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和毛主席分道扬镳的人，注定成为毛主席每一次正确抉择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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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作者：佚名来源：张口说世界微信号发布时间:2021-02-16 10:26:50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想法不一样的人，不可能一起走多远。

能全程跟上毛泽东想法的人也不多，他这一路，充满了和朋友、和战友，甚至和偶像一次又一次的分道扬镳，也让这些人，成为他每一次正确抉择的注脚。

萧子升——火热青春里，毛泽东最痛苦的祭奠

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曾经和你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突然有一天，陌生得再也说不到一块儿了。

对毛泽东来说，萧子升就是这样的人。

——志趣相投——

这两个相隔一岁、喜欢吃辣子的湖南老乡，友谊开始于湖南第一师范。那时候，毛泽东和萧子升再加上蔡和森，都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并称“湘江三友”。

湖南一师定期从十几个班中选出“牛文”，在展览室陈列，供大家欣赏，毛泽东和萧子升的文章往往在列。两人通过阅读对方的文章，由相识而相知，继而开始一段醇厚的友谊之旅。除了上课，他们形影不离，好得像一个人。即使分开，也约定七天一封信，有时甚至两天一封信。

他们一起合作律诗，一人一句，雅趣盎然；一起登上岳麓山，点评时事，抒发豪情；一起“穷游”，一个多月时间，五个县的所有乡村，一路以文换钱，一路游学调研，乐在其中；一起吹牛，遥想国家未来，希望通过温和的、无血的变革，催生中国新气象。那些个促膝交谈的夜晚，两个年轻人像两把火炬，彼此照亮。

灵魂交流的结果，是在1918年4月17日，共同发起组建了新民学会。萧子升任总干事，毛泽东任干事。他们聚拢了一帮湖南有志青年，高喊——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并相约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正如“新民”二字，这是个清新上进的团体。

新民学会合影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正是这个时期、这帮人的真实写照。毛泽东说，那时候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

——主义之争——

1918年6月，萧子升出任法中教育协会秘书长，并作为该会代表去法国留学，而毛泽东一路相送，留在北京。北京一别，竟然拉开了友谊撕裂的序幕。

当旅居法国的萧子升，改良主义思想越发牢固的时候，毛泽东则在北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

北大图书馆助理员，让毛泽东可以饱览群书，可以去蹭胡适的课，可以接触到蔡元培、陈公博、谭平山、王光祈等人，更有陈独秀和李大钊。那一年，毛泽东一头扎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领域。

陈独秀和李大钊

1918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聆听了李大钊激情澎湃的演讲《庶民的胜利》，又从《新青年》上读到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引起他的关注和研究兴趣。

由于母亲病重，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一个月离开北京，错过了那个热火沸腾的历史瞬间。但是，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很快响应号召，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组织学生总罢课，组织“驱张运动”，领导湖南自治……融入到火热的革命浪潮中。

这些，都是萧子升在象牙塔里无法体验的。

在一次次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脑子里那些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等混乱思想，逐渐被残酷的现实打磨掉，被理性的思维过滤掉，而最终让位于马克思主义学说，让位于暴力革命——毛泽东炽热的火焰里，闪露出锋芒。

和萧子升的通信，再没有了诗文唱和，而成了激烈的主义之争。

——分道扬镳——

1920年7月，15名旅法新民会员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集会。会上，对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问题，两大阵营泾渭分明。

蔡和森一派，主张组织共产党，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改造中国。

而萧子升一派，仍坚持改良主义。萧子升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

蔡和森

两人把各自的主张，写信向毛泽东倾诉。这一次毛泽东坚定地站在蔡和森一边，完全摒弃了改良主义。毛泽东说——政治界暮气已深，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

这时候，两人已经不在一个频道上了。

1921年3月，萧子升回国探亲。两位曾经的挚友，在长沙再次拥抱。两人像几年前一样，彻夜促膝长谈。但是，身体的相向，并不能掩盖思想的背离，这注定是他们友谊路上最残酷的一夜！

两种主义的不可调和，在这两个年轻人之间，划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近在咫尺，却又遥远陌生。

陷入极度痛苦的两个人，一会儿激烈争论，一会儿又拥抱哭泣。第二天，黯然作别。

这一别，毛泽东也和他的青涩年华彻底了断，从此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而萧子升先后为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短暂效力了一段时间，在1932年远离了政治，也远离了祖国，远离了毛泽东。

张国焘——险恶战事里，毛泽东最扎心的决裂

——冷淡与热情——

和张国焘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在毛泽东看来，充满了傲慢和偏见。

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字特立）同志。毛泽东热情地上前握手，赶紧自我介绍——我是湖南毛润之。张国焘只是点点头，然后继续和李大钊高谈阔论，把毛泽东晾在一边。毛泽东回忆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土包子。

也难怪。张国焘出身官绅世家，在1916年已经是北大学子了，求学的起点要比毛泽东高出一截。1919年的时候，被推举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随后作为“南陈北李”的联络员，协助领导五四运动，又参与了共产党的组建，手里握着沉甸甸的政治砝码。

让毛泽东没想到的是，中共一大召开时，张国焘热情多了。

张国焘

改变可能得益于陈独秀，张国焘听陈独秀说——湖南的毛润之很能干，有见地，他在湖南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的话，份量还是有的。

因此在上海，张国焘主动迎接毛泽东，热情地说——毛润之一路辛苦！毛泽东对他的前倨后恭，略显诧异。但是还是还以热情，并一起共叙当年北大往事。这应该算两个人的正式结交吧。

中共一大上，张国焘成为三人中央局的一员，就任组织主任，政治起步又比毛泽东高出一大截。

——一进与一退——

此后，毛泽东回到湖南，继续他的革命探索和实践；张国焘则在中央专心党务。两人之间的交往，一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模式。这种状态到中共三大时，发生了逆转。

中共三大的一项重要议题，是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张国焘主张完全依靠工人运动，坚决不同国民党合作，而毛泽东向来是统一战线的高手。张国焘因为他不合大势的主张，被请出中央局，恰恰是毛泽东取而代之了他的位置。

两人位置的颠倒，让张国焘心里不是滋味。毛泽东向来对同志心细如发，就主动上门和张国焘谈心。

张国焘和毛泽东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到访很感意外，没什么可聊，只得延续会上的争论说——润之，老头子固执己见，家都给别人当了！建立革命联合战线，我是同意的。但是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这种做法就欠考虑。我们党处在刚刚发展期间，弄不好，会被国民党融合完了。

毛泽东诚恳以待，说——国焘同志，仲甫（陈独秀字仲甫）先生跟我谈过，组织上对你并无不信任之理，也不相信你有小组织倾向。至于中共党员的跨党问题，我也主张有条件的跨党，而不能一时地融化到国民党里去。

毛泽东的话，可以说是推心置腹。但在张国焘听来，却有一点代传圣旨、居高临下的味道，心里酸溜溜的。

——拥抱与决裂——

再往后，张国焘参加了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毛泽东转战井冈山根据地，张国焘去了鄂豫皖根据地。毛泽东领导中央一方面军，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不知道张国焘有没有一直和毛泽东暗暗作着比较，两人相似的军事生涯，彼此平行，似乎井水不犯河水。

革命战友，遥相祝福吧！

但是，长征开始了，历史注定让两人再次交集。

通过和张国焘的电报联络，毛泽东惊喜地发现红四方面军实力还蛮不错，合兵一处，对红军、对革命是一大转机。因此，中央红军飞跃大渡河后，毅然翻越死亡雪山，寻找红四方面军。两支部队都彼此期待，毛泽东和张国焘也很期待。

懋功会师让所有红军官兵激动落泪，那天又恰巧天降大雨。

毛泽东静静伫立在雨中，雨水掩饰了脸上的兴奋。张国焘骑着高头大马飞奔而至，毛泽东迎上前去。张国焘滚鞍落马，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数万红军战士，欢呼声响彻天空。

这个拥抱应该是真诚的拥抱，是红军的拥抱，是革命的拥抱。两人当时都觉得，能会师一处是万分幸运的。不大饮酒的毛泽东，破例端起一碗高度青稞酒，向张国焘敬酒，然后和张国焘一起一饮而尽。

懋功会师

天雨冰冷，毛泽东心里是热的。但是令毛泽东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竟是他长征途中最黑暗的日子。

在下一步军事方向上，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发生严重分歧。毛泽东坚持北上而，张国焘坚持南下。刚刚拥抱的两个人，立马背对背了。

如果是纯军事路线之争，毛泽东也许不会对此耿耿于怀，但是军事路线之争的背后，张国焘的私人欲望显露无疑。他仗着自己几倍于中央红军的力量，对中央的决策指手画脚，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说——北上计划是根据共产国际来电指示制定的，如果红军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可以北进蒙古，靠近中苏边界，他们会相机给与支援。

张国焘则说——北上有很多不利因素，一则缺少群众基础，二则部队长途跋涉，已成疲惫态势，南下川康，则可以抓住当前红军会师的有力时机。

毛泽东说——川康地区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不利于驻军。而且那里还有大量的敌军没走，如果南下，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弄不好就会自投罗网。

张国焘干脆摊牌——我主张南下川康，如果一方面军要北上，则四方面军单独南下！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要挟了，两人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每次开会讨论，两人都是大吵一顿。

争论不休，只好举手表决，好在支持北上的人多，他的南下方案被否决。

剧照

张国焘表面答应北上，却提出一个先西进再北上的折中方案。毛泽东为了大局做了妥协。

张国焘又提出要解决组织问题，向中央要军事总指挥权。毛泽东再次忍让，让周恩来把总政治委员职务让给张国焘，并明确张国焘为中央军委总负责人。

中央妥协后，在沙窝会议上，两个方面军进行了混编，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毛泽东率右路军，张国焘率左路军。

但是，张国焘磨磨蹭蹭，行动迟缓，害得毛泽东频频发电报催促，也因此几次贻误战机，打乱了整体战略部署。

这还不算什么，心急如焚的毛泽东，还是看到了他最担心的事情。

左路军到达阿坝以后，张国焘下令停止北进。随后，又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以非常手段胁迫中央南下。

所幸还有个叶剑英！他趁陈昌浩开会讲话的空档，把张国焘的密电飞报毛泽东。

毛泽东点了一根烟，心中很不是滋味，他知道张国焘已经无法挽回，再继续劝他，极有可能使红军发生武装内讧。

不得已，毛泽东当机立断，率红一方面军迅速脱离四方面军，单独北上。临走，毛泽东对追赶来的红四方面军战士说——告诉张国焘，南下是绝路！

张国焘得知毛泽东先走一步后，大发雷霆，指责一方面军是逃兵。随后另立中央，把毛泽东等人列入通缉名单，自己率队开始实施南下入川计划。

张国焘没有想到，没用三个月的时间，毛泽东的预言就变成现实。

先前张国焘在川康一带和川军作战，胜多负少，是因为川军刘文辉的16个字方针——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保存实力、避开野战。而此时蒋介石对川军进行了整改，川军突然露出獠牙，红四方面军遭遇惨败。

电视剧剧照

可是，毛泽东多么不希望自己有如此的预言，张国焘带走的是8万红军有生力量啊，在敌军的绞杀下，几乎全军覆灭。

这种痛，痛彻心扉！

看到辗转来到延安的张国焘，毛泽东并没有得意洋洋。他知道，选择的对与错，背后验证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张国焘在延安遭到严厉的批评，最终叛逃国民党，走向了自己信仰的反面。

陈独秀——路线抉择里，毛泽东最遗憾的舍弃

毛泽东和很多青年人一样，一路成长一路追随自己的精神偶像。他追过孔子，追过王夫之，追过康有为、梁启超，他的思想在不同的山尖上跳跃。这些都只是未曾谋面的先哲们，而遇到陈独秀就不一样了。

陈独秀比毛泽东大14岁，一个活生生的思想巨人，一个同时代的智慧长者，连呼吸声都感觉得到。用毛泽东的话——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崇拜——

偶像通常是先闻其声，后见其人的。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认知，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是通过一本小册子——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新青年》上陈独秀的文章，让毛泽东感受到了一种切开混沌的锋利和鲜活灵动的清新。毛泽东多年后对斯诺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就是受了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的启发，文风相似，可以说，是一个青年粉丝对偶像的第一次模仿。杨昌济把这篇文章也推荐给了陈独秀，陈独秀由此第一次知道了毛泽东。

在毛泽东眼里，陈独秀就是能改造中国、救民水火的“大哲学家革命、大理论革命家”，他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深交——

1919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得以和他的偶像会面。毛泽东身上散发出的湖南人的辣劲，很对陈独秀的胃口，陈独秀说——我喜欢湖南人的奋斗精神。

当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友谊广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警察逮捕。毛泽东在他创刊的《湘江评论》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声援自己的偶像。文中称颂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被捕，绝不能损及陈君之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视陈君万岁！我视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像每一个狂热的崇拜者一样，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对偶像的热爱。

毛泽东

192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第二次与偶像会面。这一次，他向陈独秀讨教了湖南联盟改造计划。陈独秀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陈独秀是和李大钊一起，把毛泽东领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门。

——并行——

1920年11月，毛泽东收到陈独秀的来信，鼓励他成立湖南的中共小组。毛泽东邀请陈独秀来长沙，陈独秀因去广东而不能至。随后，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12月25日，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万名工人、市民、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美、英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此后两年间，他领导罢工十次，胜利九次。

他灵活机警、组织严密的工作，受到陈独秀的高度赞扬，并由此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挨个把上海、北京、湖北的工作批评了一圈儿，说到湖南，却话风突变，“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随后，毛泽东选为中央局秘书，取代了张国焘，成为陈独秀的工作助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自此，毛泽东和偶像并肩作战，和陈、李一起会见国民党要员，联名制定政策，发布文件。

——陌路——

和偶像并行的路，并没有走多久，分歧就来了。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开始对付共产党。在国民党二大上，陈独秀主张对右派退让，决定“只应有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而毛泽东等人强烈反对，最终让7名共产党员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

孙中山和陈独秀

蒋介石又制造“中山舰事件”，毛泽东主张黄埔军校反击，又被否决。蒋介石再搞《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各部部长，而且在各级执委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讨论会上，陈独秀通过张国焘传达指令，要与会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

毛泽东不安地察觉到，偶像似乎不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了。

《整理党务案》后，毛泽东离开国民党中央，开始搞农民运动，这一搞，又把自己搞成了“农民运动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

陈独秀对形势误判，开始批评湖南工农运动糟得很，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他幻想限制工农运动来换取蒋介石“向左”。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共产党要把农民运动抓在手里，实行激进的土地革命。但是陈独秀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于是按住这篇文章，没有发表。毛泽东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