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以身作则，带出了这样的干部，他们来自基层，来自群众，他们敢于看到、敢于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敢于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领导、监督之下，也即是说他们深切地领悟到了自己的权威来自群众，自己也只能通过为了群众，通过依靠群众，在实现群众的利益过程中展示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毛主席逝世后，这样的干部还有出现，例如像吴仁宝、王宏斌这样一批红色企业家，另外还有来自民间的高人，如任正非......

毛主席教导我们：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还有反面教员。

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见1965年2月，世界知识出版社《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出版说明）

如果正面教员为阳的话，那么，反面教员则为阴。

一阴一阳之谓道。

单独只接受正面教员，不接受反面教员，那就是片面性。

反之亦然。

毛主席道器变通超乎常人之处在于，他善于发现反面教员，在别人还没有认识到反面教员的时候，他就先下手为强了。

抓赫鲁晓夫这个典型的反面教员，毛主席比我们不止早看50年。

毛主席通过抓这个反面教员，使得人们认识到与马恩列斯这些正面教员对立的人是怎样的。

这样才能比较全面认识世界。

赫鲁晓夫除了思想上是个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外，他还是个道德品质极其恶劣的人。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他称斯大林为亲爹。

斯大林刚去世，尸骨未寒，他就开始大反斯大林。

典型的两面派。

其中有这么一段：

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一个人物之所以垮台，绝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和健康恶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错误，而正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

　　

赫鲁晓夫根本不把人民群众放在眼里，他总以为苏联人民的命运可以听凭他随便摆布，各国人民的命运可以由苏美两个大国的"首脑"任意主宰。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只不过是傻瓜，而他自己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他妄图强使人民匍匐在他的修正主义指挥棒下。这样，他就完全把自己放在同苏联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敌的地位，使自己走进了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死胡同。他拿起绞索套上自己的脖子，这就叫做自掘坟墓。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潮流的丑角，但是，这些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无数的事例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违抗人民意志而胡作非为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英雄人物"，也不管他是多么的骄横跋扈，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变成一个滑稽可笑、一钱不值的人物。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下场结束，这就是他们的共同规律。

从哲学方法论讲，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那一套，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典型。

所以，赫鲁晓夫是个绝佳的反面教员。

赫鲁晓夫成了一个悬在某些人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谁也不想或者不敢公开充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而人民群众就能参照赫鲁晓夫的想法说法做法，来对现实中的人和事做出判断。这不是很难想到、说到、做到的。

张思德与雷锋，是毛主席在战争年代与建设时期树立的两个榜样，这是经得起推敲的革命英雄。

由此推论，是否可以这样界定好人，直观地说，好人首先是人品不能差，第二要向英雄看齐。前者是必要条件，后者是充分条件。

那么怎么去判定一个是否是好人呢？

从器层面看，只要一个人学英雄见行动，就可以把此人当做好人（总不能当做坏人吧）。

但是，并不是说一个人现在是好人，就永远是个好人。好人也会变坏，坏人也会假扮好人。那么怎么鉴别呢？

这就从必要条件着手。

所谓人品，主要指的是道层面的思想意识、思想境界，在器层面讲就看某人是否是表里如一。

如果一个人善于伪装成好人，那么他终归是会露出狐狸尾巴的。

这就要靠群众来识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千万不要以为靠专业机构能识别所有的伪装者。

任何监督，都不如群众监督靠谱。

如果离开了离开群众，任何监督都是有漏洞的，也就是说这样的监督终究会出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群众不是个体概念，群众是一群人。

二人从，三人众。

三人行必有我师。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群众中间总会有先知先觉者，群众合起来就必然会出大智慧。

如果能够像毛主席那样把群众组织起来，那么就必然出现来自群众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毛主席领导的革命群众，先进带后进，共同前进。英雄模范辈出，传帮带蔚然成风，道器变通。

这样群众形成合力，形成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就逐渐成为一种无形优势。

中国自古以来，按照文化习惯，人们还是以好人为标杆来评价人的，在旧社会人们喜欢好官，新社会人们喜欢好干部。好官与好干部，都是在人品上过得硬的好人。

举个很有趣的例子，毛主席领导的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发现，这些战犯有三类，第一类改造得最有成效，那就是杜聿明、王耀武等这样的国民党纯军事将领，只要人品好，很容易接受毛主席共产党这一套，而且一旦接受了就相当于坚定；第二类是国民党军政要员，如康泽这样的，比较狡猾，难以判断是真还是假转变，所以比较难改造；第三种是国民党特务，如徐远举、周养浩，这类人最难改造。

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改造战犯最常用最有效的方法是群众路线——这是毛主席始终带头身体力行的。这对于我们在现实社会判断好人坏人，也会带来很多启发。

（作者系湖北工业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济学”，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