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长期关注的国家。在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中国社会情况的整体把握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和论述，集中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就中国问题所作的系列科学判断和精辟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流和本质、经验和教训，从而全面理解中国人民在艰辛探索中所作的历史选择，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论来源于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和研究处于遥远东方的中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他们所担当的历史使命是分不开的。

中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世界市场的最后一块拼图。自18世纪60年代始，西方国家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及其发展过程就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辟新的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逐步夺取世界殖民霸权的过程。发展落后的亚非拉广大地区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中国成为殖民者侵略与掠夺的对象，也是自己难以主宰和无法避免的。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英国殖民者利用中国人民发明的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而将中国强行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自此，由资本主义国家制定规则的“朋友圈”中，多了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尚处于日益衰微的封建制度的大国，这就是中国。为了满足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加紧对海外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强占和掠夺，1851—1864年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让这个曾经以地域广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文明璀璨著称的东方大国，进一步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走向日暮途穷的崩溃边缘。

中国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和实践需求的组成部分。从19世纪20年代、3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革命运动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1831年和1834年发生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年开始的英国宪章运动，1844年爆发的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显示出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无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要求，冲击着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这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革命理论指导。1849年8月至11月，马克思、恩格斯相继离开欧洲大陆来到伦敦。他们总结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丰富和发展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为迎接新的斗争高潮进行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同时，马克思、恩格斯鉴于欧洲革命的失败、工人运动陷入低潮这一客观实际，在研究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和原则的过程中，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东方，关注被压迫民族的命运，希望从中找到革命的希望和曙光。

中国是作为特约通讯员所必须观察和研究的重要焦点。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与他们谋求生计的机缘也是分不开的。1849年，马克思离开巴黎到达伦敦，开始了他研究生涯和革命岁月中的“伦敦时期”。因为生活窘迫，马克思应邀成为《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的特约通讯员，以获取相对稳定的收入来维持家用。由于工作性质和报纸发行的需要，报社要求马克思多写作一些时事政论性的文章。这一时段两次鸦片战争相继爆发，加之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国自然而然就成为了马克思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这一时期仍然时常陷入英文不好的苦恼，所以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许多文章大多是由恩格斯帮助翻译完成的，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一些恩格斯个人的作品。

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就中国问题所作的系列科学判断和精辟论述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具体社会历史事件、特定民族地区历史命运的光辉典范。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研判。马克思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是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首先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人们通过自己劳动生产，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这就决定了以劳动产品交换为主要特征的商品经济在近代中国社会是没有生存空间的，能够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只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次是专制集权制度的经济土壤。马克思认为，“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中，基于以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孕育形成了以家长制、宗法制和中央集权制为主要标志的专制集权制度。最后是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核心的经济基础，加之与之相对应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一上层建筑，推动或者确保了中国封建社会绵延长达2000多年，鲜明地表现出来内在的稳定性。但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根本变化时，中国就成为了西方列强竞相掠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正如马克思所说，“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

关于对华鸦片贸易罪恶实质的披露。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马克思援引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说，“‘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一是从无到有、由少及多，鸦片贸易的无耻和残酷尽显无疑。马克思对中外鸦片贸易史作了详细考察研究，从1767年以前的不超过200箱，到1800年已达到2000箱，进而到1834年惊人地高达21785箱。马克思写道，“这种贸易，无论就可以说是构成其轴心的那些悲惨冲突而言，还是就其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在人类历史记录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二是伪善面孔、标榜文明，鸦片贸易是英国谋求巨额利润的真实野心。英国政府垄断对华鸦片贸易，不惜以各种手段扩大自己的贸易收益，满足自己对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种植罂粟，把罂粟交到指定地点，按照中国吸食者的口味提炼和调制鸦片，把鸦片打成便于运输的货包，最后运往加尔各答，由政府拍卖，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到走私商人手里，由他们运往中国。”三是难以弥补、无法愈合，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历史伤痕。大量的鸦片输入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体，消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在腐朽的封建统治和残暴的列强侵略面前，他们麻木、庸怠，甚至堕落。同时也使得白银不断外流，国库虚空，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关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行径的论析。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海盗式”侵略的战争实质。其一，亚罗号事件为英国发动战争提供“引信”。中国水师在一艘航行执照已过期的悬挂英国国旗的船上对涉嫌走私的12名中国人进行抓捕，但遭到了英国领事的挑衅，其给出的理由是中国无权在英国船只上抓人。他们的另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是英国国旗被扯下了。就这样英国侵略者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击，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也随之愈燃愈旺。其二，“换约”幌子难掩英法列强蓄谋已久的侵略行为的事实真相。在天津条约签订一年之后，英法两国公使打着“换约”的幌子，在英国远征军的“护送”下朝着北京的方向逼近。在天津大沽炮台处，这支远征军动用武力向着白河方向强行登陆。但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蒙古军队对其进行毁灭性轰击。遭到重创的英国方面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侵略行径也就随之而爆发。其三，将俄国在西方列强炮火刺激下的侵略野心展现得淋漓尽致。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炮火中趁火打劫，攫取了较之于英法美等直接发动者都要多的利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个钱，不用出动一兵一卒，到头来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都得到更多的好处”。

关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论述。恩格斯表示：“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其一，西方列强的炮火摧毁天朝上国的迷梦。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等侵略行径，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由一个庞大独立的封建主义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其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掠夺。中国人民不再屈于忍受西方列强残忍的杀害和腐败软弱的清政府的无情镇压，不断地开始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人民革命给予高度关注，他们指出：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其三，中国农民起义将摇摇欲坠的中国社会危机加速引爆。西方列强和清政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双重压迫，并且在1840年英国大炮的轰击下得到充分发展，革命的爆发自然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抗风潮，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的崛起与发展，并称“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

关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命运的预测。恩格斯指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其一，中国必将在彻底的社会变革中获得新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并完成工业革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步发生变化，直至实现彻底的变革。恩格斯直接断言：“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制度将完全崩溃。在那里，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无情排斥一切干扰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其二，中国将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新影响。一方面，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中国最初无产阶级的孕育，为加速旧社会的解体和新制度的诞生创造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社会的变化也必然对资本主义国家、世界文明进程产生影响。其三，中国人民终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中国必将出现彻底社会变革预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断中国人民终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尽管这种道路的开辟和实现的进程是艰难曲折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在垂死挣扎后一定会走向光辉的未来。

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不仅对我们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势中，了解世界、读懂中国。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打破各民族各地区的原始封闭状态，一切民族都会被纳入到世界历史之中，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所以，了解世界、读懂中国，必须将中国置于整个世界的发展格局之中，在世界历史中观察和研究中国和世界问题。一方面，需要在大变局中把握中国发展的“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不懈奋进，促使曾经贫弱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并且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是当代中国在世界发展大势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新的历史方位，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大变局中把握中国发展的“不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应该在世界范围内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大环境下，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深刻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向世界展现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形象，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期，顺势而为、主动推进。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角度，认为近代中国失败的根源在于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未能及时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70多年来，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落后的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实力极大提升，我们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是也面临着很多突出矛盾和挑战，解决这些中国社会问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其一，正确把握改革开放的方向、立场和原则。我国推进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其二，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要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行的现实情况，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而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其三，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和正确方法论。我们国家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某一个领域的改革，也不是几个领域的改革，而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总体推进多领域改革，在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和协同推进中，不断爬坡过坎、攻坚克难。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积极融入、互利共赢。面对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我们应该秉持马克思、恩格斯抨击侵略行径、同情反抗斗争、主张和平公正的国际关系的原则立场，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其一，告别过去，拥抱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世界各国都应该向这种“停留在过去”的想法和做法说再见，同舟共济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其二，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历史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智慧，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在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关系中做负责任的大国。其三，警惕西方一些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当然是西方一些势力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尽管世界正在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但也需要我们高度警惕西方一些势力会以各种借口来阻碍破坏这一可能的出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