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特权思想、高高在上、阴奉阳违、欺上瞒下、文牍主义、脱离群众、敷衍了事、懒政怠政、做两面人等特征。这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建设，让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使群众产生了不小的怨气。克服官僚主义，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官僚主义的剖析与批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一直警惕党内滋生官僚主义。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全党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强调“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这样就“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尘埃”。[①]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抗日战争中能够组织广大爱国的中国人打败日本侵略者，在解放战争时期能够动员人民群众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从党的建设的角度来看，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批判官僚主义，避免党的干部沾染上官僚作风息息相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毛泽东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中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②]因此，他从没有放松对官僚主义的剖析与批判，不断在思考避免官僚主义在党内滋生的办法。他的这些思考，不仅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更有助于全面理解新中国的政治建设，认识到新中国与近代中国其他政权的本质区别，而且对于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极有借鉴意义。

一、重视官僚主义产生的社会与经济根源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坚持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深入调研中国的社会现状，重视研究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关于认识中国历史，在抗战时期他指出：“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他号召全党上下“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③]他本人不但熟读中国历史，而且建议范文澜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的历史读本”，希望能做到“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④]

正是由于强调要全面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深挖官僚主义的社会与经济根源。

1938年春,毛泽东在延安撰写《论持久战》

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帝制时期，官僚集团一直是皇权统治的重要佐助。

从汉代开始，中国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选拔、考核、任免官吏的标准。具有一定经济与文化条件的人可以通过掌握各个时代所要求的专门技能，经由各种选拔方式进入官僚体系当中。而一旦成为官员，就会带来各种各样身份上与经济上的特权。尤其是宋代以来，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进一步稳固，作为社会顶端的士阶层，要么是现任官员，要么是退休官员，要么是官僚集团的后备队伍，在社会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地方上拥有许多特权，并且还能利用自己的特权来荫庇家族。历代统治者也多认可士阶层的这些特权，以换取他们对自己统治的支持。

因此，中国社会形成一种对政治权力的极端崇拜与对一官半职的极度渴求。各种官场文化与官僚作风也应运而生。一直到近代，这种风气依然十分兴盛。

要想改造中国社会，必须认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

1939年底，为了给延安的党政军干部提供基础读本，毛泽东组织一些学者共同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其中他亲自撰写了一部分，并对全稿进行了修改和定稿，后来这篇文章收录《毛泽东选集》。这篇文章的“中国社会”部分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做了提纲挈领的分析。

关于包括官僚制度在内的中国古代制度之所以能长期延续的经济根源，文章指出：“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

此外，“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⑤]

这一分析表明，官僚集团之所以能够保持政治权力，离不开对于土地的占有，以及通过地租、高利贷等经济手段剥削广大农民。无论是汉代的强宗豪右，魏晋南北朝的门阀世家，以及宋明清时期的地方士绅，只要土地所有制不发生根本变化，根植于土地之上的，作为官僚集团之社会基础的地主阶级就能够保持在社会结构中的支配地位。

认识中国的官僚政治，不能只看到它在行政管理上的历史作用，还应清醒认识到这种统治方式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支配与剥削之上。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这一过程中“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⑥]这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滋生泛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正是因为清醒的认识到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时常警惕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村复辟，反复强调农村集体经济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性。

1939年，毛泽东在"抗大"成立3周年大会上演讲

鸦片战争以来，一方面中国的王朝统治与地主士绅支配结构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出现巨大危机，另一方面随着列强对中国进行一系列的经济侵略，中国经济被卷入由东西方列强所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买办资本主义，中国本土的民族资本主义之外，官僚集团也开始介入其中，形成资产庞大的官僚资本主义。这使得官僚主义具有了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正如王亚南所论：“新的官僚政治体制一经依着买办财政金融的补强与支援而确立起来，它一碰到政治权力可以集中运用的战时机会，就很快的造出了全国前所未有的官僚经济形态，而由是反过来把它自身安置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经过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反复相互作用，当作一个庞大的极有渗透性的怪物看的官僚政治经济混一体就逐渐完成了”。[⑦]国民党政权中的宋家与孔家，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注意到了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

在《论联合政府》一文里，他指出国民党官僚资本“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的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正是因为有官僚资本主义的存在，抗战时期“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⑧]

新中国成立后，他回顾与国民党的斗争史，认为旗帜鲜明的反官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⑨]官

僚资本主义滋生了一批从事投机倒把、假公济私、里通外国的不法官吏与资本家，严重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国民党政权大失人心的重要原因。新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时应引以为戒。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二、官僚主义盛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政治隐患

有了无产阶级政权，才能保障革命成果。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⑩]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强调：“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的利益”。[11]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新中国确立了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计划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国家接管了大部分学校、医院与文化单位，在基层普遍建立了各级党组织。

因此，为了让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人民政府内部必须保持民主的、平等的、富有生气的政治氛围，保证国家各个部门能够有条不紊的运作起来，保证党和国家的干部具有良好的工作作风与极强的工作能力。而高高在上、毫不作为、欺上瞒下、阳奉阴违、享受特权、侵吞财物的官僚主义，正是对破坏人民民主专政、使人民群众心生怨气、让党和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的祸首。

对于新中国而言，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原来战争年代的阶级矛盾固然已不处于主要地位，但党和政府各级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弊端又有所发展，一些干部渐渐忘掉了在革命战争年代中的艰苦奋斗作风与群众路线，广大人民群众同干部以及各级政府不良工作作风之间的新矛盾日益凸现。

1956年底至1957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多起工人罢工与学生罢课的现象，不少人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一些干部在作风上的问题提出颇为尖锐的批评。[12]

针对这些现象，毛泽东强调：“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3]

1958年，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加快农田水利基本设施的建设，毛泽东领导发动“大跃进”。在亲自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察觉到了在这场运动当中有可能会因官僚主义，特别是基层单位的官僚作风与形式主义作祟而造成损失。

他指出领导干部要到各基层单位中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他警告各级干部：“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14]

但是，随着这场运动的展开，一些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开始出现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想法。比如有人就反复声称“吃饭不要钱”与“粮食供给制”已经实现，实现共产主义指日可待。[15]在这样的风气下，一些地方干部开始不讲真话，向中央虚报数字的官僚主义作风，使广大农民遭到巨大损失。

对此，毛泽东深感焦虑。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他着手进行“纠左”，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批判这些现象。面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毛泽东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他强调：“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16]

另一方面，在直接写给全国基层干部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呼吁：“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17]他还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18]

从各种“浮夸风”“共产风”对经济建设与人民群众生活造成的重大损失来看，毛泽东所反复强调的全党上下应力戒官僚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是多么重要。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

从1960年起，面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开始进一步反思包括“大跃进”运动在内的各项国内政治生活与经济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官僚主义弊病，这也是他对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国家问题、制度问题、干部问题的总体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0年3月，他与林铁、刘子厚等人谈话时指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有几个省相当严重”，“官僚主义者，就是不同群众商量，还有打人骂人，强迫命令”。同日，在审批一份文件时，毛泽东写到：“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19]

中国作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基层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与工作能力直接影响着群众对政府的感观。如果基层出了问题，特别是官僚作风在基层干部中间蔓延，哪怕中央制定出再好的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也会走样，出现各种各样偏差，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因此，毛泽东在剖析官僚主义问题时，十分重视地方与基层出现的各种弊病。

事实证明，毛泽东在那一时期的这些批评与担心绝非无的放矢。

1960年，一份山东省上报中央的简报中写道：“关于干部作风问题，有些县有虚报浮夸现象；有些县、社盖大礼堂等非生产性建设很普遍；一些社队吃喝浪费严重，个别干部作风恶劣；财贸部门存在一些贪污现象”。[20]

1964年12月，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其中陶铸指出地方上“工厂小组长、车间主任等掌握大权，为非作恶”。此外，“农村富裕阶层和工厂中的特权阶层正在形成”，“基层干部没有剥削的很少”。因此，他强调必须“彻底地反新剥削、新特权层”。[21]

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的陈正人在向薄一波汇报在地方上的工厂进行社教蹲点情况的信中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22]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官僚主义对党和国家的危害的剖析，是十分具有针对性与现实性的。

1960年3月11日晚上，毛泽东视察长沙汽车电器厂，在车间内同干部和技术员探讨技术革新问题。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官僚主义问题的剖析，与他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问题的观察紧密相离。通过分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得失，他不断思考中国如何避免重蹈一些社会主义政权曾出现的覆辙。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面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毛泽东主持起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系统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各种问题。文章指出：“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23]

而在赫鲁晓夫当选苏共最高领导人之后，修正主义开始流行，各种官僚作风与特权思想也随之而生，严重腐蚀着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活动。据一群曾留学苏联的日本学生描述，“入党，对苏联人来说，是一个人一生取得高职优薪、生活富裕和更高地位的不可少的一项保证条件”。“在苏联社会，党员意味着‘优秀人物’，他们高人一等，处处表现出自我优越感”。[24]这样的风气导致苏共迅速变质，革命理想与优良作风丧失殆尽。他们观察到：“苏联共产党入党的标准，就是完全抽去了一个人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立场。这样的人入党之后，慢慢变成党的领导者，从长远来看，必然把党引导到错误的方向”。[25]

苏联社会盛行“物质刺激”，忽视革命理想教育，这导致“庞大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把国家和世界大事忘记得一干二净，一心为了肥私囊而精神都变了。现在的苏联，贪污纳贿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26]

这些现象不断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与党内同志一起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27]而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最为明显的表现形式。

苏联的现状一直是毛泽东引以为戒的主要对象。毛泽东一直强调苏联由于修正主义而导致的官僚作风与特权思想。可以说，苏联统治阶级的变质给毛泽东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让他不断思考如何避免在中国出现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特别是在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定与发展。

三、深入探索根治官僚主义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良好的生产关系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指出：“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是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28]

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权虽然有一个“共和”的外表，但支配政权的却是大小军阀、新旧士绅以及少数资本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政权虽然披着一副“现代化”的外衣，但它的阶级基础迅速从国民革命时期的工农群众变为买办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地主豪绅。官僚政治成为这个政权的主要特征。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水平在整个民国时期并无多少突出表现，不但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而且贫富差距极大。

新中国的建设包括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其中经济建设，特别是形成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固然十分重要，但政治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定、良好政治风气的维系、形成更有利于为人民服务的制度也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一旦忽视这些问题，不但会对经济建设造成不利的影响，而且会导致政治生活状况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据曾长期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多次谈到要注意到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根本区别，不要在党内出现国民党式的颟顸与腐败作风。[29]因此，毛泽东在思考中国经济建设的同时，不断深入探索根治官僚主义的方法。

在与党内同志一起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强调：“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具体言之，“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30]例如在企业与工厂当中，资本主义国家多采用“厂长负责制”，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则应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与此同时，采取集中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式，让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使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企业与工厂的日常生产与分配活动中得以保障。

毛泽东坚信：“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31]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经常利用各种意识形态话语机器，把工人阶级描绘成“懒惰的”、“愚蠢的”，把自己的剥削行为称之为“勤奋的”、“智慧的”，以此不断压榨工人的劳动剩余价值，凸显资本主义雇佣与剥削制度的“合理性”。

而在毛泽东的话语里，造成工厂工作效率低下根本原因并非工人的“素质”问题，而是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出现官僚主义的习气，甚至成为特权阶级，导致工厂的凝聚力被减弱，严重损害工人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因此，1960年3月，毛泽东高度肯定鞍钢对于生产管理制度的革新，即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他将此称之为“鞍钢宪法”。[32]1961中共中央制定《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一管理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与工厂民主，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给松江省委的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在抗战时期，为了克服日本侵略者大扫荡以及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对边区造成的经济困难，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号召：“敌后各根据地的大多数干部，还没有学会推动党政机关人员、军队人员和人民群众（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无例外）实行大规模的生产”。[33]而“大生产”运动的展开，也有助于让党政军干部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深入贯彻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避免出现官僚主义。

1963年中共中央指示转发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和省委批示。该指示提到：“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昔阳县的例子表明，“他们（指各级干部）到哪里下乡工作，就在哪里参加劳动，并且一直坚持不懈，经过几年的努力，干部参加劳动才逐步形成风气”。[34]毛泽东称昔阳县的这一做法为“伟大范例”。[35]

1963年5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对于克服官僚主义、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重要性。

他指出：“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他警告全党，如果忽视了包括干部参加劳动在内的活动，就会“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最终导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甚至“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36]

他希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37]

1963年10月，毛泽东对来华访问的古巴客人说，如果没有干部参加劳动，那么对于广大干部而言，“过了若干年，他们就不懂得群众了，和群众隔离了，做官了，群众就不喜欢他们”。[38]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反复强调干部必须参加劳动，这一举措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还有无坚持的必要，陶鲁笳分析认为：“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参加劳动之所以能形成新风尚，从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的阶级斗争来看，他们结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坚决清除‘当干部就是为了不参加劳动’的陈腐观念，也即几千年里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观念，因而才能提高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参加生产劳动的自觉性，才能使干部在参加生产劳动中同广大劳动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抵御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避免浮在上而做官当老爷而脱离群众，避免腐败成风而堕落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基础。这种危险在我们当前坚持改革开放中，比过去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因此强调干部参加劳动，防止腐化变质就更为必要了”。[39]

1963年,毛泽东接见古巴代表

毛泽东认为苏联之所以出现修正主义，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选好革命接班人，让不合格的人上台接班，上梁不正下梁歪，最终导致整个政权发生变质。而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从未放弃过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1957年，反共老手杜勒斯就声称要让社会主义国家的下一代人信奉西方意识形态，以此获得所谓的“自由”。[40]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就一直在思考社会主义的接班人问题，他在许多场合反复提到这一点，党中央也出台了相关措施，培养能够胜任各级领导岗位的新生力量。[41]

1964年6月，毛泽东具体谈到关于接班人问题的五条标准。其中强调未来的社会主义领导者“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42]这一条标准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只有心中时刻不忘为人民服务，与剥削阶级划清界限，才能杜绝官僚主义萌生。

此外，在工作方法上，“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43]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打掉日常工作中的“官气”，塑造平等活泼的工作氛围，才能避免言不及义、阳奉阴违、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

1965年8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44]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将反官僚主义与反修防修，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结合起来考虑的。这背后凸显出他对于如何让新中国长治久安的战略思考。

1959年毛泽东和韶山的孩子们

四、新时代更需要发扬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思想

为什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反复强调要克服官僚主义？除了前文提到的吸取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外，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虽然毛泽东一生文韬武略，极具政治家风范，但他的事业归根结底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而非如今天某些所谓的“实证”史学研究所扭曲的那样。因此，毛泽东十分担心社会主义政权会变质，广大党员干部会忘记革命战争年代中的精神和作风。

其次，毛泽东十分熟悉中国历史。他十分清楚，官僚主义问题在中国显得尤为突出。自从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以来，历朝历代都通过大量的官吏来进行统治，形成了对官员身份与官场文化十分崇拜的积习，因此，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言，为了能让大多数人民切实有翻身解放的感觉，就必须重视对官僚主义的批判，特别是警惕旧中国官场文化与官僚作风在新政权中滋生。

关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的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45]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当务之急时，更需要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剖析，有效应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此，需要注意以下三方面。

1953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24次会议上

必须在党的建设中重视官僚主义问题，时刻防止干部队伍中滋生官僚主义。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剖析，绝非只是从行政学的角度来分析，而是将其放在社会主义政权成败得失的高度上进行的。对于干部政策，他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6]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环境，面对新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面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党上下必须牢记毛泽东对党的性质、宗旨、路线问题的学说，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完善民主集中制与党内监督，严肃处理各种因官僚主义而造成的违法犯罪行为，把克服官僚主义作为党建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要清醒认识到，一旦官僚主义在党内蔓延，干部因沾染官僚作风与特权思想而表现出各种低素质行为，不但会对国家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而且还会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古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关乎社会主义政权的前途，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过程中是否会出现阻力。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中共扩大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要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与监督下克服官僚主义。

在毛泽东的党建思想中，一直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群众监督。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47]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正是由于有广大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革命队伍才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实现全中国的解放。“依靠谁，为了谁”是党在制定方针、政策、路线时必须时时思考的关键问题。毛泽东时代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为了让群众监督干部，防止各级党委和政府出现官僚主义。

当前，党中央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示中指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探索企业职工参与管理的有效方式，保障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48]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时代的不少制度探索都值得人们借鉴。

此外，在今天，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人类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从党建的角度而言，应该利用各种新的技术手段与信息平台，发挥群众监督的效用，使地方与基层的干部能够通过新的媒介与渠道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让各项政策与措施能充分的把群众的各种意见与建议考虑进来，使之更“接地气”。同时虚心接受广大爱国群众的批评，这样能暴露各种错误与偏差，不断改进政府的工作方式与工作效率。

只有时刻都和群众保持紧密的互动，才能避免日常行政中出现官僚主义作风，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形成良好的干群关系，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组织起来》的讲话

要坚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与各种滋生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的因素作斗争。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

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强调：“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49]在他看来，一旦意识形态领域出现问题，那么就会影响到政权的性质与安定。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在今天“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50]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不少鼓吹古代士绅文化，以及替地主阶级歌功颂德的学术论著与大众普及读物。中国传统文化是要继承和发扬，但一定要辨析哪些因素值得继承和发扬。那种美化等级制、剥削制的文化产品很大程度上会带来新的特权思想，官僚主义也会由此而生。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劳动者的一份子，而不是像古代地主士绅那样学而优则仕当官做老爷的。

此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今天的中国需要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关注国际学术动态，但一些近代西方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却借机涌向国内。它们强调等级制对“文明”的重要性，主张私有制，力图为榨取不义之财的富豪阶层涂脂抹粉，同时极力排斥国家为了保证社会平等而采取的政治举措，把人民群众的声音说成是“民粹主义”。鼓吹这些学说的人，希望在国内制造新的社会等级，让一小部分人享受新自由主义下的“自由”，却有意忽视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安康。

如果不对这一思潮进行有力回击，那么极有可能滋生带有极强等级制特征的官僚作风，把实现特权思想视为“文明”，把非法的官商勾结美化为“突破体制束缚”，把克服官僚主义的举措污蔑为“民粹”。总之，防止官僚主义蔓延，不能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甚至可以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哪一种学说或思潮占主流，这绝非仅仅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而是关乎官僚主义能否被有效遏止，甚至关乎党和国家的命运。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全面的理解并继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于官僚主义的深刻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