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07年－2009年的大衰退和金融危机呼唤着对经济理论进行根本的变革。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对现实的漠视和否认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公众包括政策制定者的误导，暴露了其理论体系的三大缺陷：完善预期与完美协调，视“外生震荡”为经济变化的动因，“均衡至上”与市场万能。西方主流经济学削足适履式的研究框架表现为更关注其方法和理论在数学上的精确性，而不是他们的理论反映真实世界的准确性。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出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回归现实。 

2007年－2009年的大衰退和金融危机呼唤着对经济理论进行根本的变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违反现实和误导公众。他们对现实的漠视和否认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公众包括政策制定者的误导，暴露了其理论体系的三大致命伤：完善预期与完美协调，视“特定的外生震荡”为经济变化的动因，“均衡至上”与市场万能。

一、第一大缺陷：完善预期与完美协调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把镶嵌在精美数学公式里面的、包罗万象的理论模型误认为现实。在他们心仪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浪漫故事里，理性经济人在完善的市场上微妙地相互作用，他们对无穷未来的随机性拥有完善的知识，他们在相互之间和针对大自然顺序地采用最优策略时，可以永恒地进行完美的协调。主流经济学在阿罗一德布鲁包罗万象的随机契约交易体系中被系统化、完善化了。在考虑了经济变化的随机过程后，他们认为，人们在时间零时对无穷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交易都签订了契约，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他们都不会去调整和修改这些契约和决策。在“实商业周期”模型中，失业成了工人们自愿休假的理性选择，“大萧条”变成了“大度假”。用这种模型去解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25％的工人自愿选择休假，“大衰退”时期10％以上的工人理性地选择失去工作、收入和房屋，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这也不奇怪，如果你假定人类具有完善预期的魔力，理性经济人在完善有效的市场上可以进行完美的协调，你只能得出失业是自愿的选择、衰退是理性的选择的结论。

广为流行的DSGE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贡献引入了“实商业周期”模型，并在其模型中添加了诸如名义刚性、垄断、市场摩擦等一些无法否认的现实世界特征，但他们仍然无法克服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新当选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布兰卡德前不久在《DSCE模型有前途吗？》一文中对DSGE模型作了精辟的概括：“对于那些过去20年来生活在荒岛上的宏观经济学家们来说……目前的DSGE最好被视为庞大的新凯恩斯模型，这些模型强调了名义刚性和总需求的作用。”但是，它们仍有若干“严重的缺陷”：“第一，它们［模型］基于一些无法打动人的假定，并非任何模型必须具备的简化假定，而是与我们所熟知的消费者和企业极度不一致的假定”。“第二，它们的标准估计方法，即校准和贝叶斯估计的混合体，难以令人信服”。“第三，虽然这些模型可以形式上用于规范的目的，但其规范的含义却没有说服力”。布兰卡德特别指出，这些模型在许多政策讨论中只关注GDP或GDP的增长，忽视了收入分配效应、忽视了影响产量构成而不是产量规模的扭曲、忽视了现行政策对未来的影响不只是当前产量的影响，是在误导公众。这些影响对社会福利来说与对当前GDP的影响同样重要，美国社会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和中国产量中投资和消费的构成日益引起关注就是证明。“第四，DSGE模型是个糟糕的沟通工具”。“典型的DSGE论文在其现存核心上添加一个‘特别的扭曲’。它起始于模型的大量代数推导，然后进行估计，最后进行各种各样的动态模拟，以展示这个扭曲对模型一般均衡性质的影响”。布兰卡德指出：“这些的确看起来像是一门成熟科学的特征：建立在一个容易理解、意见一致的科学躯干之上，去探讨修改和延伸。毋庸置疑，拥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暂且不提这个共同的核心是否正确）充实了人们之间的讨论，这些人不仅实际上创造了这些模型，还通过许多模拟对模型的五脏六腑获得了一些体验。然而，一个休闲的读者实在难以理解这个特别的扭曲本身做了些什么？它是如何与模型中的其他扭曲相互作用的？”

二、第二大缺陷：视“特定的外生震荡”为经济变化的动因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第二大缺陷是用一些没有解释或无法解释的“特定的”外部随机震荡，诸如强加在技术、人们的偏好、政府政策及其组合上的震荡，来解释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问题——经济变化的动因。现实中经济变化的动因不在于无法解释的外部力量，而在于经济体系内部不均衡力量的相互作用。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领袖、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罗默最近在《宏观经济学的困境》一文中，系统地批判了主流经济学这种唯心主义的思辨方式。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假定，经济系统将自动趋于均衡状态，只有来自系统外部不可预测的冲击才能干扰这种均衡。为了他们的“超级”数学模型看起来合理，他们不得不发挥想象力，猜测这些冲击到底是什么。罗默将这种经济理论比作只有当“巨魔、小精灵和以太”的驱动才能自圆其说的物理学中的弦理论。

近年来，“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似乎成了一种思潮，成为忽略掉一切与模型不一致事实的借口，、一旦宏观经济学家得出结论祈求一个假想的强制变量是合理的，这种假想的变量就会与日俱增。罗默将这些假想的变量列举如下：可增加消费品数量的一般“燃素”；可增加资本货物数量的“投资型燃素”；可随机改变所有工人工资的“巨魔”；可随机改变产出价格的“小精灵”；可增加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以太”；可减少闲暇的“热量”，由于建模人员无法直接测定这些虚构的变量，他们只好用增长核算方法把他们视为产出（Y）增长与投入（X）增长的残差，尽管实践中残差的计算对投入物利用率的误测极为敏感。

罗默赞同卢卡斯和萨金特关于“目前大型凯恩斯宏观模型所依赖的识别假设是不可信的”结论，但他认为目前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宏观模型的假设不仅不可置信而且更加不透明。用全世界产出的减少作为衡量标准，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证明，卢卡斯的宏观经济预测远比那些凯恩斯模型得出的结论错得更加离谱。因而，卢卡斯和萨金特关于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的结论同样适用于他们自己的后现实宏观模型：“这些预测是极其错误的，其理论基石也是充满瑕疵的……目前研究经济周期的学生们面临的任务就是整理这些残骸。”

三、第三大缺陷：“均衡至上”与市场万能

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均衡的方法论，其他区别都是与均衡的分析框架结构相联系的。第一，如果你认为经济动态体系是非均衡的，你就会正视经济变化的动态演进过程，关注人们的适应性优化行为，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反之，你就会认为理性经济人对未来的预期是完善的，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和厂商的经济行为是完美协调的，因而热衷于去描述经济动态体系在运转得天衣无缝的状态下是如何运转的。第二，如果你认为经济动态体系是非均衡的，你就会认为经济变动的动因在于经济体系内部不均衡力量的相互作用；反之，如果你认为经济动态体系是均衡的，你就只能求助于那些无法解释的外生变量来解释经济变化。第三，如果你认为经济动态体系是非均衡的，你就会认为经济动态体系是复杂的，构成这一错综复杂动态体系的基本经济联系是非线性的；反之，你就会以简单、线性的思维方式去描述我们所面临的复杂、非线性的世界。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均衡分析对经济学的贡献：第一，均衡分析无疑使经济分析得到了简化．这种简化在许多情况下是必要的。比如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对探讨需求或供给变动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和根据商品价格弹性制定价格使利润最大化具有参考价值。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均衡分析对非均衡的世界是个较好的近似，“均衡解”有时可以为我们研究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提供一个参照系，至少它描述了一种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第三，均衡经济学的现代版本－－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引入合理预期假定，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微观基础之上，这无疑是经济理论研究的进步。

均衡理论的要害问题是不符合现实，因为非均衡的现实世界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均衡只是一个特例，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状况”，是由一种非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非均衡状态过渡的一瞬，均衡是暂时的，非均衡是永恒的。就连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师们也不得不承认，均衡理论充其量是对现实世界的“接近”，而非现实。我们只要稍微冷静地观察一下我们所处的世界就会意识到，非均衡是大量、普遍的现象，市场买卖活动是在非均衡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笔者曾用非均衡的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劳工市场、房地产市场、股票和证券市场以及外汇市场上每日每时、大量普遍的现象，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居住的这个丰富的非均衡世界。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关于均衡性质的讨论是围绕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展开的。瓦尔拉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无非是要证明，在若干假定条件下，一般均衡解一定是最优的，最优解一定是均衡的。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功训练就是要从数学上证明一般均衡解的存在及其最优性质，并由此得出市场可以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的结论。然而，即便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不得不承认，市场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完全竞争、信息完善、无外生性（无溢出效应）。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都会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缺失或市场错配资源的情况。现实中这三个条件显然难以满足，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探讨在这些条件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是否存在着最优解和次优解，以及如何通过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来矫正市场对资源的错配，或弥补市场的缺失。笼统地讲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无视这三个条件的存在而盲目地相信市场万能的神话，不仅违反现实，而且也违背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揭穿均衡理论违反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进行科学的管理决策和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既然现实世界是非均衡的，均衡的经济理论无法描述非均衡的经济行为，建立在均衡经济学基础上的决策规则和经济政策不仅无助于指导非均衡的经济行为，反而会误导公众，酿成决策失误，甚至造成灾难。举一个微观管理的例子，均衡意味着连续的市场结清，但现实世界中除拍卖市场外，交易活动总是在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进行的，市场如果可以连续结清就不需要存货管理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均衡理论对于现实世界的存货管理决策没有指导意义。从宏观管理层面上讲，失业本身就意味着劳工市场的不均衡，均衡的就业理论显然无法解释长期失业现象和指导对失业问题的研究。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忽视总体经济失衡，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失衡，包括劳工市场、能源市场的失衡，是造成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收入分配不公等诸多经济失衡现象的重要原因。

四、削足适履的方法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其理论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地位的自信，使他们对其终极判断准则信心十足。他们偏爱效率，淡化公平，习惯于从“理性人”的行为引出偏好，围绕严密选择的菜单设计实验，在黑板上进行论证。他们已不满足于“美化”现实，还致力于“履行”和变革现实，力图使他们美妙的理论成为现实。他们的研究手段和框架像一张“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把现实中长短不同的人绑到铁床上，然后残忍地剁掉比床长的部分，拉长比床短的部分。美国杜克大学的胡佛2016年在《经济理论的危机：一篇评论》中，为社会学家斯维德伯格《社会理论艺术》和经济学家奥尔林《价值帝国：经济学的新基础》两本新著写了书评，同时探讨了理论在经济学和近年来经济事件中的作用。胡佛认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之间深度的不信任源于经济学家自诩更正确，认为“经济学是具有理论的学科”。然而，何为理论？好的理论由什么要素构成？如何运用理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甚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部各个学科对这些问题都有不同的理解。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将理论理解为“朔因推理”，即从观察到的令人吃惊的事实或现象出发来寻求其相关解释的假说。皮尔斯认为，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的对比是混淆不清的，以实证为基础的推理，即通常所说的归纳推理，是一种“扩展推理”，它可以分为归纳和朔因两类。典型的归纳包括假设检验和参数估计，朔因与归纳的形式完全不同，是一种较弱的推理形式，即便有效的朔因推理也难以得出确定的结论，但它却是唯一能够产生新的想法和假说的推理形式，而新的假说只有通过归纳的严格检验才值得相信。据此，斯维德伯格认为，理论是建立在与观察相互作用基础上的，观察和检验导致理论和数据之间有序地相互适应，这种相互适应过程构成了理论和理论化过程区别的基础。因而，他既反对让事实本身说话却没有理论的“经验主义”，又反对让事实去符合理论，忽视理论根据事实进行系统调节过程的“抽象理论”，而后者恰恰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削足适履式或曰“普罗克汝斯忒斯”式的方法论。斯维德伯格特别反对用“预先组装构件”的方式构建理论，就像从宜家家居购买家具配件进行组装一样，可以聪明地直接应用而不需要发挥“观察的创造性作用”。

将西方主流经济学团体描绘成高尔夫俱乐部似乎较为贴切。他们在一起制定了许多非成员难以遵守的规则，每一个成员都必须严格遵守这些铁定的规则。大师们无疑是制定、解释、运用和修改这些规则的高手，他们不仅对自己制定的规则运用自如，炉火纯青，而且赏罚分明地掌控着俱乐部的每一个成员，他们身体力行的魔幻般表演不仅令膝下的弟子们顶礼膜拜，还让俱乐部以外的芸芸众生为之倾倒。至于该俱乐部的存在、运转和其严密规则的运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地指导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生活实践，他们却漠不关心。“你只被允许遵循若干规则，否则你就不是经济学家。这意味着，你应当从严谨的最大化理论导出人们的行为……相反的做法（不证自明）是举例论证。你是不被允许那样做的。我们有一个词用来描述那种做法，人们称它为‘传闻轶事’。如果人们说你（的文章）是传闻轶事性的……你就完蛋啦。”

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迫”现实符合他们模型和理论的方法论引起了罗默等经济学家更深一层的担忧。许多经济学家似乎已经容纳了后现实宏观经济学家所推销的学术规范：公开批评令人敬畏的权威人物严重违反了“荣誉法规”，至于他们的理论是否正确、预测是否错误，他们的模型是否有意义都不值得担忧。“这暴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盲区……令人担忧的并不在于宏观经济学家所言与事实不符，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其他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学家不理会事实的态度置若罔闻。对显而易见的错误一味地包容比承诺倡导错误对科学的侵蚀更严重。”“那些在生涯早期作出过如此重要科学贡献的经济学家们遵循了一条偏离科学的轨迹。这样去说那些我认识和欣赏的人会很痛苦，同样令我痛苦的是许多我认识和欣赏的人将这些领袖偶像化。然而，只有科学和启蒙运动的精神是人类最重要的成就，他们远比我们任何人的感受都重要……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朋友和背叛科学中作出选择，我希望我应当有勇气去选择背叛我的朋友。”

五、现代经济学的“突围”：回归现实

人们的预期是不完善的，他们相互之间和与大自然的互动充满了难以协调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构成了经济变化的内在动因，外在呈现出非线性和复杂的非均衡动态轨迹、周期性和非周期性波动，甚至混沌状态。研究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非均衡动态过程和动因，刻画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们的适应性经济行为，按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解释世界，是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陶醉于描述市场经济在“运转得天衣无缝”的情况下是如何运转的，而不顾和不去研究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无论结果如何严谨、漂亮，只能是南辕北辙。这种哲学史上惯用的“本体论论证法”只能在理论上误导，在实践中受挫。由此导出的“市场万能”神话和“华盛顿共识”给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造成的灾难，已经令人触目惊心。

近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潮在我国日益流行。这不仅表现在实践中，崇尚市场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视私有化为通向繁荣富裕的唯一途径，而且还在理论上，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推向了极端，妄称新古典经济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其他学派皆被视为“旁门左道”。许多人认为，我国经济改革面临的主要障碍是由于垄断的存在和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导致市场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垄断恰恰是市场的四种形态之一，完全竞争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它无法反映现代社会以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的各种鲜明特征。事实上，正是由于垄断会导致资源错配，才需要政府对垄断这种市场进行干预，这是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主流经济学家的共识。有人甚至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害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市场的作用，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足以让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叹不如。2007年－2009年的大衰退和金融危机呼唤经济学领域对经济学的基础和基本概念进行深刻的变革。不幸的是，迄今为止，除了在DSGE的“实商业周期”“核心”上加入了一些金融公式，将来自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若干假定引入新古典的偏好函数外，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其范式大厦的根基并没有动摇。令人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包括从西方主流经济学阵营冲杀出来的经济学大师，能够正视现实，承袭科学的批判精神，勇于承担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反思，对经济学如何回归现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作了不懈的探索。奥尔林从批判“正统性危机”入手，把大衰退归咎于现代经济理论基础中基本概念的错误，而不仅仅是政府监管失误、企业高管的违法行为和制度的欠缺。他从马克思批判商品拜物教出发，认为商品交换掩盖的不仅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更广泛和深层的社会关系。奥尔林主张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根本的变革，像哥白尼对托勒密那样，为开普勒经济学提供一个新的起点，以取代阿罗一德布鲁的和凯兰一普利斯考特范式的托勒密经济学。

六、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理论变革的指导作用

大衰退又一次唤起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资本论》的畅销热潮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少比新古典学派更能面对现实，更能直接触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三大缺陷作过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揭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流经济理论关于理性经济人完善预期和完美协调的假定。尽管20世纪发达国家的统治阶层用“人民资本主义”“福利社会”等各种社会改良手段，试图缓和或掩盖这些矛盾，但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特别是美国税收制度累进性质的减退导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使这些矛盾日益尖锐化。特朗普正是利用这些激化了的矛盾，打着“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旗号，煽动“被遗忘了”的普通选民，向既得利益集团和“精英”统治阶层“宣战”。2017年2月16日，他在77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上，把长期被粉饰为独立、公正、自由和民主象征的美国媒体称为“人民的敌人”。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被标榜为奥巴马内阁最大政治遗产的医疗保险改革已由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口水战，演变成两党之间势不两立、剑拔弩张的政治较量。某种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浪潮（其实质是反对不公正的全球化）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崛起所反映的深刻的阶级、社会矛盾，对理性经济人完善预期和完美协调假定无疑是个绝妙的讽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事物的外部而在于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唯物辩证法，更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视“外生震荡”为经济变化动因的唯心主义思维定式的直接否定，对复杂经济动态理论关于经济体系变化和发展动力的探讨具有指导意义。关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非均衡的关系，马克思曾作过深入的探讨和精辟的分析，并科学地预测，这种不均衡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下，会造成两大部类间比例失调，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由于拍卖式的定价、交易方式在现实中并不普遍流行，均衡的价格形成机制无法描述非均衡的行为。因此，马克思在清晰地刻画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过程及其相应的调节机制时，既描述了这套机制如何在维持不均衡的同时，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又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不均衡力量的相互作用如何导致市场的频繁失灵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这对我们深刻理解非均衡状态下现代资本主义运转机制及其弊端，抓住市场经济是在非均衡状态下运转的这一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还表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对演化经济学注重人们的适应性经济行为，根据客观实践的发展调整或修改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实践观对行为经济学和心理经济学关于人们行为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道德和制度渊源的探讨和研究，包括非理性行为及其心理特征的描述和研究也具有指导意义。然而，从理论和实践上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有的地位不是一蹴而就的。由于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受到的挫折，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世界被妖魔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凡是不喜欢的东西统统被挂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标签。令人不安的是，近几十年来在我国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也逐渐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一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和弟子们认为，凡是马克思说过的一定是错的，凡是社会主义的一定是错的。笔者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时常感觉到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比在中国更有市场，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对理解和分析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具有参考价值。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受到的挫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搞懂马克思主义，或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歪曲和篡改造成的，并不应该成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的理由。只有重读《资本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精髓，才不会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歪曲和篡改所迷惑，为经济科学在中国的复兴、发展、繁荣和昌盛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