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叙事为什么重要

　　任何伟大历史进展都离不开叙事。在媒体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更是如此。所谓叙事，就是指用书面文字或口头语言对一系列已经发生的或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加以静止或动态的描述。叙事本来是文学用语，是指讲或真或假的故事。但在国家、社会、民族发展层面，叙事首先不是讲故事，而是与人民过去的和未来的实践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是等价的关系。

　　从实践创新看，它总要有一个理论（叙事）的指导。越科学、越系统、越可信的叙事指导，实践创新就越容易取得真正的成功。从实践创新的复制需要看，反映这种创新的叙事越科学，复制的可能性和规模就越大，实践的范围就越大。好叙事反映实践并帮助推动实践。任何具体的实践都是局部的，只有通过叙事，才能把具有伟大意义的实践在全社会尽快推广开来。在战争年代里，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是对中国革命的生动叙事，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渠道。而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是构成了革命得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必然性的叙事。从斯诺个人的成功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其它叙事构成了斯诺《西行漫记》叙事的基础。而斯诺叙事的成功又帮助推动了中国革命叙事的发展。叙事与实践的这种关系带有一定的等价性。

　　宏大、顶层叙事需要有问题、路线、风险、对策、人物、投入、产出、发现、校正等元素。这就如一个故事有挑战、冒险、行动（救助、逃跑、复仇、思考、爱情）一样。任何叙事都不是孤立的。比如，中共一大的叙事出来后，又被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土地革命、三座大山、减租减息、精兵简政、为人民服务等叙事所支撑。可以说，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个基本叙事和一系列子叙事逐次展开的过程中成功的。

　　好叙事不易产生。一般的叙事（如小说）可以基于不同程度的真实性，宏大、顶层叙事则必须保持真实性。[1]最大限度地保持真实性是使宏大、顶层叙事得到认可的唯一方法。在这里，没有善意谎言的余地。一个谎言的出现通常意味着更多的谎言，就像蘑菇一般不会单独生长一样。太多谎言就可能使叙事失去公信力，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即叙事虚假。因为一个叙事的虚假往往意味着众多叙事的虚假，因为一个虚假需要其它虚假来掩盖。宏大、顶层叙事必须义正词严、光明正大，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歪曲，防止经过歪曲后起到反面的作用。

　　叙事具有对实践的催化、放大功能，因为它通过言语、演讲、文献、文学（诗歌、小说等）、戏剧、音乐、歌曲、新闻、电影、电视、视频、游戏、广播、绘画、雕塑、摄影、研究不仅反映了行为、思想，而且把它们凝练成范例、形象、偶像，从而使其有效传播。好叙事必须易于传播、易于接受、易于记忆，因此，一般不能过长。过长的叙事不能过多。许多个人所喜爱的叙事也可能对于一个社会是有害的。[2]

　　在叙事的框架下，可以说，中国不仅有革命叙事，还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叙事，还有改革开放叙事。现在，中国则来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叙事的进程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命题作为一个叙事，一个宏大的顶层的叙事，既是对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的概括，也是对中国即将发生的社会变化的规划。它是中国领导者基于人民群众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集体认知智慧与成果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处阶段做出的伟大战略判断。

　　二、作为宏大、顶层叙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命题

　　在改革开放前30年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生产力有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GDP达到世界第二，甚至第一（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许多科技领域取得长足发展，一些科技已经开始领先世界，获得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特别是央企的科技创新，如昆仑策研究院宋方敏副院长所说，“从太空、高空到低空，从地上、地面到地下，从海上、海下到海底，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军用装备到民用产品，涉及领域之广，科技创新品种之多，且水平之高，令人惊喜、赞叹。”[3]更是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科技和投资双轮驱动下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已经根本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物质基础的增强使得中国为应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变局有了更好的物质准备。

　　在认识到我国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内部的矛盾也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积累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中进入到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命题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到了一个要适当地对受到新自由主义干扰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道路做出调整的新阶段了。

　　首先，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下，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导致了偏向少数人的分配结构。从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历程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矛盾、改革开放、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并存等构成中国这一时期的基础叙事。在这些基础叙事中，初级阶段这个叙事的作用又非常独特。正是在此基础叙事的基础上，延伸、衍生出一些可见新自由主义影子的次要叙事（如市场化、货币化等）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分配格局起到了扭曲作用。而当中国分配格局被扭曲后，人们反过来也可以进一步思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叙事究竟是什么含义！这应该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向所在。

　　其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下，偏向少数人的分配结构通过内需不足阻碍了继续增长。[4]一个地方原本是农业经济，甚至是小农经济，通过吸引一些外资、侨资发展一些小工业、轻工业，就可以在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中迅速地实现经济发展（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承接外国产业转移）。但当这种以近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生产能力发展起来，市场得到迅速的满足后，生产力的发展就受到了需求因素的制约了。有些需求因素在收入分配平等之后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放大，有些需求因素则无需放大了。而通过发展新生产力（企业）扩大需求的办法需要有已经变得稀缺的土地，有本来就稀缺的高级劳动力，有亟待提升的研发，有政府政策的偏向性支持（可能越来越困难）。正是基于这些原因，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城市经济增长出现了“难以为继”。这种经济增长障碍的出现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叙事分不开的。

　　第三，在西方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的蛊惑下，在西方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诱惑下，在原罪等所引起的心理不安的驱使下，一些“先富”把通过“改革红利”、实业或投机得到的财富向国外转移，而留在国内的则有不少开始了金融投机（与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创新理论有莫大关系），引起了经济的脱实向虚。这种资源配置格局的形成难以脱离原来的叙事来解释，而解决它们显然需要新的叙事。

　　第四，在新自由主义核心理念市场化（作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是聚焦市场的理论）下产生的入不敷出（人们的收入只限于微薄的工资，缺少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的支持）和过度劳累的压力下，腐败引起了更大的社会不满。有西方学者指出，腐败在全球日益严重有三个原因：全球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毋庸讳言，中国发展模式中也有这三个成分及其所产生的腐败和无效率。从腐败作为市场化的结果看，市场（化）确实是一种手段。[5]但当这种手段所形成的结果落地后，市场化就不只是一种手段，而代表一种格局了。它包含有既得利益的成分。这不是原来的叙事所能解决的。

　　第五，原有的叙事的不足由一系列对立的叙事的出现表现出来。裙带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僵尸企业、中等收入陷阱、刘易斯拐点、寻租、新常态、GDP、政府干预、新供给经济学、减税、就业、增长、通胀、市场化、货币化等原来用于外国的叙事被一些人引入中国，指代中国的现象。不在吸收这些叙事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消解这些叙事的不合理性因素，使其退回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中国可能将步履维艰。因为每一个叙事的不合理性因素都可能构成中国科学决策的阻碍。而一个个叙事累积起来，构成了一个难以穿越的雷场。而且，中国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产生叙事（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的能力越来越强，不整合这个力量，将来就麻烦了。当前，我国感受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危险，正在予以校正。但意识形态的概念较为抽象，而转化为一个个叙事，它可以变成妇孺皆知的事实、道理，从而使人民战争的原理可以得到应用。

　　由于已经存在的矛盾和这些矛盾在叙事上的表现，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原有的叙事就更不够了，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宏大的纯粹化的顶层叙事来统领其它的叙事。这将决定未来十几年、几十年中国社会中的言语、演讲、文献、文学（诗歌、小说等）、戏剧、音乐、歌曲、新闻、电影、电视、视频、游戏、广播、绘画、雕塑、摄影、研究、行为的主题、频率和旋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是一个很好的叙事。它隐含了一个旧阶段存在（新自由主义确实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命题，同时也承接了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因此是在继承中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6]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命题本身是对过去阶段的扬弃，也是一种自我革命。这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所必需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叙事开辟了其它重要叙事变动的可能性

　　我党已经充分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和对中国所造成的危害。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十九大上，“我们党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7]很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这一宏大、顶层叙事已经蕴含了要消除新自由主义影响的重大命题。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这些可能变化的叙事都一一展开。这里，围绕经济运行机制的叙事来说明其它重要叙事变化的可能性。

　　中国1992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表面上看，它针对的是原来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物资调拨体制而提出的。而它的理论基础之一无疑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市场是手段，计划也是手段”的论述。这里，不否认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提出还有其它原因。但基于事物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原理，市场本来只是交换的场所，很显然，用此概念，市场经济的叙事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在实践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交换场所的经济，也没有任何国家是纯粹交换经济。纯粹交换经济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抽象研究。再从西方经济学看，市场由供给方和需求方构成。而供给方由于有企业组织可以依赖，因此，通常在市场中起到主导作用。也因此，西方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由供给方主导的经济。而西方的供给方大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于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就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支配的经济了。

　　按照市场由供给方和需求方构成这一共性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如果体现在需求方，社会主义的消费者的收入应该是大致平等的，而大致平等的消费者只能由公有制社会产生（在私有制下，少数人拿走远超工资的利润，因而消费者不可能平等）。社会主义如果体现在供给方，那么，作为供给主体的企业只能是公有制企业，如果允许有私有制企业，也只能允许作为公有制企业的补充。这样，从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修饰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公有制企业作为供给主体而公有制企业的劳动者作为消费主体的经济。很显然，这是一种不同于现在中国经济格局的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叙事有了它的独特的不同于以往的市场供给主体和消费主体。这体现了新阶段确实是“新”的。[8]

　　有了这样的理解，其它的叙事就容易理解了。全国政协陈元副主席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上所做的主题演讲中认为，开发性金融是为实现国家战略而发展出来的一系列金融方法，是完全用市场的方法来实现国家战略。[9]也就是说，开发性金融所支持的项目要能产生收入流来补偿其投资，而不是依靠不断输血。这里的市场是指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交易所产生的收入中有一部分用于弥补开发性金融投资。陈元副主席还呼吁商业性金融机构也要用市场化方式实现国家战略，不要去做那些乱象丛生、没有理性的投资业务，而要围绕国家战略，去做一些有实质内涵的、为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增砖添瓦的项目。[10]这种叙事是较难实现的。汉武帝也曾希望有钱人支持他的事业，但响应者了了，最后依靠算缗才达到目的。[11]而陈元副主席提出的“对于符合国家安全信用评级的金融机构，不能完全按照财务指标决定其融资水平，而应该在法律和制度上明确要求，保证其优先得到融资”则是完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叙事的，[12]是它的重要构成部分。

　　有了上述的对市场的本体论（市场究竟是什么）的分析，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就明确了：它一定是以公有制企业为供给主体而人民主要在公有制企业中劳动的经济。这或许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一种澄清，也是对今天私企成分过大的市场经济的一种否定。由于本体论是一种哲学分析，很显然，这种哲学分析也不难应用到其它重要叙事中去。比如，我们要不要孤立地谈论改革而不谈改革的方向？我们要不要“现实主义”地认为当前中国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比例格局就是最好的呢？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是要更加私有化来解决吗？能够解决？这些对中国至为重要的叙事，不难使用本体论方法加以分析。有了这些新分析所产生的新叙事，是不难消解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的。

　　四、结论

　　以上分析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这个新叙事最重要的内涵应该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我们可以预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这个新叙事下，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所产生的消极叙事、疑问叙事将会极大减少，中国将会有更多的社会同意、良知，更好的法律善治，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合理的政治正确。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新的核心的领导下，在消解了新自由主义对中国影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完全能够开拓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Robert J. Shiller, Narrative Economics, NBER Working Paper No.23075, January 2017.

注 释：

[1]叙事应该是基于事实的，但叙事在现实中常常是被操纵的。华盛顿砍樱桃树的叙事被证明是一个编造，而他的光辉业绩的叙事中往往没有对他作为一个奴隶主的叙述。完全竞争市场的叙事排除了企业家为了生存操纵消费者的可能，这等同于取消市场营销学的存在的合理性。

[2]邓丽君叙事爱情的歌曲是与革命歌曲的叙事对立的，因此，称其为靡靡之音是正确的。

[3]宋方敏：《让科技创新驱动国企制度机制创新——“央企科技创新成就展”观感》，https://m.huanqiu.com/r/MV8wXzExMjU4NjUxXzEyNjRfMTUwNTcxNjAyMA==?from=timeline，2017年9月19日。

[4]王今朝、龙斧：《从消费结构扭曲与家庭收入分层看中国内需不足内涵和根本影响因素》，《管理学刊》，2014年第12期。

[5]关于市场经济的内涵及其在西方经济增长中起到的微薄作用，参见王今朝、张艺、龙斧：《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再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6]转引自曲青山：《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紫光阁》，2017年第3期。

[7]转引自刘少华：《中共明确宣示了什么？》，《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8月2日。

[8]详见王今朝：《关于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学术认知》，http://ex.cssn.cn/jjx/jjx_gzf/201612/t20161208_3305679.shtml，2016年12月08日。

[9]陈元：《开发性金融与“一带一路”建设》，http://www.cf40.org.cn/plus/view.php?aid=12198，2017年8月14日。

[10]陈元：《开发性金融与“一带一路”建设》，http://www.cf40.org.cn/plus/view.php?aid=12198，2017年8月14日。

[11]用现代术语说，算缗是征收12%的财产税。但富人不交税，于是又实行告缗，即发动群众鼓励揭发偷漏税。算缗所引起的私人工商业凋敝可以由公有工商业补充。西方国家的财政危机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算缗解决。

[12]陈元：《开发性金融与“一带一路”建设》，http://www.cf40.org.cn/plus/view.php?aid=12198，2017年8月14日。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