为“一切工作”，即协助共产党“开门整风”的方针，就是借助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力量，让大家讲话，帮助共产党整风，改进作风，改善领导，永葆青春。这里说的“虱子”，附着在人体上的吸血虫，正是指党内的腐败问题。对此，也必须借助民主，才能真正逐步解决。反腐败，仅仅靠“依法反腐”是不能奏效的。“依法反腐”只能体现在“移交”司法部门处理上。反对腐败，必须有外界的力量，除党的领导的力量，各级纪委的力量以外，要有人民群众的力量，包括监督、举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这个道理。
吸取国民党失败的教训
毛泽东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8页。）“官吏即商人”，这是毛泽东对国民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的分析。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在退居台湾后，也有过反思。他在日记中写到：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原因有两条：一是信仰的缺失，二是腐败的蔓延。应当说，这两条总结得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在退败台湾之前，于1949年1月，国共第三次和平谈判期间，一次蒋介石召集几名心腹谈自己的下野方式问题时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这个话传出去以后，南京市面上马上就出了一种舆论：“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蒋某人打倒的。”（王相坤：《毛泽东完胜蒋介石》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还可以说，蒋介石打败了蒋介石。蒋介石和南京群众的总价都是符合实际的。蒋介石自己总结的“信仰缺失”和“腐败蔓延”这两个问题的发生、发展，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根据历史的教训，一个政党、政权从开始出现败象到真正垮台，一般需要十几年以致几十年的时间。满清政府从慈禧垂帘听政到垮台，用了47年；苏联从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到苏共腐败蔓延、垮台，直至苏联解体，用了30多年。所以，居安思危，不能在危险出现的时候企图挽回，那时已经晚了。说到蒋介石分析的“信仰缺失”的问题，他本人为了婚姻和美元，由开始信仰三民主义到信仰基督教。这不是信仰的缺失，而是信仰的改变。蒋介石作为一国领袖，信仰说改就改，国民党员、国军将士，就难以坚持三民主义信仰。至于腐败，首先也是从蒋介石自己开始的，中国当时财产聚集的“四大家族”，他名列第一。于是，别人的腐败就管不住，也无资格和能力去管。蒋介石总结的这两条，都是自己所为。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两个总结，殊途同归。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腐败。对比之下，前者分析得一针见血，后者总结得很全面。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为了吸取教训，从根本上防止共产党的腐败。
“官吏即商人”是“党国”的癌症
毛泽东认为，“官吏即商人”这是国民党垮台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产生官僚资产阶级的温床，这也是一切政权必然走向失败的原因。或者说，“官吏即商人”发展的结果，就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从表面上看，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把它打垮的，但从问题的实质看，是因为腐败，特别是“官吏即商人”，自己打垮了自己。对此，毛泽东有过务实的分析。国民党政府内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掌握着全国重要的稀有的资源，就是当时最大的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勾结，也就是官僚加买办资产阶级。“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腐败的典型表现，官僚资产阶级与腐败分子的区别，前者是依靠手中的权力经营稀缺资源赚钱，后者是依靠手中的权力寻租捞钱，二者都在人民授予的权力上打主意。“官吏即商人”这种问题，对于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值得反思。在资源短缺的中国，领导干部经商，就没有平民百姓的份儿了，也谈不上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公平，这是从宪法这个层面上的误导。这往往比贪污受贿敛财更容易，也更贪婪，面积也更大，而且极难收拾。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更为深重，老百姓早就深恶痛绝了。这里还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是，领导干部本人不直接出面，家属、子女出来经商，借助丈夫或老子的权力经商，这种“曲线救国”的办法，与“官吏”直接经商是等价的。习近平同志在第二次群众路线教育中在兰考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当官，就不要想发财。官吏就是官吏，有国家的俸禄。要想发财，就别当官，到市场上来。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能贪污受贿；二是不能经商办企业。蒋介石的自我反思很说明问题。1949年1月19日下午，已经深感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召集张治中、张群、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到黄浦路蒋介石官邸谈话。他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出来和谈，谈妥了我再下野；一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大家面面相觑，半晌无言，蒋就一个一个地问。吴铁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的局面，就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委来讨论一下？’蒋愤然地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此话一传出去，南京市面上马上就有人反映：‘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蒋某人打倒的！’）最后，蒋介石说：‘好了，我决定采用第二方案……。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之障碍！”（王相坤：《毛泽东完胜蒋介石》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147页。）国民党打倒了国民党也好，蒋介石打倒了国民党也好，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就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这是一个政党灭亡的规律，不怨天、不怨地，不尤人，只能怪自己，任何外力都无济于事。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从内部攻破堡垒，没有任何挽救的办法。
“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同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姑息。”
“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祛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进京赶考”和“绝不做李自成”的警示
毛泽东从进京的那一天起，就深谋远虑，从根本上防止腐败问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党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1949年3月23日早晨，周恩来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说：“我们都要考及格，不能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进京赶考”这四个字，沉沉甸甸、字字千钧，语言朴实无华，思想博大精深，回味绵长，包含了说不尽的内容。用进京赶考来比喻，用“绝不当李自成”来作答，再贴切不过了。毛泽东是怀着做学生的谦卑和忐忑心理走进历史考场的，这不仅是绝妙，更是负责和担当。这种负责和担当，就是防止李自成进京后很快腐败的悲剧重演，就是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永葆青春。因为胜利，面对资产阶级出来捧场，要警惕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面前打败仗。“进京赶考”的这道考题是政治方面的，是论述题，更是实践题，是综合性的。这是一个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经济方面的问题也解决不好，党就会失败。这道考题答好答不好，确实存在着两种可能。为此，虽然胜利了，但毛泽东却高兴不起来。他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也没有那种胜利者的愉悦感，更没有欣喜若狂的陶醉，而是带着一种对历史的敬畏，对人民的敬畏走进考场，去接受决定命运的裁决的。尤其是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时的心情，没有人觉得自己能稳操胜券，也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毛泽东。这时，毛泽东想的是什么？在进京的路上，心情沉重而复杂，他不时地向车窗外张望，神情显得格外凝重。他对同车的人说：“你注意到了吗？在田里干活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小孩，很少看见青壮年，好多田地荒芜了。为了战争，老百姓吃了多少苦头啊。”“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没有人民的支援，没有人民的巨大牺牲，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国家建设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安居乐业。”（高津滔：《毛泽东的故事》人民武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194页。）类似的话，毛泽东多次说过。如，他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革命取得成功，千百万烈士牺牲了，有多少人想过这个问题？我是想过的。”进京赶考与预防腐败的关系是这样的：要明确考什么？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是为广大人民服务，还是以权谋私；是廉洁从政，还是腐化堕落。“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与预防腐败的关系是什么？一个军队胜利了，往往会骄傲起来，忘乎所以，走向自己的反面。李自成就是如此。他率领起义军进入紫禁城后，他的部下刘宗敏等就开始了敛财、杀人、娶小老婆，忘记了明朝还有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军队，还有南方的军事实力。另有北方满族的崛起，对关内虎视眈眈。所以，不做李自成，就是不骄傲，不腐化，不贪污。这与预防腐败是同义语。
谨防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毛泽东的这段话，语重心长、中肯贴心，可以说是“讨了心窝子”的话。这是警示，而这个警示又是那样的实事求是，有说服力，肯定一些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这个警示是这样的及时，正好是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面临执掌全国政权，糖弹将随时袭来；这个警示又是如此得体，昭示了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是我们自己的变化，是客观情势的变化。整个一段话，没有虚词，没有寒酸，没有责备，苦口婆心。后来的事实确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一预料。1952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小贪污犯有28万人之多，令人吃惊，其中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极刑。从1949年3月至1951年12月，中间只隔了两年多，这足以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多么的英明！在反腐败斗争的智慧是多么的高深！他总是把话说在前面，不能不教而诛，到时“勿谓言之不预”。可见，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警示，情况可能要严重得多，因为正处在这样一个坎儿上。这个坎如同李自成进京。【作者简介】李瑞昌，1946年12月26日生，1968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地、县委办公室秘书。1977年恢复高考后，被河北地质学院岩矿分析专业录取，未去成；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被北京理工大学特种飞行器系总体设计专业录取。1982年毕业后，曾任中共河间县委副书记，中共泊头市委书记，沧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代理书记，中共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出版过《为政德识谈》《警示明鉴（上、下册）》《轻轻松松写文章》《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人生智慧纵横谈》等八本书，主编了大型刊物《今日河北》，共约400万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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