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现在，全党和全国对于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思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应该理解得比较深刻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一些善良的人们以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比中国发达，因此，他们力主引进吸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没有考虑西方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大背景，他们没有想到这正中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及附庸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下怀，也正中中国那些顽固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人的下怀。在很长一个时期，可以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如潮水般袭来。在经济学领域，有的是国内学者走出去搬进来，有的是国内学子去留学带回来，还有的是西方学者在一些学术掮客的帮助下直接送过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甚至以学科的方式扎下根来。这让中国大批接受了正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意想不到、措手不及，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了。这就有点儿像斯大林没有想到希特勒会那么快地闪击苏联了。在这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自内而外、自外而内发动的综合性社会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许多领域逐渐失语、失声、失踪了，中国的许多制度、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也日渐与西方制度和模式靠近了。

然而，闪电战如果不是一击致命，就必遭对手反制。在经济学领域，当西化派文章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流行于中国一些所谓主流期刊和媒体的时候，笔者就不止一次地听到中国一些本土派学者指出，中国人按照西方人的模式做文章是做不过西方人的。确实，至今为止的中国人对西方经济学的体系还没有什么重大贡献。中国人做的工作主要是介绍和应用。介绍是跟在西方人后面跑，应用也只是一知半解。跟在西方人后面跑，跑也跑不赢，即使跑赢也没有用。一知半解的应用也只能是人云亦云、邯郸学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许多人逐渐发现问题，产生了怀疑，找到新的方向了。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时代培养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为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抵御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入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曾经面对西化大潮，虽感人微言轻，但依然努力战斗。他们抱着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态度，抱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他们中一些人甚至感到有些绝望。但在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提出了一个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旋即在欧洲、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引起强烈反响的概念——“北京共识”。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笔者就听到一位高级学者这样的分析：中国文化太博大精深了，眼前的西化浪潮定会在中国文化面前遭遇不可阻挡的抵抗。2009年笔者赴美访学一年，在期间，美国学者静悄悄地对中国经济发展表达的好奇，令笔者印象极其深刻。笔者当时所接触到的中国在美留学生所持有的观点，与笔者在国内看到的许多在位教授的观点的差异，也令笔者印象深刻。与当时国内诸多学者言必称希腊形成对照的是，在美国，许多学者和学子根本没有对西方经济学的崇信。今天，我们看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正遭到风起云涌般的反攻。就连一些原来比较相信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也在说，西方理论不能解释中国了。面对这种局面，一些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总结道：“形势比人强”。最近我与一些MBA的学生接触时发现，他们对经济学界的人们如雷贯耳式的人物和理论一点儿概念都没有。他们对“一问三不知”感觉很不好意思。我说，这很好！MBA的学生都如此了，想必在中国文坛之外的广大人民群众更是不知道了。这很好！这说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还远远没有渗透到我国的社会大众中。你能想到这是我国能够抵抗西方哲学社会的基本盘吗？西方人的学术努力在中国庞大的人口、极其复杂的问题面前，犹如蚍蜉撼大树！

在明确这种基本盘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中国社会残存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影响仍不可低估。比如，许多人还是在用西方经济学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思考中国经济增长率问题。现在，是我国要彻底地跳出西方经济学的羁绊的时候了。

对1978-2012年中国高经济增长率，有几种流行的归因：一是归因于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二是归因于中国采取了资本主义“先进经验”；三是归因于人口红利；四是归因于中国获得了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想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们都看到过类似的观点。然而，这些回答都很难说不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

第一，1978-2012年的中国高经济增长率是有着很高代价的。我为第二作者的《社会和谐决定论：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重大理论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章，不完全地归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6类24种可避免成本：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官商勾结；贫富差别和两极分化；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形象工程；社会不稳定；普通经济犯罪；等等。由于这些代价，以GDP论英雄之不合时宜就非常清楚了，仅仅关注GDP增长率之片面性就非常清楚了。2015年，我在《中国经济增长形势的基本估计和短期、长期经济政策定位》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只需要保持4%的年增长率的观点。该报告被有关部门接受了。曾有学者听我提出这个观点而质疑，为什么是4%，而不是3%或5%，我没有回答。现在，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中国GDP年增速甚至低于4%了。在常态下，中国达到4%的年增长率是毫无问题的，达到4%，就足够了！一些年份更低一些，也是可以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世界许多国家都经历了多次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客观辩证地说，恰恰是在增长率较低时，中国可以有优化自己发展模式的更多机会。从这个角度看，那些以高增长率为前提来回答其成因的许多研究都是片面的。

第三，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是灵丹妙药吗？资本主义有没有先进经验呢？当然有！有的西方资本家甚至有很好的组织发展生产的经验。举个例子。张之洞对于现代中国乃至当代中国发展之贡献，连毛泽东主席都给予肯定。张之洞不可谓不聪明。然而，据百度百科，张之洞办企业，也因不搞调查研究闹过一些笑话，造成重大损失：

张之洞电驻英公使薛福成，欲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90-1896年），耗资560万两，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太脆易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300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

这里的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可以说是一个很好（很诚实、很有经验）的英国资本家了。如果张之洞能听从他的意见，就不会闹笑话，就不会承担那么大的损失了。

然而，资本主义的经验都是先进的吗？当然并不尽然。资本主义的一个特色就是商务欺诈。商务欺诈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恩格斯说，电影《张之洞》中描述了这样一件事：张之洞会见了一位德国商人。这位德国商人向张之洞展示了当时德国最先进的步枪。张之洞当场拍板买其生产设备和图纸。在生产出来之后试射，才发现这位德国商人来了个移花接木之计，把德国一种已经淘汰的步枪的生产设备卖给了张之洞。幸亏张之洞调集各方力量迅速加以补救。

由这两大案例就可以知道，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可能面临种种陷阱。改开后的一系列事实：当中国开始要自己造飞机时，麦道就提出与中国合作生产飞机，结果中国飞机制造几乎一事无成；当中国WPS在中国已经形成气候时，微软免费送中国软件，而当WPS日薄西山后，微软就开始收费等动作了；当微机业务已经趋于微利后，IBM就把它高价卖给了联想。还有，据说日本人的手动档汽车生产线在因自动档汽车开始流行而即将报废的时候，正好碰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就把这种生产线卖给了中国，从而又赚了一笔钱，如此等等。像这样中国受西方欺骗的案例，我想应该是不少的。许多西方学者和资本家来中国是要骗中国的，如果不是中国人有能力取舍（这要感谢中国的老祖宗、感谢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对中国是没有多少用的。那种强调资本主义“先进经验”的观点太重视外因而忽视内因了。例如，在中国国企改革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国企改革要采用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淡马锡模式或许可以采用，中国也可以组建资本运作集团。但中国国企能够只管资本、不管生产吗？岂不是把工人全部推到私人企业去就业，成为雇佣工人，那还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吗？

如果中国人只看到资本主义经验好，没有看到它的坏，我们对得起祖先留给我们的高智商吗？我国怎么可能走出一条真正好的经济发展道路，形成一个真正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呢？道路之争实际就是路线之争，我们不能削足适履。

第四，归因于人口红利只是一种庸俗商人的观点。“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其实说的就是庸俗商人的形而上学。很显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人口多了，商业机会就多，而且商业机会可能以指数速度增长。然而，如果仅仅从人口数量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无疑是片面的。清朝时期，中国人口数量也世界第一，为什么没有高增长呢？当时，外国也确实看到了中国的人口红利，但这是把中国的人口作为它们实现价值、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人口红利如果仅仅成为少数人发财致富的工具，那么，这种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无疑是粗放的，甚至是血腥的。所谓粗放，就是只要造出来产品就可以卖出去，而不管产品的质量、性能，不管产品的技术，不管技术对于基础科学的依赖。所谓血腥，就是用“996”来压榨工人，用高市场价格来驱使人民工作，用低劣产品喂给人民。很显然，这种基于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是那种有钱人的哲学。现在，许多享受了人口红利的商人们发现，已经很难再去利用这种人口红利了。

第五，依赖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外因决定论同样不能成立。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确实有其重要性，确实值得中国加以利用。然而，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也是双刃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追求以高价产品供应国际市场，而我国是以廉价产品供应国际市场，这可能会大量消耗国内实际资源，可能迫使中国人从事高强度低端劳动，可能有助于外国物价和社会的稳定，可能累积起巨额的无价值外汇储备，甚至使之成为烫手山芋。我国如果长期满足于向西方供应廉价商品，就可能忽视真正的创新性产品生产，放弃自己的重大核心利益。维持我国的生产规模，就不得不大量进口国外产品和资源，而大量进口就可能使得国外产品和资源的价格居高不下，就可能使得外国在出口交易中大赚其钱。我国如果敢于善于对进出口权实行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统制，如果更加重视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其实是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引进外资或许能给中国带来一些利益，但任其在中国大行其道，必然对我经济金融主权带来危险，这种格局也是注定要改变的。而当国际环境变化后，中国就不得不更加重视国内市场。

我们说以上四种归因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并不意味着否定它们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客观作用，而只是否定把这些因素孤立地强调出来，作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原因甚或根本原因。那样，中国学术就太浅薄了。

三、1978-2012年中国高真实经济增长率的基础性成因

这里，我们把高增长率中存在的代价成本因素抛开，分析1978-2012年中国高真实经济增长率的成因。比如，如果1978-2012年中国年统计经济增长率为9%，去掉3%左右的成本代价因素，就留下6%左右。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的真实经济增长率。这种增长率也是很高的。

真正的原因决不是简单的、线性的、单线的，而是复杂的、非线性的、交叉作用的。本文难以穷尽这些因素，只能指出被人们普遍忽略的一些重要的基础性因素。

第一，中国1921-1976年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打下的上层建筑基础。马克思主义者很少谈理性，资产阶级学者大谈特谈理性。中国一些人谈理性，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学者的鹦鹉学舌，也是对中国先人和毛泽东主席的数典忘祖。资产阶级学者所谈的理性是一种虚幻的理性（比如，所谓消费者理性对于无产阶级有什么用呢），而列宁、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出无比高超的理性。毛泽东的理性表现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敢于起义造反；起义失败后，他敢于上井冈山；上了井冈山，他敢于坚持斗争，而且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井冈山上遭受党内打击后，他甘于寂寞，等待时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能够把没有章法的逃跑变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长征；遵义会议后，他能够安于一个辅助者的名义，做扭转乾坤的事业；面对张国焘的分裂，他能够忍辱负重，从容应对；西安事变中，他能够放下个人和党派恩怨，集中精力解决民族矛盾；在延安，他集中精力对中国革命进行哲学的总结，写出新时代和超越时代的哲学华章；在日本投降时，他及时地看到经略东北的重要，及时地下决心与国民党决裂；在经略东北时，他迅速地调整东北领导力量；在解放战争国共力量趋于平衡时期，他有条不紊、临危不乱地部署战役行动，使我军力量从运动战的防御态势悄然转变为攻城战的战略进攻；他策划和指挥三大战役，既有自己的坚定决心，也善于汲取方面军指挥员的建议进行战略调整；新中国建立后，他运筹帷幄、知人善任，迅速平定了许多人认为难以消灭的通货膨胀，实现了财经稳定；他领导制定的宪法的基本原则至今仍然适用，在可预见的将来仍会适用；在朝鲜危急时，他敢于出兵朝鲜，打赢抗美援朝的立国之战；他安排的经济制度和体制，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他在和平时期推动的多种社会运动，保障了中国长治久安；等等。毛泽东在这么多的历史时期、通过这么多的英明决策和方针政策，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上帝”（即以人民为主体、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性特质。正是这种理性特质，使得在他逝世多年后，人民对他的思念有增无减。没有这种理性特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会太高。反过来，如果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更好地秉承这种理性特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必然会更高，而且会更好！

第二，1949-1976年时期社会主义重工业发展所留下的物质基础和消费品工业发展空间。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是在经济条件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为了巩固这种制度，就必须发展生产力。但各种资源捉襟见肘，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后的几十年中都不是均衡地发展生产力，都需要把重工业放到相当优先的位置上。因为只有重工业优先发展，才能提升国防能力，才能在面临外敌入侵时，减少人民生命的损耗。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国防实力的提升，已经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不敢轻言动武了。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和平和福祉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重工业发展不仅为国防提供物质基础，还为一个国家的一切工业、农业、服务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机器设备支持。因为重工业对于科学技术的需要远远超过了轻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没有重工业的发展，轻工业、农业都难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不想发展轻工业、农业，而是缺少同时发展它们所需要的资源。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在各种产业的发展中做出选择。而由于偏向重工业的选择，就给改革开放后中国消费品工业等轻工业的发展留下了市场空间。如果没有这种空间，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主要以轻工业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是难以实现快速增长的。反过来，即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重工业依然需要发展。中国也确实发展了一些重工业，如中国的航天工业就没有停顿，但很长一个时期，中国的飞机工业、汽车工业、芯片工业、软件产业等诸多产业确实停滞了，中国太满足于市场换技术了，一些人似乎真地迷信“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了。这样的满足和迷信必然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率，必然降低服务于中国人民的经济增长率。我国不是还有几亿人月收入仅有一两千元吗？

当中国既有的技术潜力耗尽或接近耗尽，如果没有新的大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但这种经济增长率下降是蕴育新的技术革命的一种福音，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危机。它表明的是发展的成就、挑战和前景，而不能对过去的发展一概否定。当然，这不是说，中国没有发展的缺陷。

第三，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世所罕见。中国人大多不信宗教，不会把大量时间耗费在与宗教相关的事务上。中国古人就反对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哲学。中国老祖宗就打下的广阔的疆域，使得人民能够在复杂多样的土地上劳作，向土地要财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少数人不用养蚕，不用耕种，也可以遍身罗绮，锦衣玉食。但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没有广大人民辛勤的耕作、蚕织，这个国家一天也不能存在，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使得中国人民自古就形成了勤劳勇敢的品格，也正是在长期的各种各样的劳动的过程中，中国人民的智慧形成了，中华文明形成了。

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人民继承了中国古代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品格。十几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能爆发出巨大的生产潜能。即使在执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国也能在一些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积累起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然后有机会反哺其它领域。比如，中国的基建能力堪称魔幻，中国人在国内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建设了各种工程，由此有了在世界诸多国家投资建设的能力。世界人民普遍在沙漠化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中国人几十年的治沙实践正在让沙漠变良田。改革开放伊始，中国许多地方还用煤油灯照明，现在，中国人的电力产能世界第一，发电量是其它几个主要国家的总和，中国的特高压输电技术世界第一，中国的新能源建设也堪称魔幻。等等。没有广大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仅仅靠少数精英是无法取得这些成就的。当然，十几亿人民如果在党的领导下，能够聚焦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领域，并力一向，是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成就的。这种历史观才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人民英雄史观。

当前，许多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率降低忧心忡忡，许多人在思考应对之策。然而，对这个问题一定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

第一，经济是基础，但经济不是一切，不能把重视经济变成经济主义，不能用经济增长率高低作为衡量政府成败的唯一标准。1929年西方发生大萧条后，其经济增长率变为负值，许多行业产值下降百分之几十。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但许多资产阶级斗士并没有丧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1929-2012年，资本主义甚至活得还很滋润。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更不用过分担心经济增长率问题了。我国只要兜住民生，社会就会实现稳定，就会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会。因此，面对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稳定方案或许有一定效果，但它会加重我国已有的问题。比如，本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已经有过度之嫌，再做大量这种投资虽然能够拉动经济，但不如把它们主要投到战略性产品领域。毕竟，我国的一些公路上面甚至没有多少汽车，跑在大路上的许多汽车只是消费。我国的石油供给严重依赖外国，我国的石油消费对环境也是不利的。而如果我国把投到战略性产品领域（如芯片、操作系统等）的钱用好，就可以为未来几年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打下良好基础。今天，我国应该反思“要想富先修路”的发展战略了。当我国的诸多产业（如房地产）开始饱和后，我国面临的任务主要是存量调整，而不是加大投资了。我国也无需西方那种撒胡椒面的货币宽松政策。

第二，经济增长率降低为我国实施真正的社会化政策提供历史机遇。当中国处于卖方市场阶段时，拒绝计划经济，就必然实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分散化政策，也就是鼓励私人下海、创业，鼓励私人投资，外资进入。然而，抛开其中本来可以避免的私有化不谈，私人资本的客观规律是积累、积聚、集中。在这个积累、积聚、集中中，既有少数人凭借新的商业模式实现快速壮大，也有大资本吞掉小资本的大鱼吃小鱼，因此有大量企业的倒闭破产，甚至一些很大的企业也面临倒闭危机、债务危机。救助大部分企业的倒闭破产是任何政府都鞭长莫及的。与其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政府救助药方，不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化药方。在经济增长率下行之时，国有资本应该大举投资，低价收买诸多大企业股权，并派出经理人，从而夯实公有制主体地位，维护宪法严肃性。就连中国企业界人士都认识到，中国告别雇佣制，实施合伙制的时代来临了。什么是合伙制？真正意义上的合伙制不是今天中国法律规定的那种合伙制，也不是西方那种合伙制，而是广大人民共享生产资料的制度。这意味着新的社会主义公有化时期的到来。即使还达不到终极意义上的公有化，与许多老板掌控企业大量股权相比，华为任正非自己只有百分之一二的股权也就是一种合伙制。一个人睡觉只要几平米的床，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而且，如果一个老板真的有本事，百分之一二的股权就代表着极大的财富了。为什么不与别人共点富贵呢？不与别人共点儿富贵，别人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地帮你把企业做好呢？当然，实行真正的合伙制，是需要点儿思想境界的。毛泽东为中华民族做了那么大贡献，怎么就没有给自己的子孙留下点儿股权呢？中国农村也到了集体经济再出发的阶段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在这种社会化政策实施中发挥作用。当然，对于新的社会主义公有化进程，必须周密安排，稳妥推进。当我国形成新的国有企业的时候，必须保证它的管理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必须选拔政治可靠、业务精通或能够迅速熟悉业务的人去管理。对此，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相对立的鞍钢宪法的原则已经给我国预备了方案！

第三，调集精兵良将实现在战略产品领域的进口替代。在经济学领域，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对西方教科书的替代。在芯片领域，我国已经开始在做进口替代的工作。在实施进口替代时，即使可以从西方购买产品，我国也应该拒绝，从而为国内产品留下市场空间。有些战略性产品的生产能力建设，需要最高国家机关的指挥、协调和监督。当年，中国发展原子弹，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决策和部署的。民用品的生产虽然与军工产品的生产有所不同，但西方私人公司能够做出来，在今天中国的信息条件、人力资源条件如此优越的情况下，如通用芯片这样的战略性产品生产，在理论上是没有任何的可行性问题的，只要调配足够的资源（包括相关的安全保卫），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就一定可以快速成功。而实现了这种成功，就相当于中国革命战争打完三大战役一样了，而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可以得到相当的保证。因为我国不仅可以满足国内需求，还可以向世界各国供应高级的高质量的产品。我国甚至还可以享受知识产权的利益了。当我国的资金如此丰富，就还可以享受金融的利益了，我国就可以不用受制于原来所谓的“外汇储备”了。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