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毛泽东系统构建和领导建设了两个新文化：一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建设原则上，一是“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建设方法上，首先是扬弃，即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对于传统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于对外来文化，“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但是不能搞“全盘西化”，“应该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其次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再次，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剥夺其言论自由。

在性质上，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都要求鲜明的超越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求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牺牲个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求公私兼顾基础上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

第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超越性

首先表现在共产党组织及其个体成员对特殊利益和个体利益的超越。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组成了工人阶级先锋队，近期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远期为了全人类解放而奉献自身。这种超越性可以追溯到中华文化传统的基因，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

其次是革命群众从个体仇恨发展为阶级觉悟，并甘愿为革命而牺牲。革命群众基于职业、行业和生活的共同利益形成小联合。例如，“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他们受苦不过，就想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各种小联合。”然后是“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毛泽东指出，对于民众的大联合，我们有觉悟、有动机、有能力实现。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参加革命队伍的普通农民和工人普遍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同时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等拥护共产党和支援革命，就是证明。

再次，为了革命而超越个体利益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其光荣传统。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第二，社会主义文化的超越性

在政治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建设。

在文化上，毛泽东指出，新政府要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建设，要建设“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同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文化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升华，并开展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相比于战争年代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更加强调了社会主义文化的超越性，不但要求共产党组织实践，还号召全体人民群众实践。

在党的建设上，加强阶级性(工人阶级的)和先进性(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建设，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先锋性和先进性，坚持其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坚持其对利益的超越性，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

在理论上，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理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

在制度上，坚信公有制比私有制更好。毛泽东指出，“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

在价值观上，坚持公私兼顾，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兼顾物质利益和精神鼓励，同时强调先公后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阶级意识和集体价值理念上，坚信广大劳动人民能够自觉认识到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认识到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道路。坚信剥削阶级成员和知识分子可以改造为社会主义劳动者。

在道德上，提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

在哲学上，首先是坚信组织的力量大于个人力量，“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其次是坚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群众观点。坚信劳动人民能够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阶级命运。再次，开展了广泛的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活动，普遍地提高了全体人民的哲学素养和理论素质。

在教育上，坚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性。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

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上，对党的干部提出五条要求（素质）：第一条，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能搞家长作风。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系统建构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直接领导了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文化成就，并以其鲜明的利益超越性，为改革开放后坚持和发展公有制，保持党的先进性，提供了思想保证。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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