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写过很多关于毛泽东的文章,总结出了一个最大的规律,同时也是最大的疑问。
几乎所有人都是越了解他,越佩服他(那些抹黑他的人,基本上就没正经看过他的著作);同时也就越发地想知道:为什么会是他?
包括很多年轻人,在知乎上讨论毛泽东讨论地热火朝天,却只能感叹于他的牛逼,而无法说明他为什么牛逼。 于是聊到最后,往往只能用半开玩笑地话说,毛泽东就是“天选之人”,“真·位面之子”。 当然,同样的问题,很多年前,第一批见到毛泽东那些外国记者也问过了。
只不过,他们当时得出了自己的答案。
1936年,历经千难万险,一个美国记者终于达到了陕北。
这个记者的名字叫斯诺,他在这里,广泛地参与和观察着红军们的生活。并将所见所闻最终写成了一本很有名的书,《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在这本书里,他写道:革命运动要求它的领袖能够比旁人早一点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在这方面毛泽东很成功,所以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判断力产生了极大的信心。
基于此,他对毛泽东作出了“窑洞里的预言家”的著名评价。
约翰·S·谢伟思,是抗战时期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成员。
在与毛泽东等人经历了3个多月的深入接触后,他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成功地战胜他的众多对手,而成为公认的领袖?
最后,他的结论是:目光远大。
毛泽东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的思考总是很超前,更重要的是,他想的往往总是对的。
翻阅《毛泽东传》,你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在长征之前,有两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反对”、“不同意”,而前面往往还跟着三个字“毛泽东”。
那时的他经常一开会就开群嘲:你们说的都不对,下面听我说blabla……
瞿秋白曾经评价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其实,革命时期,大家的想法都很简单:你说得对,我们就跟你走。
而毛泽东,就总能在面对很多重大关头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思考,为大家指出正确的路;或者在跟着其他人走错了路,受到挫折时,回头发现还是毛泽东说的对。
毛主席是理论上的领袖,每当中国革命面临关键时刻,他就发表重要文章,给革命确定方向。——福原亨一
这是很可怕的,要知道当年毛泽东思考的问题可不是什么“明天股票是涨还是跌”“这期双色球篮球号码是单数还是双数”之类的事儿,说对了也就说对了,说错了也无所谓。
他所思考的都是红军往哪里走、中国将何去何从之类事关党和国家生死的终极命题。
在这种情况下,他总能思考出对的道路和策略,作出精准的判断,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能力!
更重要的,他是如何拥有这种思考能力的?
关于这个问题,回答就更多了。
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一个人从出生时的一张白纸,到三十多岁时而立,他的所有思维能力、行为模式,来源于三样东西:
1、天赋,其中更多的是智力+个性;
2、经历,其中更多的是磨练+机遇;3、读书。
古人云,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前面的“一二三四”都是不可控的,你唯一能掌控的,唯有读书。
而毛泽东的人生经历,恰恰让我们见证了一个人读书能读到多么可怕的地步。
2
罗斯·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当中有一句大有深意的话:
“中国的革命始发于图书馆”。
很久以前,还曾看到网上讨论过世界上最神奇的职业——图书管理员。
很多我们熟知的著名人物,都和图书馆有着很深的渊源。
比如:沈从文,是北京香山慈幼院图书管理员;冼星海,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博尔赫斯,是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
博尔赫斯还曾经说过一句,关于图书馆特别美的话。
如果有天堂,那里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博尔赫斯
他们中最有名的,影响最大的人,应该就是毛泽东,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
当然,不是所有的牛人都出自图书管理员,也不是所有的图书管理员都能成为牛人。
图书馆对这些日后取得极大成就的人而言,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平台。
让他们有更宽裕的时间,更多的机会,去干一件时间越长、收益越大,也最值得每个人坚持一辈子的事情:
读书。
在省立第一中学求学期间,毛泽东更多时候是选择自学。
那段时间,他刚自学完成《御批通鉴辑览》,共一百一十六卷。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是什么书?
它上起伏羲氏,下至明亡,几乎是中国古代史籍中记事时间最长的一部编年通史,被称为万世君臣的政治教科书。
但看这本书的毛泽东,当时不过是一个穷山村里刚走出来的农家子弟。
看完这本书后,他并没有喊出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类激动人心的口号,而是得出了一个影响他终生的结论:
上课还不如自学!
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在 25 岁的时候,曾经短暂地当过北大的图书管理员。
但少有人知道,毛泽东和图书馆的结缘比这要早得多。
毛泽东离开省立中学后寄居在湘乡会馆,每天都去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
他为自己制订了一个严格的自修计划,早上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是买两块米糕充饥,算作午餐,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
那半年多的自学生涯,毛泽东到底看了多少书,现在不得而知。
但直到很多年后,他在和斯诺聊起来的时候还说,这半年是“极有价值的半年”!
新中国建立后,他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仍然深情地说:我当时每读一本书,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
并说出了那句经典的比喻:一到了图书馆,“就像牛进了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
这里,他广泛阅读了反映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代表作,学到了大量的新知识,受到了空前的新启示。
刘慈欣曾经在《三体》里提到了一个“技术爆炸”的概念。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知识积累也存在一个爆发式增长的时机。
对毛泽东而言,这段在图书馆里独自一人读书求学的日子,也正是他在知识结构上突飞猛进的半年。
这其中的桥梁,就是书籍——毛泽东正是通过博览群书实现这种融合的。
他从书里,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了解到了全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革命,了解到各地的山川风貌,了解到历史中蕴藏的人性规律。
从书中,他不仅学到了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更学到了认识世界、分析世界的工具。
这些东西,在他精进求学的日子里根本看不出来,甚至让他看起来还有些书呆子气,但当他走向社会实践,为了寻找革命的出路,所有的这些知识和工具一下子开始融会贯通,并最终成为他所掌握的能指导实践的终极武器:
规律。
3
毛泽东的读书很广泛,1936 年 7月,毛泽东在会见斯诺的时候,为了驳斥“莫斯科控制中国”这一说法,引用了一句话: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造一条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可能了。
威尔斯是美国科幻作家,写过《星际火线》、《月球上的第一批人》。
即使在美国,威尔斯也不算知名作家,对那时候的中国而言,更是几乎没有听说过的人物,但毛泽东居然也看过他的书。
1958 年9月,张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中,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
张治中诧异地问他: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
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同样在这一年,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人在外为官不带家眷。
毛泽东听到后觉得很不妥,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
中央文献研究室曾经出过一版《毛泽东读书集成》,里面收录了毛泽东曾经评点过的、提到过的书。
这本书怎么说呢,光是看价格你就知道分量有多重了。
毛泽东的一生到底看了多少书?
现在已经无法精确统计了,但在他去世后,有人曾梳理过他的藏书,大概有十万本。
可以说,这十万本书就是他读书总量的下限,因为他还有很多书看完没有留存下来。
而且这些书还不能是网络小说那种快餐文学。
而应该是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
我写毛泽东的文章,有人在文章下面留言说:毛泽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的成就都是因为“时势造英雄”。
我想说,那些觉得毛泽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请先学他读个十万本书再来说。
但就是这“十万本书”,居然也有喷子喷,他们煞有介事地拿出计算器进行计算,毛泽东活了83岁,从他13岁开始看书,能看70年。10万除以70,每年要看接近1500本书,每天平均要看5本书,看一本书2小时,一天光看书就要不吃不喝10个小时。
看起来很有道理。
但说这话的人,基本上都不是真正热爱看书、会看书的人。
这种揣测和“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卷大葱”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一个学富五车的人是怎么看书的。
更不会去思考什么叫精读什么叫泛读,什么叫系统读。
更不会明白一个爱读书的人,其实真的可以每天投入数个小时来看书的。
比如毛泽东,当年几乎天天战斗,天天赶路,他也就天天想方设法读书。
1964 年 3 月,一个外国代表团来见毛泽东时,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你的马列主义学的这么好,是在哪专门学习的呢?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回答说:我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
其实这句话并不是俏皮话,毛泽东读过的书很多时候就是战斗中,在部队的行进途中挤出时间来看的。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有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毛泽东同志带领一支队伍离开茨坪,到了五斗江。原地休息时,他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翻开手上拿的书,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
天气多变,一会下起毛毛细雨,战士们都戴上了斗笠,但毛泽东同志仍在入神地看书。直到司务长给他戴斗笠时,他才感觉到并把书收了起来。
1932 年打下漳州的时候,缴获非常多,但毛泽东都不感兴趣,要的全都是书。
曾志后来回忆说,仗刚一打完,毛泽东就带着她到长溪中学的图书馆去找书,找了很多书,特别是一些马列的著作,就那么放在马背上,一路带到了陕北。
曾经和毛泽东一起行军过的刘英(张闻天夫人)回忆,长征路上,经常没有东西吃,但毛泽东还是坚持看书。
1929 年的时候,毛泽东从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上被选了下来,在闽西的一个农村里养病。
9 月,红四军开第八次代表大会,他疟疾发作,都走不了路了,向大会请假。
大家却觉得他是在闹情绪,发函让他务必参会,否则就要给处分。
最后被担架抬到会场里去,大家才相信他是真的病重。
但就是这样,在他被边缘化,需要躺担架了,仍然如饥似渴地读书。
他在给中央的信里,只字不提面临的困难,而是反复要书。
他在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的信中写到:“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
同一天,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写到:“四军党内的团结,……完全不成问题……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请垫付,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请勿以事小弃置。”
难以想象,毛泽东遇到困难不是向中央叫屈求助,而是不忘提醒他们,要把给他寄书当成大事。
建国后,毛泽东的房间里到处都放着书。
特别是床上,有一半的地方都堆满了书,只有一半是拿来睡觉的。
他经常在办公桌前处理完工作,就躺到床上开始看书,一看几个小时。
他放在床上的书看起来杂乱无章,实际上哪本书放在哪儿,他都心中有数。
他出差的时候,到了地方,也往往要求像在北京那样,到处堆满书。
有一次他出差到杭州,当时的浙江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毛泽东的住地,初次看到这种情形,以为是毛泽东太忙没有时间整理,便动手整理起来。
毛泽东看到后,立即加以制止。并且说了一句可以让很多人汗颜的话:
是要读的,不是用来装璜门面的。有些人喜欢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上是不看的。
1975年,他的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不能看书时,他就请人给他读,视力稍有恢复,又每天坚持读书十几个小时。
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弥留之际。
1976 年 9 月 7 日,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他艰难地说了一个“三”字。
由于声音微弱和吐字不清,工作人员没能明白是要哪一本书。
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了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敲木质的床头。
终于有工作人员猜出他是想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
三木武夫是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重的毛泽东仍关切地注视着他在日本大选中的情况。
工作人员找来《三木武夫及其政见》这本书,他略微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
这本书也成了毛泽东去见马克思之前,最后看过的一本书。
根据医疗组护理记录,到了 9 月 8 日那天,毛泽东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一共 11 次,用时 2小时 50 分钟。
最后一次是下午四点过,几个小时后他就安然辞世了。
四十七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演说中讲过一句话: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
最终,他实现了他四十七年前所说的诺言,几乎是在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
4
最后多说一点吧。
毛泽东读书很多,这是他一切思考和辉煌成就的基础,但就是这个基础,全中国也没有多少人能做到。更何况,阅读量并非毛泽东和其他“读书人”的终极区别。
一个人或许博览群书,但这些书并没有被他的思想综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而只是一些相互无关的片段。
真正有用的,是要将所有的这些书连贯起来,形成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的另一位早年同学周世钊,在谈到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说毛泽东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
而所有的这“四多”,又都是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
1913 年,年仅二十岁的毛泽东就写下这样一段话:“闭门求学、其学无用。”
所以,他的一切读书和学习,都会联系现实中的问题去思考,分析,去大胆推论,验证。
1938 年,毛泽东在出席抗大第三期三大队毕业典礼的时候说:
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
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可能辜负你,唯有读书不会辜负。
一个人读了什么书,以什么样的方式读书,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性格、气质、行为方式和思想,也往往决定了他一生的成就。
说白了,很多年后,当年你读过的书可能都已经忘了,甚至连书名都不能完整记起来。
但你之后所说的每一句话,写下的每一个字,甚至做的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是读过的每一本书。
而这,就是读书的意义所在。
向伟人致敬,为读书喝彩!
文章来源于栩然说 ,作者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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