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发端于小岗村的‘大包干’成为改革开放一声春雷，冲破思想桎梏，唤醒沉睡的大地，极大释放了蕴藏在每个人身上的生产力，‘到了1979年，如同释放了魔力，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由之前的每年的3万斤左右，一下子增加到13.29万斤’，一举结束20余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小岗村1978年人均收入只有50元，第二年跃进到400元。”（《经济日报》2018年10月20日《小岗之路》）

“拿严付昌来说，家里人口多，劳力足，分到36亩田，又开五六亩荒，加上人又勤快，能干，光夏秋两季就共收小麦3600斤，稻谷4200斤，玉米400斤，还养了3头肥猪、母猪及小猪23头。一年就成了小岗村的‘冒尖户’。”（陈桂棣、春桃著《小岗村的故事》第74页）

“20年以来并无什么发展”，“现在依然是贫困和落后”，“一夜越过温饱线，二十五年不富裕”。

“小岗，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但20年以来并无什么发展，年人均收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不足2000元）。倘若如此下去，要不了几年，这面旗帜也就自然倒下去了。事实上我在想，小岗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有小岗自身的原因”，“小岗现在没有辉煌。”(《沈浩日记》第58页）

又如：2004年2月24日，沈浩进一步用一句话概括小岗村的现状，“ 现在依然是贫穷和落后”，他是这样写的：

“小岗出名后，党和政府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关心和支持，社会各界也给予了不少帮助。但小岗现在依然是贫穷和落后。刚出名的几年，外界学习小岗，羡慕小岗，甚至崇拜小岗，认为小岗伟大；但后来逐渐就变成疏远小岗，说小岗。”（《沈浩日记》第80-81页）

“小岗村，一个全国闻名、世界知名的村庄，一夜越过温饱线，二十五年不富裕。让我到这工作三年，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更寄有希望，我深感压力的巨大。”（《沈浩日记》第87页）

“首先是，小岗村的经济生产徘徊不前，村民收入增长较慢。如前所述，小岗村分田到户后的头几年，粮食生产增幅确实很大，只是后劲乏力，无法持续。整个八十年代，全村每年粮食总产平均20万斤上下，亩均也就是600多斤，人均收入徘徊在400、500来元。1993年，当年‘分田到户’的带头人严宏昌到中南海向万里汇报，说小岗村年人均收入为800元。直至2003年，小岗村的‘年人均收入还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不足2000元）’”（《沈浩日记》第58页）

“上午由德友陪同在村周围转了一下，听了他对全村有关情况介绍。目前村里集体资金欠款近四万元，说主要是修路借款。”（《沈浩日记》第71页）

“村里为我写欢迎标语的墨水、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下4万元债。大包干展览室陈旧不堪；小学门框桌椅破破烂烂；国家投资办的自来水、有线电视也停了。”说到这里，他苦笑道 ：“唯一的资本——名气，如‘小岗’、‘小岗村’、‘大包干’等，都被人家注册了。”（陈桂棣、春桃著《小岗村的故事》第264页）

“由于水利设施欠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相当落后。基本上靠天吃饭。这样下去，农民现代化，其路修远。”（《沈浩日记》第140页）

“总的感觉是，小岗村与其他邻村相比，基础条件还是好的，但村容面貌太差，尤其是卫生状况，即便是学校也不好。我看工作就从卫生开始。”（《沈浩日记》第72页）

“1998年6月，安徽一位省领导，率省交通厅、建设厅、教育厅、卫生厅、水利厅及新闻出版社等负责人来到小岗村，转了一转之后，小岗人连做梦了也未想到，仅过三个月，小岗村‘改天换地’系列工程就突然平地冒出：最早，凤阳县教委一马当先，出资建成一所可容师生100名、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条龙的小岗村小学；接着，省建设厅、水利厅和卫生厅，又联手为小岗村新建好一座水塔 ，让小岗人像城里人一样喝上了自来水；与此同时，凤阳县建委统筹县委、县政府6 部门合资，为小岗村家家户户住房墙面一点不拉地刷上一遍涂料，让整个村子焕然一新，还为每一家新建了厕所，大包干纪念馆，随即平地而起；后来，凤阳电话局又雷厉风行，替小岗家家户户装上了程控电话；另外，还有县林业局不甘落后，发现早先建成的友谊大道光秃秃，不好看，就自告奋勇从百里外的凤如县林场，买来830棵蜀桧，把‘友谊路’绿化得锦上添花。

原来，这些国家投资多达270多万元以上的光辉工程，只是为了小岗大包干二十周年，迎接江泽民总书记的到来。”（陈桂棣、春桃著《小岗村的故事》第188-190页）

“昨天，被同学接到县城吃饭，在座的有公、检、法、税务、团委等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大家对我到凤凰表示欢迎，吃饭间谈得最多的是小岗和小岗人。多是出于对我的关心，想让我对小岗能多一点了解。所谈的都是小岗和少数小岗人的缺点，埋怨我怎么会到小岗，去哪里都比到小岗强，小岗太难搞了，是搞不好的，更不要说出成绩了，不出问题就好了。”（《沈浩日记》第76页）

“是呀！小岗肯定是难，不然我来小岗就没什么意义了！

但是，既然来了，还后悔吗？ 要退缩吗？绝不！既来之，则安之，对大家所谈，不能不听，但绝不受其影响。我相信小岗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是想好的，是不满现状的，是想致富的。有这一点，就是做好小岗的基础。”（《沈浩日记》第76-77页）

“现在看来，小岗村有些干部根本没有什么想法，也没什么压力，更无什么动力、积极性、主动性，而且油得很。这样的干部怎能把小岗村带富呢？这是我工作的最大难点。但面对现状，又不能退却，怎么办？要做工作，要做耐心细緻的工作，争取镇县领导支持，能否争取一两干部来协助呢。”（《沈浩日记》第93－94页）

“小岗几十年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在哪里？还不是根子在干部，没有一个真正好的带头人。”这就主要靠做好思想工作，然而“要做好思想工作又谈何容易？”（《沈浩日记》第150页）

“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好的班子，核心要有一个带头人；其次要提高村民的素质，要让村民最大限度发挥个人致富的激情和干劲。现在村民一年干不上几天活，大多数时间都是闲着，闲下来无事干，文化生活又贫乏，那就是打牌、闲聊，甚至无事生非。”（《沈浩日记》第186页）

“小岗村二十多年来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正气压不住邪气！公有资产无端被占有（公房、推土机、电脑等），村民的池塘被村霸在个别领导干部的支持下，强行养鱼，不让浇田，破坏农业生产，村民敢怒而不敢言。看！小岗村的邪气到了何等地步！”（《沈浩日记》第111页）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凭着多年在外走南撞北的经验，懂得一家一户种那么点地，只能管温饱，大伙要真正富裕起来，就必须办工厂。于是，他想到小岗村周边老远的地方都没有什么红砖厂，决心办个22门轮窰厂，作为村集体企业。办企业，没有起动资金，他就找到了县委书记陈庭元求援。凭着小岗的地位，陈书记二话没说，当场拍扳，‘先给你解决80万元贷款，干起来再说’，其他相应手续也办得一应俱齐。

然而，令严宏昌始料不及的是，这样的大好事，生产队长严俊昌召集各家各户代表开会，征求大家意见，没想到，大家竟七嘴八舌，就是通不过，‘才吃二天饱饭，别瞎折腾’。严宏昌无奈地提出：既然集体搞不成，那就由我承包，每年上交队里20万元。按说理应可行，可队长严俊昌就坚决反对。他说，砖厂贷款是以生产队的名义贷的款，就算严宏昌个人承包，但如果出了问题，人家还得找生产队，他队长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多好的好事呀，就这样黄了！县里陈书记也只好深表惋惜，队里不愿搞，那有什么法呢？”

“小岗之所以二十多年还这么落后，根本在思想问题，少数人争名夺利，错失许多机遇。”（《沈浩日记》第81页）

“严宏昌高兴地回到村里，同凤阳县农业局黄土尧副局长一道把大家找到家里开会。哪晓得，大伙目睹这一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先是为争着养殖场领导班子，如场长、会计人选，互不相让，吵得不可开交。有的人毛遂自荐，‘15万元拿来给我，我干养殖场会计’；好几多人自告奋勇，‘我当场长’。继而，更多人主张，‘这个集体猪场别办了，不如将100头猪、15万元平摊到户’……大家见‘利’勇为，热闹得像锅开水。这样争吵一晚没有结果，第二天上午继续开会，还是吵成一团。在小岗包产到户之后，真是只要是搞集体，哪怕是再好的事也搞不成。最后，凤阳县农业局黃副局长只好无奈地出了个‘主意’：‘宏昌，我看到了，小岗你想搞好，是搞不好的了；不如把这批猪拉到县畜牧局去，等长大了，一户分两头’。这个将来‘分猪到户’的好办法，‘大家竟然都同意’……就这样上海无偿支援小岗村100头母猪、三头公猪、15万元现金，一齐交给了凤阳县畜牧局了事。”（陈桂棣、春桃著《小岗村的故事》第147-150页）

省委把小岗交给财政厅管；

市里就设立专门机构——“小岗项目发展领导小组”；

沈浩到任后，市委毕书记就主持召开过“三次会议”，专门研究小岗的发展问题；

沈浩提出小岗要发展，先得把大溪河到小岗的公路道路修建好，市里没有资金，让他同许副县长、洪局长 、周局长来到合肥财政厅、交通厅一行，朱厅长大笔一挥，就顺利解决了资金困难；

村里要“建设现代化住房修房，每户计划投入5万：①省财政厅补偿2万元；②个人只出1万元；③市政府协调贴息贷款十年期2万元”；

为着“养猪项目”，沈浩径直“赴京”，找到国家农发办，领导满口答应给“落实养猪项目”，到国家农村工作小组，“谈得也很好， 表示要支持，把小岗发展好，有什么困难可多联系，给予协调。”（《沈浩日记》第132页）

“小岗这个地方很复杂，很困难，是个大溶炉，但我不怕……细想起来，天气冷了，自己在小岗受苦不说，家中老母亲无人照顾，女儿又因得不到父爱而成绩下降，我在这不顾一切，更莫说有感恩之举或之情了。试想一下，一个人做事情不图名，不图利，抛家别子，连一个心情愉快都得不到，该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啊！当然，你是共产党员，你是组织派来的，你就是应该的。我总是想小岗这是一块金字招牌，二十多年都没能发展起来，这次我来，对他们来说又是一次机遇，自己是一名选派干部 ，肩负着组织的重任，领导的信任，群众的期望，一定尽心尽力，好好工作，让小岗发展起来，让小岗人富起来，使小岗这块牌子熠熠生辉，使之名副其实。但通过两年来的努力，现在感觉太难了！”

“这种困难局面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自然不得而知。那今后这段时间，又该怎么办呢？”（《沈浩日记》第166-167页）

“小岗的工作愈来愈难了……要做的事很多 。如：村民小区建设、农贸市场、医院、招待所、农机院、养老院、土地治理等，每干一件事情都要关系土地，如果村民不同意，又能做什么呢？当然 ，不做事对我并无大影响，但对小岗村的发展影响就大了。这到底怎么办呢？”（《沈浩日记》第145页）

而更“可恼的是小岗人‘分’的意识太强，即使为他们好，要想顺利实施却非常困难。面对这一矛盾该如何处理呢？”（《沈浩日记》第197页）

（三）小岗“需要第二次革命——再走合作社之路”

“发展是硬道理，小岗必须在国家的支持下，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步入良性轨道。那么按当前形势，靠一家一户种田是不可能有希望的，怎么办？那就需要创新，需要第二次革命，这也符合与时俱进的思想——实行股田制，户户参股，规模生产，集体经营，有限的土地创造尽可能大的效益。由此我想，小岗能否来一次第二次革命——实行股田制，走合作社之路。把一家一户的经营权收回，根据劳动力的素质和自愿情况把全村的劳动力分成种粮队、蔬菜队、设施农业队 、旅游队、物业队……(年终合作社)按分配制度，统一分配，户户共享股红。”

“事实上，根据农业发展的趋势和外地成功的经验，土地经营权收回，规模生产，集体经营，收益肯定会比一家一户小耕作要好，对这一点我是自信的。”（《沈浩日记》第91-92页）

“学习南街村，重走集体路”。（《南方周末》2006年3月9日《曾经的分田开路先锋，现在要“学习南街村，重走集体路”》)

“土地流转到村委会，大多数人同意”。（《沈浩日记》第214页）

“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农民的唯一出路是社会主义，全国大多数农民，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