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话题被提出并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都鲜明地从文明的高度来总结我们党的历史，阐释中国道路。比如，提出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文明蒙尘”；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提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党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人类文明发展史册；提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等等。这些新论述、新概念、新表达和新要求，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且自成体系的理论范畴，为理论界拓展出一个广阔而深刻的学术空间。

一

从党的历史来看，文化和文明的创造与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优势。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几十个人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风雨兼程一百年，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究其原因，除了坚持党的坚强领导以及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战略策略取得的成功之外，必定还有文化上的天然禀赋、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作为基础、作为依靠。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聚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大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产儿，对于在文化上批判什么、扬弃什么、追求什么、构建什么，他们从一开始就有相应的历史自觉。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等实际上是被他们当作新文化的模样、新的文明形态来学习、追求、实践、创造的。1920年，毛泽东便公开发表文章说：大家都在闹新文化，但并不懂得新文化是什么，“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应该建设的中华新文化、新文明，并非五四时期让人眼花缭乱的一切新东西，他只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新社会看作新文化、新文明的雏形。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瞿秋白最早提出“文化革命”的主张。毛泽东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原题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就是说，他在构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框架时，就把文化作为一种很重要的底色，并由此明确提出“文化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中华新文化”。这篇论著还特别谈及：“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人们“深长思之”的结论就是：中国共产党拥有文化创新自觉和文明创造能力，从根本上代表了中华新文化和人类新文明的前进方向，因而，站在对立面的文化势力，无论看似多么强大，都会败下阵来。

于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党受到思想界、理论界、文化界的热烈拥护，这在世界上革命成功的国家中是罕见的。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进行新型文明创造的文化环境与文化条件，甚至明显优于十月革命成功时的苏联共产党。以作家为例，据老舍统计，新中国成立时离开大陆的中国作家不足10%。也就是说，超过90%的作家都选择留了下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华新文化、新文明。

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毛泽东曾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可以说，从那时起，一个以新社会制度为基础的新型国家文明形态，就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开始建立了。

二

从现实看，“中国共产党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空间的拓展，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紧迫性。

第一，中国道路发展到今天，越来越需要从文化、文明的角度提炼它的内容规定性。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进一步说，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要坚定道路自信，就必须站在文化和文明的高度来观察、思考和梳理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容规定性。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并充分论述了“文化自信”这一理论范畴，认为它是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基础”，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所以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中国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别人的选择，重点或许在经济发展方式和路径方面，但经济发展的动能从来不只是集中在物资和技术层面，其背后必然有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因素的支撑。为此，就需要我们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属性和文明特征揭示清楚，传达出来，讲明白中国共产党何以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和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第三，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质是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深刻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呈现出群体性发展势头，促使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虽然西强东弱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改变，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绝对优势，正逐步演变为相对优势。在此背景下，西方舆论中确实出现了把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差异归结为“文明冲突”的想法。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需要予以回应。在百年变局的形势下，讲清楚中国道路的文明属性和文明特征尤其显得紧迫。和西方进行一场既针锋相对又有理有利有节的文明对话，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不能回避的事情。文明的话题，已经不容忽视地摆在了新时代中国同西方的“对话桌”上。

三

百年变局的实质是国际力量深刻调整，其根源也在于世界政治多极化和文化价值观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盛行几百年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受到挑战。普遍来看，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之间确有发展战略、经济利益和生产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上的差异。但这些差异，难道真的会导致“整体性的文明冲突”吗？至少从中国文明来看，答案并非如此。

第一，中国文明没有必然和其他文明发生冲突的基因。中国传统思维，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你自己都不想干的事情不能强求别人去干。还有，中国人习惯的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讲的是在大家的相处中每个人都可以坚持自己的爱好和习惯，各种爱好和习惯是可以相互包容，甚至是相互欣赏的。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正是今天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看待百年变局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依据。对于中国人真诚地讲“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却仍然难以被一些缺少“和而不同”传统的西方世界理解和认同。其原因则在于，他们的话语体系、思维习惯都是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

第二，中西方看待文化差异的态度不一样。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写过一本《中国悖论》的书，其中指出：在西方希望向中国强加他们的观念及体系的时候，中国人在努力证明，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中国方案”；西方人认为，相对的事物必定冲突，真相只有一个，中国的阴阳平衡文化让人们认为“反者道之动”，即矛盾双方循环往复是道的运动规律。确实，中国为追寻现代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研究和学习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中国不会无端反对和自己不一样的东西，更不会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文明，而总是努力用实践告诉别人，“我和你确实不一样”，但可以“求同存异”，就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尽量找出相同的地方，在互动中接近，努力地朝着一个方向去走。

比如，中国人最崇拜的本土思想家是孔子，最崇拜的西方近代思想家是马克思，他们既有文明背景的差异，又有时代的差异。按理说，这两个人在一起是会“争吵打架”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了起来，进行文化和文明的创造和创新，于是便有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现。中国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在1926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马克思进文庙》。他在这篇文章中想象，有一天马克思来到了上海，走进供奉孔子的文庙，看见孔子的塑像，忍不住要和孔子讨论各自的社会理想、产业政策和富民主张。他们各自申述了自己的观点，讨论的结果让马克思发出这样感慨：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这是文学想象，也是中国人的愿望和思维习惯，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点。

四

英国的克里·布朗教授提到一个观点，他说：“无论西方是否承认中国的价值观，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庞大文明体系的存在，而且很有可能在未来与西方体系长期共存。”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更为明确，他指出，“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

如何摆脱“文明冲突论”的困扰、拥抱共同的未来，更为睿智的建议已经摆在了世界面前。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实际上，全人类的许多价值追求和善恶标准是共同的，比如都崇尚自由、追求公正、爱好和平、向往安宁富足的生活，都反对奴役、压迫、暴力、贫困、对生态的破坏等。为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明确宣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弘扬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而不是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这是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的文化价值观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文明大道，是百年变局下不同文明对话的应有趋势，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优势所在。向这一理想目标前进，首先要扩大利益汇合点，同时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在我们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过程中，起着“四梁八柱”的作用。

（来源：《光明日报》2022年01月05日；作者陈晋，系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