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理路出发，马克思进一步追问了历史创造者——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基本逻辑是：作为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的核心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最终表现为生产关系，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则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因之，作为社会关系总和而存在的人，一定是现实、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人的本质存在，构成了历史创造者“人民”得以可能的逻辑前提。只有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真实占有，“人民”的本质属性才能彰显，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我们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遵循从“公有”到“共享”再到“共富”的实践逻辑。可见，作为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了共同富裕的现实根基。实际上，一部新中国的发展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党带领全国人民创新生产关系、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发展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探索史、奋斗史。我们在探索和奋斗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都与不同历史阶段对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和历史主体自觉能动性的认识与把握有关，尤其与对我国在不同发展时期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认识和实践有关。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相继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取得阶段性胜利，所有这些都建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的基础之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党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深刻把握和践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应然之境，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为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创造条件。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基于此，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方式必然成为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

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习近平反复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这就从国家体制、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高度阐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本质联系。认真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唯物史观所呈现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还是共同富裕的道路探索所呈现的批判逻辑和实践逻辑，都显示了公有制的天然优势，构成了新发展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应然指向。

第一，从历史发展来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构成了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崭新的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剥削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中孕育而成。囿于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迁，剥削社会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呈现出作为剥削制度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究其本质，一切剥削社会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少数人可以占有多数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导致阶级对立，造成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在历史进程中，经济地位的变迁、阶级阶层的固化必然伴随政治革命。在取得经济地位的同时，剥削阶级必然谋取政治地位的合法性，获取政治上的阶级统治，建立起以维护剥削阶级利益为根本目的的国家机器，以巩固和保障这种经济利益格局的永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不仅如此，剥削阶级的阶级意志转化成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和哲学等观念上层建筑，社会教育体系也变成剥削阶级进行精神欺骗和奴役的工具，阶级剥削和压迫在观念层面成为阶级社会一种合理且合法的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成为一切剥削社会的普遍现象，共同富裕只能沦为“乌托邦”幻想。

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剥削社会的私人占有关系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也无法解决由此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更无法容纳不断发展的生产力。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废除私有制，“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即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反，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种全民共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享社会财富的所有制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公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劳动者的结合、社会财富生产者与享有者的统一，使之更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变为现实。诚如恩格斯所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第二，从理论形态来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应然状态，构成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形式作出的科学展望，带有鲜明的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指向，在价值取向上与共同富裕相一致。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可见，共同富裕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立在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上的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特征，必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构成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物质生产中能够创造出超越自身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阶级通过建立所谓平等的雇佣关系占有了工人阶级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造成了无产阶级贫困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消灭私有制，把“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彻底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奴役，实现人类彻底解放。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除阶级剥削，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愿景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

二是避免生产无政府状态，按照计划组织社会生产。实现资本增值是资产阶级生产经营的最终目的。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资产阶级往往根据利润的高低决定资本投资的领域和生产规模的大小，这就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无法调和，直接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两极分化必然激化劳资矛盾，造成社会动荡，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生产过程中会“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协调好各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有效满足每个人生存发展需求。可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有计划安排社会生产，是通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三是废除按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并逐步过渡到按需分配。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其分配制度必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在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同时也要实行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社会主义，由于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在分配方面只能实施按劳分配制度；当进入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分配方面将遵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鉴于此，废除按资分配方式、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保障。总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所有权归属、社会生产状态和劳动产品分配等方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天然具有实现共同富裕的属性特征。

第三，从制度变迁来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变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阶级剥削本性，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尽快恢复社会经济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战后许多西方国家采取了相应政策措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此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样态。一是所有制结构和形式的变化。国家资本所有制逐渐形成且在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恢复、发展与繁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人资本所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新形式，资本控制能力和收益能力全面提升。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占有形式趋于多元化、社会化。二是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得到一定改善。终身雇佣制、职工持股和参与决策等政策的实施在一定意义上激发了劳动者积极性，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行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矛盾和分配矛盾得到一定缓解。三是资本主义经济调节机制得到优化调整。在坚持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基础上，政府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发生转变，从“守夜人”变成“干预者”，浸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弥补市场经济发展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结合改善了资本主义经济调节机制。

正是得益于这些改革，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了相对和平、稳定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资本主义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初进入黄金发展期。然而，也正是这些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元素，诸如国家资本所有制的建立、政府干预作用的发挥、高福利制度的普及化以及劳资关系的改善等，表现出的对国家公益事业的负责、对无产阶级的让步以及对社会基本保障的重视，给世界造成了一种错觉，即资本逻辑照样可以促成“共同富裕”。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变化、新样态，本质无非通过局部变革生产关系克服经济危机，缓和社会矛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资料的私有性并未改变。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仍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差距在继续扩大。以美国为例，从1946年到2008年先后爆发了大约10次或大或小的经济危机；从1989年到2016年美国1%最富有家庭财富占全美家庭财富的比例从1989年的30%上升至2016年的38.6%，而底端90%家庭的财富占比则从1989年的33.2%降至2016年的22.8%，社会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从2002年到2018年（除2005年外）美国罢工次数一直保持在20次以内。事实证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变化“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并未触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基，也不可能改变其阶级剥削的本性，共同富裕更是虚无缥缈的幻影。

第四，从实践探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生动的现实，具体表现在社会财富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基本保障建立健全等方面。因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也就体现在高效率地创造社会财富、普遍提升人民的富裕程度、促进完善社会基本保障等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始终铭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展现了其对共同富裕的推进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视为“国之大者”，明确要求国有经济要切实履行创造社会财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助力新时代共同富裕取得阶段性进展。

聚焦新时代，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成效卓著。一是抓好生产经营活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国有企业坚持应时而变、与时俱进，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促进国有资产增值保值，实现高质量发展。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59.5万亿元，约占同期全国GDP的1/8，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年均增速分别为12.7%、7.4%、10.7%，累计贡献税收17.7万亿元，约占同期全国税收的1/4。二是积极响应精准扶贫号召，促进人民脱贫致富。解决贫困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步。自2015年党中央发起打赢脱贫攻坚战号召以来，97家中央企业定点扶贫246个贫困县，占592个扶贫定点县的41.6%；设立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和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截至2020年5月募集了314.05亿元扶贫专项资金，累计投资扶贫决策项目131个，涉及金额247.65亿元，覆盖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三是全力驰援抗疫防控工作，勇于承担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责任。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社会基本保障工作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公立医院、国有企业发挥了顶梁柱作用。习近平指出：“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由此足见，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实践层面，采用怎样的所有制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与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全国人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漫长、曲折而艰辛的认识和探索，最终找到了符合唯物史观、适合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状况，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的所有制结构。

客观而言，我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三大改造”后，我国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条件，但仍欠缺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这意味着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历史转折点，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充分意识到“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研判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渐建构起了能够有效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所有制结构。

大体上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78至1981年所有制改革的初始阶段，标志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指出：“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次年10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分田到户”开启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之路，实现了所有制改革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二是1982至1997年所有制框架的基本确立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适当发展个体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87年提出了“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私营经济发展方针，同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明确了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自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1992年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了坚持“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的所有制主张；1997年党的十五大最终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逐步有序扩展到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其他多种所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基本确立。三是1998年至2012年所有制结构的巩固完善阶段。进入21世纪，面对新的改革形势，2002年党的十六大创造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方针，充分肯定了各种所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表明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连续性、坚定性和长期性。此后，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平等保护物权”“平等竞争”“相互促进”，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确立了制度基础。四是2013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基本经济制度”，并在党的十九大上把“两个毫不动摇”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所有制结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得到强化提升。

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党根据基本国情，创造性地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的有机结合，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国情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高度适应。对共同富裕而言，一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是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全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则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各种生产要素，挖掘一切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不断为实现共同富裕进行物质积累。经过40多年的改革，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理所当然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遵循。

事实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鼓励、支持、引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同等受法律保护，意在践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构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在我国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的历史演变，到2018年末，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法人单位共有1561.4万个，占全国全部企业法人单位比重达84.1%。在2018年11月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作为非公经济主体形式的民营经济，为国家“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实践证明，作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重要组成部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实现脱贫致富的构想。但是，先富并不是共富，先富带动后富才是共同富裕的归宿。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肩负带动、引导后富的使命责任。为此，非公企业在发展中通过捐赠物资和资金、创造就业岗位、投资设厂和派遣扶助人员等行为大力发扬企业家精神，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践行“先富带后富”的重大使命。比如在精准脱贫中，截至2020年12月底，民营企业精准帮扶13.91万个村，产业投入1105.9亿元，公益投入168.64亿元，安置就业90.04万人，技能培训130.55万人，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突出贡献。可见，在履行“先富带后富”的社会责任方面，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或缺。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非公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最大限度追求利润是其永恒目标。过分推崇或倚重非公有制经济势必导致社会财富畸形分化，进而阻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鉴于此，在改革实践中，党中央虽重视发展非公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激发和推动作用，但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占据主体地位，使其牢牢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存在较高控制力和影响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基础。

经过长期努力和不懈奋斗，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性地消灭了绝对贫困。但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当下面临生产力水平总体偏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等难题，十四亿人口走向共同富裕的障碍还很多。习近平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这意味着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掘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的巨大反作用，使公有制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力，不断推动新时代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构成了新时代共同富裕所有制基础的实然发展。

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与共同富裕关系的认识与把握，“两个毫不动摇”构成了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需要明确的是，在我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在所有制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因而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也就不同。公有制经济与共同富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必然具有更大作用；非公经济既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又具有与共同富裕目标相背离的天性，为此要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存在合作的可能与空间。立足所有制结构考察共同富裕，不失为新时代研究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选择。

第一，在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推动共同富裕。习近平指出：“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当然要让它发展好，继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公有制经济只有应时代之变、展竞进之势，才能够持续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是以“发展好”不断奠定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公有制经济主要涉及作为人民群众共同财富的国有资产的经营和管理。因而，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对公有制经济的必然要求。对此，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具体来说，公有制经济首先要加强自身监督体制机制建设，大力整顿企业内部贪污腐败现象，保护人民共同财产不受侵害；其次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规范经营管理，激发劳动者积极性，利用市场化运行机制着力提高效率；最后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公有制经济发展动能，全面增强创造财富的能力。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中为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

二是以“分配好”有力保障新时代共同富裕贯彻落实。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合理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遵循，也是落实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早在1993年，邓小平就表示：“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在分配过程中，主要涉及进行再生产的企业自身、直接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者和劳动者以及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三者的关系。为此，在利润分配中既要保证企业再生产活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也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切实保障生产经营者的权益；还要激发生产经营者的活力，不断提高劳动效率；更要完善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制度，增强公共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的力度。

三是以“承担好”积极推动新时代共同富裕取得进展。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决定了要综合考量社会效益的实现，尤其是一些公益性国有企业的发展更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到首位，承担社会责任，使其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推动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重要体现。为此，在发展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将企业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全局相结合，促使社会主义经济平稳运行、良性发展，为国家的繁荣强大作出应有贡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稳定、丰富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在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逐渐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在重大灾害险情面前服从国家安排，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

第二，在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过程中积极推动新时代共同富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经济的发展“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而只有切实履行好这四项基本职责，非公经济才能在推进共同富裕中作出实质性贡献。

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企业经济效益是非公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也是其最基本的经济责任。为此，非公企业应加强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洞察市场发展动向和社会总体需求，有针对性地展开生产经营活动，达成企业盈利目标。“要练好企业内功，特别是要提高经营能力、管理水平，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非公企业只有建设管理好自身，才能不断实现和提升经济效益。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单位，非公经济的发展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需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推动整个国家经济效益提升。在实现企业个体和国家整体共同发展中，非公经济担负着经济和社会责任，为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是做遵法守法企业，在法律许可和规范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守法经营，这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长远发展之道。”在此意义上，非公经济要牢固树立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在生产领域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产品安全、规范和合格生产，以维护企业生产安全，为社会大众提供优质产品；在销售领域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商品售卖和服务，以维护消费者基本权利，促使企业诚信经营；在分配领域要自觉尊重和保护劳动者基本利益，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同时非公经济要做到依法缴纳税款、切忌恶意逃税避税，认真履行纳税义务，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等。

三是承担社会责任，在关涉国计民生方面作出更大应有贡献。“富有爱心的财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财富，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在这种意义上，非公经济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要自觉保护生态环境，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提供大众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要带动人民群众就业，促使其勤劳致富，不断提升生活水平；要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等等。在主动承担这些社会责任过程中，非公经济实现了企业自身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和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互利共赢，从而为切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贡献。

四是发扬公益精神，着力慈善事业，在三次分配中作出贡献。“民营企业家，应以‘兼济天下’的精神，更加主动、勇敢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积极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扎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由社会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功能和政策力量的作用下,鼓励非公企业家和一些高收入群体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作为前两次分配的重要补充。这就要求企业家们提升道德责任，参与公益活动，关心关爱弱势群体，助力解决社会危机，通过济贫、赈灾、助学、医疗救助、捐赠等手段帮助有需要的人走出生活困境、走上致富之路，从而传播社会正能量，全面提升企业形象，对新时代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助力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之间既是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平等关系，也是相互促进、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出现便为两种经济形式提供了合作的空间和平台。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两种经济形式通过交叉持股实现融合发展，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从而放大两种经济形式的发展优势。由此观之，混合所有制经济必然成为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不容忽视的力量。

一是借鉴非公经济经营管理经验激发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潜力。公有制经济通过与非公经济的合作经营，能够充分吸收非公经济产权明晰、科学管理、市场反应灵敏和经营机制灵活等优点，完善其产权结构，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改善企业内部经营治理状况，实现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妥善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实现了公有企业管理的优化升级，完善了公有制经济布局，公有企业的运行效率和经营效益得到全面提升。在这种意义上，混合所有制经济促使公有制经济借鉴非公经济经营管理经验，进一步激发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潜力，巩固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二是借助公有制经济发展优势以全面提升非公经济的发展质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出现为非公经济突破发展瓶颈提供了路径。通过两种经济合作，非公经济能够站上更高的发展平台，拥有更广阔的发展视野；能够借助国有经济的制度优势，调动可利用的社会资源，汇集大规模的社会闲置资本，加速企业资本流转；能够分享、利用公有制经济的科技创新人才和成果，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可见，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非公经济借助国有经济发展优势能够突破企业发展限制，拓宽发展渠道和空间，提高经营效益，从而不断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积蓄物质力量。

三是示范引导非公经济规范经营、履行社会责任和实现良性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根本性质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发展目标不同。前者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发展中要着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后者维护企业家自身利益，在发展中考虑的是经济效益。而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一方面可以带动大量社会资本共同发展，向高新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进军，实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实现公有企业和非公经济效益稳定提升。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能够示范引导非公经济规范企业经营管理，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带领非公经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自觉实现社会效益，推动非公企业良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致力于且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总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在混合经济形式中能够实现优势互补，放大基本社会经济功能，打造出一种国民双赢局面，融合成一种强有力的经济发展力量。鉴于此，习近平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形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发展合力，增强二者在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中的优势，进而助力推动新时代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