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背叛了革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点击：作者：红色参考来源：淳传媒微信号发布时间:2022-02-08 10:36:30

叶楚伧（1887—1946），

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1925年《说几句私房话》，叶楚伧，《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

张厉生（1900—1971）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 ”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是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张厉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张静江（1877—1950）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梅贻琦（1889－1962）

众所周知，我是个中立的人，或者说，是个中庸的人。我不赞赏南京政府，同样也不赞同赤色激进主义。大家可能听出来了，我在先头用了‘不赞赏’，而后面用了‘不赞同’。是的，我只是不欣赏南京官老爷们的做派，但对他们尊重学人与绅员，还是认同的。我们的这个国，自古以来是靠着良绅施善业、学人尊德行而立。如今，乡绅操业不同了，学人治学不同了，可殊途同归，他们还是国之脊梁、邦之干城。而赤色激进主义，我不赞同的，就是其贬低知识者、有产者，而妄举群氓之属，竟欲以无产无业之人，统领国政，筹立新统，这是我恕难认同的。中立之路，在乎持平。学人、绅员让利于劳工阶级，劳工阶级赋治权于学人、绅员，这才是两厢中庸的道理。妄图完全剥夺有产者之利益，而尽赋予群氓，我是绝不能接受的。我反对激进主义，正在于此。

——1930年4月《中立思想之漫谈》，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台湾省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

张继（1882～1947）

“这些时日，诸君都看明了，我党已经有了赤化的威胁，这是定了的了。鄂省的乡间，已经是盲动者掌权，下田人做主了。咱们世代传家的士绅，或被杀了，或逃了，好好的书香之家，要被糟蹋尽了!湘省同样不堪，田主被分了地，实业家被分了产业，父一辈子一辈积下来的财货，就这么明白着被夺了去，给了那些个贱种了!江淮一带我没亲见，听过往的友人讲，也是污浊不堪，泥腿当道，士人颜面丧尽，沦为禽兽出没的野人国了!我们这是入邪途了!我们这些个慷慨节义的革命者，就要被盲动者们踩在地上了!反满、反军阀，如今反出个禽兽的世界来，我们何其悲哉!”

——张继，原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原国民党宣传部长，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在同志俱乐部的讲话》

贺耀祖（1889-1961）

“面对敌寇压境、外患临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我认为，是学习，像共党学习，学共党的土改!为什么要学土改?因为今日我们不土改，就无法动员百千万贫苦雇农的力量，无法搜集千万万凝聚在土地上的乡绅钱财，无法获取九成以上的无产者的民心。今日看似日寇是最大的敌人，其实最大的敌人，来自于无数无产雇农、贫农的赤裸的敌意。今日，我们尚可以以共御外辱的名分压制这些敌意。来年，当外患平息时，我们将面临被共党动员起来的无法计数的农民武装!到那时，党国之危，将无可止息!土改在我，则我存;土改在彼，则我亡。愿诸公放下一己之力，勉力为国，共赴时艰，此党国之幸，先总理之幸，领袖之幸矣!”

——贺耀祖，原中华民国甘肃省政府主席，原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1939年11月《当前形势与展望》

俞济时

“昔之拒日（指1932的上海一·二八抗战），吾辈之幸；今之剿匪（指围剿方志敏等部红军），吾辈之惧。惧什么呢？其一，匪之纲领，劫掠士绅与巨富者，施恩于贫民农户，使其受乡间群氓支持，难辨识难剿灭；其二，匪之纪律，过贫户之门而不入，见乡民之财而不犯，只诛富户，不扰小民，颇优于我部；其三，匪之行动，平时隐于田家，竟同耕同作，战时持械出首，列队以迎吾军，不易预剿而实歼；其四，匪之聚合，多分富户田产之农家子，所谓‘两家子，分田地’，自古成强军之根本，今显于彼也。此四惧，恐吾辈当次重任，竟有违领袖重托之期也。”

——俞济时，原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原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军长，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侍卫长，1934年11月《吾之不可不言之语》

安春山（1906-1979）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安春山，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

“承认敌人厉害，不是怯懦，而是明智；向敌人学习，不是逆反，而是诚实。毛匪帮有何厉害之处，值得我们学习？其一是它的土改，其二是它的组织建设，其三是它的思想控制。土改，我们要做，不做穷人就不会支持我们，我们就会匪帮牵着鼻子走；但做要讲度，不能如毛匪一样全部强征，而要征一部分，赎买一部分，有软有硬，软硬兼施，毕竟，我们还是要依靠士绅商人的。组织建设，毛匪帮实则向先总理时学习，比我们学的好。我们太过松散，权威太分散，没有形成组织内的唯一核心，力分则弱，又无严厉的惩罚手段，终止于濒临瓦解。这是一个大教训，是我们必须绝对服从总裁的根本原因。思想控制，具体来说，就是三民主义理论的深入化、强制化、必要化。这是对抗赤色思想的唯一武器，是我们在精神上抗击列、毛主义异端的唯一屏障。由此，必须彻底改变松散的思想控制体制，铁腕监管舆论，严格纠正国民思想，真正做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思想！”

——刘健群，原复兴社的书记长，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原三青团中央干事，1952年《关于加强组织建设、领袖尊崇、思想巩固的若干意见》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

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的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于右任，台湾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李璜

“今日之经济乱象，其根由还是供需之问题。自三十六年（指1947年）以后，军事失措，战线不稳，我虽仍占据较大多数之城市、城镇，而毛匪步步为营，已夺取很多乡村，并在我之后方的乡村地带进行暴力土改，扰乱我在乡间之行政。

我国不比欧美，是一小农业之国度；国家经济之命脉，仍为农业；而城市无大工业之基础，其实质仍为纯消费场所。乡间产出之粮食原料，是我国经济的根本，也是维系党国经济安全的生命线。今我占据城市，大量城市之党政公务人员、院校之学生、工厂之劳工等，皆仰政府为食，于我实为大包袱；毛匪占据乡村，残乡绅而分其地，乃想灭消费人口，而做生产之业。我之控制区，仰赖匪区之粮食供给；匪之控制区，专以扰乱我之市场为要。两相抵触，我之经济为乱，实属正常。此简单供需之问题，较军事之胜败，尤为关键。”

——李璜，中国青年党创始人，原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会参议，原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1948年1月《经济乱象之简明分析》

钱思亮(1908年-1983年)

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我告诉大家，不算!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钱思亮，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长

严家淦

“近期有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匪情吗？

有同仁说，逆刘氏窜访（指1966年3月，刘少奇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值得关注。

错！匪（指中共）已僭国数载，随无大义，却有实据，匪首窜访是很正常的事。

我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窜访之人，即匪首之刘氏。

我认为，逆刘氏与逆首毛氏，可能存在巨大的裂隙，甚至可能发生走火！

我的依据是：

一则，自（民国）五十一（即1962年），刘氏抨击毛氏之所谓三面红旗后，二人在匪之重大政策上，已无明确的相同表态，往往你说而我默，这在匪之体制下，是很不正常的；

二则，（民国）五十三年（即1964年），匪宣传毛氏退隐，而刘氏跃居前台，此行径与毛氏之强硬性格大有不合，颇疑其为内部争斗的暂时妥协，以毛氏之性格，必有后招；

三则，逆刘氏此次窜访，匪之官舆未作大肆宣扬，匪之对外机构也没有频繁歌颂，这与周先生（国民党官方舆论，不称周恩来为‘逆’）出访（指1963年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大不相同，此必有难言之事；

四则，逆刘氏近期未有私人训话见匪之报端，未有明确的政令传达，这与匪之领导方式颇有不合”

……

由此数则，我个人认为，匪之大变在际，似将有偌大的内部冲突。

我方应做好应变策略，适当时候，应襄助匪之斗争失败者，或光复故土，亦可稍期！”

——严家淦，原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1966年5月《近期匪情通告》

文革批斗会

大陆搞文化革命，最近两年，被海外中外媒体批判的厉害。大陆搞这个东西，为什么被批判?我个人看来，并不是它破坏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最根本一点：它颠覆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秩序伦常’!在大陆搞的这场运动里：体力劳动者被宣传置于脑力劳动者之上;不修边幅的群氓分子被置于知识阶层之上;新进的青年干部被置于开国元勋之上;没有资历和背景的社会流民被置于书香门第之上;等等。这种颠覆伦常与秩序的举措，在知识阶层看来，就是一种原罪。

——1969年《有话大声说出来》，李斯翰，澳大利亚悉尼华人报业联合会干事，洪门澳洲分舵干员

出席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银行年会，中为张兹闓

经济统制方案，不是洪水猛兽，更不是赤色专制下的共产共资。经济统制是国家资本对流通市场的主动干涉、对金融市场的善意控制、以及对微利行业的特殊校对。经济统制与自由经济并不抵触，它是自由资本流转的监控器，是私有资本增殖的地基。只有希望极端垄断资本暴政的人，才会反对经济统制方案，进而反对国家资本的主导地位。这不是自由与专制的对峙，而是伪善与真诚的较量。

——1974年《对宣传机构的一些建议》，张兹闿，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台湾银行董事长

“北京和台北都在拆旧建筑、修新建筑，引来华人舆论的议论。大体而言，支持者寡，抨击者众，多所谓‘毁弃祖先之宇、历史之基’云。何为祖先之宇?祖先假设梁栋，正为了寓民以避寒，给民以安居;和为历史之基?华夏历史的基石，正是大规模安民生产、水利兴建。今日毁弃空具奢侈观瞻、却无实际用途的琼楼玉阁，修建可供国民安居、生活的制式楼房，此新时代中华治政者之大政也，正是惠民、利民、便民的善政!小撮文人、富人的观赏心情重要，抑或劳工大众的安居重要?这个答案不难猜!”

——西风劲（熙逢晋），原洪门马来西亚分舵“舵把”，原马来西亚华人产业联合会副会长，1957年《南北两京之变迁》

郑道儒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郑道儒，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外交部顾问

小岗村的分田血手印

联产承包制是新贵们干的最无智的事，说遗祸千秋，也不为过。联产承包制的本质，就是承认同一化的不动产所有制，无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迫进行不动产使用权的私有化分割，来进行产业重生。这是向私有资本合法化妥协的第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新贵们会发现，他们将无法回头。因为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论依据，使用权私有化分割，必然开启不动产产权与非不动产产权的全民私有化需求。这种需求，是垄断资本经营执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这个执行者是组织内的高级干部，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

——1980年《掘墓人在内而不在外》，李明颜，香港《大公报》政评人，香港启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李卓然（1899—1989）

社会主义革命，并非反对某个特定人群，也不是反对某个特殊阶级，甚至不是反对某种特殊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是反对流通资本的私有化增殖行为。资本主义废除了权力的血缘继承，却赋予资本以权力特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个人，没有特权;但资本，却拥有特权;而人，可以占有资本，从而继承附着于资本之上的社会主权。社会主义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废除资本的社会主权，从而废除资本赋予人的权利。

——1981年《社会主义革命论》，李卓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王建煊（1938年8月7日—）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王建煊，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

83年严打

(大陆)严打，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当笑话看，有人当课题考察，门外人看门内人，做的起劲，看的却茫然。其实，用中共的话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是什么?是严打。本质是什么?这个难说。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我的观点，是清肃。清肃谁?清肃文革期间习惯了下克上、习惯了粗人反文人、习惯了用运动反官老爷的人。这些人不怕老干部，不想老干部们过好日子，不想老干部们重整河山。这些人还想着自说自话，还想着借毛的名义反对知识分子、反对老干部，穷凶极恶嘛!罪该万死嘛!万死难恕嘛!所以，要严打了。以打击犯罪的名义，清扫一切害人虫!这是翻身做主人的老枪们，对幸进新贵的反击，根本上，是对那个死而未葬的人的反击。

——1982年《隔着大门向里看》，邵立儒，新加坡三立新闻集团华语部干事，新加坡华人商会干事

马鹤凌

“对岸打这一仗，既有军事目的，又有政治目的，其中，政治目的居主导地位。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赤越确实不安分，对对岸不尊敬，对岸要教训一下李巍，也是很自然的。毕竟，对岸支持者国际上300多个赤色组织，在家门口受气，岂非堕了威名？不过，这都是顺带而为。真正的目的，恐怕和韩战时，推百万降军入韩而消耗之类似，只不过，这次要消耗的，是一部分不终于现中枢的军事人员，包括不太可靠的军事主官。经过类似政变的中枢更迭，对岸更需要大规模轮换一批基层军事主官，以此加强对军力的控制。这是以战固忠的老套路，不过却很有效。可以预见，这种套路线，战果不会如何辉煌，但战期定然足够漫长，以便顺利完成中枢对军力的整编与调整。这是可以定论的。”

——马鹤凌，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第四组主任，原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3月《赤匪战情通报会上的讲话》【注：指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是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男女平权运动，确是最佳的处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1983年《两性地位的再申论》，刘宇，台湾省，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

李学先（1912—2000）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李学先，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李一清

我们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要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讲起。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是什么?简单而言，就是建立在资本本身平等化与资本权力差异化基础上的社会契约。每一分资本，其本身是平等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进步的主要方面;但平等资本相聚合，由于其垄断程度的不同，必然造成差异化的权力结构，也就产生了不平等，乃至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压迫。在这种产权压迫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即资产阶级法权，理所当然是不平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允许拥有资本量多的人，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地’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也不能允许资本本身带来的法律上的优势地位。这是无产阶级司法体系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避免的根本问题。所谓司法独立，从根本上讲，是大资本化时代最迷幻的梦境而已。

——1983年《在小组讨论上的几点意见》，李一清，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邮电部第一副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委会委员

李学智（1923—2005）

这两年，我们放回了许多老贵族(指少数民族旧上层)和他们的后代。有些同志说这叫‘宽以待人’，还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远怀夷人’。我只想问在座的同志们，我们的民族政策原则是什么?主席曾说过，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阶级化，化民族冲突为阶级斗争。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团结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了贵族奴隶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完整。如今，我们却要放回那些曾经的奴隶主和宗教头子，寄希望于他们来“念我恩惠”!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丢了阶级斗争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必将陷入历代王朝与少数民族尖锐对立的怪圈，永远不得解脱!

——1984年1月《大胆向中央建言几句》，李学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宁夏军区第一政委【注：1980-1986年间，中共先后释放超过9000名各少数民族原上层统治者与其家族后代人员，陆续返回本民族居住地，并返还其部分被没收的财产。同时，不再要求少数民族聚居区地方党组织、群众组织，再进行“反压迫、反奴隶制”的宣传活动。】

丁盛（1913—1999）

主席(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义?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

——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冯晓阳

大陆开始大讲邓小平理论了，开始淡化毛泽东思想了，这是舆论界的共识。大陆为什么要这样搞呢?除了现实政治角力之外，我认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对统治权威层级的颠覆。无论这个权威是封建帝王、资本所有阶层，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信徒自居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例外。因此，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反对层级制度的斗争，其结果必然指向对新生统治集团的再次斗争。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只能实现‘全民统治阶级’，即‘没有单一功能化的官僚体系，建立全面政治权利平均化的非国家体制’。很显然，这套理论体系，对希望进行党内资本瓜分的新贵们，对希望重新获得舆论垄断的知识阶分子们，对希望重新获得私有资本流转权的新型资本家们，都是致命的枷锁。也正因如此，他们把这套思想体系打入冷宫。

——1986年《思想解放的实质与阴谋》，冯晓阳，新加坡星月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大公报》文化专刊记者

黄经耀（1915—2005）

这次中央能及时出兵，我看就很好。这几年，我们把绳子放松了，对这些老贵族们客气了。人家就觉得我们好欺负了，觉得有外国人撑腰了，觉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继续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问题;根子上，还是阶级斗争。中央让一步，人家进十步;中央好言好语，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宁人，人家上房点火……还是他老人家(指毛)说的好：有些问题，不张嘴，不动刀，是不行的!要我说，不用统计杀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这些都没意义。叫嚷自决的、自治的、独立的，有一个算一个，杀了不为过!在这点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1986年2月《这就是平叛，没什么可隐晦的》，黄经耀，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宁夏军区司令员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贾静，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

李焕（1917－2010）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李焕，台湾省，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姬鹏飞（1910～2000）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出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姬鹏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

那边又在扫黄了，放在我们这里，叫‘打私娼’。不过对面不分私娼或公娼，所有性交易，在那里都是非法的。这本是赤毛时代引以为傲的功绩之一，如今却遭到颇多非议。非议主要有二：一是这违背人性，娼妓古来有之，只要有人在，就不可能被消灭;二是这违反人权，是对性从业者权利的侵害，是暴政的体现。其实，这种评价，颇有些鸡同鸭讲的味道。那边禁娼的根源是什么?风俗道德次之，意识形态也次之，根本在于私人资本的支配权!性产业的根源，在于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这是资本财富化与财富私有化的最主要体现。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自从产生私有财产与阶级分化，性交易就出现了。对面禁娼，根本上是否定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权，进而否定私有资本的合法性。以同一化的国有资本进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垄断。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禁娼的根源所在。

——1988年《私有资本的非法性综述》，李明睿，台湾省，文化部“复兴与统一”小组副组长，台湾新青年统一促进会干事

刘西元（1917-2003）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为它的涵盖面太广，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阶级斗争需不需要搞?需要，因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分化，有阶级分化就必然有阶级斗争。其实，这不是我们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愿不愿面对它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我们敢搞?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所有权进行资本镇压与掠夺的行为;为什么现在有的同志不敢搞?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镇压者与掠夺者;他们已经、或正在背叛无产阶级，转而向资本垄断者靠拢;他们已经在内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资本体系，开始为了家族与个人而进行资本积累……总之，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新的资本统治者，所以，他们不敢再搞阶级斗争了!

——1988年1月《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些感受》，刘西元，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秦基伟（1914—1997）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什么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老书记(指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要有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底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牟足了力气干!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有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秦基伟，云南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

尤太忠

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站），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不打仗，军内就无法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不打仗，几大军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不打仗，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包袱啊！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力就体现不出来。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

陈锡联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

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但做战例总结，咱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得什么仗？烂仗、蠢仗、糊涂仗！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也没人去喊冤！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

——陈锡联，原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原沈阳军区司令员，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原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

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他们对组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力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欧阳斗，北京市市长助理

王震（1908年-1993）

局势很紧啊，不过没什么，天塌不下来，太阳照旧要升的。他们(指学生们)占理不占理?要我说，占理!从来学生都是要反官府的，当年我们这么干，如今人家也这么干，没啥不对。那我们要不要让步?不让，坚决不让!我们不是对学生不让步，而是对他们后边的那只手不让步。这是大原则。至于我们自己，要改，要坚决改。(毛)主席反派系、反家族、反族权垄断，如今都冒出来了。难怪人家骂娘!这要是不改，天理不容!

——1988年12月《不要怕，更不要慌张》，王震，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官方撒手的遗祸，在汉城一览无遗。强大的体操队失误连连，零落的小球项目渐入困境，田径游泳被被逼入死角……北京在1983年开始的放手政策，让中国在奥林匹克竞技赛场上，逐渐陷入被动，这是不可原谅的!奥运舞台，强者为尊，金牌等于全部!这是和平时代，国力的比拼，荣耀的较量，尊严的抗争。失掉金牌，不只失掉荣誉，更失掉了一个国家的尊严与民心。览美苏两超，白刃搏杀;欧日诸强，战不旋踵。唯我国家，丧城失地，此国家之耻，民族之辱，种群之惨祸!望在位诸君，以民族大义为念，勿吝于区区阿堵物。以财政供体育，以金牌设战略，扬吾国威于赛场，致吾国旗于顶峰!

——1988年12月《劝谕当政诸君书》，齐先勇，香港《文汇报》国内新闻版副主编，东南亚华人记者联盟理事

【注：中国官方在1983年，宣布逐渐停止对体育领域的官方支持，减少财政对体育的投入，致力于“体育项目养体育人”的政策。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军团惨败，举国哗然，华人世界人心大痛。各地媒体强烈谴责官方的“紧缩战略”，要求“财政投入，举国支持，金牌战略，壮我国威”。至此，中国官方自我反思，拉开了奥运金牌战略的序幕。】

贾春旺

人要有所畏，而后能立世。人如此，党亦如此。我们畏什么?就当下而言：(广场上)坐在那里的学生，不需要畏，他们还是孩子，是我们的接班人，只是有些叛逆而已;那些戴眼镜的先生们也不需要畏，他们大都是理想主义的书呆子，科学发展还要靠他们;那些个上蹿下跳的幕后斗士们，更不需要畏，他们就是蚍蜉、小丑，捣乱都捣不好，更不会成事……我们要畏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有些同志，权力大了，可动用的资源多了，就开始反感组织约束了，开始幻想私有化自己当资本家了，开始想着自由竞选自己当大总统了!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的就是这些人，这些想把组织赋予的权力无限化的人!这些人，是我们需要畏惧的，也是我们必须消灭的。他们，只有他们，是我们的事业的最大的敌人!

——1989年5月27日《我们需要真正警惕的》，贾春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国家安全部部长

“这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这是原则问题，同志们要清楚，再重复一次，这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这是原则问题！

这是一次政治事件，我们只是去利用强制手段进行政治解决，这同样是原则问题。

我们的敌人是有限的，不是说，谁坐在那里（指广场），谁就是敌人，不是的。

敌人有可能坐在那里，但很少，坐在那里的，大都是被推出来孩子，他们是我们挽救的对象，不是要消灭的。

敌人在后面，在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地方指挥。他们在等，等我们出手，等孩子们被误伤，然后跳出来谴责，摘桃子。

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对他们，我们不需要手下留情！”

——李连秀，原38军参谋长，原国家公安部党组成员，1989年6月《动员会上的讲话》

罗志敏

从苏联发生的事中，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教训?我认为：首先，敌人在内，不在外。真正威胁我们事业的，是我们内部的那些渴望斩断组织监管、渴望窃取国有资产、渴望成为资本家的干部，是那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军工产业的头头、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们，他们在感到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受到组织约束时，就会跳出来倒戈一击;第二，制度要健全，这不是说好听的话，而是为了我们事业的生存!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将所有内部的野心家们，都置于组织的监管体制下，让他们没有机会实现野心，让我们的事业始终处于高度的安全状态;同志们，外部的威胁始终存在，我们从来不怕;内部的危险也长期存在，我们要严阵以待!

——1990年《我们当前面临的局势》，罗志敏，四川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纪委副书记

吕枫

这十来年，这些红孩子们(指中共高层的子女)确实很不像样子，很不像话。学生们当时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不要避讳。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同志们的子女在做什么，有几个当工人、当农民的?有几个靠工资过日子的?包括我在内，我们有几个能不为子女打小算盘的?……中央这回下决心了，都送出去，统统送出去。这个不会改了，已经定了，只有执行一条路。不管你红几代，不管你爹妈是神是佛，都送出去。你在国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罢，你不能回来，更不能干预国内的政事。这是原则……现在重点是省部级，以后要往下走，有实权的子女统统要走，绝不能留在国内狐假虎威，中央有决心，同志们最好不要挑战底线……

——1992年4月《关于中央决议案的补充讲话》，吕枫，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注：1978年以后，随着文革期间被打压的党内老干部群体，相继平反，并回到领导岗位。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来一股猛烈的“红二代、红三代”从商、从政潮，这在当时被称为“大院儿冲击”，又称“第三梯队提前上位”。整个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红色子女”充斥各个领域的资本积累前沿，制造了相当严重的负面舆论，成为历次运动中，学生、知识分子抨击的对象，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有鉴于此，1990年以后，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出台了“建议中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内部决议，即“在尚未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子女参政、从商条例，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尽量鼓励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从此后，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生活成为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阶层对国内政治运营的干预。】

汪东兴

“我这个人很笨，被人家利用了尚不自知（疑指邓）；当然，和我一样笨的大有人在，如老帅（疑指叶），也被人家高高挂起来嘛……如今给那一位（疑指刘）办葬礼，好大排场，好大威风，这是比照宰相、王爷嘛，这时候怎么不说无产阶级作风了？狗屁嘛……打掉他的时候，一个个投票赞同，眼睛里就剩下空出来的位子。如今抖起来了，有权了，借给死人加封赏固位，要脸吗……”

——汪东兴，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原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原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1980年6月23日《我无话可说》【注：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为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为“被平反”同志举行国葬级别追悼仪式，其规模之大、与会人员级别之高、受邀观礼者之多，为此后所罕见。】

陈永贵

“咱的这样的身份，在人家眼里，是不配在那里面（指人民大会堂）坐的，是猪八戒拱蟠桃，那是丢人带掀桌啊……咱虚报产量，咱祸害书生，咱瞧不起老干部，咱给社会主义抹黑……这都是咱的错，你们都对，你们都英明，你们都比他老人家（指毛）高明那你们早干嘛去了……什么愚民无识，你们跟着他老人家打天下的时候，有几个不是泥腿子！”

——陈永贵，原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81年9月《接受文史资料编辑组访谈时的讲话》【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曾有刚刚平反的老干部，当着陈永贵的面，说“愚民无识，种地的也想管事”，引起陈永贵本人的激烈反应，甚至惊动邓本人。这一插曲，也就是后来在北京“第三梯队”圈子里，传播很广的“老汉闹宫廷”段子的起源。】

宋任穷（1909年——2005年）

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有几人是真心的呢?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不错，主席在打仗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主席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二是坚决摧毁地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这三点，是主席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不宣传这三点，却去纠缠于军事问题，可笑啊……如今路走得不稳了，需要主席这面大旗撑腰了，等哪天又站稳了，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李欣欣

这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但不用太兴奋。它回来了(指香港回归)，至少是名义上回来了。不过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质上就是和当年的租界没区别。这不是贬低它，而是有话直说。这种单方面的事实独立，再结合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它发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它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总之，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我本人，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1998年4月《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李欣欣，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

谁最恨大陆目前的体制?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并不是学运领袖们，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们，更不是那些民族分裂者们。没有目前的体制，领袖们就无法得到源源不断的外援，帝国主义们就无法为国民树立敌人，民族分裂者们就无法凝聚极端民意。这套体制，他们其实是最大的受益者。最敌视这套体制的，是那些体制内的、拥有决策权与审批权的、却被体制束缚不能把资本个人化的党内新贵们与重获权力的元勋们!毛用他的毕生精力，与试图建立党内资本垄断、地方家族垄断的人战斗，直到最后众叛亲离，被明曝暗贬地打入另类。如今，掌握着各种权力的元老们、新贵们，一方面借助体制威力谋求利益，一方面又憎恨组织的监管与限制，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瓦解组织体系，将巨量资本化合法化地私有。堡垒，永远从内部被攻破，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真理。

——刘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香港新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受益者与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