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巴西马克思主义者加布里埃尔·贡萨尔维斯·马丁内斯（现居中国），原文于2021年6月12日在巴西的葡萄牙语网站首发，现由林耶译为中文稿，授权昆仑策研究院和昆仑策网发布，以供研究参考。
【加布里埃尔·贡萨尔维斯·马丁内斯《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一文在巴西葡萄牙语网站首发页面截屏】https://www.resistencia.cc/o-trabalho-ideologico-na-nova-era-do-socialismo-na-china/
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
[巴西] 加布里埃尔·贡萨尔维斯·马丁内斯
（翻译：林耶）
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在经济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所有制结构的转变，一点一点地使国家所有制关系的基本结构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国内外私有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这些转变伴随着一系列意识形态的变化，这些变化对社会生活中最多样化的部分产生了影响。可以从人们的生活方式、经济、文化、艺术以及政治中看到这种影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不仅有积极的一面，显然也产生了消极的后果，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试图概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表述的一些方面，以及这项工作如何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获得新的角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时至今日，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对中国的发展进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如何定义这种自由化？邓小平指出：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1］
邓小平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关注的对象。邓小平、陈云、江泽民、胡锦涛等都多次处理过这类问题。然而，毫无疑问，这么多年来，这个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它仍然存在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它停止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为党的中心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激进的政治倾向，它坚持认为，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之外，还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要求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这种思潮在政治上变得相当活跃，特别是从1980年代开始，它企图将改革开放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原有道路和方向上，引到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道路上去，就像在苏联发生的那样。起初，特别是在知识界，一股非毛化的浪潮席卷全国，引发了对中共在1981年的历史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结论的公开争论。尽管《决议》指出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它对这位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党和国家历史上的巨大作用作出的高度肯定，依然是十分明确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2］
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全国各地关于如何评价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争论，以此为借口炮制了他们的反共理论。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反革命暴乱，这表明当时党虽然开展了与所谓“精神污染”作斗争的运动，但在对全党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上，也有过一些失误，遇到了一些挫折。邓小平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些失误，他当时说道：
“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3］
新中国的开国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思想教育问题。毛泽东在其经典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长期性，他写道：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4］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形成了十分一致的思想政治路线。例如，江泽民指出：
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说明，我们的阵地如果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和记取这种历史的经验教训。［5］
然而，在承认党始终强调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同时，不能不承认习近平主政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一个转折点。分析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于我们理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尤为重要。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在坚持历届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确立的原则的同时，就如何做好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词，但这篇重要讲话所包含的思想显然是指导“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方针，而“新时代”的提法，是在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的。在这篇讲话中，习近平指出：
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6］
国家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这一重要定义于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其出发点在于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仍然落后的国家（尤其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需要把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关注的中心。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周新城所说，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是“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不能理解为主观决定。［7］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求全党正确认识这项工作，认识到在很多方面工作还没有正确开展，甚至被忽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习近平“澄清了模糊认识，夺回丢失的阵地，把走弯了的路调直，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8］
王岐山的表态代表了中国党和政府高层领导的一个认识，即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要沿着正确道路继续前进，很多地方都需要校正。党的领导力弱化与意识形态和教育工作密切相关。意识形态工作正是党必须发挥领导作用的主战场之一，这方面的失误得到纠正，才能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健康向前进。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头等大事”，不能以“发展经济”是党的中心工作为借口而被忽视。正如中国前领导人陈云所说：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在社会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总之，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本主义哲学，那种不顾国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就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因素。［9］
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的事件是低估意识形态工作、推行错误政治路线，进而产生严重后果的最具体的例子。其中，苏联共产党，特别是在约瑟夫·斯大林去世后，开始逐渐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举个例子：美国教授大卫·科兹在一篇讲述他在苏联经历的文章中曾谈到一个插曲，当时他问一名官员是否是共产党员，据科兹说，这名军官答道：“对，我是共产党员，但我不是共产主义者。”［10］
大卫·科兹教授记载的经历使我们得以了解，解体前夕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内部的主流意识形态环境。苏联的例子也应该使中国共产党引以为鉴，因为这种现象在中国同样并不少见。这里，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它与指导党员活动和行动的政治思想信仰密切相关。这个问题，中国人从它开始尖锐地表现出来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因此，苏联为什么会解体，是中共领导人不断在思考的问题。习近平也明确提到苏联的例子，警示全党。在习近平看来，从否定列宁和斯大林开始，苏联就走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道路，这为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奠定了思想基础。他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11］
正是在意识形态的阵地上，面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缺乏警惕性，苏联才被打败。早在许多年前，毛泽东就分析了意识形态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革命阶级还是反革命阶级，他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2］
否定斯大林的问题一出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党面前，中国共产党就站在了谴责的最前线，进行不断的意识形态斗争，反对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思想——这种修正主义思想在实践中促成了美帝国主义提出的战略。然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和平演变的危险，党在不同层面放松了警惕，这为帝国主义加强其文化影响和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开了方便之门。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事件中达到顶峰的反共活动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本人在评论冷战结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普遍危机时认识到：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3］
对华贸易战的开始，帝国主义在新疆问题上发起的猛烈攻势，以及将新冠病毒源头政治化和归咎于中国的企图，无非是美帝国主义为反对社会主义中国而推动的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方面。面对这一新的挑战，党和社会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意识形态工作和教育问题绝非小事，而是事关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领导力量、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延续性和恒久性的大问题。这一问题被最高领导人认为迫在眉睫的事实，表明习近平主政之前中国的意识形态形势有多严峻。
反对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斗争及其现实性的重申
这一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证据之一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遭到边缘化。习近平一直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旨在恢复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的权威和引领作用。只要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环境有一点了解，就会十分清楚，对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问题提出警告，一点也不夸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在分析中国理论界——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意识形态形势时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现在好像成为了主流，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14］
不仅在经济学研究和教学领域，同样在历史、哲学、艺术等领域，马克思主义也被不同程度地边缘化。党用“历史虚无主义”一词来定性各种歪曲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的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目标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应该在理论上指导国家一切活动和部门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龚云在描述历史虚无主义对当今中国的影响时说：近二十年来，虽然学界一直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声音，但效果却不明显。历史虚无主义鼓吹的观点在社会上影响广泛，尤其是在新媒体、一些小报小刊和普通民众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土壤，制造了社会的严重分裂和对立。［15］
十八大以来，中国多次开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习近平本人甚至在一次讲话中分析了这种现象。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16］
正是因为形势到了如此紧迫的地步，习近平才高度重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问题。也正因如此，近年来，党的干部一再被要求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认识。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边缘化问题时，习近平说：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17］
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是确保党的干部正确认识社会发展潮流，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本区别，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政治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根本。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真正目的，确保它朝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坚持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革开放和中国共产党开展一切政治工作指导思想的地位。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现在，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没有变，也不能变。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8］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其日益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是党加强领导和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的必然条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及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
正如我们在文章开头所说，中国所有制的重构产生了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关系，因此产生了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某种意识形态。经济学家吴宣恭认为，“我国当前阶段出现大量过去没有的、有悖于社会主义性质和原则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这些问题源于当前中国“除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之外，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19］
因此，分析这些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意识形态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党在中长期内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对40年来中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及其对意识形态领域影响的认识，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探索和找到能够正确解决问题的合理解释的高度关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存在决定意识，或者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所带来的风险增加只会偶然或莫名其妙地出现，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它们最终表现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有着多重联系的新兴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及其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机器推动的意识形态渗透增加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教育有所松懈，外国资本对中国的渗透得以加强。正如吴宣恭所说，“社会主义信念逐渐淡薄，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强调自我、损人利己、追求物质利益成风”。［20］
1990年代，邓小平和许多党的干部认为，通过经济关系分析来解释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对改革造成阻碍。在当时的情况下，从这些方面考虑问题并没有错。然而，这个问题在今天以同1980和1990年代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那时新兴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形成，阶级斗争基本上只表现在与落后思想和同帝国主义直接相勾结、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残余分子的斗争中。今天，资本主义私有制取得了跟过去相比无比重要的地位，这导致了中国经济和所有制结构的重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劳动群众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事实上给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风险。如果不考虑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影响，以及它们基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方向对整个改革施加的压力，就无法理解问题的本质。这是所有试图对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现实分析的人都需要观察的问题。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警告的那样：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政治领域有，经济领域也有。私有化的观点、完全市场化的观点、政府守夜人的观点等等，这一系列观点都是经济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防止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防止经济领域变质，经济领域如果变质，政治领域会跟着变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21］
资本主义私有制虽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要素，可能起到积极作用，但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各个方面具有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目标和运行规律。因此，有必要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同它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产生的消极影响区分开来。随着私有制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不断增加，资产阶级法权开始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各个层面（包括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影响和施压），并扩大和加强其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干预能力，这是顺理成章的。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存在的最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矛盾介入的直接结果。
鉴于这种必然性，党十分有必要明确，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并逐步巩固和扩大代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公有制经济的影响。中国存在私有制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改革的任务将是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首先扩大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影响和范围，然后有步骤地结束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的私有制不断增加和快速发展、国家和公有制参与逐渐减少的趋势，为克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创造经济和物质条件。显然，这样的变化和调整会伴随着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而这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那些试图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为“社会主义”，或者说在中国“私有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观点是错误的。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迈向更高阶段尚未完全提上日程（因为社会主义新时代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范围内），但中国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和矛盾显然与几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存在“新的主要矛盾”。过去所定义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认为，现阶段要克服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负面影响，共产党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同私有制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作斗争，并重新夺回近年来公有制经济失去的某些地位。对于这么大的行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做好舆论准备，十分必要。客观上来说，这是一个具有不同世界观和阶级利益的两大社会集团对立的问题。攻击马克思主义，以及试图削弱甚至否认它的倾向，显然代表了一部分社会群体和行为者的阶级利益，这些人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群体中有很多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做掩护，为他们的反动思想和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辩护，尽管他们经常这样做。
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影响与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是一场持久的斗争，将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以后）激烈地进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仍需要在霸权资本主义世界中谋求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使在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其影响也很明显。江泽民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依然存在阶级斗争，要在意识形态阵地上保持警惕和主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这种斗争同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密切联系、相互交织。［2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下阶级斗争持有的立场是一贯的，没有太大变化。在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流行的阶级斗争观念后，党开始认识到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占据主要矛盾的位置，但仍然在一定的范围内继续存在。但是，一些已经完全受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人，鼓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已经“过时”，一提到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他们就立即声称新的“文化大革命”有死灰复燃的危险。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与说“阶级斗争不存在”或这种理论已经“过时”，是有很大区别的，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正如习近平所说：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人说这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中也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直是明确的。［23］
承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考虑到了当今中国的具体实际，即出现的各种矛盾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得到解决。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领导力量，掌握着政治、经济和制度的国家机器，可以调整、修改和实施一系列政策，有助于解决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的工作没有错误和缺点，事实上它们几乎总是由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错误产生的。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观，党就不能正确发挥中国劳动群众先锋队的作用，也不能坚决捍卫这些阶级的利益。“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阶级斗争观念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扩大了阶级斗争的范围，在实践中导致了党把某些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这种观点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而今天，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主要错误则是那些否认其客观存在的人所犯的。世界社会主义史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尽管它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否认或低估它的作用是不正确的。
否认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存在，与人为扩大其范围一样，都是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没有改变阶级斗争是客观现实、而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存在的事实。在中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阶级矛盾，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显然会再次激化。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就不可能采取措施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从中长期看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放大，造成目前非对抗性的矛盾在性质上迅速变成对抗性的矛盾。
没有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就没有“中国奇迹”：对“中国崛起”某些概念的简单批判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获得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科学性。目睹党取得的不可否认的成就，国外某些追踪中国发展进程的人士企图通过无视这一过程中最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因素来对此作出解释，在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相当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或韩国式的“发展主义”国家或“文明国家”产生的结果，这里强调中华民族的“文明优势”。举一个混乱的例子，在研究中国发展进程领域发挥非常重要作用、公开反对对亚洲国家发动新冷战企图的作家马丁·雅克，在一篇发表于《环球时报》上的文章中认为，“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他补充道，中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理解它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它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混合体”。同样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强调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24］我们承认，在所有这些论述中——除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外——的确有一部分是真的。我们认为，说作者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也不无道理，问题恰恰在于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成功崛起的主要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两种具有完全不同基础和目标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折衷混合。当然，儒家思想是中国千年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柱，中国共产党显然承认并吸收了它的进步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进步革命运动在其百年历史中一直对儒家思想持批判态度，这在1960年代后期发生“文化大革命”之前许多年就在历史舞台上上演了，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这场运动的直接产物。马丁·雅克关于中国共产党“植根于儒家思想并深受其影响”的观点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它否认了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基本事实，即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同儒家思想及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所代表过并且仍在代表着的一切作激烈思想政治斗争的过程中。也有中国作家和人士——包括在党内——提倡“新儒家”，或试图在“儒家”的框架内解释中国的成功，这就是另外的问题了，与多年来资产阶级思想相对不受控制的发展导致的意识形态混乱有很大关系，这些我们已经在本文中讨论过。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关系问题相当复杂，值得单独写一篇文章。但是，这并不是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是处于同等地位的两种哲学，或者用马丁·雅克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混合体”。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侯为民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一共有两种。一种是复辟封建主义的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学就属于这一种。这种思潮的特点是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主张“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成立“儒学院”，由熟读儒家经典的儒生来治理中国。由于得到国外某些人的支持，这种思潮曾盛行一时。然而细究起来其荒谬性便十分明显，其主要观点透着一股封建僵尸的臭味，因此很难得到群众的响应。另外一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潮，邓小平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25］
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将这些信息放入文章中显然是马丁·雅克误导读者的方式。他指的是哪个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党，还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党？作者所发表的这些肤浅的论述给中国共产党及其多年来的发展史留下了很大的混乱和误解空间。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避免了重蹈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的覆辙；而后者，则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势面前投降。但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从苏联经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说两党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是正确的，苏联经验从一开始就是给中国共产党人以启发和研究的来源。正如周新城写道：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毫无经验，只能向已经有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苏联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应该学习的，包括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等，它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共同规律，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我们始终把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26］
即使在今天，中国政治体制中的许多要素也与苏联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逐渐建立起来的模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确立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一切活动的领导——今天甚至一些同情中国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也倾向于捍卫这一制度——受到苏联政治制度的直接影响，即使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例如，在中国，同时还有允许其他政党存在的政治协商制度）。尽管或许不是出于本意，但马丁·雅克实际上最终造成了具有密切联系的两个历史现象——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之间的对立，削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位，掩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及俄国革命本身的直接联系，却美其名曰“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世界任何其他政党”。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关系，十分有趣并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分析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史的各个阶段时，将其分为六个阶段，正是把列宁的经历及其领导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制度在斯大林时期逐步形成作为这些阶段的组成部分（分别是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第三和第四阶段）。换言之，习近平强调，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然包括在内——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建立苏维埃制度，再到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经验。［1］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8，123页［3］邓小平.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8，327页［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231页［5］江泽民.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页［7］周新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357页［8］王岐山. 开启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人民日报，2017年11月7日http://www.71.cn/2012/0522/671699.shtml［10］大卫·科茨.苏联解体原因是精英集团主张资本主义，中国经济网，2013.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3/09/306710.html［11］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12］毛泽东.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94页［13］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8，344页［14］刘国光.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济南出版社，2017，33页［15］龚云.在历史虚无主义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http://www.wyzxwk.com/Article/yulun/2016/07/367869.html［16］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中共中央党校.https://www.ccps.gov.cn/xtt/202103/t20210331_148208.shtml［1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2.htm［18］习近平.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论坚持党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23页［19］吴宣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21］刘国光.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济南出版社， 2017，33页［22］江泽民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新华网.http://www.qunzh.com/pub/jsqzw/xxzt/jd95zn/zyls/201606/t20160601_20990.html［23］习近平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转引自：周新城.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经济日报出版社，2016，228页［24］马丁·雅克. 在理解中国共产党这件事上，西方做得极其失败，环球网.https://baijiahao.kunlunce.net/s?id=1696333491353424574&wfr=spider&for=pc［25］侯为民.批判与创新——周新城教授经济思想素描，管理学刊，2014年第1期［26］周新城.建国70年是一部社会主义发展史，昆仑策网. http://www.kunlunce.net/llyj/fl1/2019-05-17/133451.html
（作者：加布里埃尔·贡萨尔维斯·马丁内斯，巴西马克思主义者，现居中国；翻译：林耶。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原文首发于巴西的葡萄牙语网站）
乌克兰战争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质变临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