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1820.11.28-1895.8.5)
【摘 要】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这部《大纲》中，恩格斯对当时盛行的经济学说，进行了直到今天在某些方面看来也是十分深刻的批判。当今的西方经济学仍然在宣扬的一些主要观点早就在100多年前就被这部天才的《大纲》批判过了。这部《大纲》尽管主要是涉及经济学方面，却是一部早期的带有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经典著作，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在这部天才的《大纲》中涉及到了。这部《大纲》对私有制进行了前瞻性批判，对竞争进行了天才的分析，直到今天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当然，这部《大纲》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而且其中之瑕已经被马克思的《资本论》纠正过了。
01
天才的《大纲》
恩格斯大约写于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被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1]。其实，能够完成这部曾经被译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作品，对于一个没有上过大学、高中只读过一年就在家庭的安排下肄业去经商的人而且还年仅23岁，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行为。在这部天才的《大纲》中，恩格斯对当时盛行的经济学说，无论是被称为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总之也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加以批判的经济学说，进行了直到今天在某些方面看来也是十分深刻的批判。这部天才的《大纲》直接刺激了马克思终身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使之最终写出了更加天才和伟大的《资本论》。恩格斯晚年在给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一个注中特别说明，他在这部天才的《大纲》提出的一个首创论点即“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即正常价格）和工资的最低额相等，即和保证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绝对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被马克思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里“采用了”，而且“拉萨尔借用了我们两人的这个论点。”但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修正了这个观点。恩格斯也认可了这个修正，这是因为，“劳动力的报酬平均总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它的价值。”[2]由此可以看到，这部天才的《大纲》对马克思的影响之大。马克思在他研究经济学最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到过恩格斯的这部天才的《大纲》并指出，“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自然也多次引用了这部天才的《大纲》。例如，马克思在写道“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时就标注恩格斯曾经在《大纲》中写道：“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4]这表明，马克思认可了恩格斯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视为能够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规律的说法，并进一步强调这种道路的开辟是强制性的。也正是因为对这种自然规律的认识，以及源于《大纲》的对这种自然规律能够为自己强制开辟道路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会在后来的《共产党宣言》中在分析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的自然规律之后，顺其自然地提出了“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马克思晚年在为恩格斯所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所写的法文版前言中还提到恩格斯当年所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6]因此，这部《大纲》不仅是经济学方面的天才作品，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天才作品。不仅如此，在这部天才的《大纲》中恩格斯还对旧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唯物主义不抨击基督教对人的轻视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当作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7]。这与马克思随后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即“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8]的观点是一致的。众所周知，列宁曾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成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在这部天才的《大纲》中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都涉及到了。因此，这部天才的《大纲》尽管主要是涉及经济学方面，却也是一部早期的带有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经典著作。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这部《大纲》最为天才的一点，是说明了美国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的实质：“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强权为基础的；人们只要认为哪些条约最有利，他们就甚至会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强行订立这些条约。”[9]既然国际条约完全靠强力来制订和维持，那么它也必然会随着强力的改变而改变。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国力，并努力削弱将不平等或不有利的条约强加给我们的霸权主义国家的国力，要像当年新中国用重新签订条约来证明自己站起来了一样，也要用未来重新签订各种条约和协定来宣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梦想成真。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发出了“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10]的号召，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11]但是，在国内高校，时至今日仍然是西方经济学的主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虽然写作于将近180年之前，但它的内容对于我们认识当今的西方经济学的错误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远见卓识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这是因为，当今的西方经济学仍然在宣扬早就被这部天才的《大纲》批判过的不能成立的东西。例如，当今西方经济学构造复杂的效用函数，用边际效用来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以排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西方经济学的这种观点早在这部天才的《大纲》中就被批判了。恩格斯指出：“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至少它在人们还在对立中徘徊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确定的。”[12]如果交换价值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那么又该谁来决定物品的效用呢？单凭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人受骗。或者，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双方、不为当事人所知悉、只以物品固有的效用为依据的规定呢？这样，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受骗了。”[13]恩格斯指出：“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14]而当今的西方经济学仍然把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作为其学说的不可动摇的基石。恩格斯指出：“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人们要么完全抛弃这个用语，要么采用一些使它具有意义的前提。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15]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对今天的西方经济学，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哪怕是自称为公共经济学的学说，都是成立的。这些经济学说仍然是私经济学，仍然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这也意味着，今天我们要发展的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不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公经济学，那也至少必须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主体为公的经济学。事实上，在习近平同志“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6]的号召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正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公共的公共经济学[17]。恩格斯指出：“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18]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家虽然回应了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但这些辩护同样是“求助于诡辩和伪善”而不能成立，从而只不过验证了恩格斯的这样一个观点：“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19]恩格斯还深刻地指出，由于“求助于诡辩和伪善”，“经济学就具有仁爱的性质；它不再宠爱生产者，而转向消费者了”[20]。而当今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开篇讲的就是所谓“消费者偏好”。但是，马克思在批判将经济形态划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时指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21]。这意味着，当今西方经济学由于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不是强调生产过程本身即经济的特点，而没有资格称为经济学。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前者多了政治两个字，而在于前者强调生产过程即经济，后者强调交易方式。马克思对恩格斯这部天才的《大纲》写了一个极短摘要，其中第一句就是“私有制。”[22]可见，这部天才的《大纲》给马克思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对私有制的批判。正是在这部天才的《大纲》中，恩格斯还比他和马克思后来共同撰写的伟大作品《共产党宣言》更早地提出了“消灭私有制”：“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消灭这种人类堕落。”[23]因此，可以说，这部天才的《大纲》对私有制的前瞻性批判奠定了《共产党宣言》的基调。恩格斯指出，“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商业”[24]，但是，在这种私有制下的商业买卖中，交易双方的“两个人总是以绝对对立的利益相对抗；这种冲突带有势不两立的性质，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是和自己的意图相反的。因此，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一方面互不信任，另一方面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业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对一切可能降低有关商品的价格的事情都绝口不谈，秘而不宣。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商业中允许利用对方的无知和轻信来取得最大利益，并且也同样允许夸大自己的商品本来没有的品质。总而言之，商业是合法的欺诈。”[25]在恩格斯这部天才的《大纲》发表10多年后，英国议会下院的“食物搀假”调查委员会“相当坦率地承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或者用英国人的俏皮说法，是‘诡辩品’贸易。”[26]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恩格斯关于“商业是合法的欺诈”的论断。在今天，我们曾经、正在、还将看到的许多虚假广告，也无不证明着恩格斯的这个批判的正确性和前瞻性。曾经有人呼吁，“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这对于从事“合法的欺诈”的企业家们来说，其实只是与虎谋皮的幻想。如果说，在私有制度下的企业家们多少有点道德，那决不是由于“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而是由于出现了制约他们的即对私有制加以限制的力量，比如公众的抵制和工人阶级的反抗，这样才能对他们的血液进行一定的透析和清洁，增加或恢复一点道德的因素。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进一步阐发了恩格斯的上述观点，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7]恩格斯指出：“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土地无人施肥就会荒芜，成为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是土地。其次，我们看到，人的活动又怎样分解为劳动和资本，这两方面怎样彼此敌视。这样，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这三种要素的彼此斗争，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支持；现在，我们还看到私有制使这三种要素中的每一种都分裂。一块土地与另一块土地对立，一个资本与另一个资本对立，一个劳动力与另一个劳动力对立。换句话说，因为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28]。列宁后来提出的“私有制使人分裂，而劳动使人团结”[29]，无疑也是以恩格斯的这一分析为基础的。显然，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要想实现民族团结，彻底消除民族分裂的隐患，构建和谐社会，最终还得靠消灭私有制才能做到。西方经济学特别崇尚竞争，反对垄断。但恩格斯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指出，竞争与垄断的对立“是完全空洞的东西。”[30]不仅如此，他还在这部天才的《大纲》中对竞争进行了天才的较为全面的分析。恩格斯指出：“每一个较小的竞争者群体都必定希望为自己取得垄断地位来对付所有其他的人。竞争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利益又引起垄断；简言之，竞争转为垄断。”[31]因此，西方经济学鼓吹竞争反对垄断的做法，就是只许果树开花不许果树结果的荒唐行为，也是不可能取得效果的。其唯一的后果就是限制发展中国家从竞争中发展出自身的垄断去对抗发达国家早就形成的垄断，从而维护发达国家的垄断利益，使之避免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垄断竞争的妨碍。恩格斯指出：“竞争的矛盾和私有制本身的矛盾是完全一样的。”[32]这是因为，竞争与私有制都是把个人的利益置于群体的利益之上。“单个人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而群体的利益是要使每个人所占有的都相等。因此，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直接对立的。竞争的矛盾在于：每个人都必定希望取得垄断地位，可是群体本身却因垄断而一定遭受损失，因此一定要排除垄断。”[33]而对这种垄断的排除，也就意味着对竞争的排除。更重要的是，恩格斯明确指出，不仅竞争转化为垄断，而且竞争是以垄断为基础和前提的。这是因为，竞争以私有制为基础和前提，而私有制又以对私有财产的垄断即私有权为前提。“竞争已经以垄断即所有权的垄断为前提——这里又暴露出自由主义者的虚伪——而且只要所有权的垄断存在着，垄断的所有权也同样是正当的，因为垄断一经存在，它就是所有权。可见，攻击小的垄断，保留根本的垄断，这是多么可鄙的不彻底啊！”[34]除了指出竞争会转化为垄断外，恩格斯还说明了竞争对生产力提高的作用，以及它所造成的生产过剩和人口相对过剩的后果，并提出了对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认识：“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的斗争，使生产陷于高烧状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要是资本不最大限度地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就经不住其他资本的竞争。要是土地的生产力不经常提高，耕种土地就会无利可获。要是工人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工作，他就对付不了自己的竞争者。总之，卷入竞争斗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斗争。一方的这种过度紧张，其结果必然是另一方的松弛。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无以为生，人们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长期以来，英国就处于这种荒诞的状况中，处于这种极不合理的情况下。如果生产波动得更加厉害——这是这种状态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出现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35]这些观点，我们在马克思后来写作的《资本论》中都能找到类似的论述。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36]。这一论述就是对恩格斯关于“资本不最大限度地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就经不住其他资本的竞争”的观点的进一步阐述。更为天才的是，恩格斯把竞争扩展到道德领域来进行分析。恩格斯首先指出，竞争使商业完全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在这种持续地不断涨落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定力图碰上最有利的时机进行买卖，每个人都必定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算计别人的倒霉，或利用偶然事件发财。投机者总是指望不幸事件，特别是指望歉收，他们利用一切事件，例如，当年的纽约大火灾；而不道德的顶点还是交易所中有价证券的投机，这种投机把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类贬低为那种用来满足善于算计或伺机冒险的投机者的贪欲的手段。”[37]然后，恩格斯考察了犯罪领域的竞争：“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况。……谁只要稍微熟悉一下犯罪统计，他就会注意到，犯罪行为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年年增加，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殊的规律性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工厂制度的扩展到处引起犯罪行为的增加。我们能够精确地预计一个大城市或者一个地区每年会发生的逮捕、刑事案件，以至凶杀、抢劫、偷窃等事件的数字，在英国就常常这样做。这种规律性证明犯罪也受竞争支配，证明社会产生了犯罪的需求，这个需求要由相应的供给来满足；它证明由于一些人被逮捕、放逐或处死所形成的空隙，立刻会有其他的人来填满，正如人口一有空隙立刻就会有新来的人填满一样；换句话说，它证明了犯罪威胁着惩罚手段，正如人口威胁着就业手段一样。别的且不谈，在这种情况下对罪犯的惩罚究竟公正到什么程度，我让我的读者去判断。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证明竞争也扩展到了道德领域，并表明私有制使人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38]最后，恩格斯指出：“垄断引起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又引起垄断；因此，二者一定都失败，而且这些困难只有在消灭了产生这二者的原则时才能消除。”[39]这也就是说，要消除竞争与垄断带来的问题，就必须消除产生竞争与垄断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恩格斯早期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虽然是一部天才的大纲，但它在整体上还是不够完善的，还存在很多的缺点。恩格斯晚年在致帕普利茨的信中写道：“您认为把我那本《大纲》翻译过去是有益的，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会比带来的好处多。”[40]尽管如此，这部天才的《大纲》仍然瑕不掩瑜，而且其中之瑕也已经被马克思在这部《大纲》的启发下开始研究并写作的《资本论》纠正了。在《资本论》的光芒映照下，这部天才的《大纲》的色彩虽然已经相对地暗淡了，但它的价值仍然高于今天的西方经济学。而一个高中尚未毕业的学生能够“不唯书”“不唯‘权威’”地撰写这样一部学术水平并不亚于“权威”的批判性著作，对于今天有志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当代中国学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4-95页脚注。[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0页。[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2页。[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1页。[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3页。[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3页。[10] 习近平：《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光明日报》 2014年7月9日。[11] 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光明日报》 2015年11月25日。[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1页。[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1页。[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2页。[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6页。[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8页。[17] 参见余斌：《公共经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3页。[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5页。[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3-444页。[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页。[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8页。[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6页。[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7页。[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8页。[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1页。[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8-459页。[29] 《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1页。[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9页。[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9页。[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9页。[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9页。[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9-460页。[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3页。[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83页。[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2页。[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1-472页。[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1页。[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2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建国门学派”，原刊于《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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