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过程中，由尝试、鼓励到大规模组织的一种有益探索，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研究和学习知青文化，有利于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有利于准确把握党和国家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引导方向，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学习，更有利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但是，研究和学习知青文化，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割裂历史和时代背景，淡化党的集体领导，无视贡献和担当，紧盯片面和伤痕，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的资产阶级历史虚无主义。
一、知青上山下乡是当时国情决定的合理选择，决不是权宜之计、无奈之举
知青上山下乡是坚持推进农业合作化高潮，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夯实共和国发展基础的重要举措，其直接形式就是“社会生产力向农村有效转移”。其根本目的是在农村推进和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历史背景上说，中小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劳动是建国初期党和国家依据社会生产力、社会主要矛盾和任务等要素所确定的重要举措。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说，知青上山下乡是国家对生产要素的政策性调整，是对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的再分配。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共产党综合当时国内外环境，对青年一代培养、锻炼、教育、领导模式的新探索、新实践，也是党领导青年运动方向的历史要求。知青上山下乡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制定的“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从而使新中国的青年成为第三代、第四代革命事业接班人，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措施。
所以说，知青上山下乡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社会要素和基本矛盾共同作用下的有效国策，是党和国家从 1953 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到1982年的近30年制定并执行的关于青年工作的基本国策，这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内和国际实际出发制定的国家政策，有着可靠的理论依据、科学的实践基础，而并不是党和国家某个领导人的个人意见，更不是权宜之计、无奈选择。
二、知青上山下乡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是可以回避或可有可无的历史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张白纸。在这个基础上，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规划蓝图，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以食为天。因此，这里把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放到“三改”的首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要进行改造必须有两个着力点：一个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一个是生产力要素的有效组合（也可以说一个是革命，一个是建设）。如何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何把农业发展起来？在具体的改造实践过程中，广大农民自发建立互助组、合作社，探索推进社会主义合作化进程。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缺乏知识、缺乏文化是合作化工作推进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于是，在实行互助组、合作化的工作中，他们尝试、探索、鼓励、动员知识分子（初中、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工作。郏县大李庄乡总结了“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合作化”的经验。但全国范围内，不仅仅是郏县这样做，在全国各地的合作化高潮中，他们都同样吸收知识分子参加这项工作。这是全国性的，这是人民的创造。这个伟大创造被毛泽东主席发现后，他以智慧的眼光抓住了这个闪光点，对郏县大李庄乡经验进行批示：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做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人民的智慧，领袖的号召，党和国家的推动，先后涌现出侯隽、邢燕子、董家耕等知识青年参加农村劳动的典型。因此，知青下乡从一开始就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步进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 1968 年以后，逐渐形成了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高潮。
1968年8月24日，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迎来第一批下乡知青。当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刊发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主席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且把这种首创精神具体化、明确化，提升到理论、政治等高度，形成党和国家的重要国策，进一步推向更广阔的天地。
所以说，知青下乡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到八十年代初期结束，整个过程都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步进行。知青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是可以回避或淡化的、可有可无的历史阶段。
三、知青上山下乡始终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的一项事业，决不是没人管、没人问，更不是被抛弃的一代没娘孩
知识青年下乡后，特别是 1968 年知青大规模下乡上山后，各级党委把做好知识青年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召开专门会议，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相关政策，各级党委成立专门机构，从上到下明确专职领导具体负责。中央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河南有省委副书记戴苏里，许昌有地委副书记李刚，郏县有县委副书记贾传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有副书记张炳乾、革委会副主任刘西庚等，各级实行一把手亲自抓、主管副职具体抓，切实把知识青年工作、生活、学习安排好。党的领导体现在方方面面，确保政治上有进步、生活上有照顾、生产上有帮助。各地都成立了由党委负责同志和共青团、妇联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知识青年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知识青年工作。大队党支部安排一位党支部副书记、一位贫协代表，生产队配备一名政工队长专抓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政治上，党、团组织、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引导他们；生活上，贫协代表手把手帮助、关心他们，帮助解决他们在家靠父母，下乡靠自己动手做饭、洗被褥、烧火、擀面条、蒸馒头等生活“大”事。热心的贫下中农社员把知识青年当成宝贝，视为自家的亲人，一有时间就去知青小组问寒问暖。各生产队成立知青组，一个知青小组组成一个新家。组长、副组长由大家推选，知青们自己做饭管理自己的家务，在生产队长领导下参加生产劳动。他们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劳动挣工分多少，管理账目公开，一日三餐怎么调剂，全组会上征求意见，共同商讨，形成知青组规，人人自觉遵守。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后，国家逐步完善人员进出流动机制。从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和同期调离农村人数及去向对比中可以看到，每年下乡的、调离的同步进行。截至1979年底调离总数占下乡总人数的83.9%。其中1962-1973年总下乡934.57万，总调离401.35万，1974-1978年总下乡817.14万，总调离693.72万。在调离的形式上，有招生、征兵、招干、提干等多种途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到边疆后，党和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在生活、劳动、学习中关心他们成长、进步，帮助他们锻炼、成才，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因此，知青下乡始终是党在领导下的一项重要工作，那种认为“知青下乡是国家甩包袱，是对共和国一代知识青年的抛弃”的观点是狭隘的、虚无的，也是错误的。
四、知青上山下乡始终坚持我党提出的“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伟大旗帜，决不是所谓的对知识青年的“迫害”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包括党在内的社会各个界别都必须与劳动人民相结合，尤其是（天生软弱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等先天性不足，更需要与劳动人民相结合。在延安时期，我党就形成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只有走向广阔的天地才能大有作为，知识分子要想大有作为必须走向广阔的天地与群众相结合。毛泽东主席说：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因此，知识青年先拜劳动人民为师，劳动人民爱护关心帮助知青，他们相互结合、融合，他们在广阔天地这片田野里吸收了养分，健康成长起来了。
当前，从中央到省、市、县不少领导都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踩过泥土、唠过家常，他们就像中国的田野一样朴实、厚重，但更多的知青走向各条战线，他们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阵痛，他们没有怨言，仍然愿意听党话、跟党走，他们与党有割不断的感情。他们懂得劳动人民，他们知道我是谁、为了谁。就是那段在广阔的天地里的经历，铸就了他们的初心，奉献了他们的本真，成为他们力量的源泉，并一直激励他们，让生命永葆青春。知识青年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那一段经历，在他们身上永铸了红色的基因，使他们成为永葆革命青春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这些永葆革命青春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既是社会主义中国最坚强的栋梁，也是最牢固的基石。
因此，知青上山下乡始终坚持我党提出的“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伟大旗帜，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是所谓的对知识青年的“迫害”和“流放”。
五、知青上山下乡始终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是有着巨大物质和精神贡献的，不是所谓的“四个不满意”
从1952年的鼓励农村初中生和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工作，到1968年大规模城市初中、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再到1980年城市知青全部回城，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3000万知青（1300万回乡知青和1700万下乡知青）伴随着共和国最困难的岁月，与共和国一起负重前行，付出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共和国走进新时代完成了最原始积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和精神基础。知青依靠辛勤的劳动和智慧，与广大群众一起跨越式提高当地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为农业、农村发展打开了新局面。几千万知青到农村、到边疆，在改变生产条件的同时，也改造自己，改变农村。无论他们在插队或去兵团，他们都和当地党员、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冲锋在前。他们先学后干，边干边学；他们不怕苦和累，双手磨泡不休息，冒着生命危险打井、修桥；他们平整土地，挖沟修渠。他们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实行科学种田，把自己锻炼成有文化、有知识、能劳动、会技术的新型农民。他们普及科学知识，成立科研队，提高当地劳动者科技素质，在科学种田方面发挥骨干作用。他们接受新事物快，严格按照良种良法，精细种植、精细管理，一丝不苟，为稳产高产提供了技术支撑。当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下乡知青，与当地的父老乡亲一起苦干三年，实现全公社7000亩土地荒沟土坑填平，全部深翻一遍。实现水利化，达到旱能浇（50亩地一眼井），涝能排；道路林网化（边沟排水，路边栽树）；耕地机械化，全公社三部东方红牌拖拉机，每个生产队一部40型拖拉机。知青们用青春的身躯在荒滩河道上刨石挖沙，填平了两条沟、两个坑洼，增加耕地40多亩。在汝河滩种植了30亩桃树、60多亩苹果树、1000多棵杨柳树。全公社5000亩小麦从良种、施肥、播种管理建立档案，定期观察。玉米种植引进杂交品种，先改犁地时随沟下种为麦行套种，后又改为麦茬点播，小麦、玉米亩产突破双800斤，向吨粮目标迈进。广阔天地人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知青们敢闯敢干，施展才华，敢为人先，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创办乡镇企业，在壮大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挑大梁。他们围绕农业，办好工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先后办起了机械修造厂、拖拉机站、木材加工厂、面粉厂、水泥预制件厂、砂轮厂等。各大队办有造纸厂、翻砂厂、卫生纸厂等。安排一批知青在企业做工，有的任厂长、会计等。公社抽调知识青年白手起家，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设备、三无厂房立身之地的情况下，在汝河岸边的荒滩地上利用汝河沙石原料创办水泥预制板厂。公社盖招待所需要水泥砖、预制板，他们从供销社借钱买水泥，从汝河拉沙石料，知青们光着膀子，顶着烈日暴晒，在没有机械设备，完全用手工重体力的笨办法，苦干四个月完成了混凝土大砖的预制任务。在挣来第一笔资金的同时，初步形成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以硬汉为特征的骨干队伍。他们利用有限资金靠人拉肩扛架起了3里长的高压线。从汝河搬运沙石建起了70米长、8米宽的预应力张拉平台，用竹竿节草在河滩上盖起10多间简易工房，并购置了变压器、混凝土搅拌机、震动器等设备。知青骨干昼夜忙碌在建厂工地，食宿在草棚甚至露天之中。他们吃的苦、受的累，在今天人们看来难以想象，但为以后的人生打下了特别能吃苦耐劳的心理素质和体质基础。1975年，在知青家长及郑州砂轮厂带队干部全力帮助下，郑州第二砂轮厂鼎力支持，水泥预制板厂转产砂轮制品，从为郑州砂轮厂加工微粉入手，改制成品砂轮，到冶炼棕刚玉，制作砂轮，后来水泥预制厂更名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砂轮厂。到1977年底，砂轮厂基本形成了年产120吨砂轮和加工250吨微粉的生产能力。广阔天地砂轮销售到山东金乡、山西太原、陕西临潼、河北衡水等周边省、市、县。可以说，前三十年乡镇企业的探索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资本之一。而这里面，凝聚着3000万知青们“燃烧的青春和苦涩的汗水”。
知青下乡带来了当地文教卫等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扎实的社会主义文化下乡。正是由于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大量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扫盲教员，使大量农民摘掉了文盲帽子，普及了农村教育，推动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正是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使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青年成了“半农半医”培训的主体，不少都当上了“赤脚医生”，促使中国“医生”队伍短期内迅速蓬勃发展，农村医疗状况得到根本改善。也正是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作为文化主体与插队下乡所在地的本土文化发生碰撞、交融，知青在带来城市文化的同时，也同样接受农村本土文化的洗礼；父老乡亲在接受知青们带来的以知识、科技和城市生活生产方式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文化的同时，也把广阔天地人的勤劳、朴实的优秀基因植入广大知青的骨髓。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激励和熏陶下，广大知青接受农民群众的再教育，更加勤劳、更加脚踏实地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广大农民吸收新鲜的生产、生活方式，更加崇尚新潮文明、更加相信科学技术。这些最广泛、最扎实的文化下乡与融合，是社会主义核心文化在广阔天地形成的主要方式和重要的途径。广大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从磨一手老茧、练一颗红心，到逐步成为“庄家通”，把广阔天地各项事业搞上去，实现大有作为，完成了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生力军，是有着巨大物质和精神贡献的。所谓的“四个不满意”是针对特定的上山下乡的某些具体工作方法而言的，不是对持续30多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整个工作所做的概括和总结。其后的中共中央（1978）74号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共中央正式文献对知青上山下乡作出的全面评价，该评价应该被认为是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总结。《纪要》认为：全国 1700 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作出了贡献。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经过农村锻炼，走向其它战线的知识青年，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纪要》也认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统筹兼顾”的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城乡劳动力的安排缺乏整体规划等。
因此，“四个不满意”是在特定时间、特定语言环境，面对特定事件，由特定人员做出的特定表述，不具备普遍性的代表意义，不能作为党和国家评价和衡量跨越近三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表述。
六、知青上山下乡是青春激扬的奋斗和贡献史，不是伤痕累累的文学艺术
知青上山下乡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到边远落后的边疆，在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留下青春的足迹。他们洒下了辛勤耕耘的汗水，他们留下了青春激扬的奋斗，他们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知青上山下乡是共和国一代人青春激扬的奋斗史。知识青年从学校来到乡村，发扬革命浪漫主义精神，“闯过三关”，投入到生产劳动、生活学习中去；他们练一颗红心，滚一身泥巴；他们在劳动中成长，他们在生活中成熟，他们在学习中进步；他们锻炼了筋骨，他们淬炼了精神；他们用火热的青春奏响了一曲奋斗激扬的《青春之歌》。这曲《青春之歌》永远飘荡在共和国的奋斗史里，永远收藏在每位知青的心灵深处。知青上山下乡是共和国一代人的沉甸甸贡献史。近三十年的无私奉献，壮大国家和集体财富，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完成了最原始、最干净的财富积累，为共和国走进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重要基础。没有前三十年一代人的大公无私的艰苦奋斗，没有无怨无悔的自我牺牲，没有自强不息的奋力拼搏，就夯实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更提供不了精神支撑。实践已经证明，知青上山下乡为党和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知青上山下乡始终激扬着奋斗奉献的主旋律，创造、浓缩、形成了具有红色印记的知青文化。知青文化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父老乡亲带领帮助支持下，由知识青年奋笔疾书的社会主义红色文化。知青文化以“使命和担当”为内核，以“脚踏实地、勇于斗争”为要素，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为精神，激励和熏陶广大知青接受广大农民群众的再教育，实实在在地参加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同时，知青文化还引领广大农民自觉吸收新鲜的生产、生活方式，崇尚新潮文明、相信科学技术，为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城乡融合作出了不懈努力。知青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出现在中国历史文化舞台，它启迪的是上进的正能量，它给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带来了新思想、新面貌、新风俗、新教育、新医疗，它是中国五千年优秀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的特色呈现。
知青上山下乡不是伤痕累累的文学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客观生活在创作者的主观意识下的技艺加工。文学艺术往往受创作者个人的立场、观点以及理想和追求所局限。那种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真、善、美的标杆”本身就是一种糊涂认识。生活是多彩的，更是辩证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奋斗史是艰苦的、有汗水和血泪，这对革命青年来说是磨炼、是锻炼、是淬炼，是身体的成长和精神的升华；而对另外一部分偏离甚至丧失人民立场、站在自我小圈子的人来说则是“苦难”、是“黑暗、阴谋”，是“人性的磨灭”。这些所谓的知青文学则是各类创作主体分别对知青生活的吸引眼球式的主观加工。在吸引眼球的功能上，那些所谓的伤痕累累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迎合普通大众的本能口味。因此，把知青文学作为知青历史的观点不可取，把知青文学中的伤痕文学认定为知青上山下乡的生活史更是荒唐。综上所述，知青上山下乡是发展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党和国家集体决策的关于青年工作的一项重要国策。在实施过程中，党和国家按照有计划、有步骤、有管理、有（进出）渠道等方法，并积极推进。知青上山下乡期间，广大知青与当地广大干群一起劳动、生活、学习，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为共和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那种无底线抹黑知青下乡，无限扩大苦难，割断历史，割裂党、国家和人民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
（作者系《广阔的天地》杂志执行主编；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知青问题研究”，原文刊于《广阔的天地》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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