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商榷：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是联合劳动还是家庭经营

点击：作者：紫虬来源：紫虬视野微信号发布时间:2022-08-25 09:41:39

在农村共同富裕实践中，发展方向是自主联合劳动的集体经济，还是家庭经营？

在浙江省共富最佳实践第一批名单中，其中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先行示范”中，我们看到了合作社加家庭农场二者并举的现状，如示范之一的庆元县“竹口镇共有6家甜桔柚合作社，45家家庭农场，参与甜桔柚种植的住户就有600多户”[1]。这些现状对于各分配类示范介绍不断提到的收入“扩中”、“提低”作用是显著的，浙江省将此归类于共富分配的示范说明，从两极分化到共同富裕的转化方式是不拘一格的，需要充分发挥包括家庭农场在内的各类生产形式的积极因素，实现新时期共享理念，这种先行探索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期待。

但是，有一种理论，将家庭经营拔高到社会主义农业的基本规律和发展方向，规避欧美家庭农场的两极分化和破产趋势，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合作生产和自主联合劳动理论的指导，照搬西方，实践上误导集体经济，令共富原地踏步，就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陈文胜教授的《需要从党史的高度看待小岗村的历史地位》（以下简称《历史地位》），载于公众号乡村发现2021.2.20，文章的的核心观点是：

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遵循农业家庭经营的基本规律

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

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时代标本

文章气势如虹地诠释党的政策，基本观点却建立在虚假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上，反映了当前社会思潮中的一系列不真实和不妥当，有必要做一些理清是非的商榷，以消除误导，走稳当前正途。

一、《历史地位》的立论

《历史地位》开篇说，“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史诗般序幕，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这样人类发展史上最为壮丽实践的开路先锋“。文章默认的逻辑是，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是“大包干”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雇佣劳动“推动”的。

把“大包干”和工业化、城镇化联系起来，文章立起了改革发展的两个虚假立论：1，不是弥补不足，而是破除公有制的合作生产、联合劳动；2，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只能是进城被雇佣劳动。

我们善意的假设，或许文章没有意识到，但有了这两个立论，就可以合乎逻辑的延伸出以下荒谬：

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顺应了剩余劳动力雇佣化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要求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遵循了几千年农业家庭私有制的基本规律

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拉开了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

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制度创新即修正马列的时代标本

好了，小岗村十八户农民为了吃饱肚子的一个本能行为，被文章赋予如此沉重的象征意义，累牍连篇，不仅显得头重脚轻，主观先验，更是谬误比比皆是。

小岗村农民的本能行为，在建国以来无论单干还是集体生产时期，是农民最常见行为。如富裕农民热衷单干率先发家，贫下中农、贫困户要求合作生产；如领导搞浮夸时农民冒着被批斗风险瞒产，如领导特权多占时，农民把肥料只送到自留地，领导瞎指挥时，农民要自主生产等。大凡穷苦农民合理维护自身利益的，都受到党内正确思想的支持，如毛泽东在一线领导人浮夸平调的极左中，为农民瞒产拍手叫好；袁宝华回忆[2]，在纠正取消商品经济的极左乌托邦倾向中，毛泽东1965年以“光辉灿烂的明天”的批复，歌颂了华西集体的商品生产和规划农业的创造性，（却被《历史地位》和一批阿谀文人吹嘘到另一位领导人的“首肯”上），正如对农民为挖去千年穷根、争取共同富裕的任何集体生产、联合劳动都细心呵护，毛泽东对于农民的反抗平调、反抗瞎指挥都给予了热情支持。

小岗村农民盖手印，含有反抗空头政治瞎指挥的意义，正如官僚主义善于把渎职事故变成庆功会，把丧事办成喜事，小岗村农民盖手印的故事，被一些有心人借题出格发挥，摆出一副代表历史规律的堂皇派头，却露出政治观念上的修正主义马脚。《历史地位》就是一例。

二、引用数据有明显的主观偏好，离开事实

尽管《历史地位》或把大包干说成“基本规律”，且广征博引大量数据，控诉前30年多么悲惨，以证明“大包干路线”引申出的家庭经营是永恒的，遗憾的是，主要依据都是虚假的，至少是有争议的。

1，历史数据

《历史地位》引用的论据是国家农委《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和何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是1980年代的产物，有当时解散人民公社、推广单干的时代特征，这与十八大之后批评历史虚无主义大背景下，提出的资料有很大的差异（见表一）：

（表一）

《历史地位》引用：“根据林毅夫的研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当年人均GDP的平均数是490美元，中国在改革前的GDP不到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的平均数的三分之一。全国居民高达84%的人生活在国际上一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之下，其中有2亿左右的贫困农民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有不少人处于赤贫状况。因而“告别饥饿”“告别短缺”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民最主要的奋斗目标，对饥饿的恐惧是这一代农民最难以忘记的集体记忆。”

——数据不可谓不丰富，不可谓不雄辩。林毅夫先生向往共产党，追求光明，但投奔大陆时恰逢社会上反毛思潮叠起，又接受了西方经济学教育，林毅夫在得出上述结论时，无论对中国大陆的情况，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资料再生产理论都是陌生的，实际上并没有能力对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财富统计方式做出比较。同时，这些数据受到路线分歧争议，公信力可疑，不如人类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指标有说服力。

同样是海归学者，获中华医学科技奖（2018）的李玲教授引用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数据分析了中国人寿命与GDP的关系（见图一）：从1949年时的35岁开始，“以中国1980年GDP水平，按国际规律计算，我国在1980年时人均预期寿命应该是50多岁，但实际达到了67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健康水平。”“ 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我国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型。”[3]

图一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ex 2008

（注：CHN 中国，IND 印度，IDN 印度尼西亚，NGR 尼日利亚，BRA巴西，ZAF 南非，MEX 墨西哥，DEU 德国，FRA 法国，GBR 英国，USA 美国，JPA 日本）

国情相似的中印对比更能说明问题，有外国学者将中国60-70年代预期寿命急剧上升现象，因人类史上罕见，称为“毛泽东跃升”。图二解释了图一为何中印GDP接近时中国预期寿命却高出约10岁。

图二

图三

这些数据说明，新中国成立后，解决了人口生存、兴旺的最低热量要求和基本营养，在历史上第一次提供了人人平等，总体平均的人的生存、繁衍和幸福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因此，在短短的30年间出现了人口和寿命的接近翻番。这在人类历史也是罕见的。但是，这种伟大的“跃升”，为了烘托后来的成就，被像《历史地位》这样有志于控诉前三十年“黑暗”的文章和媒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把一时挨饿夸大为30年挨饿，沦为林毅夫的生产不足于最贫穷国家的三分之一所类比的饥民成群、饥寒交迫。而三年困难时期没有天灾的谎言，在一些缺乏操守者诿己过于去世领袖的荒谬中流行，却被今夏一些地区“60年以来最大干旱”所揭穿。这些谎言不仅造成后来者普遍概念性的认为前30年“温饱不足”，而且攻其一点，最终引向彻底丑化粮票、布票的“计划体制”，即中国最广大生灵在温饱中添丁进口的人口繁盛时期，成为一桩奇特现象，这是八十年代以来最为广泛流传的历史虚无主义谎言之一。

这类颠倒黑白的谎言思潮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就像手握飞机大炮的反动统治者嘲笑人民军队的小米加步枪一样，一边放纵着剩弃满桌山珍海味、奢靡腐败的社会风气，一边嘲笑着人民领袖和前辈人“午吃干，晚吃稀”的细致安排，污蔑那个无我奉献，后人乘凉的时代。

文章引用说，“华国锋于1978年2月26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已经处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

但是就在此3年前，1975年元月13~17日，在全国4届人大上，周恩来宣读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工作报告：“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20多年后，南巡谈话提到四届人大报告时，邓小平以报告得到毛主席表扬而很有成就感。这就出现了明显的、截然相反的重大矛盾，今天写文章做研究的学者不正视这个矛盾，能发现历史真实吗？

《历史地位》选择典型渲染说，“时任‘乞丐大省’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民过年连一顿饺子都吃不上’，‘农民碗里盛的是地瓜面和红萝卜樱子混煮面成的黑糊糊的，霉烂的地瓜面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全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

——任何时候都不乏典型案例，存在着或代表、或不代表主要趋势的个别甚至系列现象。2016年8月29日，甘肃28岁农妇杨改兰因贫困活不下去^[4]，杀死4个亲子后自杀，丈夫无法接受惨状，随后自杀，人们倒要问作者，这个案例能否选作“大包干”的典型效果？能否作为“大包干”导致的绝对贫困直追解放前的典型事件？

2、对“大包干”后农业数据的移花接木

文章热情饱满的讴歌：“小岗村以开路先锋的作用恢复了农民家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中国农村由‘贫困饥饿’到‘温饱有余’的农业发展道路。1984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的粮食过剩，1985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农村消费占全国绝对比重的态势，农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64%，中国农民从此告别了饥饿的历史”。“谁能想到，相比改革前在人口增加44.4％、可耕地面积每年减少的3000平方公里的情况下，从1984年废除布票，到1992年废除粮票；由不到十亿人口连数量都无法满足的食品短缺饥饿时代”。

但数据表明，粮食增长，取消粮票布票与“大包干”关系不大。

表二、75-85年化肥粮食棉花产量

注：粮食棉花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化肥数据摘引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中国化肥的使用现状与需求展望》一文，

图四，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紫虬视野整理）

“根据全国化肥试验网1981~1983年在全国布置的5000多个田间试验结果计算：合理的氮磷钾化肥配合，可使水稻增产40.8%，玉米增产46.1%，小麦增产56.6%。……80年代初粮食总产中约有1/3是施用化肥得来的”[5]。从图四看，79年到85年粮食增产主要还是大规模应用化肥的原因。以75年化肥消耗与粮食产量为基数100，分田后粮食增长在43%以下，同期化肥使用增加2-3倍，粮食增长也就在化肥功效以内，因此，粮食增长和家庭承包并没有多少直接原因。

图五

图五反映“大包干”后，全国农作物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均是下降的，由于粮食增量在化肥功效以内，也说明家庭承包后全国对土地要素的使用，相对于集体生产是明显下降的。

对小岗村“大包干”的态度，是历史分歧演化的结果。怀有成见者，把农民分田单干挣脱官僚主义约束的阶段性的、局部性的现象，无限夸大，同时有意贬低、否定43引进方案和小化肥等自力更生生产的化肥、化纤和良种，在彻底解决我国粮票布票问题上的决定性因素，甚至把集体集中交公粮，变成以家庭分散交公粮的卖粮难，通通归功到分田单干，这种以官僚主义为中心的一时宣传，不能蒙混长久。把科技进步等的成效统统归功于分田单干的夸大其词，最终会被历史嘲笑。

3，用无名数据支撑农业家庭经营永恒化的所谓“基本规律”，回避农业资本规律

《历史地位》含糊其辞的引用，“经典作家曾判断，“农民必将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农村雇佣劳动者”。但直至今天，经历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强势冲击及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狂风恶浪，西欧、北美仍然是家庭经营为主体，日、韩仍然为东亚家庭小农[6]。”即使是美国的大规模农业，靠自身和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家庭农场，1949-1997始终占全美农场总数60%，到2007上升到91%；工业化农业的企业农场则为1.31亿英亩（占有耕地从20%下降到11.6%）。

文章用没有出处的无名数据制造了一个“趋势”：凭借家庭劳动力分散生产的家庭农场日益增加，工业化农场规模萎缩。以一处注解“捎带”出两处无注解的语录和数据，语焉不详，躲躲闪闪地表述自己的论点，用模棱两可，亵渎学术规范。我们首先需要看看文章所营造趋势的真伪。

据国家农业部吴天赐研究中引用的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2010年发布的《美国家庭农场报告》[7]，到2007年止，美国家庭农场从1935年的历史数据680多万个，扩大、合并为219.6万个，特大型和大型农场虽然也统计在“家庭农场”，但属于非纯农户，平均规模在2132英亩和1398英亩，非家庭农场平均规模1099英亩，三类农场数仅占2.4%，年产值则占全美农业总产值83.6%。从事农业的家庭农场数虽占90%以上，产值仅占16%。《历史地位》的无名数据关于中小农场数量的占比增加，和美国官方统计的农场实际数量减少，反映的不是“家庭经营规律”，而是两极分化规律。

赵豪杰、刘凤义文章[8]系统引用了美国农业部官方数据，并进行了整理（表三、图六、图七），根据数据，按土地面积大小分类的农场相对全部农场土地面积的占比，从1997年到2017年，50英亩以下的小微农场略有增加，从1.5%上升到1.8%，20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从50%上升到59%，两者之间的中型农场占比减少（见表三），显然，从类型上分析，可以看到两极分化的真实趋势。大农场的增加，反映了土地资本的集中。

表三：按英亩大小分类的农场土地面积占全部农场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局，美国农业普查，USDA ,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U.S.Census of Agriculture，2002，2007，2012，2017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美国家庭农场两极分化的原因：李小典文章^[9]提出4条：生产力发展导致家庭农场破产，效率降低费用上升导致破产，农产品供给缺乏弹性导致收入不稳和破产，政府补贴导致农场两极分化。

规模农业的出现，产量上升，单位成本降低，使大农场可以容纳农业资料价格连年上升因素，同时，美国家庭农场1960年以来的CPI平减后的实际收入呈现下降趋势，使中小农场实际收入状况不断恶化。地产不断升值，始终占农场总资产约85%以上，符合金融资本通过抵押借贷掌控农业资本的要求。图六反映美国农场的平均债务。对于中小家庭农场是沉重负担。表三所反映的50英亩以下小微企业的增多，反映了中产农户破产前的挣扎。

图六：美国每个农场的平均债务(1960-2019年)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和国家农业统计局，2018年农业资源管理调查。Mean and median farm operator household income and ratio of farm household to U.S.household income,1960-2018; USDA,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and 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2018 Agri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Survey。

图七反映了美国家庭农场工业化的趋势，和中国改革开放几乎同一个时期，非农收入开始大幅超过农业收入，经营的非农多元，也反映了名义上的家庭农场所依靠的外部专业劳动力的多元化。只是在本世纪十年代后，农场净收入才明显提升，反映了非农产业净收益相对释放的滞后。

图七：美国家庭农场平均总收入、平均农业净收入和平均非农业收入(1960-2018年)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和国家农业统计局，2018年农业资源管理调查Mean and median farm operator household income and ratio of farm household to U.S.household income,1960-2018; USDA,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and 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2018 Agri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Survey。

1979年，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农村改革和发展大会》上，虽然家庭农场制被西方国家评价为“适宜模式”。但从数据看，西方家庭农场是不断变化的，大致遵循了资本化、资本集中、资本垄断，两极分化趋势和路径，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美国家庭农场日益企业化，非农收入主体化，出现年收益百万美元以上的农场。在两极分化中，欧美政府的农业侧重补贴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2007年，美国大农场数仅占2.4%，却占全美农业总产值的83.6%，因此对这样的重点农场实施重点补贴，是美国和欧洲一贯的农业政策。如2003年最大的1%的农场得到美国农业部15%的补贴^［⁸^］。2014-2020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对家庭农场的补贴占欧盟财务框架38%，小农户计划最高不超10%，主要倾向对大规模农场的补贴[10]。

这些数据说明了欧美200年农业发展趋势的现状。《林肯传》记载，1808年12月，林肯的父亲以一英亩66美分的价格，买下位于肯塔基州的一块“不毛之地”。这是由美国早期政府包括林肯届，长期屠杀驱赶印第安原住民，掠夺其土地，再廉价卖给欧洲移民及后裔，由其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踏着血迹开始了“民有、民治、民享”。随着家庭农场在竞争中不断专业化、资本化、社会化和非农收入主体化，雇佣劳动主体化，银行财团逐步控制家庭农场地产，家庭农场必然成为控制世界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国际垄断财团的吞并对象。这构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史。

这个发展史，就是以林肯父亲那样直今辛勤劳动的小业主和农业工人阶级为一极，始终在收入下降，成本上升，债务缠身中沉浮，在百年沧桑中，增效减员，创造着美国农业文明，林肯本人，也是在数十年后凭借从政收入偿清债务；而以农业资本增殖的另一极，在无情竞争中促进了农业科技化和社会化大农业，在家庭农场数大幅度缩减中，一方面始终制造着中小农场主自身和雇佣工人的破产、失业、流浪，另一方面在规模扩大中，凭借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规模优势，通过享受分布在全美的、庞大的辅助行业的社会化专业服务，分享其所占有的雇佣劳动的无酬劳动，形成农场即地主家庭成员创造价值的假象。

从原住民被屠杀到新冠中悲惨死去的百万之众，美国的资本积累离不开血腥，区别之一是今天社会上遍布全美的底层和乞丐可以“黑命贵”反抗，可以领到免费食品，可以带着中产阶级遗留的个性和“尊严”乞讨、流浪。

一只眼盯着小岗村单干引领的家庭经营道路，另一只眼盯着美国农业光明的一面，看不到美国家庭农场的剧烈震荡，垂涎美国农业，反映了当下中国小资产阶级的鼠目寸光。不仅如此，面对一些城乡以肢解集体经济起步，以能人经济、先富起来为饰，麇集在腐败权力周围，或把基层权力演化为私有经济附庸，将这种资本积累、政经结合装饰为先进生产力，把反对集体经济共富、村民共治的最黑暗势力包装为红色。它们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共享的上层建筑穹顶下，没有道义地位，只能拔高家庭经营，旨在保留自由吞并中小资产者的资本主义两极分化路径，这是《历史地位》把家庭经营审慎地判定为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基本规律”的内在驱动力，但这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这种所谓的“基本规律”，不仅被小岗村农民自“大包干”后不久，很快长期要求走集体经济道路所否定，也为安徽种粮大户徐淙祥等许许多多共产党员引领的合作社，以程度不一的联合劳动实践所否定。

总之，《历史地位》用无名数据营造美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壮大，工业化农场萎缩的伪趋势，以遮掩欧美农业资本集中，两极分化，金融资本控制的现实，以支撑文章的核心观点。从论证方法上，反映了文章通篇论证的特点：立论轻率浮漂，论据片面，论证随心所欲。

三、对马列主义采用实用主义，缺乏政治严肃性

《历史地位》说，“有些环节可以进行集体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有些环节如自然再生产就根本不能”……列宁当年就认为，俄与美相似而英法德的国情不同，就要走美国农业发展道路，就要为“自由的农场主经营”、“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扫清障碍[11]。文章隐去了列宁紧跟其后的两句话：“……体现这种经济必要性的，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

——用列宁对资本主义土地制度的叙述，解释小岗村现象，是一种极好的反证。其直率性说它是生吞活剥马列经典，或是断章取义，有意隐匿，都不准确。

《历史地位》说，“因而在十月革命前明确反对土地均分，土地纲领强调要分给农场主而不是分给懒汉农民，要求剥夺资产阶级同时要求不能剥夺富农，因而在新经济政策中提出勤劳富农是农业振兴的中心人物，不要害怕农民的个人主义。[12]说明列宁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意识到，农业以家庭为经营主体的方式，是由农业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历史地位》在此生造了列宁的“意识”。与文章宗旨截然相反的是，列宁指出：“只有在实践中根据农民的切身经验证明必须而且可能过渡到共耕的、劳动组合的农业，我们才可以说，俄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农民国家已经在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要很好地检查，弄清楚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真正表现在哪里，用什么方法才能向农民证明按共耕原则和劳动组合原则种地比单干好，还要证明比单干好并不是由于有了公家的帮助；要很好地向农民证明，没有公家帮助，这种新制度实际上也是能够实现的。”[13]文章像小偷绕开作案的地方一样，绕开列宁对“共耕的、劳动组合的农业”的论述。歪曲革命导师的原义，在历史上这是常见的修正主义手法。

文章接着说：“斯大林修正了列宁的思想进行的前苏联集体化实践，简单地按照工业的集体化劳动来发展农业，就是忽视了农业发展的这个自身规律，带来了社会主义实践仍然需要不断反思的深刻教训。《历史地位》提出反思是必要的，但无法将家庭经营作为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依据。

《历史地位》谈到了利用农业的生物性。“农业的逻辑是分散、适量、永存性……农业与工业存在劳动对象、生产方式的显著区别”。文章引用了亚当·斯密分工的观点，又不知所云地引用“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农业的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与手工业的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是不一样的”^[14]，实际上是在偷换概念，用行业差异，隐匿家庭农业的分化。文章洋洋论及，“劳动即生产、但生产过程不一定都是劳动的过程，如手工业的劳动即生产，而畜牧业和种植业的生产过程并非全部是劳动的过程”，真可谓“高论”叠出，没有人类劳动，谈何畜牧业和种植业？只剩下野生动植物，莫非文章分析的是峨眉山野猴的怀胎生产？文章凛然正气，不料不经意间露出不懂劳动价值论的破绽。

总之，《历史地位》为了加强自己的观点，无论语焉不详的提及“经典作家”，还是公然矫改曲解列宁本意；对革命导师无论从政治倾向，还是从手法上，均采取令人吃惊的实用主义态度，极不严肃，又以代表党的口气，宣传和党的路线背道而驰的错误主张，蒙蔽社会。文章令人诧异，它的底气从何而来？

四、农业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些奇谈怪论和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矛盾

文章自问自答，借他人之口，巧妙地、强烈主张了一个核心观点：

“中国历史上实行农业家庭经营延续了非常长的时间，到新中国成立的土改之后仍然是家庭经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家庭经营变成集体经济，1978年农村改革又回归家庭经营，这个过程到底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不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农业经营尽管存在规模大小的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既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如同无数西方理论和国内右派文人以至今G7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为据，反驳《共产党宣言》一样，《历史地位》以欧美家庭农场依然存在为名，讴歌家庭经营农业的“普遍规律”。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私有经营当然是普遍现象。纵观人类阶级社会，唯10月革命以来一百多年，用公有制联合劳动推翻了剥削。《历史地位》说历史普遍现象，倒也说了实话，不过是以堂皇的“党遵循农业家庭经营的基本规律”，告别革命，回归人类社会目前的资本主义主流。那么请问，文章满口的中国共产党，何时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文章引用“姚洋进一步认为，以家庭小农为代表的中国农业在清代代表了全世界农业文明的顶峰，而且由于‘无剥夺的积累’的优势，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低成本发展优势，避免了西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贫民窟大规模出现的问题。”

——这种对中国封建社会穷途末路的吹捧令人吃惊。在这个所谓“全世界农业文明的顶峰”，只有曹雪芹笔下荣宁二府的极欲奢华，没有了千百万家庭小农走向破产，掀起的近300年连绵不断的如捻军、白莲教、太平天国的大小农民起义。拔高阻碍生产力的“以家庭小农为代表”的封建农业，结果滑入淡化资产阶级革命，进而取消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这是错误的政治倾向。

此处不仅立场和逻辑混乱，特别提出所谓“‘无剥夺的积累’的优势”的观点，含沙射影苏、中两国前期依靠农业完成工业原始积累是“剥夺”。这种学术提法默认无视英美依靠侵略积累资本，隐含空洞的救苦救难、大慈大悲，悲悯苏、中建国后朝气蓬勃甘愿奉献的一代农民和工人。文章的思想蕴含究竟是脱离实际，还是像美国国务院关心伊拉克、阿富汗的民生一类的虚伪，令人费解。

在这样的思想体系下，《历史地位》不可能正确解释我国雇佣劳动成本低廉的原因，也不可能看到城市中一度与摩天大楼和明暗红灯区并存的国企棚户区和农民工“城中村”，虽然它们不同于印度等第三世界的贫民窟，但构成了一个城市最低消费凹地，我国土地的集体所有令农村进城剩余劳力、国企遗留的住房福利令失业谋生者，降低了雇佣劳动成本，虽然不能撼动劳动力作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但在物质和心理上增强了抗失业风险力，增强了劳动力的市场谈判地位。总之，我国劳动力的价格低廉、不会逼近国外贫民窟的根本原因是公有经济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而绝不是文章所谓的“大包干”的“无剥夺积累优势”。

《历史地位》把公有经济的功劳移花接木到单干上，自然合乎其逻辑地对苏、中前期的社会主义探索大泼污水，强调家庭经营“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前苏联‘一大二公’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经营模式寿终正寝就成为历史答案”。

苏、中的农业集体化一是前无古人，二是两国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必然存在商品经济落后的缺点，毛泽东对此已经做出总结，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发挥上下级两个积极性要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等系统的经济思想，在实践中，体现了“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5]。过去的缺点只能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加以纠正，而“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文章在此宣告“寿终正寝”，搞历史虚无主义，不过是和“历史终结论”异曲同工，福山如今很尴尬了，一再改变观点，文章的这类观点还要维持这种尴尬吗？

《历史地位》把党的文件对“大包干”和家庭农场现实作用的认定，解释为党遵循千百年来“农业家庭经营的基本规律”和发展方向的引领，不过是抽梁换柱。习近平指出：“要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落脚点和方向是集体经济。文章把包括美国私有化的家庭经营作为“基本规律”，接受西方产权理论，逻辑是通过土地流转，接过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口号，用土地确权、家庭私有经营使土地集体所有空壳化。为此目的，文章做足了铺垫。

《历史地位》提出，“不能混淆改革前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和改革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区别”。本质区别的确存在，不过并非文章批评的农民没有自由择业、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利，集体所有权具有地域性和排他性，这些缺点在毛泽东1965年肯定华西大队时已经有了来自基层群众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完全可以纠正。

我们需要关注的本质区别，是农村集体经济与私有经济的区别，核心是是否平等联合劳动的人际关系。它以联合的活劳动为主体落实管理权与分配权。这种联合劳动承认掌握科技的行家里手的复杂劳动作用，尊重其生产经营自由创新驱动，并建立鼓励多劳多得，保护复杂劳动的机制。这种联合劳动是鼓励复杂劳动引领简单劳动，开展不拘一格的合作生产，共同富裕的依托，而不是把复杂劳动和承包权、经营权变为私人资本，成为资本增殖工具，占有他人无偿劳动。这种联合劳动克服小生产的分散性，以客户为中心即以社会需求为生产目的，因此经得起市场竞争分化冲击，从而巩固着有活力的公有制。而以家庭作为生产和经营的计量单位，有其阶段性的利和长远性的弊，在农业现代化中绝非《历史地位》片面强调的农业“基本规律“，只适应了内外部资本扩张的规律。这种和“大包干”截然不同的联合劳动、生活富庶的集体经济成功案例在各地区均程度不同的存在着，但没有得到适当足够的宣传，往往被《历史地位》所持立场的观点诬指为“封闭僵化”老路。

《历史地位》在混淆公有和私有的本质后，所谓的“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等资产为基础发展的经济都是集体经济”，不过是“‘大包干’加强了集体经济”诡辩的翻版，叠床架屋式的权利分置后，在领导班子有力的条件下，可以在一个阶段收入“扩中”、“提低”，但从机制上也完全存在维持原有的或产生新的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存在着集体资产萎缩凋敝的可能性，存在着党政基层组织成为先富者附庸的可能性，存在着土地公有制空壳化的现实性，存在着AI智能化后全体农民能否取得相同的自我全面发展的机会——主要矛盾又回到“大包干”或国企改制之前的原点：搞公有制，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有力的领导班子。

《历史地位》在从小岗村单干引申到家庭经营的基调上，所谓的多种所有制混合的“集体经济”，不过是新形势下的言不由衷。当前在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中，有一种倾向站在公有经济的自主联合劳动对面，偏重的，依然是私有经济；避开的，是劳动者从主人沦为被雇佣者的现实，这种指导思想无法正确理解和完成习近平提出的“用好改革成果，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16]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所谓“马恩列斯过时，毛泽东犯错”的思潮，在“主要是防”左“的片面性下大行其道，一些资产阶级的观点甚至不用改头换面，直接进入理论话语体系，有的比较巧妙，以学术面目，打着与时俱进的旗号，采用不符合历史，却符合资产阶级口味的“论据”，试图“纠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影响着思想领域，误导工作实践。《历史地位》从小岗村出发，向往欧美农业，站在马克思主义合作生产，自主联合劳动的对立面上，就是一例。这类思潮曲解中央的口号，以顺应农村少数先富阶级的利益需求，脱离多数，成为共同富裕的实际阻力，有必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和自我革命。本文不妥处敬请批评。

2022.8.19

附：《陈文胜:需要从党史的高度看待小岗村的历史地位》

https://mp.weixin.qq.com/s/ZmeCT7gSLvSCCrNESPDpxA

[1] 丽水在线：《一年1.46亿元！庆元农民的“黄金果”！》，2021.8.19

[2]华轩：华西再出发，赞许华西，《华西月刊》2015.4.30

[3]https://mp.weixin.qq.com/s/KE3jl_1wsL8pQwQN4hI9nA

[4] 百度百科：杨改兰

[5] 林葆：《中国化肥的使用现状与需求展望》，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6]董正华：《走向现代小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历史地位》引用，注释8）

[7]吴天赐：《古今农业》2013.第4期

[8]赵豪杰、刘凤义：《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 年 05 期

[9]李小典：《人民论坛》2014.8，总第4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