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紧密相关。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浙江安吉、贵州毕节的绿色发展案例告诉我们：守护好绿水青山，可以让金山银山更壮丽、生命生活更美好。
2021年08期《乡村振兴》杂志刊登王宏甲文章：《生态兴则文明兴——让天蓝、地绿、水净的家园重回身边》。
现将全文转发如下：
如同人们已日益感受到“脱贫攻坚”的伟大意义，人们也必将认识到“生态振兴”的伟大意义，虽然，它只是振兴乡村战略中的五大振兴目标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早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提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就任总书记后，他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关乎中国的发展，也是对同在一个地球上的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切关怀。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口的巨石上，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个大字。自工业时代以来，生态问题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使用，是工业时代的显著特征。到20世纪，煤、石油、天然气、淡水均发生危机。如果说农业时代的春耕秋收有如给大地梳头，工业时代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把地球刨挖凿钻得百孔千疮，无异于对地球敲骨吸髓。我们少年时游泳嬉戏的河流，总在夏季到来的时候水流湍急，谁曾想到河流也会像梦一样消失。也许你的童年是中原的广阔麦田，或墨西哥的一个农场，或埃及的一条河……不论何方，那都是我们的家乡。森林在一天天消失，沙漠在向城市逼近，沙尘暴一次又一次袭击了数不清的城市和乡村。童年之夜的星星看不见了，空气失去纯净。臭氧层被破坏，水源也变质。所有这些，都发生在20世纪。人类的生存环境因人类对资源的疯狂开采和挥霍而面临全面的危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国江南地区是自然生态极好的家园。浙江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一度曾经被形容为“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到20世纪末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的困境显现出来了。
上世纪80年代的浙江湖州安吉县余村，污染严重，矿山炮声隆隆、水泥厂灰尘满天，整个村庄满目疮痍。
所幸的是，习近平到浙江任省委书记后，在2003年即倡导和主持了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这是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目标是花5年时间，从全省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 1000 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浙江湖州安吉县余村的变化是一个典型案例。曾经，余村靠炸山开矿和建水泥厂成为安吉县的首富村。但是，经30年开采，余村的蓝天白云消失了，上空整天都是灰蒙蒙的，沿河流下来的水漂着石灰浆液。仅仅水污染，就已严重威胁到当地群众的生存，靠开矿卖资源致富到了走不下去的地步。
昔日的佘山矿山。
受污染和产生污染的不止是余村。西苕溪是安吉县内主要水系，县内流域面积1806平方公里，主流全长110.75公里，出县后经湖州注入太湖再入黄浦江。污染带来的影响远不止是自己家乡那一方水土了。20世纪末，安吉县关闭了33家污染企业，243家矿山企业只剩下环保达标的17家。从2003年开始，安吉县进行全面整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此后，山变青了，水变绿了。当年被污染的河沟成为“荷花山漂流地”，当地农民发展旅游，办“农家乐”，生意兴隆。
我是在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撰稿工作时了解到这些情况的。这时我已看到，习总书记当年在浙江主持的“千万工程”并非修复生态环境的阶段性工程。此时浙江省完成村庄整治的早已超过原先选择的“万村”，而达到2.7万个行政村。余村的变化只是其中一个缩影。实施“千万工程”，一方面是精心呵护绿水青山，一方面是想方设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安吉县的变化是很大的。以白茶为例，全县有17万亩茶园，每到采摘季都需要上万人一起作业。安吉白茶长街已是浙江一道风景，这里年产值超过22亿元，据说茶农的年收入是10年前的10倍。
安吉茶园。
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安吉调研，听到余村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十分高兴，就在此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提问时，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作出阐述。他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发展理念贯穿在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它打破了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生动地讲述了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
2018年9月26日上午，联合国最高环境荣誉“地球卫士”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总部举行。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被联合国授予“地球卫士奖”中的“激励与行动奖”。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索尔海姆这样说：“我在浙江浦江和安吉看到的，就是未来中国的模样，甚至是未来世界的模样。”
在美国纽约，浙江省副省长彭佳学（右三）、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厅长方敏（右二）、安吉县递铺镇鲁家村村民裘丽琴（左三）代表浙江省上台领奖。
几千年来养蚕织丝都是江南的事，以浙江为最。贵州高原能干这事吗？毕节织金县熊家场镇白马村，2018年春，干起了养蚕织丝的事。怎么干起来的呢？你听说过“东桑西移”吗？由于当今浙江土地金贵，种桑不划算。西部的广西、贵州都有人开始种桑养蚕。“东桑西移”讲的就是这件事。2018年春，熊家场镇的党委书记向白马村集体合作社推荐了这个产业。村支书和村主任经过一番调研后感兴趣了。感兴趣的原因如下：桑树当年种，当年即可长到一人多高，当年采桑就有收入。在广西养蚕基地，农民卖桑叶每公斤1元钱。一亩地头一年可采桑3000斤，第二年可采7000斤。种桑一次可用30年，成本头一年投入约1500元，第二年投入200元就够了。养蚕卖茧收入就更高。什么样的地可以种桑？ “有土的地方就能种。”村主任张健给我介绍的时候，已是结合毕节情况了，“桑树抗旱力强，随便扦插就能活。除了水田不能种，陡坡、深谷都能种。不用浇水，雨水就足够了。”“桑叶最不能打灭虫药。”村支书张龙敏说，“如果有农药残留，蚕宝宝会被毒死。我们这里是高原冷凉气候，不容易长虫。”
熊家场镇白马村养蚕房。
就这样，白马村开始了种桑养蚕。由于有党支部领办的集体合作社，他们组织了30人去广西学习，回来就组织社员种桑，建蚕房5栋、车间10个。采桑叶计量，每公斤6角钱。采得最多的女工一天能赚200多元。这是集体状态下的劳动分工。一切都在学习中，三年迈出了三步：第一年，学会种桑养蚕，并将蚕茧全部卖出。白马村此前最担心的是蚕茧卖不出去，于是他们与本省的江凝蚕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由对方以每斤蚕茧18元的保底价全部收购。第二年，学会自主销售，把蚕茧直接卖给广西的缫丝公司，每斤价格可达25元—28元，收入提高了30%以上。第三年，建蚕丝被厂，派人再去广西学习，购进设备，回来自己把茧变成丝，做成蚕丝被，收入再稳定翻倍。在毕节，从幼蚕到结茧需28天，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变成钱。一年可以养10期，卖10次。实际上，从种桑卖桑叶就可以赚钱了。第二年就有村民自发种桑，把自己种的桑叶卖到集体合作社，每公斤桑叶 1 元钱，由此发生了一系列先前想不到的变化。一是桑叶增多，养的蚕就增多，集体蚕房不够用了，合作社社员可利用家里的空间家养，这是男女老少都能干的活儿，极有利于人力资源开发。可见选准一个有前途的产业，农民自己会积极地推动这个产业发展。二是蚕茧全部由合作社收购，统一外销，这打通了种养和销售环节，打通了山村和外界的沟通渠道，更打开了干部和群众的眼界。
熊家场镇白马村养蚕房。
三是听说种桑要达到一万亩才够规模建抽丝的生产线，那样会更赚钱。可是本村种桑不够。但是，周围的村庄第二年就有农民种桑把桑叶卖给白马村。“这是个打破‘村自为战’局面的机会。”白马村的干部们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去与周边各村联系，告诉他们只卖桑叶赚钱不多，加上养蚕才更赚钱。于是达成协议，白马村负责教他们养蚕，并负责收购全部蚕茧。蚕茧不像蔬菜水果，不会卖不掉就烂了。白马村向其他村保证：你产多少，我就收多少。周边各村较有积极性，就相继做起蚕茧来了。四是听说广西的蚕茧可抽出900米长的丝，白马村的蚕茧可抽丝1200米—1300米！这让人难以相信，可这是从广西的缫丝厂透露出来的，也增强了白马村发展蚕茧产业的信心。五是第三年周边有四个行政村的集体合作社发展种桑养蚕，所产蚕茧全部卖给白马村合作社。这促使他们在2020年就建蚕丝被厂，做成了蚕丝被。
“蚕丝被怎么卖？”他们告诉我：“分等级。一斤蚕丝一般358元。三斤的蚕丝被价格在千元以上。”我问好卖吗？答：“我们这里的蚕丝被供不应求。”白马村做这个产业才三年，还在继续“学步谋发展”阶段。2019年底白马村全村脱贫，人均纯收入10500元，村集体经济达到100万元。白马村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荣誉。由于女村支书张龙敏带领妇女们（大部分是留守妇女）全部投入种桑养蚕业，白马村还被评为“省级巾帼示范村”。
其实，这个故事的亮点不在于脱贫。毕节的土地中多有喀斯特地貌，且以“石漠化”为主要特征，就像沙漠留不住水，这里的石漠化山地也留不住水。但在这里种桑不需浇水，靠雨水就够，且易种易活，桑树长起来还起着保土蓄水的作用。毕节发展种桑养蚕业的还有纳雍县、大方县、七星关区的不少村，其中纳雍的勺窝镇17个行政村种桑已达到1.66万亩，与这个产业有利益关系的农户达9944户3.59万人。在喀斯特地貌的荒山上造绿水青山，这是多么壮观的绿色发展成果。
七星关区清水铺镇晓沟村村民采桑叶。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和农科院蚕业研究所的桑蚕专家曾到勺窝镇调研，发现当地养出来的蚕茧多为5A级以上，丝长在1300米以上，最长的有1700余米，达到6A+级别。这是由于这里种植的桑叶蛋白质含量很高，是地理条件的优势。并非勺窝一镇如此，毕节有着相近海拔和冷凉气候的地方均有此优势。
毕节织金桑蚕基地。
江南自古被认为是天生的丝绸之乡。丝绸之路光耀千秋。贵州毕节所产蚕丝绝佳，倘使大规模发展，毕节有一天成为享誉全球的新兴丝绸之乡，那是怎样的景象！与江南水乡明显不同的是，地处贵州高原之脊的毕节因喀斯特地貌而生态脆弱，20世纪80年代初因乱砍滥伐造成生态恶化，很难修复。1988年毕节森林覆盖率已锐减到14.9%，全市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52.6%，超过一半。与此同时贫困发生率为65.1%，每3个人里就有2个贫困人口。就在1988年6月，毕节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曾经的海雀村生态脆弱，到处荒山秃岭。
经过30多年绿色发展，毕节到2020年底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60%，生态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前面讲到的发展种桑养蚕业只是毕节绿色发展的沧海一粟。植树造林占主要比重，如毕节赫章县的海雀村，农民从1981年开始伐木烧炭卖，森林覆盖率到1985年只剩下5%，贫困达到贵州省之最。村支书文朝荣从1985年开始把村民组织起来大面积种树，十多年种了33座山坡，把1.34万亩荒山从“和尚坡”变成了“万亩林海”。如今海雀村森林覆盖率达到 63.06%。
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目前海雀村共有林地13700亩，全村森林覆盖率从1985年的5％上升到2020年的77.21%。
在毕节，类似种桑养蚕那样的绿色产业还有大面积种刺梨。刺梨原是一种野生药食两用果，《本草纲目》已有记载。它长在海拔500米—2500米的山坡、沟谷及灌木丛中，现代研究说它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尤其维生素C含量非常丰富，有调节人体免疫功能等功效。刺梨花也可食用，收购价已达20元一斤。刺梨也是不用浇水就可在喀斯特地貌的荒山上造花果山的植物。此外还有大量种植的经果林，都是在喀斯特地貌上造花果山，生动地证明着总书记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毕节七星关区海子街镇西冲村彝族妇女在采收刺梨果。
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的发展深切关怀，曾经三次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2018年7月18日，习总书记就特别要求毕节，要“着力推动绿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体制机制创新，努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今年春节前夕，习总书记赴贵州考察调研，到毕节市黔西县实地察看乌江六冲河段生态环境。这里是乌江北源，碧波微漾。作为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乌江全长1044公里，横穿贵州7市州47县区，乌江流域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最快、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地区。流经毕节的赤水河作为长江流域首条实施全面“十年禁渔”的一级支流，2016年就在全国率先开展禁渔工作。2017年，贵州省内全流域实现了“零网箱”。乌江水清，则贵州水清。2020年，乌江干流水质首次达到年均值II类，实现了一江清水送长江。
乌江源百里画廊湖水清澄，倒影沉碧，两岸峰壁险峻，气势恢弘，且多瀑布山泉跌落湖中，是千里乌江上最美的崖壁画廊。
习近平总书记到化屋码头，沿江岸步行察看乌江生态环境和水质，听取生态修复保护等情况汇报。习总书记对贵州的做法表示肯定，强调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不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
热闹的毕节市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码头广场。
遥想传说中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诸种文明，都曾经兴起于水量丰沛宜农宜居的地方，都因生态环境衰退而最终或衰落或消失于荒漠。中华文明持续不断地发展下来，无疑得益于先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智慧。一个好社会，需很多要素。然而只要生态毁坏，文明就衰落，乃至毁灭。再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均前所未有。中国由此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家园正在回归。以此看，把“生态振兴”列为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之一，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毕节百里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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