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带走一大批书籍，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把这批书目记在了登记本上。这份书单，仿佛是一张‘精神地图’，布满毛泽东想要去探寻的地方。他建国后的博览群书之状和基本阅读范围，从中可看出大概。”

 

 

新中国成立后，告别了戎马倥偬，毛泽东的阅读范围更广了，阅读心态更为从容，阅读目的也更多样了。阅读成为他重要的工作内容和领导方式，是他思考探索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必要途径，也是他密切人际交流、传达文化素养、抒发个性情怀的重要渠道。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处菊香书屋，是名副其实的书房。外出视察，也总要带上一批他想读或常读的书籍。

 

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带走一大批书籍，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把这批书目记在了登记本上。

 

这份书单已在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编著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公开，占了两页半的篇幅。

 

这份书单，仿佛是一张“精神地图”，布满毛泽东想要去探寻的地方。他建国后的博览群书之状和基本阅读范围，从中可看出大概。

 

——这份书单中，有19种马列经典，包括《资本论》《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

 

这些经典，乃毛泽东建国前后常读之作。这里只说一下《资本论》和《国家与革命》。

 

最早接触《资本论》，应当是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的时候，他那时多次向读者推荐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

 

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得到的马列书籍中，是否有《资本论》，还无法确证。

 

到延安后，他1937年在抗大讲《辩证唯物论》，1941年写《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农村调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等论著，就曾引用了《资本论》的一些论断，诸如：“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等等。

 

毛泽东当时还说，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一致的门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阅读《资本论》，当然未必是通读。

 

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批示印发《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还起了一个标题，叫“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

 

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有三种版本的《资本论》里留有他的圈画。

 

一种是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在扉页上写有1867（《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间）和1938的一个竖式，用铅笔标注：“在71年后中国才出版”；一种是1939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资本论〉提纲》；一种是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大字本《资本论》，共29册。

 

 

关于《国家与革命》，毛泽东早在1926年给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讲课时，就引用过该书的论述。

 

目前保留下来的一本毛泽东读过的《国家与革命》里面，写有“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读”“内战前夕”等字样，上面有很多圈画。

 

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画着杠杠，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画得最粗，圈圈画得最多。

 

当时，国共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这应当是他当时读此书的现实考虑。

 

1958年，新版《国家与革命》出版之后，他又认真阅读，在书中论述国家消亡、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等处，密密麻麻画着几种符号，有竖直线、曲线、大圈套着小圈，以示极为重要。

 

在论述有关国家与民主、平等的关系等处，圈画尤多。

 

1960年9月25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他遗憾地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好。现在许多国家的党不读这本书了。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不断发展武器和加强国家机器的时候，他们却散布什么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幻想。这大体可视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阅读《国家与革命》的着眼点。

 

1964年印制出大字本《国家与革命》后，他阅读此书，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等章节，也都画满了直线、曲线、圈、双圈等符号，反映出他当时关注书中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这个大字本的《国家与革命》，1970年又读过几遍。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和《艺术论》、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大众哲学》等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的书籍。

 

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学大纲》。

 

这两本书，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都读得比较熟，在前书上写下不少批语，把后书列为中央研究组的学习读本。

 

1959年这份书单中写的“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可能是指这两本书中的一本，或其中一本在此后的修订本。

 

河上肇常常修订自己著作的情况，毛泽东是知道的。1960年6月21日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他曾谈到：“你们日本有个教授叫河上肇，他的政治经济学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之一。河上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每年都修改，修改了多少次。”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依据苏联教材，并且还请来一些苏联专家教学，口号是“向苏联专家学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9年，派来中国的苏联哲学专家开始撤离回国，中苏关系破裂在即，既有的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已难适应当时的形势。

 

毛泽东对长时间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一直存有心结，由此推动胡绳、艾思奇主持编写了一部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61年夏天，就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准备定稿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约李达到庐山谈话，嘱他另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说：“你的《社会学大纲》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李达接受这个建议，修改《社会学大纲》，改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于1965年印出上册，供内部讨论。毛泽东收到书稿，又是一番阅读，还写下批语。

 

——在这份书单中，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除一本《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外，只列学科未列作者和书名的，有“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只列作者未列书名的，有“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

 

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述，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

 

1964年2月9日同外宾的谈话中，他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整体评论，认为：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创立了形式逻辑；康德创立了天文学中的星云学，搞了对立统一的12个范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

 

1965年8月5日又同外宾谈到：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自己是相信过康德的。也看过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书，看过柏拉图的书，看过苏格拉底的书。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研读西方哲学书籍，毛泽东有一个深切感受，即哲学作为认识工具和理论武器，总是反映和支持着各国的现实需要。

 

对这个感受，他1959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有过表述：“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

 

虽然都是唯物论，但为了服务于现实政治，必须延伸出“各自特点”。没有对西方近代各国哲学的了解，不会有这样具体的认识。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赵纪彬的《关于孔子杀少正卯问题》，以及“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读中国现当代学术权威的历史、哲学和思想史著述，是毛泽东的一贯兴趣。这方面有代表性和影响广泛的专著，大都读过，且多有自己的看法。不妨引两段谈话，看看他怎样评论这些学者及其专著。

 

 

一段是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的：

 

广东的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看过他的书，在党校教书的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对这两位的书我都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一个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夫子的。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啰。……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天津有个教授叫杨柳桥的书，《老子译话》，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你们上海的，我有两个同乡，一个叫周谷城，一个叫刘大杰。刘大杰有部文学史，周谷城有部世界通史。

 

一段是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谈话：

 

讲历史分期，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王（国维）、罗（振玉）的书值得读。靠乌龟壳、殷墟的发现，震惊世界，国王死，殉葬几千人。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青铜时代》值得看。《十批判书》，看了几遍，结论是尊儒反法，人本主义。……历史中有哲学史，其中分派。郭沫若、冯友兰把孔子封为革命党。儒法两派都是剥削本位主义，法家也是剥削，进了一步。杨荣国没有讲清，新的势力兴起，还是剥削。陈伯达、任继愈说老子一派是唯物主义，我看是客观唯心主义。

 

这两段随兴之论，表明毛泽东阅读的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著述，除了1959年这份书单开列的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外，还有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思想史》、赵纪彬《论语新探》和《关于孔子杀少正卯问题》、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他读此类书，很关注对儒法两派思想的分析评价。

 

对郭沫若《十批判书》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推崇儒家，甚至“把孔子封为革命党”，毛泽东一向不赞成，同时也认为推崇法家的杨荣国，对法家的本质也“没有讲清”。

 

毛泽东在这份书单开列的“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不知具体指哪些书。上面所引两段谈话中，提到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杨柳桥讲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陈伯达讲老子是唯物主义，这些观点，分别出自他们的《老子今译》《老子译话》和《老子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大体读过。

 

此外，晚年印成大字本来读的，还有马叙伦的《老子校诂》，高亨的《老子简注》；1974年，他听说长沙马王堆新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又要来印出的大字本阅看。看来，关于老子的哲学思想，是他特别关注并且用心研究的。

 

20世纪初，殷墟甲骨的发现、搜集、保存、考释，开启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篇章，被郭沫若称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业。”这中间，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的贡献很大。

 

毛泽东比较关注他们的学术成就，尤其爱读郭沫若的《金文丛考》《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等。

 

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校点注释古籍之难，他随口说出：“郭沫若在日本搞甲骨文研究时，写过‘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媿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为躲避蒋介石的通缉亡命日本，研究甲骨文、青铜器和金文，成就卓然。但有国不能回，心境不好，遂在其《金文丛考》一书的前面题写了让毛泽东记忆深刻的这几句话。

 

前两句指屈原受贬在逆境中写《离骚》，中间两句指韩非被秦国囚禁，在逆境中写出两篇传世论著，后四句是郭沫若自述，表达自己做金文考古研究，实际上是表达“自励坚贞”的爱国心志。

 

研究古代文史，向来有“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毛泽东读郭沫若《金文丛考》等考古和历史论著，对作者表达心境的这几句话印象如此深刻，大体也是如此。

 

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也注重“知人论世”。冯友兰1959年出版思想自传《四十年的回顾》，详述其写作《中国哲学史》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当即找来阅读，发表的感想是：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讲了他开始相信柏格森，以后相信实用主义，然后又转到新实在论，自称《中国哲学史》“为当时斗争中的唯心史观张目”。冯友兰“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

 

——在这份书单中，笼统开列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

 

技术科学方面“讲透平、锅炉”，具体指什么书，不得而知。像《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苏联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类科普读物，毛泽东是读过的。

 

此外，1958年秋天，张治中陪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看到他在读一本《冶金学》，很奇怪，问为什么读这样的书，得到的回答是：要广收博览。

 

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来读。

 

 

据记录这份书单的逄先知回忆，1951年，毛泽东同周世钊等人说：我想学自然科学，最好有两三年的时间来专门读，可惜现在不现实了。虽不能专门去学自然科学，但此志未消。

 

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专门讲到：“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中国科学家的论著，毛泽东读过李四光《地质力学概论》，竺可桢《历史时期气候的波动》《物候学》，席泽宗《宇宙论的现状》等。

 

读了华罗庚《统筹方法平话》，支持他到各地推广“优选法”。

 

对古代的医学著作如张仲景《伤寒论》、李时珍《本草纲目》，也发表过一些评论。

 

毛泽东还读过一些外国自然科技方面的书，诸如哥白尼《天体运行论》、法国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论》、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

 

在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要求领导干部们读一读《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作物为什么会增长”。还说：《土壤学》提出农、林、牧三业的发展经结合起来，我是赞成的。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佛教经典。

 

就在开列这个书单10天前，毛泽东约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对他讲：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听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没有什么人专门研究道教、基督教，那可不好。几百人的一个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

 

还说：梁启超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觉得他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不能有迷信。

 

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在书中论述佛教华严宗的地方，写下大段批语。

 

可以确证的是，《金刚经》和《六祖坛经》这两部佛教经典，毛泽东读得较熟。

 

1958年6月30日会见柬埔寨佛教代表团，他和陪同的赵朴初讨论了《金刚经》中“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这种“奇怪的语言”。

 

1959年10月22日同十世班禅大师谈话，他提出鸠摩罗什翻译《金刚经》，对大乘佛教的传播“有功劳”，进而认为，“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人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1961年1月再次同班禅大师谈到，“《金刚经》很值得一读。”

 

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对他讲：我读过禅宗的书，叫《六祖坛经》，这位禅宗六祖叫惠能，河北人，他父亲在河北犯了罪，充军到广东，他就发展为禅宗。曹洞宗，一个曹溪，一个洞山，是绝对唯心论。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回忆：“毛主席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即惠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书单中列的“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指严复翻译的耶方斯《名学浅说》和穆勒《穆勒名学》，是毛泽东1912年自学时就读过的。

 

1959年，他提议把中国近些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和近数十年的逻辑学专著，不管内容如何，都汇编出来。中央编译局姜椿芳等人负责编《逻辑学论文集》，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挑选和编辑逻辑学专著。

 

1959年7月，毛泽东审阅了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论文篇目，7月28日给康生的信中表示，“是用了功的”，还嘱：“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

 

这本论文集收录了1953年以来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150篇，分为6集。中央政治研究室则从解放前出版的逻辑学专著中，选出11本，出了一套“逻辑丛刊”。其中包括耶方斯《名学浅说》和穆勒《穆勒名学》，还有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金岳霖的《逻辑》，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

 

章士钊《逻辑指要》入选“逻辑丛刊”，与毛泽东推荐有关。在建国初期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章士钊，听说你出版过一本逻辑学著作，能给我看看吗？章士钊回答，这是在重庆时期写的，立场有问题，给你看岂不是对你的侮辱？毛泽东说，这是学问上的事。

 

章士钊遂将《逻辑指要》送给他读。三个月后，毛泽东约谈：我通读一遍，多年来我读这类著述甚多，许多是从西方转译过来的，你的书却取材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这在同类书中为仅见，应该把它印出来，为今日参考。章士钊此后在用文言文写的重印《逻辑指要》序言稿里，记述了上面这段毛泽东关注和阅读此书的过程。

 

故事还没有完。章士钊对《逻辑指要》作了不少修改删补，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1959年6月7日给他写信：“实事求是，用力甚勤”、“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

 

大概觉得章士钊在序言中屡屡提到“毛公”关注该书的情况，不甚妥当，毛泽东遂提笔代章士钊另写了一个“说明”。

 

这个说明讲：近年以来，关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从这段移情作文、移思代序的文字，看出毛泽东对逻辑学研究的关注之深，对章士钊这类文士呵护之诚。章士钊后来正式写的“重印说明”，基本上吸收了毛泽东代拟的内容。

 

毛泽东晚年，依然关注逻辑学研究。1965年2月13日，他在苏联巴·谢·波波夫《近代逻辑史》一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此书印成大字本10000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在这以后，他不断让有关方面把能找到的逻辑学专著印成大字本来读。

 

毛泽东晚年的图书管理员徐中远，整理了一份毛泽东阅读和收藏的中外逻辑学著述目录，共有80种左右。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毛泽东喜读古人随笔和志怪小说，谢觉哉1944年7月1日的日记即有记载：“日前至毛主席处，见其衣袋有线装书，问之为《阅微草堂笔记》，他说其文字可玩味。”

 

这年7月28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信中所说《容斋随笔》，是宋代洪迈写的关于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宋代掌故、人物逸事的随笔。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阅读此书，不仅在1959年这份书单中有这本书，1960年代曾两次索要该书，到1970年代，又几次阅读。1976年8月26日，已进入病危状态，还索要《容斋随笔》，逝世前几天还在读。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读过的古代随笔不下60种。比较著名的有：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干宝《搜神记》、南朝宋代刘义庆《世说新语》、宋朝李昉《太平广记》、张师正《括异志》、明朝冯梦龙《智囊》、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梁晋竹《两般秋雨庵随笔》等。

 

比较起来，他在洪迈《容斋随笔》和冯梦龙《智囊》两书上圈画和批注最多，对《智囊》里的20余则故事作了批语。

 

——在这份书单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开列有《荀子》《韩非子》《论衡》《昭明文选》《张氏全书》（张载），《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等20多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这类书籍，是常态。这里只说一下读《荀子·天论》的情形。

 

毛泽东读《荀子》，很注意前人注疏对荀子观点的解释，认为不对的地方，均进行驳疑。《荀子·天论》说到“不与天争职”的问题，注疏者引庄子的话解释，“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他批注：“不对。六合内外圣凡皆应论议，此天文地质学所以应研究也。”

 

《荀子·天论》说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读至此，他在“夫是之谓天”后面，补上一个“功”字，认为是原文缺字。

 

注疏者对上面这段话的解释是，“言天道之难之”，在这句话的每个字旁，他都用红笔打了“×”，批注说：“天道不难知。今比二千年前荀子写此书时知道的多了。以后每一百年，每一千年又胜于前。六合内外，大小精粗，有限无限，所知皆胜于前。所谓难者，无穷的时空耳。宇宙发展无穷，科学发展亦无穷。反辩证法的有穷论——形而上学，不能存在于宇宙之间。不难又难，方是全局。”

 

《荀子·天论》说到“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注疏者解释为“圣人无为而治也”，他的批注是：“六合内外皆在为，而所谓不为，黄老之说，大半骗术。”

 

毛泽东很欣赏荀子的两个思想。一个是“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学观，他概括为“人定胜天”。

 

1965年6月13日同胡志明的谈话中，又说，“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

 

一个是“法后王”的历史观。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拥护秦始皇的李斯，在“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秦始皇也算”。

 

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领导干部除了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等等。

 

从上面沿着1959年这份书单所做的“巡游”看，他带头践行了自己对别人提出的要求。

 

人们把阅读比作精神的“流浪”。毛泽东博览群书，更像是一个几乎要游遍知识世界各个角落的“游子”。

 

但每个游子的心底，毕竟都藏着一个“故乡”。“故乡”是出发点，也是行程的归宿。

 

毛泽东建国后阅读世界的“故乡”，既有他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有他担负的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领导使命和目标追求，以及沿路碰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难题。

（来源：“思想火炬”微信公号，原载《新湘评论》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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