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 |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贡献

点击：  作者：李捷    来源：现代哲学杂志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4-06-07 12:28:37

 

摘要：本文着重探讨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贡献，认为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卓越贡献，集中体现在九个方面：（一）开辟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将革命与工业化目标紧密结合，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扫清了障碍；（二）提出“两个转变”战略构想，开辟社会主义革命正确道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开端；（三）以苏为鉴发表《论十大关系》，写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理论的奠基之作；（四）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社会主义改革和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五）在纠正“大跃进”错误和20世纪60年代反思这些错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长远指导作用的思想；（六）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力争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七）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积极的人口观，为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八）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协同攻关的优越性，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两弹一星”突破，奠定了核国家和航天国家的国际地位；（九）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国家工业化任务，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上这些历史贡献都是奠基性的、开创性的，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突飞猛进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必备条件。

 

 

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创建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者。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1]，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贡献。总的来看，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卓越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开辟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建独立、自由、民主、初步统一的新中国，将革命与工业化目标紧密结合，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扫清了障碍。

 

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创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既是同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同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两者原本就是一回事。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2]

 

他还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3]

 

为此，毛泽东提出了衡量政党作用的生产力标准，以阐明他的先搞革命再搞工业化、革命是为了工业化的思想。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4]

 

毛泽东的这一构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中国革命即将到达辉煌的巅峰之际，得到完美实现。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如此憧憬新中国美好的未来：“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5]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6]在毛泽东眼里，新中国经济建设盛世的到来，也必定会伴随着“高度文化”的盛世的到来。

 

第二，提出“两个转变”战略构想，开辟社会主义革命正确道路，领导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端，这一时期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端。

 

“两个转变”战略构想，是毛泽东在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里提出的。这个报告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采取的基本政策，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两个转变”的构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还不具备立即实施的条件，只有在新生人民政权基本巩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各方面工作步入正常轨道之后才可能实施。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不忘工业化建设。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党内通报中，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7]。

 

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三年准备”时期）基本结束。1953年，毛泽东亲自为中国共产党指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他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8]

 

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是什么呢？毛泽东后来有过总结，核心还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9]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以往的社会革命不同的是，这个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社会震荡被减少到最小，其建设性成为主导方面。毛泽东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10]

 

这条道路被称作“一化三改”，即以工业化带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它表明毛泽东在考虑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已经把国家工业化的大战略与之融为一体。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创造。

 

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资本（资金）积累问题。西方列强走的是对内搜刮、对外掠夺的道路，中国也深受其害。因此，新中国只能走内部积累的和平发展之路。早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个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11]1951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时还提出：“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白了解的。”[12]

 

随着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推进，毛泽东进一步从工业化同社会主义改造的互动关系上阐述资金积累问题。

 

关于取之于农业发展的工业化资金积累问题，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日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13]

 

关于农业合作化在国家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14]他还指出：“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15]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国家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国家积累主要靠工业，不靠农业。国家预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亿元，农业只有三十亿，加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不过七十亿左右。我们为什么保存资本家？因为国家有需要，对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工业品。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同盟，才能巩固同农民结成的同盟，因为农民需要工业品进行交换。同时，还能比较好地稳定物价，保证市场供应。在过渡时期保存资产阶级，有极大的作用。”[16]毛泽东还指出：“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在政治上是要求反对帝国主义的，有两面性，有要求革命的一面。人民政权建立以来他们是同政府合作的，企业又公私合营了。做了这样一些好事，不能说资产阶级对国家是无用的，应该说是有用的，而且是很有用的。”[17]

 

事实证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依靠社会主义革命开启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道路，创造了既有别于西方国家、又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成功之路。

 

第三，以苏为鉴发表《论十大关系》，写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理论的奠基之作。

 

“一化三改”成功之后，“以苏为鉴”、走自己的道路，成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毛泽东后来回顾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8]

 

在作《论十大关系》报告以前，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并将其发表在1956年4月5日的《人民日报》。在讨论这篇文章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9]他还表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20]

 

 

▴《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还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1]

 

在《论十大关系》中，一共讨论了十种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其中，前五种属于经济建设的关系，后五种是政治关系。毛泽东说：“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22]

 

《论十大关系》采用的一个基本方法，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阐述的矛盾分析法，也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分析方法。文中列举了党和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中的十大关系，每一对关系都是一个对立统一体、一对矛盾。处理好每一对矛盾，都有辩证法、有侧重点，也都有一个需要谨慎把握的平衡点（度）。因此，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23]总之，自觉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

 

毛泽东系统总结和阐述的这十大关系，既构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雏形，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发端。

 

第四，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社会主义改革和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第一个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普遍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这样，毛泽东真正把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在实践中贯彻到底，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持续不断发展找到了动力、赢得了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理论，也是以此为根据概括提出的。

 

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4]，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这些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创造。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处理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是一个待解的难题。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25]

 

毛泽东还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在探索规律中坚持正确真理观的高度来认识：“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26]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还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思想。苏联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工业化强国，很重要的一条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它的成功经验。与此同时，苏联长期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由此带来不少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专门论述过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他把这一思想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上升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27]的高度来认识。之所以能够如此，一是有了对苏联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方面更为深刻的认识，二是有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经验的积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两点论。一方面，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起步阶段，主要解决的是工业基础从无到有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强调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强调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28]。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29]。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30]他还据此作出展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31]后来的实践尽管遭遇到“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但总的来看，毛泽东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和实践是正确的，为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还提出了统筹兼顾思想[32]，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方针[33]。时至今日，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思想，依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指导方针。

 

第五，在纠正“大跃进”错误和20世纪60年代反思这些错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长远指导作用的思想。

 

这些具有长远指导作用的思想主要有：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思想；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思想；积极的综合平衡的思想；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要大力提倡勤俭建国、提高人的思想和觉悟，不能过分强调物质利益的思想。

 

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思想，是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的。他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34]“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35]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思想，是1959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写的一个批注中提出的。他写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36]他特别强调：“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37]

 

积极的综合平衡的思想，是1959年7月2日毛泽东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他表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38]“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39]

 

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要大力提倡勤俭建国、提高人的思想和觉悟，不能过分依赖物质刺激的思想，都是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的谈话中提出来的。

 

关于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40]他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41]

 

关于大力提倡勤俭建国、提高人的思想和觉悟，不能过分强调物质利益的思想，毛泽东提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42]一是物质利益与精神鼓励并重，一是物质利益里要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这些都是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经常需要很好处理的利益原则。

 

在利益关系上，毛泽东还提出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出现个人主义和过分悬殊的问题。他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43]

 

毛泽东还注意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精神因素。“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44]我国“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45]。“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46]

 

第六，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强调要尽量采取先进技术，不能跟在别国后面，要力争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47]

 

毛泽东把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作为赶超战略的关键环节。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拟提交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集中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这里摘录其中的两段内容：“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48]“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49]

 

他还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就是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不能指靠人家。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经过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段反复，证明自己来搞，是可以做好的。”[50]

 

毛泽东还反复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增强经济管理体制的活力。他说：“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事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51]

 

毛泽东还注意到生产与需求的辩证关系，指出：“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52]

 

第七，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高度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提出积极的人口观，为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中国特色。这既是巨大的人口压力，也是人力资源动力，关键看以什么样的人口观为指导。

 

 

▴延安市张思德广场

 

早在1949年9月16日发表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里，毛泽东就批驳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53]

 

他还充满自信地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54]当代中国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预言的正确性。这就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积极人口观。

 

在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非常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他说：“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55]，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56]他这样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57]“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58]

 

毛泽东还充分肯定和推广鞍山钢铁公司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59]经验，将其称为“鞍钢宪法”，并说“‘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60]。

 

毛泽东十分重视所有制相对稳定背景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61]。他指出：“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62]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其中包括“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63]。

 

在谈到工业化对城乡人口布局的影响时，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64]

 

第八，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协同攻关的优越性，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了“两弹一星”突破，打破了美苏核垄断，奠定了核国家和航天国家的国际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高度重视国防现代化问题。1950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祝词里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65]

 

195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审定了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的安排，明确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按国家规定的项目和进度，在苏联援助下完成国防工业企业的新建和改建任务，完成制式武器的试制和生产任务，完成飞机、坦克、舰艇的修理及部分制造任务，初步改变国防工业的落后面貌，增强国防力量。[66]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副部长刘杰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以及有关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和平用途等的讲解，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67]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68]

 

中国要有自己研制的原子弹，一直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1956年，国家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远景规划，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列为12项带有关键意义的重点任务的第一项，同时部署了原子弹和导弹研制。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69]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里提出：“苏联卫星上天，我们想不想搞个把两个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70]

 

1958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71]

 

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停止合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情况下，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原子弹、导弹的研制进入了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72]。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73]

 

1961年7月16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各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74]

 

1962年11月3日，罗瑞卿在一份报告中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在报告上做出指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75]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取得了质的突破。

 

1962年11月17日，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1965年，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被统一纳入中央专门委员会的领导范围之内。

 

1966年10月27日，“东风二号”核导弹成功实现“两弹”结合飞行。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邓小平后来评价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76]

 

第九，经过长期努力，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国家工业化任务，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在1978年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国家工业化任务。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居世界第11位[77]。国家财力进一步增强。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62亿元，1978年增加到1132亿元[78]。工业化程度有了质的跃升。1952年，农业、工业、服务业占比分别为50.5%、20.8%、28.7%。1978年，农业、工业、服务业比重分别为27.7%、47.7%、24.6%[79]。

 

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性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站稳了，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跨越。”[80]他还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迈出了坚实步伐。”[81]

 

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加速了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为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82]

 

以上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贡献，都是奠基性的、开创性的。没有这些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得突飞猛进的跨越式发展。如今，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制高点上，更需要缅怀和牢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卓越贡献，把他们未竟的事业继续进行到底，以中国式现代化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胜利。

 

注释略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双高”计划项目“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经验研究”（2022TSG08101）

 

作者简介：李捷，中国史学会会长，（北京100084）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卓越访问教授。

来源：现代哲学杂志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