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云：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折衷主义

点击：  作者：张作云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1-02-20 11:55:05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不仅是一个不断地同来自各方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的历史，而且也是同来自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各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一切新老机会主义尤其是修正主义在阉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时，大都是以折衷主义的面目而出现的。折衷主义歪曲、阉割以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生动活泼的辩证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阶级性，妄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东西。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也必然会利用折衷主义为其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行径辩护。在把马克思主义偷偷改变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折衷主义对国际工人运动，乃至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具有极大的危险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历程中，十分重视批判和反对各种机会主义而尤其是折衷主义的斗争。当前，在我们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变为现实的征程中，回顾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和反对各种机会主义尤其是批判和反对折衷主义斗争的历史，从中获得启发和教益，对于我们更好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  批判和反对  折中主义  启发和教益

 

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不仅是一个不断地并且总是同来自各方面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的历史，而且也是同来自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各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历史。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这部历史，不仅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阶级性，而且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在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把国际工人运动不断推向前进，实现伟大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和极其深远的意义。在本文，我们就来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创立、完善和发展自己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迎接各种论争和挑战，同来自自己营垒内部的各种机会主义而尤其是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折衷主义进行斗争的历史，以求从中获得启发和教益。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要批判折衷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整、最进步、最科学、最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的历史，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及其历史趋势，为无产阶级指明了一条通过解放全人类并使自己最后得到解放的康庄道路。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便引起各国资产阶级的无比仇恨和恐惧。他们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否定马克思主义，妄图[1]扑灭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挽救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御用文人，为了阻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反对和破坏国际工人运动，有的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另立旗帜，直接对抗马克思主义；有的乔装打扮，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反对、歪曲和阉割马克思主义；有的利用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经济优势，收买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使之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在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中的代理人，从内部瓦解工人运动。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采取的上述手段，导致了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产生。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打着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鼓吹时代变迁和新时代特点的出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的和基本的原论，抽象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质和革命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对资产阶级无害的东西，妄图把国际工人运动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使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生生不息，从而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永远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和被统治的地位。面对这种局面，为了使自己创立的科学理论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更加紧密地与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毅然在批判各种非科学甚至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同时，以无产阶级的坚定性和极大的毅力，开展了反对和批判机会主义的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一切新老机会主义尤其是修正主义在阉割马克思主义灵魂，修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时，大都是以折衷主义面目出现的。折衷主义，就是把各种不同或根本对立的思潮、观点和理论无原则和机械地拼凑到一起。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混和起来，以图建立一套超越二者之上的哲学体系；用二元论和调和论冒充或替代生动活泼的辩证法，否定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科学揭示并阐明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和重点论，不分主次，貌视全面，掩盖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真相，模糊事物的界限和本质；片面强调矛盾的统一性，否定矛盾的对立性和斗争性，调和矛盾，混淆是非。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必然利用折衷主义，为其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行径辩护。列宁曾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最容易欺骗群众”。①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2]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时识破机会主义或折衷主义的嘴脸及其反动本质，在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每一关键时刻，集中精力，撰文写信，开展反对和批判折衷主义的斗争。

 

19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逐步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于是，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便转入工人运动内部，以机会主义或折衷主义的形式进行活动。到了90年代，在国际工人运动尤其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机会主义或折衷主义到处滋长和泛滥开来。他们炮制种种谬论，对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地位，促进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便在从事艰苦科学研究、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与日益扩张的机会主义尤其是折衷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折中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折衷主义的批判，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自然生产论”和“分配历史论”开始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19世纪中期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有很大影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一般简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界的圣经。在这本书中，他认为，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具有不同的性质。“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含有自然真理的性质。它们没[3]有任意选择或可以武断的余地。任何人类所生产的东西，必须按照一定的方法，在一定的条件下被生产，那是由外界事物以及人类自己的肉体构造和精神构造上所固有的性质所决定的。”①生产规律具有永恒的自然的性质。财富的分配则“完全是人类的制度问题，一经有了物品，人类就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来处理它们。他们可以随意地把它们交给任何人来支配，并随意规定条件。……决定分配的规律是统治着社会的那部分人的意见和情感所制造出来的，并且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里是大不相同的”，因而具有特殊的历史的性质。②最后，他认为，要解决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的矛盾，消除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就要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由“立法”来解决。据此，他劝导工人阶级说，不要轻举妄动，应当做一个有理性的人。③

 

对于穆勒的上述理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了批判。首先，马克思指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某个历史时代，也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的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了这种差别。”④生产规律总是依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绝不是如穆勒所说，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其次，马克思指出，至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也不像穆勒所理解的那样，“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离开生产很远，”是由人的意志和情感所决定的。⑤这是因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来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⑦“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⑧马克思认为，穆勒关于生产规律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分配规律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那些人的意志和情感所制造所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为解决生产与分配之间的矛盾，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而诉诸立法的主张，实质上是以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前提的。这种主张，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条件下，只能起到涣散无产阶级队伍，麻痹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作用。对于穆勒的这一理论，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称之为“折衷主的、混合作用的纲要”。⑨在《资本论》中则称之为“浅薄的折衷派”。⑩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折衷主义的真正批判，是在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进行的。首先，马克思批判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以折衷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蒲鲁东主义。蒲鲁东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流行于法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40年蒲鲁东出版了《什么是财产》一书。1846年又写了《贫困的哲学》一书。其理论及其社会改革的主张，充满了社会改良因素，理论的核心是“经济矛盾”论，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案是所谓“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其方法论特点是在“好”与“坏”的矛盾体系中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的“折衷主义”综合论。

 

早在1846年底，马克思就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对蒲鲁东的这一理论作了评论。他说：“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①恩格斯在稍后的《蒲鲁东》一文中，也对蒲鲁东的理[4]论特征作了概述：“蒲鲁东运用经过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②

 

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撰写了《哲学的贫困》一书，对蒲蒲鲁东进行了全面地批判。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与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蒲鲁东先生为自己提供的任务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③马克思说：这实际上是粗暴地扼杀辩证法。“当他想用辩证法引出一个经济范畴时，却毫无所获。”因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是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慰和自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激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⑤蒲鲁东先生“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他“把所有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⑥针对蒲鲁东“把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普遍化到经济关系领域的荒谬行径，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先生认为“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⑦然而，“科学权威”对他来说，是靠不住的。这是因为，“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一种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⑧这样，他自认为自己是科学泰斗，结果却暴露了他的折衷调和的本质。

 

关于蒲鲁东的社会改革方案，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发明“‘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是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功绩’。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证明，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更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他“想把生息资本看作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①蒲鲁东及其门徒“愿[5]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又不要有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要保全现代社会，但是不要有那些使这个社会发生革命和陷于解体的因素。他们只愿有资产阶级而不要无产阶级。”②“由于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③马克思最后说：“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像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④可以看到，蒲鲁东不是“科学泰斗”，“充当科学泰斗”，只是他的一种奢望。他不是一位哲学家，因为他把经济范畴的矛盾只是归结为“好”与“坏”、“益处”与“害处”之间的矛盾。他希望通过“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引出或臆造出一个“新”的经济范畴，这不仅是异想天开，而且是庸俗化地糟蹋和粗暴地扼杀生动活泼的辩证法。他不是一位经济学家，是因为由于他把“经济范畴”只归结为“好”与“坏”、“益处”与“害处”的纯粹抽象的矛盾，而像其他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那样把经济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偶像化、永恒化。最后，他也不是一位改革家，因为他既缺乏改革的勇气，也没有改革的远见，不能超出资产阶级的眼界，他只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拿来“人民银行”这一概念，妄想把“生息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把“无息信贷”变为灵丹妙药，企图在保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来改造社会，从而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这种改革方案，既是反历史的和反动的，也是不现实的。总之，蒲鲁东的思想体系，充斥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毒汁，是一种具有折衷主义、混合主义特征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主义的诡辩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蒲鲁东的批判，肃清了蒲鲁东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从而使国际工人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和前进。然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机会主义思潮，即对德国工人运动产生较大影响、后来成为影响第一国际主要派别的拉萨尔主义。为了消除这一派别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端正新成立的第一国际的航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投入了揭露和批判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拉萨尔主义的创始人斐迪南.拉萨尔于1865年5月出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其核心理论就是：在保留普鲁士王国专制主义的前提下，通过某种程度的改良，实现对德国社会的改革，其中不乏折衷主义和混合主义的色彩。1862年7月，拉萨尔在伦敦时，马克思就当面指出他关于“普鲁士政府的社会主义”主张的荒谬性。⑤1865年2月，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书中，对拉萨尔幻想依靠普鲁士政府的力量来争得“普选权”、建立社会主义的折衷主义理论进行了严厉地批判。⑥19世纪70年代，拉萨尔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马克思和恩格斯结合国际工人运动的实际，对拉萨尔主义进行了深入而彻底的批判。拉萨尔主义及其影响，特别体现在1875年德国工人运动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在哥达进行合并的纲领(即《哥达纲领》)中。为了使德国工人阶级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使国际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一书。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派空谈“劳动”、空谈“社会”，抹杀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掩盖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本质的机会主义行径。针对《哥达纲领》照搬拉萨尔派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谓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的一切成员”的观点，①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6]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这句话只是在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才成为财富的源泉。”“一个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②“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③但这种创造力，在资产者占有“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一劳动的前提条件下，只能为资产者所占有。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极端重要性，而拉萨尔之流却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空谈“劳动”，空谈所谓“创造力”，这实际上是在抹杀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必要性，抹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在不同社会的不同形式，掩盖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一实质性的问题，掩盖几千年来阶级社会中劳动者因丧失生产资料而遭受剥削和压迫的事实。马克思指出：拉萨尔之流之所以强调“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只是为了得出“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的一切成员”的结论。“事实上，这个结论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承认。”④至于“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的说法，只不过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遁词，因为在实际上“随着劳动的社会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困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⑤拉萨尔希望得出的上述结论，完全是应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的需要而设计的。拉萨尔的上述观点和结论，不仅是反动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混乱的，充分暴露了其中所包含的折衷主义辩护论的本质。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之流只“攻击资本家阶级，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阶级，把封建地主阶级排除在革命对象之外，从而为封建地主阶级留有后路的反历史的机会主义观点。针对《哥达纲领》沿袭拉萨尔派的“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的规点，马克思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充分表明“劳动资料也包括土地”。“在英国，资本家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⑥在当时的德国，也存在着封建经济，土地所有者在政治上还占优势。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乃至德国都存在土地所有者阶级并占优势的条件下，拉萨尔派仅仅攻击资本家阶级，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是因为拉萨尔在世时，投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出卖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拉萨尔死后，他的门徒依然秘密勾结俾斯麦，维护普鲁士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①《哥达纲领》的起草人，为了迎合拉萨[7]尔派的需要而照搬其把土地所有者阶级排除在革命对象之外，甚至否定土地所有者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从而造成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的信条，充分暴露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反动本质。同时，也暴露出德国工人党爱森纳赫派领导人丧失原则，向拉萨尔机会主义投降的客观事实。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之流的“公平分配”论和“分配决定”论。《哥达纲领》照搬拉萨尔派的观点说：“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②对此，马克思首先指出，关于“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纲领”“不过是顺便一提”，“‘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概念。”③针对拉萨尔之流所谓“公平分配”观点，马克思指出：在分配问题上，资产者断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按资分配”方式就是“公平”的，因为在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按资分配”方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公平”一词属于法权范畴，法权概念和法权关系都由经济关系产生，并由经济关系来决定，而不是相反。④“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资料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这完全是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是彻头彻尾的分配决定论。⑤这种理论，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这个要害问题，淡化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对收入分配关系的决定作用，从而把所谓“公平分配”变成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并用来欺骗和愚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马克思对拉萨尔之流所谓“公平分配”和“分配决定”论的批判，不仅揭露了拉萨尔之流为迎合以俾斯麦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理论上开倒车的反动行为，而且也充分揭露了拉萨尔之流的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为基础、以折衷主义为特点的机会主义本质。

 

此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还批判了拉萨尔之流混淆阶级阵线、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列为“反动的一帮”的机会主义观点；只把工人阶级的任务和活动范围限定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取消工人运动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通过俾斯麦专制主义的“国家帮助”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从超阶级的立场出发，否定国家的阶级性质、鼓吹建立“自由国家”、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等等。同时，在马克思批判拉萨尔之流机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恩格斯也撰写了关于《哥达纲领》方面的十一封信件。在1875年撰写的三封信中，主要批判德国工人党爱森纳赫派领导人主张与拉萨尔派无原则合并，以及《哥达纲领》中的折衷主义错误。在1891年的八封信中，主要说明公开发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原因、经过、历史意义以及对阻扰《哥达纲领批判》公开发表的错误行为所进行的严肃斗争。同时，还通过这些信件，无情揭露和批判了拉萨尔本人的两面派嘴脸，以及投靠俾斯麦专制主义政府、发誓对其效忠、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反动的丑恶面目。

 

1875年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派合并，由于爱森纳赫派没有与拉萨尔主义划清界线，甚至进行无原则妥协，结果使党的理论水平大为降低，各种反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要求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冒牌的社会主义思潮油然而起。杜林主义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并流行开来的。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1833-1921)，乘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混乱之机，打着革新科学的旗号，连续出版多部著作，拼凑一套“终极真理”的理论体系，宣扬以折衷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他还纠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狂热追随者伯恩斯坦、莫斯特、弗利切等人，组成宗派集团，妄图另行组建新的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如果不对杜林主义进行坚决而彻底地批判，必将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科学理论基础受到极大伤害，从而把各国工人运动引向邪路。于是，在马克思的配合下，恩格斯写了一系列批判文章，并于1878年夏汇集成书出版，这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即《反杜林论》。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首先从杜林的哲学体系开始，批判了杜林的以折衷主义为特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杜林认为，“哲学是世界和生活的最高形式的发展，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来还包括一切知识和意志的原则。无论在哪里，只要是人的意识对某一系列的认识或刺激，或者对某一类存在形式发生了问题，这些形式的原则就应当是哲学的对象。”①在这里，[8]杜林把“原则”作为构建自己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同时也把“原则”作为自己哲学的研究对象。杜林又说：“这些原则是简单的或迄今被想象为简单的成分，”“可以构成各式各样的知识和意志。”“这些终极的成分或原则，一旦被发现，就不仅对于直接知道的和可以接触的东西，而且对于我们所知道的和没有接触到的世界也是有意义的。因此，哲学原则就成了科学要成为阐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统一体系所需要的最后补充。”②

 

对于杜林的所谓“原则”，恩格斯揭露说：“他的所谓的原则，就是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因而自然界和人类都应当适应这些原则。”可以看出，杜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③然而，关于这些“原则”如何从“思维”中产生，杜林又说：“纯粹观念的领域只限于逻辑模式和数学的形式”，“逻辑模式只能涉及思维形式，但是这里谈的只是存在的形式，外部世界的形式，而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④在这里，杜林实际上又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⑤恩格斯嘲笑说：这样以来，杜林又变成了一个“唯物主义者”。⑥但是，在谈到他的哲学研究对象时，杜林却说：他的哲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三个部分：存在的基本形式(即思想的原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在这个序列中，“适用于一切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走在前面，而应当运用这些原则的对象的领域则按其从属次序跟在后面”。⑦这样，杜林又“把事物完全头足倒置”，回到“唯心主义”的原点上来了。他“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建现实世界，这完全像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这说明，杜林的这个哲学体系完全是从黑格尔那里“抄袭”来的，但在剽窃和抄袭中，又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限入客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境地。从杜林构建的所谓哲学体系来看，在本质上，他是一个唯心主义先验论者，但他在论据上，又借用了唯物主义。到最后，他又无耻地剽窃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最终“完全像一个黑格尔的人”，真是左右逢源。可以说，杜林的哲学体系，不仅是一个大杂烩，在逻辑上也是混乱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充分暴露出其哲学体系折衷主义诡辩的拙劣特征。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哲学家依[9]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认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②他又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③然而，杜林却认为：“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如果给它加上第二个存在，那就使它成为不是它本来那样的东西，即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或组成部分”，因而这个更大的整体的“存在”也是统一的；他接着说：“我们把自己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扩展开来，”“任何必须进入这个思想统一体的东西”都“不能避开这个思想的统一体”，进入我们“思想统一体”的客观事物就应该与我们的统一的思想相适应；杜林最后说，由于“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人们的思想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于是，当人们用这种统一的思想即“通过这种综合的统一点”去观察客观世界时，就产生了“不可分割的世界概念”，这样客观世界也就成为统一的了。④

 

恩格斯揭露了杜林的这种思路的荒谬性。他说：“真是‘创造体系的’。我们还读不到六行，杜林先生就借助‘我们的统一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变为它的统一性了。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都在于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存在一旦被思考，就被思考为统一的东西，世界概念就成为不可分割的；又因为被思考的存在、世界概念是统一的，所以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⑤“从存在的唯一性转到它的统一性”，“全靠我们对它的想象。我们一旦把我们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扩展开来，去包围存在，唯一的存在就在思想中变成统一的存在，变成思想统一体”。⑥可见，杜林关于思想在先，客观世界在后，客观世界的统一性来自思想的统一性的思维思想，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典型的唯心论的先验主义。在杜林的哲学体系中，一方面是思想，一方面是“被思考的存在”，“思考的存在”(思想的原则)包含在思想的统一体中，最终还是落脚在蹩脚的唯心主义的世界模式的哲学体系即思想体系之中。在这里，杜林既不说世界统一于物质，也不说世界统一于精神，而是首先创造出“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所谓哲学公理，然后玩弄游戏文字把存在的唯一性变成世界的统一性，提出世界统一于“存在”这个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可接受的概念，企图超越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上，用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掩盖其唯心主义的做法，充分暴露出杜林不仅是一个伪装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者，而且也是一个十足的形而上学折衷主义的诡辩者。

 

在批判杜林哲学体系的以折衷主义为特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之后，恩格斯又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为武器，进一步批判了杜林以唯心主义先验论为基础的“永恒真理”论、“永恒道德”论和抽象的的“平等”论，揭露了杜林否认真理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抹杀阶级社会中“道德”和“平等”的阶级性，把“道德”、“平等”变成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阶级都可接受的超阶级的东西，以实现其为吃人的剥削阶级社会尤其是资产阶级社会进行辩的护目的，揭示了杜林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虚伪性、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和折衷主义的反动性。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建立在唯心主义先验论基础上的“暴力论”。杜林吹嘘自己制定了“一切经济的自然规律。”他先验地认为，社会是由两个抽象的人组成的。从两个人的暴力和服从的关系中，可以引出永恒的、适合各种社会的“一切经济的自然规律”。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作用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第二等的事实。”“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从这样的原理出发，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只是第二等的反作用。”“一切经济现象都应该由政治原因去解释，即由暴力来解释”①于是，在这种暴力论的基础上，杜林建立了自[10]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暴力和劳动是构成社会经济关系的两大要素，劳动从事生产，暴力进行分配，分配和生产根本没有联系。资本家靠暴力掠夺利润，政治暴力是劳动者受剥削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消除分配上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就必须消灭政治暴力，按照“普遍的公平原则”来解决分配问题。②对于杜林的这一理论，恩格斯揭露说：“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③在这里，充分暴露了杜林折衷主义的反动本质。恩格斯指出：杜林先生“把现代的所有制叫做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就把全被关系弄颠倒了。”④这是因为，“要强迫人们去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劳役，那就必须设想这一强迫者掌握了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实行奴隶制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要掌握用来维持奴隶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这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拥有一定的超过中等水平的财产。”“很清楚，虽然财产可以由掠夺而得，从而可以依靠暴力，但是这决不是必要的。它可以通过劳动、偷窃、经商、欺骗等办法取得。无论如何，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⑤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相反地，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的自发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了，虽然只限于某几种物品。”“在私有财产形成的任何地方，这都是由于改变了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产生的。在这里，暴力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很显然，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财物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暴力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可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⑥“甚至‘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的最现代的形式，即雇佣劳动，我们也不能用暴力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去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对此甚至一字不提，——商品生产达到一定发展程度，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这个阶段上‘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⑦“全部过程都为纯洁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其他的政治干预”。⑧

 

在揭露和批判了杜林“暴力决定论”的荒谬性之后，恩格斯又阐明了与“经济发展相比，暴力在历史上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恩格斯首先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以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面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面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限于崩溃。”“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①实际上，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11]暴力的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可以促进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可以阻碍和延缓经济社会的发展。恩格斯最后结论说：“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按他的意见，第一次的暴力行动就是原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沾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②然而，“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③杜林为什么只把暴力看作“绝对的坏事”，而绝口不提暴力在历史发展中的“革命作用”呢？这主要是为他的以消灭造成经济社会不平等、不合理现象的丑恶的“暴力，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永恒存在”的折衷主义诡辩论服务的。

 

恩格斯最后揭露了杜林知识的浅薄和狂傲的无耻行径。他说：“正如杜林先生在法兰西法和英吉利法的领域中‘自己所获得的全部无知’一样——这种无知是非常惊人的，他在德意志法的领域中所获得的无知还要惊人得多。”④杜林先生的理论和论断，“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以对历史的真正空前的无知为‘前提’的。”⑤尽管杜林先生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的无知非常之惊人，可是，他却还狂傲无比，目空一切，从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出发，运用蹩脚的形而上学的折衷主义诡辩方法，大言不惭地用暴力去解释“财产的产生”、“资本的产生”，以证明他所制造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的命题。⑥这种生硬的、“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⑦充分暴露了他是一个为资本家的“钱袋勇敢地竭尽全力地工作⑧、为资产阶级普鲁士专制制度效劳的奴才和“江湖骗子。”⑨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臆造的充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折衷主义气息的所谓“社会主义体系”。杜林臆造的这种“社会主义体系”，就是未来的“共同社会”即“经济公社”的联邦模式”，其内容大体有以下方面：(1)经济公社是“由支配一个区域的土地和一批生产企业的公共权利相互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共同分配收入”的人们所组成的；⑩(2)经济公社之间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实行迁徙自由和接收新社员”；⑾(3)建立全国性的商业公社并进行商品交换，其范围要扩展到把整个国家、民族的成员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权利主体，并由这种身份而支配整个土地、住宅和生产设备；⑿(4)存在着“连续过渡”的农业和工业之间的鸿沟即分工。⒀

 

对于杜林先生臆造的这种“社会主义体系”，恩格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恩格斯揭示了杜林臆造的“社会主义体系”即“经济公社”建立的原则和基础。恩格斯指出，在杜林看来，“社会主义根本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更不是粗糙物质的、单纯为了喂饱肚子的现代经济条件的产物。”“他的社会主义体系”作为“最后的终极真理”，是“社会的自然体系，”是“置根于‘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上”的。“杜林先生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正如创造其他一切，是通过他的著名的两个男人进行的。这两个傀儡不是像过去那样扮演主人和奴隶的角色，这次为了变换花样，这两个傀儡上演了一出平等戏，——于是杜林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就奠定了。”①杜林的社会主义体系，不仅完全暴露了他唯[12]心主义先验论的嘴脸，而且也暴露出他的的反科学、反历史的性质。其次，针对杜林社会主义体系的所谓“公共权利”，恩格斯指出，“无论如何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一个经济公社对自己的劳动资料的公共权利，至少对任何其他经济公社，以至于对社会和国家来说，是独占的财产权。”②杜林关于未来“共同社会”实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至少是由每个经济公社实行的独占所有制，而不是归整个社会占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既然生产资料归每个经济公社独占，那就必然会“出现富裕的和贫穷的经济公社，”进而出现各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③并且，由于各个经济公社之间存在着根据一定法律和行政规范实行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它们之间的平衡”就只有“通过居民脱离贫穷的公社而挤入富裕的公社的方法来行动”。④这样，杜林本想通过全国性的商业组织来消除各个经济公社之间在产品上的竞争，但结果“却听任在生产者上的竞争安然地存在下去。”⑤本来想使“物被置于竞争之外，”⑥但在事实上，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仍然要服从于竞争，”做竞争的奴隶。⑦恩格斯指出，杜林赋予全国性的商业组织“支配着整个土地、住宅和生产设备”的权利，“这样，具有支配权的终究不是个别公社，而是整个民族。‘公共权利’、‘对物的权利’、‘对自然界的公共的关系’，不仅‘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而且简直就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权利实际上”“是‘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的财产’”，因此，杜林的所谓“公共权利”、“社会的财产”、实际上是杜林任意编造的“模糊的杂种”。而这种混乱的、自相矛盾的思维方式，“又只有在杜林先生本人那里才会遇到。”⑧恩格斯继续说：“无论如何，经济公社总是为了生产来支配自己的劳动资料的。”“根据我们在杜林先生那里所看到的一切来判断，这种生产是完全依照从前的样式进行的，只是公社代替了资本家而已。”⑨他要现存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不要他的弊病。他和蒲鲁东完全在同一个基地上进行活动，是一个披着“社会主义体系”创造者外衣的折衷主义诡辩论者。最后，恩格斯指出：“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现在我们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不过是这一命题在幻想中的实现。”“杜林先生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其本身来说）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指责，他要保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对他的经济公社内部的生产，也差不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⑩这充分说明，杜林已经资完全堕落为一个为资产阶级辩护和效劳的“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者。⑾

 

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尤其是恩格斯对以折衷主义为特点的杜林主义的批判，不仅彻底回击和粉碎了“狂妄”的杜林向马克思主义发起的进攻，而且也全面而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进行了科学地总结和论证。这不仅对于肃清杜林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而且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统治阶级改变了对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策略，运用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经济优势，收买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从内部腐蚀和瓦解工人运动，于是，机会主义便到处滋长和泛滥开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青年派”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和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和组织等方面向马克思主义发难。在法国，产生于8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大杂烩——“可能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日益活跃起来，以盖得为首的工人党发生了动摇，他们片面夸大议会斗争的作用，鼓吹通过选票实现社会主义。在英国，以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民主联盟堕落为无政府主义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者创立的“新工联”和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独立的工人政党，被“费边派”改良主义驯化，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相互勾结，甚至连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对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危害也无动于衷。严峻的革命形势，迫使恩格斯不顾年迈体弱，在从事整理和出版马克思遗著这一繁重工作的同时，毅然投入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

 

为了彻底清算和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潮，肃清其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恩格斯釜底抽薪，撰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在客观而科学评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系统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同时，深刻批判了企图“复活”德国古典哲学，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不可知论，而尤其批判了从外部攻击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国际工人运动起消解和破坏作用，拾取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的“新康德主义”。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早期在自然科学方面提出天体演化的星云说，体现出他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和辩证法思想。然而，康德又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不可知论的著名代表。他承认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客观世界，即“自然之物”，但又认为“自然之物”是不可认识的。他从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出发，提出“先天综合判断”，认为人们只能依靠先天的范畴与后天的质料相互结合而认识“自然之物”的现象，而无法认识“自然之物”的本质。他把“自然之物”看作是超乎经验之外、人们的认识能力无法达到而只能通过“信仰”才能发现这个“彼岸世界”。

 

针对康德的这一观点，恩格斯指出：“另外还有许多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对于驳斥这一观点具有的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这就是说，对于康德的折衷主义，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驳斥和批判。恩格斯接着说：“对于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①列宁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13]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②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揭示了康德折衷主义产生的背景及其实质。恩格斯指出：“在英国从17世纪起在法国从18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在形成，而德国则是从19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③当时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德国的资本主义是后来者，并且发展得非常缓慢。因此，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很软弱，尚未形成一支足以与封建势力相抗衡的力量，而只能依附于封建贵族阶级，运用自上而下的改良手段来发展资本主义。这样，德国资产阶级既想革命，又不得不依附于封建贵族阶级，从而就不能不具有革命与妥协相伴的二重性，使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康德哲学不能不在具有一定革命性的同时，也具有折衷主义的特征。

 

在批判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折衷主义哲学之后，恩格斯又进一步批判了资产阶级哲学家施达克的折衷主义。为了迎合市侩庸人的见解，施达克企图在社会领域寻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同时，他还把“相信人类的进步”、“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都说成是唯心主义；并把“追求物质享受”看成是鉴别唯物主义的标准。①[14]对于施达克的这些谬论，恩格斯指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这是因为，“第一，在这里无非是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做唯心主义。但这些目的必然地至多是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及其‘绝对命令’有联系；然而连康德都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先验的唯心主义’，这决不是因为那里面也讲到过道德的理想，而完全是由于别的理由，这理由施达克是会记得的。”②“有一种偏见，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偏见是在哲学之外产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的烂熟的德国庸人中产生的”，而绝不能算在费尔巴哈的所谓“唯心主义”头上。③“第二，”“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末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这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④“第三，认为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施达克把这一切说成是唯心主义，这只是证明：‘唯物主义’这个名词以及两个派别的全部对立在这里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⑤可以看出，造成施达克这种思想混乱的原因，就在于他撇开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核心的命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上加进了别的意思，就在于他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的对立中，是一个十足的折衷主义者。施达克的理论观点，与企图复活康德哲学中的先验论和不可知论，主张回到康德去的新康德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恩格斯对施达克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当时占据大学讲台、攻击费尔巴哈、贩卖不可知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新康德主义的批判。

 

恩格斯对康德哲学、新康德主义哲学及其折衷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不仅揭示了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的根本对立，划清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界限，而且也澄清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在理论根源和方法论上的是是非非，从根本上揭示了各种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理论根源及其实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一种新的机会主义又滋长蔓延开来。这种机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肆意歪曲唯物史观，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宣扬庸俗进化论，鼓吹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一些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借故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胡说这种唯物主义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把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运动、社会经济基础的论述归结为是对工艺过程、技术发展过程的论述，并进而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归结为“技术经济历史观”。在这股潮流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巴尔特等人。

 

早在19 世纪90年代初期，恩格斯就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对巴尔特歪曲和污蔑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谬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在致康.施密特的信中指出，巴尔特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使我大失所望。我原以为书里不会有那么多庸俗的东西和轻率的结论。”[15]①恩格斯在揭露巴尔特把庸俗社会学强加于马克思的卑劣伎俩时指出：“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臆造一种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说什么这应是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他，巴尔特，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相反地，却得出结论说，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②恩格斯继续说：“我手头没有这本书，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给你——指出上百个歪曲之处。真是可惜。”“希望他最近写点儿东西，这一定会引起更激烈的抨击；痛斥他一顿”。③

 

巴尔特还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胡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指出并论证过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甚至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特别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到处扩展“经济结构”的内涵，甚至超过了从纯粹生产、技术等方面来理解这一概念的界限。对于这一肆无忌惮的行为，恩格斯愤怒地指出：“巴尔特先生干这种事时所采取的方式和规模，不能不使人提出一个问题：这只是一般的无知和局限性还是故意歪曲？就拿论述马克思的哪一部分来看，那里出现的及其严重的错误用什么理由可以解释呢？对于一个读过我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在这两部书中对这些错误都予以防止)的人来说，几乎所有这些错误都是不可理解的。”这种强加给我的愚蠢的因果联系，完全是令人“无法相信”的“有意的歪曲。”④巴尔特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歪曲为笛卡尔主义，歪曲为纯粹的工艺过程和技术发展过程，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歪曲为“技术经济历史观”，抹杀唯物史观的的真理性和阶级性，妄图把它变成资产阶级乃至一切剥削阶级都能接受的东西，充分暴露了巴尔特之流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折中主义的反动实质。

 

为了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学者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的恶劣行径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恩格斯还在致布洛赫的信中，详细论证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论证了上层建筑诸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⑤同时，还在相关书信中进一步重申：“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⑥“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⑦相反，“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裁剪各种历史史实，那末它就会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即历史唯心主义。⑧

 

总之，通过对资产阶级学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归结为“经济唯物主义”行径的批判，不仅制止了一场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庸俗化的运动，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也端正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航向，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折中主义的批判告诉了我们什么

 

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通过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把理论变为现实，就必须经过连续不断地战斗。要取得战斗的胜利，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和批判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

 

由于机会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在阉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时，大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以折衷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因此，我们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尤其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同时，就必须花大气力，十分重视反对和批判那些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折衷主义的斗争，揭露其反动实质，粉碎它们歪曲、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罪恶行径。

 

由于折衷主义不仅在哲学方面，而且也在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一句话，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歪曲、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练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功。要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在反对和批判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要学会识别那些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以折衷主义面目出现的假马克思主义。

 

要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研究和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观察、分析、研究和认识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借助望远镜，可以高瞻远瞩。借助显微镜，可以明察秋毫。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折衷主义，总是回避明确而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相互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力图“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种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等等。在口头上，却百般狡辩，企图避开问题的实质，掩盖自己背弃马克思主义原理、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丑恶嘴脸，以狡猾而阴险的手法，去欺骗善良的人们。对于这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玩弄折衷主义手段的假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这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分析一切，登高望远、见微知著，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把他们的机会主义尤其是修正主义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无有藏身之地。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体系之中，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一根红线。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能使我们透彻而清晰地认识过去，看透现在，而且也能使我们预见未来。当今的世界，是复杂而多变的世界，各种思潮迭起，尤其是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以折衷主义面目出现的假马克思主义，很能骗过善良的人们。因此，我们要彻底批判这些歪理邪说，揭示其反动本质，使国际工人运动乃至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航向不断前进，就必须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6]①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自己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根本区别，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出科学的辩证方法必须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中，一切机会主义或折衷主义，虽然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侈谈什么坚持辩证法、全面看问题，但在实际上却都藐视现存事物的客观存在，或者把现象过分夸大，歪曲或掩盖事物的本质，或者杜撰一些似是而非、不可捉摸、模棱两可、混淆是非的歪理邪说，来阉割、篡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还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现存[17]社会、现存事物的历史性、暂时性及其发展趋势，而且也揭示了科学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权威，只承认现存社会、现存事物由于自身矛盾的作用，必然被新社会、新事物所代替代替的革命的品格。同时，还指出，这种新旧社会、新旧事物的替代，是通过辩证的否定，即通过新陈代谢过程，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辩证的批判过程进行并实现自己的革命性的。然而，机会主义尤其是折衷主义，却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打着全面看问题的幌子，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运动过程吐故纳新、新陈代谢的否定之否定过程；颠倒事物内部的新旧因素，利用反向思维理解“吐故纳新”和“新陈代谢”，或者调和新旧因素之间的矛盾，取消新旧因素之间的斗争，把充满矛盾和斗争的事物发展过程歪曲为和平运动、和平过渡的过程，以实现其保留旧事物、扼杀新事物、阻碍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目的。这种恶劣的行径，不仅是反科学和反历史的，而且也是反动的。机会主义尤其是折衷主义，“在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种事实”，即他们“在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②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捍卫者和发展者，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追求者、捍卫者，必须向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拿起批判的和革命的武器，同他们作坚决彻底和不调和的斗争，对此，来不得丝毫的动摇和犹豫。

 

要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俄罗斯经济学家克洛茨沃格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说过：“中国过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那时俄罗斯是胜利者，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我建议中国同志这一次仍要‘以俄为师’，只是我们这次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俄罗斯的改革彻底失败了。莫斯科是中国的一面镜子，中国应该从俄罗斯改革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俄罗斯改革的失败，使俄罗斯人民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中国同志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就能从俄罗斯改革的失败中免费学到许多东西，我们失败的惨痛教训，可以变成你们的宝贵财富。”③可以看到，克洛茨沃格向我们传达的意见和忠告，是何等中肯、何等实际、何等深刻！其实，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何止要把俄罗斯改革的实践当作一面镜子，革命导师反对和批判各种机会主义尤其是反对和批判折衷主义斗争的历史和实践，又何尝不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在我们迈向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以铜为镜，以史为鉴，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武器，从俄罗斯改革的失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机会主义和折衷主义斗争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及时的。

 

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提高全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识别那些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折衷主义的能力，充分认识这些假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危险性，以利于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克服困难，少犯错误。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把伟大革命导师为我们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大业继往开来，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简介：张作云（1945-），男，安徽萧县人。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结构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编号15 BKS015）的成果。

 

注释：

[2]①《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3]

①参见鲁友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5页。

②参见鲁友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5页。

③参见鲁友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3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⑩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没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69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14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页。

[5]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4-3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3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6页。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4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1-87页。

[6]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6-1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页。

[7]①参见中共中央党校编写小组：《<哥达纲领批判>提要和注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0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1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页。

[8]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3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页。

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页。

[9]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页。

[10]①参见《马克思鞥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3-174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6-17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7-178 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8页。

①[11]参见《马克思鞥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8-19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1-19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2页。

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3页。

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4页。

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4-315页。

[12]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2年版第323页。

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7页。

②《列宁全集》第18 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2页。

[14]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3-32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3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4页。

[15]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2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3-374页。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0-46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3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3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10页。

[16]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17]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②《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页。

③参见吴易风：《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