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主义文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中国的文化。它有着自己的鲜明的历史和现实对立面，也有了自己的深刻的丰富的具体内容。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和实践论，包括基于它们而形成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路线、方针、制度、政策。它蕴含于人们的情感、伦理之中，外化于人们的行动之上。中国已经在吸收古代优秀文化、借鉴西方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在本质上区别和先进于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巩固和发展这种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任务。

一、引  言

建设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无疑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先导，而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就提上议事日程。社会主义文化总是作为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对立面，作为对它们的（部分）否定，同时也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而出现的。包括列宁、布哈林在内的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们长期以来就把文化问题看成是苏维埃政权和苏联共产党面临的中心问题之一，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因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列宁晚年尤其担心，“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导致有充分的政治、经济权力却时常不能够正确使用，过度依赖行政命令，而且官僚主义严重，最终共产党人可能成为封建专制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俘虏，可能丢掉无产阶级政权。列宁在1923年1月6日就总结道，“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面去了。”这里，列宁其实是在说某些具体的文化方面。因为他在之前撰写的所有文章都构成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的百年历史中，长期处于物质匮乏的状况，因此其发展、成功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所表现出的文化特质。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曾经认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完全应该有这种自信，而且确实，1949-1976时期的中国人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然而，毛泽东很快感到，文化界的进步力量太小，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太少，思想、文艺、教育、科学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在这种文化格局之下，根本制度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得到彻底解决！如果无产阶级或其政党或其领袖被资产阶级的文化俘获了，资本主义就可能战胜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毛泽东越感到这种危险。他在晚年，特别提出，“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于是，如何不被被征服者的文化征服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长期面临的一个基础课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就是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来自“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威胁。习近平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然而，自信的文化究竟是怎样的文化呢？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受怎样的文化指导呢？归根结底，究竟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换句话说，哪种文化定义才是科学的符合今天中国需要的定义？文化本体论就是关于文化是什么的理论，就是要给文化下定义。基于中国视角的文化本体论就是回答社会主义的文化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关系到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比如，哪种文化是必要的？哪种文化是不可取的？谁更有文化？哪个阶级、阶层更有文化？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怎样来提升中国的文化？如果不厘清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核本体，就不可能建设起社会主义文化，就可能把无产阶级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彻底输光。苏联东欧在其共产党长期实施的改革中解体了，这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文化本体论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了。

二、关于文化本体的文献的回顾

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170多种，但所谓文，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可以引申为事物的性状和世界的规律。《周易·系辞下传》说：“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周易·贲卦·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化代表使事物的性质发生根本的改变。《黄帝内经》中说：“物生谓之化。”所谓物生，就是新事物的生成。因此，作为动词的文化，就是根据事物的性状和世界的规律来改造事物和世界。而从结果看，文化必然是“人的一种创造性的、建设性的活动”。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法家文化等都是人的一种创造性的、建设性的活动。中国这种文化观比西方至少早两千多年。在西方，文化最早表达的主要是照料牲口和庄稼的过程，只是到了18世纪末，才有康德和黑格尔在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同样的意义上看待文化。1790年，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认为“文化”是指主体改造客体的活动和能力，“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里面，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个存在着自由的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黑格尔认为，“文化以其绝对的定义……是人类解放和高度解放的工作”。也就是说，康德和黑格尔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斗争活动，只是他们没有把斗争与阶级联系起来。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文化所包含的就是对旧制度、新制度的认识，所指向的就是用旧社会的对立物、代表人类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来改造旧的社会。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很少使用“文化”这一概念，也没有定义无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但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要为人类工作的理想，并把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视为“最高尊严的职业”，他和恩格斯发展的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得解放的理论无疑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顶峰，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的产生。马克思的《资本论》以自然史观的方法论证了资本主义的自否定本质，从而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置于了客观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上，从而指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代表人类先进文化的方向。无产阶级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少数人的孤立的创造。列宁给无产阶级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定义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如果抛开这个定义提出的时代背景，加以适当的解释，那么，可以发现，它其实也可以作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定义。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无疑要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无疑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无疑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只是它需要把强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认为它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文化，应该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文化，毕竟，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在内的劳动人民构成中国人口的主体。然而，处于革命时期的当代中国，小农生产方式还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在小农之外还存在着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和本国官僚资产阶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文化的决定性以及文化自身的传承性，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革命成功后的当代中国的文化中，都存在着各种反映他们立场、观点和要求的文化。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与糟粕。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博大精深，其民本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精华必须在当代中国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汗牛充栋，以《诗经》、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是中国古代文化发蒙的工具，古代、近代诸多文学作品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精神，蕴含着对人类美好未来的终极追寻。其中特别是《易经》、中医学、中药学所蕴含的文化至今恐怕仍然是世界的顶级文化！由于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化是优越于西方的。然而，一方面，除《易经》、中医学、中药学等之外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人依据自己所处的社会条件根据自己的思考针对自己所设定的问题而写出的。这些问题在当代中国依然可能存在，但当代中国所提出的问题有许多是古人所未遇的，所未思考的。因此，不能用儒家经典来取代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等构成的无产阶级文化经典。另一方面，中国悠久的封建历史所产生的传统文化中也存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宇宙观和（个人、家庭、家族、区域的）本位主义、小农意识，甚至是“无文化”，也存在两面性、表里性、政治性、阶级性等问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宇宙观根本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本位主义奉行“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文化，可以具体表现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拜金主义、精英主义。从哲学上看，它们都属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势必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些主义在行为上表现为革命党、执政党内部的唯我独尊、享乐腐化、骄奢淫逸、贪污腐败。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党政干部的阶级出身曾经大多是农民。他们中一些人在某个历史时期为党和国家做出过贡献，但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以个体性、落后性、涣散性、封闭性为特征的小农意识。小农意识力量如此之强，以至于列宁甚至担忧俄国变成一种农民局限性弥漫的天下！列宁感叹道：“农民群众醉心于自己的伟大斗争，他们必然认为，夺得全部土地，就等于解决了土地问题。他们幻想平分土地，幻想把土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但是忘记了资本的权力，忘记了货币的力量，忘记了即使分配得十分‘公平’，商品经济也必然会重新产生不平等和剥削。他们醉心于反对农奴制的斗争，看不到进一步的更伟大更艰苦的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和争取彻底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列宁对俄国对苏联说的这些话也适用于中国。毛泽东进北京前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第二，（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然而，工人阶级还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列宁曾说：“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小私有者那种各人顾各人的旧习惯、旧习气，‘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口号仍然在作怪。这种情形在每个工会、每个工厂里真是太多了”。如果说，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可能导致低效率低效益，那么，它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中期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事业折戟沉沙。斯大林身后的苏联经验表明，不仅共产党高层可能会出现一个掌握国家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特权集团、官僚集团，而且工人中也可能产生工人贵族。可以说，正是这个崇尚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特权集团、官僚集团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开始大举进入中国。1949-1976时期的中国成功抵御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从1978年到2012年，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却又逐步大举进入中国，快餐、影视、教材、企业管理、经济管理等等不一而足，渗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课本成为中国许多高校的通用教材。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但也面临颠覆性风险。很少有人明白，西方文化有自己的发展动力、发展轨迹，也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更没有意识到某些西方文化的白人至上主义基因。正是在西方文化大举侵入的背景下，中国学者逐步提出了文化自信的问题。

第三，无产阶级阵营内、无产阶级政党内甚至高层内的腐朽文化。在欧洲和俄国，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感受到了腐朽文化的强大，他们都花费了大量精力与层出不穷的腐朽文化进行长期与艰苦的斗争。早在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于他的幼年阶段，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力量极其强大。在取得国家政权后，又不得不面对强大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改革开放后，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不时沉渣泛起，而且出现了新的教条主义——以西方理论为教条的教条主义，并且这种教条主义催生了折衷主义的盛行。不打破新旧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折衷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保守主义（锢囿于中国封建的文化观、价值观）等等腐朽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就难以建立。它们都可能会导致无产阶级拱手让出自己的权力、武装，让出自己的胜利果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非常重视文化的领导权问题和文化的发展问题，经常把文化问题作为整个革命的中心问题之一，首先是因为这个原因。

尽管有着上述三个强大的对立面，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化必胜。第一，只要阶级对立没有解决，只要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还没有得到彻底解放，只要社会主义事业尚未成功且还会遭受各种挫折，就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就会有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大社会需求，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化是打不倒的。第二，中国有着强大的发展经济的动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化必将最终胜出。第三，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还是中国当代人的惯性思维，都有着许多积极的因素，可以为无产阶级所使用。即使从新旧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折衷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保守主义这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文化中，也可以得到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比如，对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进行科学改造，就可以转变为无产阶级可用的理论。列宁曾经指出，“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指出：“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只要真正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只要有高度的文化准备的人，进行这种改造并不难。马克思主义不就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哲学中发展而来的吗？！作为文化古国，中国本来就有条件在生产方式还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就形成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文化，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中国就更有条件为人类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了。

四、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构成

社会主义文化是取得政权后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文化，它早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就开始形成。20世纪初的中国，儒家文化依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然而，经过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的列强入侵和殖民，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产生的洋务文化、维新文化、资产阶级革命文化，都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宇宙观以及和而不同的恕文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专制文化的反动，虽然都没有产生多少结果，但也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洪流滚滚向前，中国无产阶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自五四运动开始，特别是由于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开始在无产阶级运动中形成了一种足以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并具有崭新时代内容和科学精神的贯通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先进文化。

（一）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哲学文化

哲学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对世界有什么看法，以及使用什么方法来改造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确实，无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指出：“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列宁说：“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这样，因为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与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基本文化任务。

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最核心的哲学文化创造性成果，就是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高度统一，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代的涅槃新生。在军事斗争中，实事求是是生存所需，更是胜利所需。实事求是的文化在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已经蕴含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具有独特性、复杂性、残酷性和长期性，它的胜利必然要靠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这不是否认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而是要排除对中国利益的不必要牺牲，争取最大的利益。共产国际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对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这一特殊背景，实事求是的文化必然表现为独立自主的文化。独立自主文化是实事求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这是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当中国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时，都非常注意倾听朝鲜同志和越南同志的意见。中国这样就实践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从1963年9月6日开始，到1964年7月14日结束，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撰写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道姓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空，我们抛弃了天条，必须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文化要求辩证看待民主、辩证看待权力。找到真理不易，真理有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因为可能只有少数人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做了科学的调查。因此，在有时候，在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真正科学的决策不能形式主义地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民主规则来做出，而是需要通过一个少数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做出。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有不少这样的时刻，如通道转兵、抗美援朝等等。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成功地指挥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实践并没有让掌握了中共领导权的共产国际的代表信服。只有等待血战湘江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毛泽东的正确性才有了得到当时中央领导集体承认的可能性。

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文化还代表了一种人们发现和得到真理性认识的方法。最广大人民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也是发展真理的根本源泉。真理是一套系统，需要有逻辑一致的演绎！在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血的教训”的一系列著作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精髓具体化到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构建之中，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

1937年，毛泽东撰写并发表的《矛盾论》《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璀璨明珠。这是将中国革命的理论总结，从军事上升到了哲学（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从具体上升到了抽象。它们是当代中国哲学文化的经典，比中国古代经典《道德经》有过之而无不及。《矛盾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经典之作。破坏和建设这两者之间的辩证法在《矛盾论》中得以详尽阐述。因为破坏就是原有对立的打破，而建设就是新的对立统一的生成。破坏（一个旧世界）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没有《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自己关于破坏和建设的文化。而有了它，就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袖在文化上的成熟。而《实践论》是对“实事求是”认识论的理论总结，回答了如何通过实践得到正确的认识。“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948年，毛泽东总结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按照矛盾论的观点，阶级对立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无产阶级的任务和策略也是不断变化的。具体分析不同时期的阶级对立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是无产阶级的生活常态。在日本侵华之后，中国的反帝斗争变成了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了。如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对待国民党，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是中国无产阶级在抗日开始后的革命战争年代里要着力思考的三大问题。如何反对资产阶级，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影响，如何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则是建国之后中国无产阶级需要着力思考的三大问题。它们都需要无产阶级哲学给出科学的答案！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能不与各种错误的哲学思想做斗争。任何哲学的对立都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意识形态。列宁说：“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繁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错误哲学观点。在和平时期阉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时，大都是以折衷主义的面目而出现的。列宁曾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最容易欺骗群众”。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也必然会利用折衷主义为其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行径辩护。

（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军事文化

中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军事文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基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创造出来的，并且在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

第一，“人民军队”文化。如果说依靠暴力取得政权是人类一种较为普遍的规律，那么，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和广泛的联合战线（统一战线）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了。无产阶级“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为此需要建立新型的军队，“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不仅需要建立新型的军队，“欲求革命之成功，则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必须扩大而巩固之”。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首先取决于“枪杆子”的性质，即是谁的枪杆子、为谁打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暴力文化，而是政治军事经济一体化的革命文化。这种文化是把辩证法普遍联系原理运用于军事问题得出的必然结论。普遍联系的事物有现象有本质（本末），有主要有次要（主从），而且因条件变化而变化。在革命实践中，政治军事经济三者是统一的，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它们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无产阶级信奉政治军事经济一体化的文化，就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看，甚至可以说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秋收起义失败去井冈山的路上，三湾改编确立的支部、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的原则，开始了以“党指挥枪”和“三大民主”的革命政治文化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征程。

在井冈山上，中国革命军队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进一步发展。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单纯地执行军事任务的机关，而是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工农革命军有严明的军纪，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打土豪要归公，保护中小商人。

在建国以后，人民军队担负巩固和保卫人民政权的任务，这又引申出发展现代军事工业的政策。这种军事工业发展文化因而绝不是美国那种军工联合体文化。这种革命战争年代里高度重视政治因素的人民军队文化在建国后的经济工作中也得到延续：在经济建设中也要政治挂帅，也要讲政治。

第二，“人民战争”文化。博大精深的人民战争观及其一整套战略战术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法宝，也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军事文化的经典体现。这儿仅以“持久战”理论为例。虽然持久战理论是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已经蕴含持久战的思想。故持久战的军事文化既有对中国古代战争规律的总结，也有对《孙子兵法》的发展，更是敌强我弱的格局所必然生成。

要实施持久战，必须保证军事供给。在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军事供给，在缺少外援的情况下，必须极大降低军事成本，甚至要忍受极端的生存困境。因此，必然实行供给制、官兵平等等制度，必然把贪污浪费视为极大的犯罪。否则，仅靠缴获地主浮财、战利品和税赋难以承担军队的食物、服装、武器装备、药品等支出，更不用说这些资源的供给极其有限了。极大降低军事成本的文化在建国后发展成永远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企业经营文化也是必要的。

持久战必然要求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必然要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灵活机动原则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持久战还必然要求实行缴枪不杀、宽待俘虏和就地转化的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最快速度地提升自己的军事力量，甚至对流氓也要采取转化使用的策略。宽待俘虏的政策可以有力地减少敌人的战场抵抗，极大地有利于瓦解敌军军队和战斗力，是“胜敌而益强”。

持久战必然要求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历史上，阵地战（攻城掠地）一般是最主要的战争形式。但由于中国革命力量的弱小和敌人力量的强大（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国革命的力量必须首先在农村地区积聚，必须建立牢靠的革命根据地（必须进行根据地的经济政治政权建设），而且必须在必要的时候敢于放弃自己的根据地，必须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战战略。

持久战必然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即建立“国中之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在十月革命后，既然中国革命已经变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必然在自己的根据地实行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政策，必然实施使农民从土地中获得更大收入的（减租减息）政策，必然逐步实施使农民获得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政策。这在建国之后逐步发展成为实施土地集体所有的政策。

持久战必然要求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战线可以有效降低正面敌人的压力。广泛的统一战线既包括建立和发展敌后地下党系统，以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从敌占区获得必要的战争资源，又包括根据矛盾的性质，化敌为友，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最大的敌人。

不仅战争年代的中国革命是持久战、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且建国后的中国革命和经济发展也是持久战。毛泽东1936年撰写并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供了中国无产阶级战略文化的范本。它不仅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四个基本特点，而且由这四个基本特点逻辑地推导出中国共产党的一整套战略战术。

（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政治文化就是关于政治的文化，特别是关于阶级、政党和领袖的文化。

第一，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首先是翻身得解放的文化，它是由黑暗的罪恶的灾难深重的旧社会必然引出的反抗意识、革命愿望、革命道路、革命组织（共产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以及对于它们的共同同意所构成的。它当然需要有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中国的李大钊等）、文学家（如俄国的高尔基、中国的鲁迅等）、政治家来加以发展，但“把领袖看作唯一的历史创造者，而不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无产阶级必须获得关于自身利益的文化。无产阶级不仅要与资产阶级文化斗争，与“新鸳鸯蝴蝶派”的文化斗争，还要与无产阶级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文化幼稚性斗争。总之，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只有作为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在作为他们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袖来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要教育、引导人们对自己的世界观进行批判，清除外来不利因素的污染，“使它成为一个融贯的统一体，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已经达到的那个高度”。

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权之后，必须强化自己的政权意识，还必须如马克思那样把斗争作为自己的生命要素，必须如马克思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列宁定义：“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意义，首先在于它是镇压剥削者及其敌对阶级的工具，进而“工人阶级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政权机器不断地改造社会的经济关系，使之走上社会主义轨道”。“无产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所谓从政治上看问题，首先就是不能把自己的统治看成是稳固的。旧的统治虽然被推翻了，但依然可能复辟自己的统治。

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的围堵、封锁之中。帝国主义总是在想方设法扼杀社会主义，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即使不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必须看成是一个现实的重大的矛盾。在新中国，这种矛盾已经不是如革命成功前的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工农大众与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样的政治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了。这种矛盾可能主要是它们之间的思想意识上的，有时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就是敌我矛盾，有时这种思想意识上的主要矛盾可以很快地（在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引发政治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有时这种矛盾可以随着当事人的销声而消失。这不是夸大矛盾，而是辩证地看待矛盾，是从根本的意义上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完全可能受到修正主义的欺骗，失去自己本来已经获得的权利和利益。他们或他们的代表甚至可能选举断送自己的命运的人作为自己的领导人。总的来讲，无产阶级作为统治者的经验还很缺乏。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复辟，而中国如果资产阶级复辟，也绝不可能承担西方资产阶级那种生产职能。

无产阶级文化观一方面承认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一方面必须与反映私有制经济的文化进行斗争。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依然认为，阶级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毛泽东在晚年提出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苏联在忘记阶级斗争中解体了，中国则在改革开放中一度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但中国已经再次意识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的重要性。只有在文化中贯穿阶级斗争的观点并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观。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必须保持政权，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巩固的政权基础，必然让法律、制度真正体现无产阶级的意志，必须符合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能把无产阶级的利益推到遥远的未来。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政党来说，要在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长期文化攻击的“阵地战”中取胜，必须首先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第二，无产阶级的政党文化。人民群众为了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组成强大的力量，才能有力地改变世界。这个强大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然而，“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无产阶级的政党文化以承认党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方方面面的领导为前提。“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权而组成的政治组织。”列宁指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成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也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需要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强调，“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中国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可以说，党的领导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底色。离开了党的领导，中国将一事无成。

无产阶级的政党文化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一些高层干部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由于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理解，有的人可能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按马克思主义思想轨道行事的，而实际上是按照或左或右（如修正主义思想）的轨道行事的。列宁在健康状况恶化后所立的“政治遗嘱”中，评价为“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1923年3月26日，列宁在最后的弥留之际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中担忧地写道：“毫无疑问，目前我党就大多数党员的成分来说是不够无产阶级的。”毛泽东预见到，在掌握政权后，本来应该作为工人阶级先进代表的一些无产阶级干部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有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危险，有发展成为一个持有修正主义路线的特权阶层的危险。因此，加强全党马克思主义修养，真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行事，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观的核心。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在改革中保持定力，才不会让改革变成对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也才能真正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无产阶级的政党文化要求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紧密联系群众，在群众路线的贯彻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将人民组织起来的具体途径。在掌握政权后，行政手段成为党的工具，但是行政手段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突出表现为人浮于事、没完没了地开会、成立委员会、制定计划，公文堆积如山、法令太多，且都是匆匆忙忙赶出来的，但对于法令的实际执行情况却没有加以检查。过分迷恋个人意志和行政权力，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的内容，总是热衷于制定各式各样的计划、作出各种各样的决议、没完没了地开会却连简单的事也不做。列宁感叹，“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党员不能成为官僚主义者，也不能成为事务主义者，在制定具体的政策的时候，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党只有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更好地坚持民主集中制，更好地坚持群众路线，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才能找到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正确办法。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第三，无产阶级的领袖文化。权威是人类“普遍联系的交往形式”。权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是人与人相互联系、相互交往不可避免要接触到的。“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它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群众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

历史上，作为理论权威、政治权威的如马恩列斯毛这样的无产阶级领袖，是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领袖，是因为他们证明自己比别人有更好的判断力、理解力、阐释力，能更好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能够更好地满足无产阶级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是因为他们在几十年艰苦的紧密结合实际又具有极高智识的理论研究中写出了工人阶级的圣经。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列宁本人在18岁时就参加喀山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此后，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俄国政治经济、研究哲学，批判俄国民粹派理论与哲学，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创办第一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报纸《火星报》，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核心人物，撰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领导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是当然的世界无产阶级理论领袖和政治领袖。从1921年毛泽东参加一大算起，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经历了24年时间；就是到1935年，也经历了14年时间。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成功，也被世界众多国家的无产阶级视为世界级的无产阶级理论领袖和政治领袖。

在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毫无疑问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袖和理论领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们之成为无产阶级领袖，并不在于法律规定或者上级委派，而在于他们了解群众，能够说服群众，能够最忠实地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要了解群众要求，就要善于做全面科学的调查研究，依据科学的方法（运用阶级分析等方法来分析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决策，既尊重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又要科学引导群众，发挥群众中积极分子的作用推动工作，而不是凭主观拍脑袋，做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决策，依靠少数人一意孤行。要能够说服群众，就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以问题为导向，从哲学思维和战略思维高度写出指导全党的文章，并能够以群众熟悉的语言、方式来教育、鼓动群众；要最忠实地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就要准确把握世情、国情、社情的重大变化，透彻分析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思维缜密、通晓历史、洞察实务，能够从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提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以前瞻性的敏锐眼光和政治胆略勇立潮头，应对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风险和挑战，提出和确定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有时需要力排众议）。这些方面，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做到了。同时，他们都非常重视接班人问题，非常重视接班人是否善于从阶级斗争和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角度看问题，确保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江山不改变颜色。在有着坚强核心的领导集团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足为怪，不难逐步加以解决。因为这样的无产阶级领袖都是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也都是出于公心、无私无畏的。毛泽东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

在当代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捍卫领袖意识。当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领袖之后，需要全党来维护党中央和领袖的权威。拥戴领袖，是无产阶级政党战斗力的保证，也是无产阶级文化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无产阶级领袖的声誉是与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即使在领袖身后，也应该坚决维护领袖声誉，不应该泼脏水，更不允许有人抹黑领袖，不能借口反对个人崇拜来反对领袖。在这方面，苏共教训极其惨痛。

（四）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

无产阶级的经济文化就是关于经济活动的价值、目的、组织形式和实施手段的哲学，它必然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而不可能是纯粹的经济哲学。经济活动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过程。在对经济活动的价值判断上，在经济活动的定位上，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经济获得的组织上，在经济活动的制度中，都可能出现对立的两极。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中共内部甚至在最高领导层，围绕要不要实行合作社就存在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解决后，围绕要不要建立人民公社也存在激烈的争论，甚至斗争（如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在改革开放后，甚至围绕要不要全民所有制企业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围绕农业农村发展战略的探索至少加强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的判断，他非常担心中国也会如苏联一样出现修正主义。无产阶级的经济文化认为，经济活动的定位、过程、组织和制度安排都应该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一，无产阶级的经济文化认为，社会主义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稳定，无产阶级因此要创造出尽可能高的生产力，但对物质基础的需要是相对的，无产阶级应该有勤俭节约、不役于物的精神。勤俭节约、不役于物不仅是个人修养，不仅是个人命运使然，而且是革命的需要，是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需要。在革命年代里，物资不可能很丰富，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需要都难以满足，追求物质享受无疑是毁灭性的。在经济发展之后，物质条件虽然改善，但也应该倡导一种勤俭节约的社会意识。无产阶级的经济哲学与拜物教、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说，“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勤俭节约、不役于物应该是无产阶级经济文化的基本原则之一。

第二，无产阶级的经济文化认为，就一个国家的存在而言，其生产的物质产品构成其第一位的财富，精神产品构成其第二位的财富。恩格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即使对于一个致力于发展的国家而言，如果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其经济发展也可能毁于一旦。因此，在重视科学技术、服务业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真正属于世界级的高新技术还不多，这就说明，今天的中国在经济文化上还需要增加或者说重新注入一种唯物主义的基因。

第三，无产阶级的经济哲学认为，经济活动的基础是生产，而不是对财富的追逐，更不是对金银、货币的追逐。因此，无产阶级的经济文化排斥重商主义，不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作为财富增加的主要手段，只是把贸易作为调剂余缺的手段之一。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生产缺少某些生产要素（如石油、矿石、技术）而这些要素在某些外国存在时，国际贸易才是必要的。无产阶级的经济哲学认为，生产高于交换，生产决定交换。如果没有生产发展的需要，就不可能需要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得国外的生产要素；如果没有生产出可供国际贸易的产品，就不可能需要通过国家贸易来实现价值。因此，一个人口和地理大国，其经济重心是在国内而不是国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因决定论必然导致的观点。无产阶级排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种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观点。无产阶级经济文化认为，财政和金融都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手段，在财政上应该采取量入为出的平衡预算原则，在金融上应该采取货币发行、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与实际经济需要相匹配的原则。

第四，无产阶级的经济哲学认为，劳动价值论是无产阶级的经济理论武器。劳动价值论认为，一个国家物质产品的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劳动力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机器、设备确实是构成财富的要素，也是生产财富所需要的要素，但它们只是创造财富的条件，它们的价值只是逐步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不会出现自身价值（生产它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因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者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得到远超工人工资的利润是不合理的。因此，就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言，消灭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不仅是其终极的目标，而且是现实的任务，必须尽快地消灭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而不能把它推到遥远的将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因此，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其经济活动的合理的组织形式只能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土地和大机器等现代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根本上保证了人人平等。因为它们消除了少数人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得到远比工人阶级工资为高的租金和利息，也杜绝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下的个人“异化”（每个人都按照各自职业的范围被“狭隘的分工”，整个社会生活被分解为一块块碎片）的产生。当然，无产阶级也认为，在当前的生产力条件下，在客观上，也需要一些私人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也允许一定范围内的租金、利息存在（但应该执行一种低租金、低利率的政策），当超出一定范围后，就需要管控资本，就需要向劳动价值论回归。

第五，无产阶级的经济哲学认为，经济活动必须贯彻革命的功利主义。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权之后，必须强化自己的生产文化。列宁认为，“我们的道德是为摧毁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是为这个斗争服务的道德，它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反对一切小私有制”。而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是依靠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情和忠诚维系的，是同志关系的纪律，是千千万万工人农民联合起来的、有组织的纪律。毛泽东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按照革命的功利主义，“整个教育事业，无论在一般的政治教育方面或者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这一斗争是为了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应受党的监督”。

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不仅表现在它的道德和微观的经营管理上，而且表现在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性上。为了保证实现目的的有效性，就不能没有计划，更不能没有规划。毛泽东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没有计划，没有规划，就不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五、结  论

今天的中国，不仅要进行经济建设，而且，或许更要建构社会主义文化。因为经济建设所走的道路，所选的模式，必然要受到文化的影响。承担这个重任，不可避免地要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但首先应该继承中国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化。

一个时期的文化首先要回答社会的重大问题。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年代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文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先进的属于自己的带有极强的中国特色并世界领先的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成功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它既是革命的继续，又与革命有所不同。它们都有破有立，但革命重在破，建设重在立。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有自己的物质基础，而且要有自己的文化基础。虽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在一定的物质条件、生产力水平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产阶级的意识不同，完全可能导致文化有不同的发展，甚至可能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重大任务。我们是一个超大型、多民族、内部差距巨大、多重跨越的社会，这使得社会主义文化的确立非常艰巨。在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短期目标是一方面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根深蒂固的旧习惯、旧风气、旧思想，使劳动群众能深刻地认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和政治上的虚伪性、欺骗性。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胜资本家思想上的反抗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列宁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完成这一改造群众的工作。”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发展。早在1956年1月，毛泽东就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已经取得长足进步。

这充分说明，从当代中国的视角看，文化主要不是指既有的中外典籍，也不是指博览群书，因为典籍可能精华与糟粕并存，博览群书可能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文化主要是指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有科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能够基于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和实践论而形成的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把它们内嵌于人们的伦理之中，外化于人们的行动之上，并且保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有无文化，主要不是看有无和有多少书本，而是看有无对经天纬地之道理的全方位、灵活、深刻运用。一个人，一个政党是否有文化，文化是否先进，就是其认识、思想是否符合、体现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凡是符合的，体现的，就是有文化，文化就是先进的。越符合，越体现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就越是先进的文化。把认识、思想付诸文字，就是文化典籍。有许多不识字的人也有很深的文化。但一般而言，只有读书很多，用书很多，写书很多的人才可能成为最有文化的人。一个政党只有聚集了大量有文化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政党，才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斗争文化与团结文化、集权文化与民主文化、多元文化与主体文化，等等，它们的辩证统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它们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

孔子删诗书，编春秋，以周礼为标准，别华夏夷狄，可视为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化自觉。今天，我们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发展21世纪的中国文化，确立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形式；在新的时代，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那样形塑知识分子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模式，让21世纪的中国文化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话语。在今天的中国，要坚持和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阅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感知当代社会，针对社会重大问题质疑问难，必须写出反映新的时代矛盾和需要并达到世界水平的作品，必须打造自己的文化阵地。只有这样，才能把文化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工具变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才能建构起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才能让社会主义文化达到1923年3月列宁政治遗著《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所强调的文化成就标准，“使学问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外国先进文化，才能在建党一百周年后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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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