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以来，我看到几篇关于江青提级的文章。给江青提级的时候，我正给她当秘书，所以有的事了解一二。我有责任把所知道的事情说清楚，即使是没有完全说清楚，也给党史爱好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也算是尽到了一位老同志的责任。

坐在会议主席台上的江青

关于江青向林彪要工作

有一篇文章写道：“江青先到毛主席那儿要求分配工作，毛主席不理她。江青又去找林彪，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舒服，挡了五六次驾。最后实在不便再挡了，就让江青和林彪谈过一次话。江青说，请求中央分配给我工作！林彪说，政治局委员就是重要的工作。江青说，一点儿权力也没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说，在集体领导中，你赞成或是反对就是权力。江青急了，现在我在政治局里是个多余的人。林彪冷冷地回敬说，像我们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多余的人！说罢闭目养神，再也不开口了。”

作者叙述的这一段对话有没有，我还真的说不清楚。但是有一条我可以说清楚，江青基本上不自己打电话，更不自己接电话，因为她怕声音，听到电话铃声一响，就惊吓得出大汗。她的来往电话绝大部分是由秘书接打的。如果是叶群对江青挡驾五六次，我这当秘书的一次都不知道，不太可能。况且，从1969年2月起，江青指示秘书，凡是同毛家湾（林彪住地）的来往电话内容都要做记录。从那时起到“九一三”事件止，江青和林彪、叶群之间的通话达470余次，没有江青向林彪要工作、求见或遭婉言拒见的电话记录。

再则，中共九大以后（林彪说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是指九大以后），江青很少要求去见林彪。偶尔求见，林彪也总是有求必应，没有拒绝过。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时，江青帮了林彪、叶群，他们对江青是很感谢的。林彪在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大会上，吹捧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有独特的作用，她始终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叶群高喊：“江青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这样看来，他们不太可能多次拒见江青，并对她冷言冷语。

江青是最了解毛泽东的人之一，也是最尊重毛泽东意见的人之一。她不会在请示毛泽东给她分配具体工作遭到拒绝以后，又去请求林彪给她分配工作。江青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她不会做这种令毛泽东不悦、让自己挨批评的傻事。我所知道的是：林彪倒台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以前的1974年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给她分配工作。她在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11月20日，毛泽东回信说：“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的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是一个外向型的人，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她的表情就是心情好坏的晴雨表。如果她在林彪、叶群那里吃了五六次闭门羹，又碰了那么大的硬钉子，肯定会在我们工作人员面前表现出来。中共九大以前，她经常对我们工作人员发脾气，耍威风；九大以后，我发现她一身轻松，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有一天，江青笑着对我说：“小杨啊，九大开过了，主席和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我尽力了，大部分都完成了，我也应该轻松轻松，转移转移精力了。上海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准备先到上海休息一段时间，以后再考虑到别的地方去休息。”1969年6月，她去了上海。1970年11月13日，她去了海南岛。1970年12月2日，她从海南岛飞到广州，住了几日后，又飞到上海。1971年1月，她又去了海南岛。1971年8月5日，她去了青岛，8月16日从青岛回到北京。时隔28天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江青以上几次离开北京到外地休息，经毛泽东批准以后，都是把叶群请到钓鱼台10号楼自己的住地，与叶群商量乘什么交通工具，由部队的哪位领导陪同。前几次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最后一次又增加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陪同，这都是由叶群安排的。其中有两次还是乘坐林彪的专机，并没有看出来江青生过林彪和叶群的气而疏远他们。

1971年6月9日，江青还把林彪请到钓鱼台照了相，照片还登在杂志上。

关于给江青提级

江青的行政级别原来是九级，“文革”中提到了行政五级，这是事实。至于提级的经过，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叙述的：“有一段时间，江青还说，不应当把她视为抗战初期的干部，她1931年就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是文化界的革命元老，她的行政级别不应该是九级，应当与中央大局书记、大军区司令同级。为此，周恩来向林彪汇报，两人研究之后，决定不干扰毛泽东，把江青提升为行政五级。林彪还特别让叶群透露给江青这是总理的意思，让江青领总理的情。江青得了这个便宜，着实老实了一段时间。邱会作说：这件事从拿主意到操办都是周恩来，林彪只是点了头同意，我觉得周恩来没有什么错，为了不干扰毛主席。这件事毛主席到死恐怕也不知道，如果知道了，肯定会把江青骂个狗血喷头。”

作者的这一叙述是不是事实，我不能肯定，因为我的确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个形成过程。

我只知道，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以后的一天，江青曾对我说：“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说，给江青同志提级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江青同志的行政级别太低了，不给江青同志提高级别，怎么能斗过杨成武他们这一伙呢？林彪同志提议把江青同志的行政级别从九级提升到五级。’关于林副主席给我提级的事，叶群并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就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公开讲了这件事，恐怕连总理事先也不知道，因为总理听了以后，没有表示可否。难道级别低，正义就战胜不了邪恶？没有这个道理嘛。我不同意他这样办。我如果同意了，人家还以为我工作只是为了级别待遇呢。我才不是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做工作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是为了级别待遇。”

我认为，江青公开地要级别待遇的事可能不存在。江青对我讲这些话时是在1968年3月底，而不是在林彪死了以后为了澄清她与林彪的关系而编造的。

2007年8月15日，曾任毛泽东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跟我说：“1968年3月的一天，林彪的秘书通知中央警卫局办公室，说江青同志的行政级别从九级提到了五级，请你们按照工资标准给江青同志增加工资。”

这样看来，周恩来并没有参与江青提级之事。如果参与了，他一定知道需要通过什么程序，需要办什么手续。但关于江青提级之事，始终没有任何手续，只有林办的一个电话通知而已。

关于给江青增加工资

江青的行政级别从九级提升到五级，按照标准，每个月应给她增加100元工资。因为没有正式手续，中央警卫局行政管理处财务科并没有把增加的工资发给江青，但又不敢违抗林彪的口头指示，于是就把每个月增加的100元存在财务上，到林彪死亡为止都没有将一分钱用在江青的生活上，江青也从未问过此事。从1968年4月到1971年9月，在账上存了4200元。

吴连登说，江青喜欢摄影，她要求交给新华社胶卷钱，江青没有什么存款，钱数凑不够，没有办法，就从这4000多元钱中提了一半交了胶卷钱，另一半交公了。这样处理的结果，并没有报告江青本人。

作者：杨银禄   来源：党史博览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