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小就想探讨世界的大本大源，这也是他毕生之努力。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提出，“以大本大源为号召”，通过改造和普及哲学、伦理学来变换全国的思想，这就是救国救民的根本道路。1920年11月，毛泽东又说：“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曾对斯诺说，1920年夏天他自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后，就从来没有动摇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毛泽东以及所有共产党人认识世界的大本大源。

认真刻苦读书

正确的理想信念的确立，首先来自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曾致信萧子升，列出七十七种经史子集要读。毛泽东不仅熟读我国的经史子集，而且把目光伸向浩瀚的宇宙，投向整个世界。他曾广泛涉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毛泽东在自述中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自己说看了不下一百遍。毛泽东还曾把《资本论》通读了3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各读了6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读了10遍。

到实践中读无字大书

书本的知识必须与实践相结合，这就是以王船山为代表的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改造。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深深懂得了这一点。1917年7月中旬—8月16日，毛泽东和萧子升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900余里。这次长途旅行，他们未带一文钱，用游学的方法或写些对联送人以解决食宿，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了解风土民情，获得许多新鲜知识。1918年春，毛泽东与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读“无字书”。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从长沙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4日至9日，先后在湘潭县的县城、银田、韶山一带考察。2月5日，历时32天的湖南五县考察结束，以此为基础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少人误认为，毛泽东只去过两次苏联，他根本不了解世界，怎么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实践的结晶；只有结合实践，才能真正懂其理论的真谛。其实，早在1920年夏天之前，毛泽东就已经读遍、读懂古今中外几乎所有名著，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和征服了他。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时中国之实际紧密相结合，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这才诞生了1925年的《中国各阶级社会的分析》、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1928年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成熟著作，这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诞生。今天再来重读和审视毛泽东当年这三篇著作，会依然觉得其剖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过时，并且有着强烈的针对性。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1957年2月，毛泽东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1957年3月，毛泽东又说：“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我们大家就有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观？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同一些领导人谈话时说：“同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这里不仅再一次强调了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性，而且进一步阐发了各级干部永远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深刻道理。

1960年5月27日，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说：“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蒙哥马利说:“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毛泽东说：“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但是，强调为人民服务绝不排斥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舒舒服服也不可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59年3月，毛泽东曾说：“为人民艰苦地服务。”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牺牲了六位亲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长安街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