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市场经济大潮不断冲高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之时，也在不断冲刷人们的思想道德堤坝，那些年的世风走下、信仰摇曳已是不争的事实。此间，有一种文化——宗教，却是水涨船高，甚而在局部地区发展势头迅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国内宗教信众的快速增长和某些宗教的地域性扩张，可谓史无前例、冠盖西方。对于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度而言，如此文化的突热现象，显然不太正常。利耶弊耶？应对若何？该当冷静思考，本文略抒几点拙见。学界有一公认，中华史上从没有过举国狂热的宗教信仰。笔者以为，如此现象，过去没有，现在不是，估计将来也难出现。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历久熏陶，一种重视现实、顺天敬祖的国民心性，总是在笃信神灵与注重实惠之间游离。说古今中国没有宗教狂热，并非可以引出国人没有信仰的偏论。正如葛剑雄先生所言：在民间，尤其是在汉族地区，一般人对佛教、道教都信，天、地、君、亲、师都拜，还有极其广泛的实用性、地方性崇拜。如各地有土地神、城隍，家门口有门神，灶头有灶神，理财有财神，婚姻有月老，求子有送子观音，还有风伯、雨师、雷公、电母、河神、海龙王、阎罗王、玉皇大帝等各司其职，简直无所不包，应有尽有。在中国民间信仰中，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吉凶祸福都有相应的神或鬼督察照料，都可通过虔诚的膜拜和丰盛的祭品期待相应的庇佑或化解。尽管这些崇拜的表现形式不同，具体内容各异，但其核心都是对“因果报应”的期盼，即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然，至今还在不同程度流传着的这些民间信仰，大多与迷信思想缠连，很难算是真正的宗教信仰，更非专一的信仰，但它却是中国人心灵世界中可以随时萌发的精神依托。正所谓“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也是我们在考察当今中国宗教现象时，不可忽略的民族心理。我国目前的“宗教热”显然不是狂热，只是相对而言的突热。这里所谓的“相对”，是相比改革开放之前的宗教态势；所谓的“突热”，是指这几十年宗教热度上的迅增势头。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人们思想观念超常稳定的古老国度里，倍受传统观念抑制的宗教热情，却在社会主义制度运行30年后的改革开放大潮中竞相释放，原因何在？对于这股潮水般涌来的宗教热，有人将其归结为国门开放后多元文化的涌入，加之西方宗教势力的渗透；有人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财欲望的膨胀，加之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推动；也有人试从国人丢弃传统、导致价值观的偏转方面探寻，等等。笔者认为，这些方面都有关联，也都是当今中国宗教发展的动因，但有一种动因是不可忽视的，却是非常态的。这里所谓的“非常态”亦可谓之“非正常”，是指社会体制运行中的某些反常，导致一些人们精神追求的异常。具体说来，相当一部分民众宗教热情的萌发，与社会管理层的群体性信仰散失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三十年，尽管出现过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但国人的精神层面总体上是健康向上的，人们世界观的主流是偏向无神论的。这是由于建国初期，在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岗位上握有职权的干部们，大多是从战争年代走来，在艰苦环境锻炼出来的优良作风、纯正品质和革命人格，使这代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即使在没有足够权力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凭他们业已形成的自律意识和为民热情干事业，无愧“人民公仆”的称誉，为全国民众树立了精神样板，带来了美好希望。从上述民族信仰特色可知，在来世与今生、玄想与现实的祈祷中，国人更为注重的总是后者。人们在建国初从翻身解放、世风渐好且又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现实中开始相信：跟着这个党，走着这条路，无需求神拜佛，便可迎来幸福生活。如此国民心态，即便当时放开所有宗教信仰，也不会出现信众的猛长。可是在那个时代之后，这根维系民众信念、远离有神论的精神支柱却遭遇了连续两次的裂变。国民精神支柱倾斜的第一次裂变，发生在文革之后，一些人的片面性反思导致的信仰危机。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事业的辉煌业绩靠的是党和革命群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和自觉践行，那么，在文革结束后，一些人借“拨乱反正”和批判“两个凡是”之名，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毛主席的著作不再学了，就连他那诸多利国利民的警句格言，都难以见于报刊荧屏，甚至在那段时期的领导讲话中也难觅这些字迹；至于对毛泽东人格的恶意诋毁，以及对前三十年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歪曲篡改，竭力往毛主席脸上抹黑，到了无耻至极的地步，这就势必造成一些人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社会主义道路产生群体性怀疑、动摇乃至幻灭。矫枉难免过正，但矫枉者也难免吞咽另一种不正的苦果。建党开国的革命伟人被污，其党精神光辉何在？党的精神光辉没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如何解释？这就应了恩格斯的一句格言：“违反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正是这次不该发生的精神裂变，于是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有了“我不相信……”的一次次呐喊，有了“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的一声声哀叹，并由此开始了人们的信仰迷失和转移。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的宗教政策的颁发，中国宗教的大发展也就应运而起了。国民精神支柱倾斜的第二次裂变，当是改开之后官场权力腐败之果。如果我们在否定那场“大革命”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当年一经发现就想根除的问题——背离马列、官僚主义、干部特殊化、想搞资本主义等脱离群众的“毒瘤”在我们党的肌体上是客观存在的，而文革的问题主要是全面“踢开党委”“造反夺权”这种制约权力腐败的运动方式欠妥，那就应该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之后，尽快从法制和体制方面创建人民民主的新形式、新举措，然而却是迟迟无果。接着，有关“姓社姓资”的基本原则问题，被曲解“不争论”的声音所压制，致使大大小小的当权者们在思想深处完全扯断了“两条道路斗争”之弦；“再也不搞政治运动”的许诺、从此不提“阶级斗争”的做法以及法定取消“四大”之后，又使许多当权者们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借以“政治运动”和动用“四大”去揭露他们的官僚主义、渎职及贪腐行为。这场谋求社会稳定发展的“改革”大潮，却因没有形成一套监督、检举、惩处权力腐败的民主、法律制度，而使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了自我约束力，进而以“胆子再大一点”、“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营私舞弊、盗窃国财，以致达到十分猖狂、“比资产阶级还厉害”的地步。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长时期大面积的乃至集团性的腐败，破坏的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更为可怕的是旗帜、形象的污损以致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扭曲。当国家官场中的以权谋私和特殊化只是个别现象，人们还在相信社会制度的整体功能以及执政党的纠偏能力；而当腐败之风遍及全局、为数甚多的政府官员都在纷纷背离马列信仰之时，特别是某些舆论把本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资本主义货色，硬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还津津乐道地当作“改革”成果反复宣传之时，那些原本衷心拥护社会主义的群众，还能有几分维持信念的耐力？如此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说教与践行的严重背离，一而再、再而三地敲打着人们社会认知的神经，最终瓦解的绝不仅仅是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服力，还从根本上破坏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由衷信仰。诸多党员干部不是真信了，铁心跟党的许多群众也不敢真信、不想再信了，更何况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呢？而在文化界、高校里，那些“吃共产党饭砸共产党锅”的害群之马，他们利用“伤痕文学”、污化英雄、丑化领袖等拿手好戏，大肆散布历史虚无主义，处心积虑地涣散着执政队伍的社会主义信念根基，同时也在腐蚀着相当一部分民众本已不太坚固的精神支柱。文革后的三十多年间，如此的精神断裂，与之伴随的是政府官员愈演愈烈的贪腐之风，加之时下的不少文艺精英们，总在迎合市场经济通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享乐主义文化观，并借助媒体不断烘托着享受至上、娱乐至死的生活氛围，使得许多人尤其是部分青年，很少思考社会责任、不再选择理性信仰，一味陶醉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感性安逸和粉色的梦，更多的社会底层民众则在忧烦、焦虑的生活重压下重新寻找精神寄托。这也正是世风走下时往往出现“宗教热”的最好注解。马克思说“宗教是苦难者的呻吟”，此乃千古真理。现代科技与社会文明永远不能化解人们的所有苦痛，这就注定了总有一些人会投向宗教怀抱以求慰籍。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将是长期甚而永远的。当今世界，信仰宗教的现象较为普遍，唯独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热”颇为异常，原因固然还有其它，但上述两次精神层面的“裂变”是其主因。也许有人会说，很多信众是从苏联的解体认清了共产主义的渺茫和空想，这才丢弃了原有信仰，改信宗教。其实非然！在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中，最为虚幻的一种文化，莫过于依靠来世理论和天堂愿景支撑的宗教文化。马克思向人们描绘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尽管非常遥远，但绝非渺茫和空想，相信每个认真读过《资本论》第一卷的人，都会为马克思那严密的科学分析和逻辑推论所折服。更何况共产主义的某些愿景，已经在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有所显现，并且总在不断添加。问题在于，有些人放弃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信仰，不是因为它的渺茫，而是共产党内的异化分子和马克思的不肖子孙们败坏了“共产主义”的名声，硬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贬为“过时的谬误”，或者变成虚伪生厌的说教。试想，倘若教堂寺庙里的神职人员大多贪腐成风、男盗女娼，并且肆意诋毁践踏圣经佛典，还有那么多人信教吗？不会，绝对不会！有句话说得好，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心灵没有归宿。在“虚幻的宗教”和“虚伪的说教”面前，人们宁可皈依“虚幻”也不接受“虚伪”！那些反思、怀疑革命信仰的人们，不可能都去学习《资本论》……，现实总让他们在一次次的失望中一点点地放弃，直至信仰坍塌后的重新选择。也许这就是部分人群，在这特殊的社会背景下，造就了非常态“宗教热”的心理动因吧！当然，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我们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失误、教育宣传机器的失常、传统信仰领地的失守等方面求解。若是扩展详述，足以写本专著，这里不再加论。任何国家的正常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的和谐稳定，而社会的和谐稳定则需要一整套信仰体系和道德规范作为支撑。宗教的主旨是规劝人们弃恶从善、与人为善，从这意义上说，宗教的存在与发展不无益处。众所周知，在当今中国，宗教合法存在的前提是其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也就是说，正在民间传播的宗教，既要引导人们遵纪守法、爱国向善，又要使广大信教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而奋斗。这也正是习近平主席强调坚持的“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基本方针”。然而，目前热度不减的某些宗教，却显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比如，传统宗教的过度世俗化和外来宗教的排他性扩张等问题，必须引起宗教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先说传统宗教的过度世俗化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佛教活动的市场化，由此背离了佛学的原本精神。国内真正的佛教徒未必很多，而喜欢烧香拜佛的人却是相当之多，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信众数。在香火旺盛的寺庙里，就连一些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乃至革命军人也加入其列，亦拜亦求。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与市场经济大潮中人们命运、财运的多变有关。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渗透无孔不入，就连超凡脱俗的佛家领地也掀起了拜金风潮，香火中散发着一股铜臭。且不说本应六根清静的和尚，也玩起了手机微信、开启了经商思维和生意行当；亦不说那些寺院周边的香烛商人，肆意抬价还不让还价的变相抢掠；就说这诸多信众向佛门纷纷捐款的比争，则让千年延续的香火变了味道。这些年来，诸多不义富豪、官场贪官们，对在困境中苦撑的弱势群体不屑一顾，却不惜重金，数万、数十万乃至千百万地捐向佛门，用以祈求菩萨让其继续暴发不义之财、或保佑他们的恶迹罪行不被披露和惩处。在这股以为花钱便可赎罪免灾的风潮带动下，许多钱包渐鼓的信众也在竞相争捐，似乎谁出的善款越多，佛前的祈祷越灵，得到的善报就越多。可悲的是，一些本应看破红尘的佛家弟子亦在特别起劲地诱导这种市场行为。据说我国台湾的寺庙反而比较清净，少有此等怪象，这就值得深思了。殊不知，市场注重投入与产出的功效，佛教讲究业力与回报的正比。若是以为谁向菩萨投送的钱财越多，谁受菩萨的护佑就越大，那就完全误解和背离了佛学真谛。菩萨若是论捐行赏，岂不是在纵容行贿、肆意受贿？佛家清净世界怎有这等肮脏的菩萨？佛教的过度世俗化，使得一些僧尼和寺庙主管过度关心现实利益，而对其教化大众的宗旨要务践行不够，整体水准在严重下降。稍微有点佛学常识者均知，烧香拜佛的真正含义是以佛像与香火为媒介，培养和激发人们内在的虔诚，并藉此让个人的善良心性得以付诸行动。也就是说，“烧香”是在告示自己的真诚，“诚心三叩首，敬意一柱香”，由此即能沟通佛主，传递信息于虚空法界；而“敬佛”，则是把佛当作榜样提醒自己，佛主（释迦牟尼）原本也是凡夫俗子，他能成佛我亦未尝不可。佛教有别于其他宣扬救世主的宗教，菩萨的作为不在于直接助你解困去危，他只是人生苦海的引渡者和见证者。信佛如同坐上了渡越苦海的一叶小舟，菩萨不会帮你抡桨划船，他只能导引你的修行方向、提升你的修行决心、坚强你的修行意志。能否渡过苦海，最终得靠自己行善积德，即善的业力的累积。所谓“佛在心中”，是在告诫人们：真心向善、弃恶从善、修行积善，方可事随心愿，即是“心诚则灵”的佛理所在。佛家信众本该敬佛、礼佛，按佛理去做！可目前却在流行一种别有用心地拜佛、求佛，没有一丝痛改前非的诚意，还想用不择手段的肮脏金钱贿赂佛主，并要佛主依己心愿，继续背离德行、一意孤行！这些人不妨扪心自问，佛界神灵真会保佑你吗？你的行为却在诱导佛主犯错，只会罪上加罪！没有善业，谈何福报？不为他人、社会奉献，却只求索取享受、甚而损人利己，这不是在祈福，而是在歪解佛理、污辱神灵！再说外来宗教的排他性扩张问题。根据现有调查，某洋教在我国改革开放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其他所有宗教，而且发展势头还在强化。特别是在城市中的弱势人群、在欠发达地区和广大农村，该教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尤为值得警觉的，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形态，对中国农民的传统信仰体系、道德规范与既有生活方式已经造成重大影响，对农村原有的文化结构和乡村基层治理亦已产生一定冲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实行包产到户后集体组织涣散，农村社会的正面教育几乎丧失，孝道衰退等不良道德风气渐涨，社会公共规范日渐解体，农民精神生活的空泛和迷茫，需要一种信仰为其提供灵魂安抚，需要一种精神能量规范乡村人伦。正是这种情势之下，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一再试图征服中国农民信仰的洋教乘虚而入。洋教信众的人数急剧猛增令人吃惊，更需要重视的是，它在一些地区的传播和扩张，是以抵制、消除中国诸多民间信仰以及节庆习俗的方式进行的，这就不可小视了！就以笔者居住的上海郊区为例，有些教区，但凡信徒较多的村庄几乎抛弃了所有的中国传统习俗。比如，清明不扫墓、不祭祖宗，亲人一死百了；春节不贴春联、不放鞭炮、不着新衣、不说祝福话，冷冷清清，一如平常。每当传统节日身临其境，感觉这里不像中国。见有一位贫苦出生、终生爱党的老共产党员，死后居然被其家亲在其遗体罩上洋教的徽标，并以洋教的仪式追悼，老单位工会派来的主持人却熟视无睹。苏北的许多地区是近年来发展的新教区，洋教取代中国民间信仰、淡化中国节庆文化的现象也很突出。这是笔者所到之地，其他地方想必亦然。有人与一教徒的对话发人深思，问：“信了耶稣就不敬祖宗……为何这样？”答：“这是耶稣教规，否则就会冒犯上帝……”；再问：“那就不怕冒犯祖宗？”又答：“上帝管着祖宗呢！”这究竟是传教者的故意还是受教人的误解，想想便知。再看看西方政客的相关言论，可谓不寒而栗。就在十多年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前主任、基督徒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在其《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一书中写道：“虽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并不好，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非常之惊人：目前已有7000万新教徒，1200万天主教徒，总人数超过共产党党员。”他还预测，今后30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之一，中国“龙”将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美国的基督教团体还在宣传品中宣称，要使“中国基督化”和“福音化”，要“能够像打败苏联和东欧那样在中国打败社会主义。”看了这些咄咄逼人的言辞，不知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们，会悟出点什么？又该做些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针对当前国内宗教态势强调指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统筹推进相关工作。要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要切实解决影响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突出问题。”即使是中国民间信仰，也应成为中国五大宗教均衡发展、和谐相处的精神纽带，更何况起到凝聚亲情、乡情的中国传统民俗和节庆，怎能成为宗教的排斥对象？宗教文化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就在于它的适应时局、与时俱进，并能与不同的民族文化相融合、与不同的政治制度相协调。了解中国佛教史者皆知，从古印度传来的佛教，其教义原本有诸多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之处，但都作了切合中国传统、顺应民意的修理，才有后来的广泛传播。即便带着西方强势文化背景的外来宗教，要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的社会中长期存在，就必须中国化，岂可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允许宗教的存在与适度发展，是由于中国的五大宗教组织都不受国外宗教势力操控，走的是“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民共同理想以及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不抵触、相协调的。只要中国社会主义的大旗不倒，我们任何时候都得坚持一条原则：中国境内任何宗教的存在和发展，其前提必须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否则，就应坚决遏制！马克思论及宗教本质时，说它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显然这是出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从其消极面上揭示的；倘若马克思活在当下，或许还会阐述宗教的另一积极面，认为它同时又是“社会和谐的精神汤剂”。我国现行宗教，就其在世界观人生观上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言，其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我国的教育和媒体主阵地决不允许传播宗教的原因。鲁迅先生有言：“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也就是说，有了这一体现伟大民族精神的宝贵民魂，才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凝聚力，才能成就中华复兴的宏伟大业，才能雄姿英发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魂自然是其传统文化的孕育和凝练，进入新中国、新时代之后，它又是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支撑。倘若民众的主体信仰慢慢洋教化了，社会主义的信念渐渐消解了，中华民魂也将随之消亡！这是我们在张扬“文化自信”之时，面对夹带西方价值观的洋教文化渗透，切切不可忽视它的潜在危害！对于不健康的宗教传承，必须坚决遏止，而对正常的宗教传承则应受到保护。这是由于，就社会风气的净化、人际和谐的维护方面来看，宗教的道德教化和精神抚慰，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有一定助推作用的。在相当一部分民众信仰丢失、精神迷茫的社会转型期，在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张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宗教的这方面功能不应忽视。这里不妨先从西方资产阶级对待宗教的态度说起。众所周知，在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新生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舆论准备是从批判宗教着手的，当时的诸多启蒙思想家都是破除宗教迷雾的顽强斗士。在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早期阶段，曾在欧洲大陆人心一统的基督教信仰，已被17、18世纪灿若星辰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打得粉碎。在当时，人们信念的彷徨、精神支柱的摇动可想而知。加之伴随大工业的起步和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利己主义价值观时时处处挤压着虚幻的神学说教，由此导致早期资本主义在复苏人性的同时，引发私欲极度膨胀、贪赃枉法横行，到处是掠夺、欺诈和血腥，非人道的丑恶现象罄竹难书。这固然与当时资本主义的法制尚不健全有关，但与人们信仰地盘的一度空虚不无关系。那些没有任何信仰的人，由于对“来世”没有丝毫的念想，对上苍没有丝毫的敬畏，往往就会只顾追求及时享乐、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利益。也许正因如此，坐稳江山的资产阶级统治者们，开始重视宗教的特殊作用，从而大力倡导宗教。法国著名的政论思想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美国人正是通过宗教信仰，使得民主制度具有了德化的性质，抑制了个人主义的蔓延。他还认为，宗教会净化人们的心灵、调整人们的行为、节制人们的欲望，使人们在平等时代不会过于热烈地和过于排他地喜爱安乐和纯粹地利己，并说服人们采取正当的手段致富。对比早期资本主义的乱象丛生及后来的文明进步，我们必须承认，此说不无道理。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宗教的道德说教及其心灵净化作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凸显、更有必要。共产党人虽然不信宗教，但要坚持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认识宗教和利用宗教。宗教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我们既要看到其消极所在，也要重视其积极作用。回想我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大潮中许多令人深恶痛绝的现象，不都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早期曾经出现过的吗？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就人们精神世界里原有信仰的动摇失落、极端个人主义抬头以致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而言，何其相似乃尔！当一个社会出现如此病态时，最可怕的就是那些没有任何信仰、只信自我、且又胡作非为的人数渐长。上述这段历史的重演告知，既然我们正在做着却还远未做到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重暖人心，与其让那谁也不信、唯我主义膨胀的人群增加，还不如让宗教暂且收管他们飘忽的心灵，这或许会让这个浮躁的年代少些冷漠残忍、少些违规乱为、少些违法犯罪，多些弃恶从善、与人为善、爱国向善、修行积善。这也正是我们仍应继续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允许宗教适度、健康发展的缘由。
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只能健康地“适度”发展，切不可任其扩张地“热度”蔓延！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坚守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信仰主流至关重要！因此，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教育一定要从娃娃抓起；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引领，逐步优化党风民风，努力修补接连断裂的国民精神支柱，再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体系，规范引导宗教在服从大局、配合主流的前提下发挥积极作用，这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要求，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必须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当今“宗教热”偏向发展造成的不良后果，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宗教工作引导和管理，抓紧扭转种种偏向，这是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责和紧迫任务。关键在于，一定要坚决落实习近平主席强调的“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方针，注意发挥民间宗教的积极作用，不断削减其消极影响，团结广大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让全社会的正气新风不断上扬，为实现中国梦而凝聚一切复兴力量！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第二军医大学哲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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