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九二七年春天发生的引起很多争论的事件,我和毛泽东曾有一次谈话,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在这里一提。这并不是他向我口述的自传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他个人对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一生经历中的转折点的看法,在这里提一下,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问毛泽东,在他看来,对于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他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泽东解释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一九二六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又竭力反对,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泽东说:“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据毛泽东说,他“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 “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武装起义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当时的形势。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惶和失败。” 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据毛泽东说,“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促成了同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电报,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得到了一个抄件,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那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的做法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蒋介石所摧毁。 看来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当然,武汉的大失败,后来成了俄国国内在世界革命性质问题上的斗争的焦点,在这个阶段以后,俄国反对派被摧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被弄臭,苏联开始认真“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它由此出发,今天成了世界和平砥柱的地位。 作者:埃德加·斯诺。来源:《红星照耀中国》 转自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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