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应全面介绍中国病亡率低的原因

点击：作者：郝贵生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0-04-21 09:49:36

据澎湃新闻报道，4月16日下午，中外媒体记者见面会在武汉举行。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谈及老年新冠患者医治成效并回答记者提问（见【附录】）。

针对外媒提出的有国家质疑中国病亡率低的问题，焦雅辉回应外媒质疑中国病亡率低的根本原因是“征调最优资源体现制度优势。”如她讲；“中国利用制度优势，可以在短期内征用几千张床位的医院作为定点医院”“中国可以调集全国医务人员来支援武汉”，“中国有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武汉还有这么多大型体育馆、会展中心等场馆设施，可以短时间内扩充床位，所以医疗资源的快速到位可以把患者更多地收治进来”“此外，全中国最好的资源都用于了重症患者救治、武汉“封城”等措施都是中国抑制疫情传播、发生病亡人数较低的原因。”“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坚决，武汉是一座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包括武汉在内的整个湖北其他地级市都采取关闭离汉离鄂通道的做法。”“中国有句话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这么大的城市采取封城的状态下，我们国家给拨款，全国各地给它支援物资，保证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人民正常生活，这也是我们采取封城措施的很大底气。”焦雅辉最后说，“作为其他国家更需要做的不是说质疑中国的数字问题，而应该是要坚定信心，把中国的这些实实在在的经验学过去，患者的生命高于一切，采取措施救治这些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这才是降低病亡率最有效的措施。”

焦雅辉专员讲的上述原因无疑是正确的。但读完整个报道后，总感觉焦专员的回答欠缺些什么，总感觉没有讲到关键点，也就是没有讲出中国抗“疫”初步胜利和导致病亡率低的根本原因。笔者再仔细看一遍报道和回顾中国抗“疫”斗争的全过程，认为有三个问题应该理直气壮地讲清楚。

第一，应该讲清楚中国的“制度优势”根本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焦专员在讲中国的“制度优势”时，多处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但我们的“制度优势”与“欧美发达国家”制度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却羞羞答答不敢直接了当地点明。因为我们的国家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所有才能够果断封城，才能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最大限度调集全国医疗资源支援武汉，才能够用最快速度建设方舱医院，扩充床位，……。而“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代表少数垄断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所有才有他们在严重的“疫情”泛滥时，一系列种种延误战机特别是置老年病毒患者生命与不顾的非人道主义的种种极其糟糕的表现。在这种场合下，就应该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讲“社会主义”好！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好！

第二，应该讲清楚人民群众在抗“疫”斗争和降低病亡率中的决定性作用。唯物史观认为，任何社会制度不能离开人。社会制度总是人的社会制度，人总是生活在一定制度下具体历史的人，没有抽象的离开人的社会制度。同时，唯物史观还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但不同的社会制度对人的社会作用的发挥或者起压制和阻碍作用，或者起促进激励作用。自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毛主席领导和毛泽东思想哺育下，锻造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为人民利益冲锋陷阵、赴汤蹈火、有严密组织纪律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人民群众。这种精神和作风虽经过私有化改革已经淡化和磨灭了相当一部分，但遗留下来的这种底蕴和积淀仍然存在。在这场建国以来如此严重的疫情泛滥和公共卫生事件中，单纯地依靠离开人的所谓制度或少数人员，或是单纯依靠医务人员，是不可能战胜冠状病毒和降低患者病死率的。必须有一种极其强大的能够凝聚起来的物质力量才能战胜病毒。中国的这种力量就蕴藏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之中。毛泽东时代遗留的这种底蕴和积淀就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当疫情发生后，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党、全社会马上行动起来，不仅仅是医务人员的逆行精神，而且涉及到的运输人员、医院后勤保障服务人员、社区管理人员、交通管制人员等等几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为战胜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自觉居家隔离。这种极其强烈的自觉性、主动性、纪律性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如何做不到的。这就是作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素质素养。战胜疫情，必须正确处理治与防的关系。治固然重要，但前提必须把“防”放在第一位。如果防不住，患者直线成倍增长，超过“治疗”资源的极限，必然导致病亡率增加。而“防”的关键不仅取决于决策者，更重要的取决于普普通通的每个人的素质。看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总统的所做所为、州长不听号令、民众“人权”、“自由”仍为所欲为，把戴口罩行为视为“异端”等等，如此人员素质，能够发挥其抗“疫”的正面作用吗？能够凝聚为最终战胜病毒的物质力量吗？不可能。中国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不仅有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等专家教授，更涌现出无数个小人物的可歌可泣的先进和优秀事迹。这也是中国抗“疫”初步胜利的又一根本原因。但是焦专员却只提制度作用，而只字不提人群众的基本素质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还应该讲清楚中医药在抗疫中的重要作用。部分媒体特别是网络和微信上，人民群众谈到病死率低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医药的作用。这方面的文章和事例太多太多了。本文也不再一一例举。但在我们的部分官员、媒体及个别专家却总是不提中医药的作用，或者轻描淡写。这场抗疫情斗争实践再次证明了毛主席所说，中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凡是用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愈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治愈率比单纯西医西药高得多得多。在与国内外记者见面会上，我国官员理应大讲特讲我们国家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介绍中医药的独特疗效。但非常遗憾，代表国家卫健康委出席记者见面会的焦雅辉专员只字不提中医药作用，这究竟是为什么？

因此笔者认为，焦专员的整个回答是不完全的、肤浅的，没有真正讲到要害和关键问题。这种状况实际反映了国家卫健委等有关部门对我们几个月艰苦卓绝的抗“疫”之路并没有认真的回顾和深入总结，导致在回答记者有关疫情问题时，大多停留在表面和现象上。由此联想到我们在外交斗争的一些讲话中不同程度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不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敢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比角度回答问题，或者只是消极被动自我辩解式而不是积极揭露批判对方打主动战的方法。

这场从中国扩展到世界的与冠状病毒的斗争决不仅仅是同自然病毒的斗争，实质也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斗争，是物质利益之间的斗争，是先进与落后、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的斗争。我们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各级官员、干部都应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改造主观世界。也就是在这场抗“疫”斗争中把不断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素质、素养和对事物的分析、综合能力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因此笔者建议我们的各级官员、媒体尤其是外交部及卫健委等有关部门应该坐下来自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认真真对几个月发生的有关国内国际疫情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事件做理性的思考和总结。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全面深刻，能够深化社会主义的改革。同时利用各种条件和机遇大力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优越性，能够进一步揭露和批判国际国内一切敌对势力反社会主义反华反人民的罪恶企图和丑恶嘴脸，能够进一步最广泛动员团结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附录】

焦雅辉回应外媒质疑中国病亡率低：征调最优资源体现制度优势

（2020-04-17 19:42:10 澎湃新闻）

4月16日下午，一场面向中外媒体的记者见面会在武汉举行。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谈及老年新冠患者医治成效并回答记者提问。

针对外媒提出的有国家质疑中国病亡率低的问题，焦雅辉表示，在武汉，目前统计的病亡率是5.5%，最终的病亡率统计需要等到疫情都结束后才能完整了解这个疾病的致病力到底有多强。在中国，所有公布出来的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世界卫生组织也组织专家到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很多城市的医院、疾控中心了解过救治情况，世界卫生组织从第三方的角度对于中国整个疫情防控和数据给予了非常客观、公正的评价。

“其实早期在武汉病亡率也是很高的，达到了10%，因为早期我们对于传染病还没有足够认识，特别是新冠肺炎传播力非常广，全球都有共识，因此对医疗资源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焦雅辉指出，中国利用制度优势，可以在短期内征用几千张床位的医院作为定点医院，而欧美很多发达国家的医院规模不是很大，在中国征用两三家医院就可以达到欧美征用十几家医院的床位规模。中国可以调集全国医务人员来支援武汉，这也是欧美一些国家做不到的。

她表示，包括这次很多国家都在借鉴的中国经验就是方舱医院建设，中国有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武汉还有这么多大型体育馆、会展中心等场馆设施，可以短时间内扩充床位，所以医疗资源的快速到位可以把患者更多地收治进来，这也是我们救治率比较高的原因。欧美有些国家的患者没有办法住进医院，是病亡率比较高的因素。

此外，全中国最好的资源都用于了重症患者救治、武汉“封城”等措施都是中国抑制疫情传播、发生病亡人数较低的原因。

焦雅辉表示，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坚决，武汉是一座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包括武汉在内的整个湖北其他地级市都采取关闭离汉离鄂通道的做法，这种做法现在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没有看到的。有些国家的政府犹犹豫豫，想采取措施，但是又不坚决、不彻底，所以导致疾病在不断发生，疫情曲线不断往上走。

“中国有句话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这么大的城市采取封城的状态下，我们国家给拨款，全国各地给它支援物资，保证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人民正常生活，这也是我们采取封城措施的很大底气。”她表示，中国政府有了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疾病流行的曲线，这也是中国能够降低病亡率的有效措施。

焦雅辉最后说，“作为其他国家更需要做的不是说质疑中国的数字问题，而应该是要坚定信心，把中国的这些实实在在的经验学过去，患者的生命高于一切，采取措施救治这些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这才是降低病亡率最有效的措施。”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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